元以寬失天下？_風聞

為什麼會有"元以寬失天下"的説法？

這個問題，這位網友具體解釋説：

朱元璋在《明太祖實錄》中提道“元以寬失天下，不足法也”。怎麼理解，元朝不要（是）異族建立的政權嗎？對漢人士子應該是高壓，怎麼還會寬呢？

簡單地説，一個異族統治的政權，本身是“侵略者”，自然應該是燒殺淫掠，比如由此引申出的“初夜權”、“殺頭胎”、“殺漢人賠頭驢”、“三等漢”等等，在很多對元朝歷史並不瞭解的“民族主義者”眼中是信之不疑的，更重要的是，一個靠着武力征服，一路屠城而來的民族，怎麼可能治政“失之於寬”呢？

事實究竟如何，我們還是直接進入今天的答題環節：

為什麼會有"元以寬失天下"的説法？

下面附上三解在頭條問答的文字，和音頻內容並不完全相同，可以作為一個提綱幫助理解：

“元以寬失天下”的説法，在明初君臣中實際上是一個共識，上至朱元璋，下至劉基、宋濂、葉子奇，都對元朝的政治“寬”有表述。

《明太祖寶訓》：

帝曰：“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昔秦失於暴，漢興濟之以寬，以寬濟猛，是為得之。今元朝失之於寬，故朕濟之以猛，寬猛相濟，惟務適宜爾。”

宋濂、王褘主修的《元史·刑法志》：

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

其實對於元朝歷史，由於本身原始資料就有限，所以大眾化的通俗説史的傳播，往往不太摸這一塊，普通人對於元史的瞭解，就一些名詞解釋，比如説四等人制、八月十五殺韃子之類的，對了，還有杜撰出來的初夜權、殺頭胎。

極端民族主義勃興是一個背景，這個誰也扭轉不了，各種這個粉那個粉的，你逆着説，他還要罵你，所以，只能簡單科普一二了。

明初人所謂的“寬”，既有“寬縱”的意思，也有“寬厚”的意思，這是非常正常的。

首先，元朝確實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蒙古人在它的政權體系裏，就像八旗在清朝的政權體系裏，是有一定的特權身份的。

但是，舉個例子，嘉慶年間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竟然有四品旗人官員參與，鬧得嘉慶大為光火，審訊後得知，這位旗人官員家境貧困，以至於家人沒有衣裳出門，天理教的頭頭林清給了他幾百兩銀子還債，後來還承諾他打下江山，給他提拔成二品官，他就幹了。

所謂“特權”，並不意味着一個集團內部就沒有三六九等，隨着元朝的立國穩固，其上層以“根腳”（也就是家族家資）為基礎，有一羣二十幾歲就能當上一二品高官的勳貴之後，同樣也有需要賣兒賣女的底層蒙古人。

“特權”最終的落實，往往只惠及集團的最上層，而非整體普惠，那也是不可能的，哪怕今天也不可能。

其次，元朝的“四等人”，並非法律、制度意義上的制度，更確切地説，是四種人、四圈人，比如地方任官上，明文規定蒙古人任達魯花赤、漢人任總管、色目人任同知，在品級地位上，總管比同知還要高。

這是四等人本身並不是嚴格分等的一個旁證。

事實上，元朝的統治本身有着強烈的遊牧帝國特徵，採取的是以族羣，或者説集團為單位的“因俗而治”，也就是説，元朝在司法實踐中，尊重各個集團自身的傳統，而不是以“等”為基礎來看待人。

元代户籍制度的特點是“諸色户計”，分類方式可以依照職業：例如民户、儒户、軍户、站户、匠户、僧、道等；也可以依照民族：如蒙古户、畏兀兒户、回回户等。

比如色目人，細化為集團就有二十多種，比如唐兀、 乃蠻、 汪古、 回回、 畏兀兒、 康裏、 欽察、阿速、哈剌魯、 吐蕃等等。

在户籍上已註明的民族或部族名中，並未見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四個簡單劃分。基本上，元代户籍分類方式以區分外來户(僑寓户、北人户) 和土著户為主。

而部族劃分最重要的作用，其實也是“因俗而治”，因為不同部族的“賦税、勞役”傳統完全不同，比如元初在滅南宋後，在其地繼續實行兩税法，在金朝故地則採用分封+流官收税的“五户絲”制。

當集團之間，比如汪古人和南人（原南宋統治區居民）發生爭訟，就採取“約會”的裁判制度，在解決統屬機關或習慣相異的集團（職業户、民族或宗教） 間發生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由各個集團的頭目或長官合同協議裁決。

第三，元朝的“寬”作用在誰身上了？看了上面的這些敍述，其實已經可以看到輪廓了，元朝在他的統治區內，採取的是間接統治，即與“大族”、“頭目”合作的管理方式。

這種合作不僅僅限於蒙古人、色目人，同樣施加於漢人和南人。

而其“寬厚”則可以從幾次減免賦税來看出來，也可以從元朝大量減少的“死刑案件”看出來，這種統治模式，是非直接化的，即不再直接干預到每一個國民的人身之上。

元世祖忽必烈談刑法：

人命至重，悔將何及，朕實哀矜。

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

元朝的法律原則是“慎刑”、“慎殺”，年判死者十幾人、幾十人，未嘗過百。

明人官修的《元史·刑法志》的評價是：

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

然而，這種管理方式最容易將社會中的“貧富矛盾”與民族矛盾、政治矛盾掛鈎，即將所有的生存危機，全部指向帝國的體制問題。

葉子奇談元末大亂：

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

現實是，元朝無論是對於文人的言論，還是對於漢人、南人大族的積蓄糧食、財富，收羅鐵器兵器，收納流民，形成巨大的地方勢力集團，都有過高的容忍度，換句話説就是沒當回事。

尤其是文字獄，因為清朝有，很多人就以為元朝也有，其實錢穆先生就專門考證過明初文人的詩集、文集，發現明初知識分子普遍懷念元代的文化氛圍，認為更加寬鬆，事實也是如此，元朝確實沒有文字獄……

另一方面，就是對於民間底層傳播的“民間宗教”勢力，元朝政府也是聽之任之，因為元朝本身就是一個信仰寬容，甚至可以説混亂的時代。

最終在短時間內給予元朝統治重擊的，恰恰是這些一時間能夠嘯聚十萬的民間組織形式。

對比一下明朝對於“妖言”的重視，對於明確具有反抗意向的民間宗教的鎮壓，就能看得出來，元朝何止是“寬”，簡直是不把自己的命當回事。

而明太祖上台之後，一改元朝對於地方勢力的優撫、對知識分子的寬容，以及對民間的放縱，幾乎是毫不手軟地打擊，能殺則殺，能遷則遷，能拆則拆，徹底扭轉了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