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三次婚姻_風聞

編者按：10月30日，一代武俠小説泰斗查良鏞（筆名金庸）病逝，享年94歲。查良鏞生於1924年3月10日，是浙江海寧人。查良鏞於1940年代後期移居香港，其後以筆名“金庸”著作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説，如《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等，其作品更屢被翻拍電影。本文摘自中國知名歷史學者傅國湧為金庸先生所作傳記，由鐵葫蘆圖書出版，經授權發佈，有刪節。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金庸在武俠小説中寫盡人間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説過：“我的婚姻不理想，我離了好多次婚。”在紙上“笑傲江湖”的背後，他的婚姻曾兩次破裂，心愛的兒子在美國自殺，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一、杜冶芬

金庸與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愛情萌芽於1947年的杭州，那時他在《東南日報》工作，因主編幽默專欄而與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認識。杜家父親在上海行醫，母親喜歡清靜，用八根金條在杭州買了所庭院，平時與女兒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則跟着父親在上海上學，假期才來杭州。

一天，金庸編的“咪咪博士答客問”欄目有這樣一個問題：“買鴨子時需要什麼特徵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頸部堅挺結實表示鮮活，羽毛豐盛濃厚，必定肥瘦均勻。”少年杜冶秋不以為然，寫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説抬槓）：“咪咪博士先生，你説鴨子的羽毛一定要濃密才好吃，那麼請問，南京板鴨一根毛都沒有，怎麼竟那麼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閣下所言甚是，想來一定是個非常有趣的孩子，頗想能得見一面，親談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歡迎光臨。”

金庸在一個星期天下午登門拜訪，邂逅了17歲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門，送去幾張戲票，盛情邀請杜家一起去眾安橋的東南日報社樓上觀賞郭沫若編劇的《孔雀膽》。這個戲由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前身“抗敵演劇九隊”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響，人們爭相觀看，《東南日報》除一般報道外，還花了不少篇幅進行宣傳。之後杜冶秋和父親回上海去了，金庸卻成了杜家常客，與情竇初開的杜小姐雙雙墜入愛河。

1948年3月，《大公報》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樂意，寫信到杭州，徵求杜冶芬的意見，她的答覆是短期可以，時間長了不行。後來報館高層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兩次杭州。當時許君遠要他寫一篇《我怎樣決定到香港》，在《大公園地》上發表，同事李君維甚至預先給他起好了題目，就叫《杭州別鳳記》，還畫好了兩個小報頭。他説：“一看報頭如此之美，題目又如此之豔，文章也嚇着不敢出來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飛機。臨別前交代他一句話：“我們每人每天做禱告一次，不要忘了説，但願你早日回到上海。”飛機是30日早晨起飛的，“本來預定計劃4月1日辦一件有關終身大事而並非終身大事的事，於是一切只好‘半年後再説’”。

據説，當年10月他們在上海舉辦了婚禮，許君遠是證婚人。

杜冶芬隨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報》《新晚報》時的老同事、上司羅孚記得，他們那時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誌道和杜老志舞廳，所以有人就開玩笑給這位杜姑娘起了個外號，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歡”的筆名寫影評、編劇本，這個筆名的來歷，他本人沒有作過任何説明，杜冶秋説，“林”是因為他們夫婦兩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個“木”字，雙“木”成“林”，而“歡”是他們當時男歡女愛、生活幸福的寫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幾年，金庸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她，她一個人在家寂寞無聊，生活過得不愉快。最後她獨自回了內地，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羅孚説杜冶芬在長城電影公司擔任過場記，後來不知怎麼，兩人分了手，她一個人回杭州去了。

金庸在《大公報》的其他同事説：“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粵語，在香港感到生活苦悶，加上當時查良鏞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況下，離開查良鏞。”金庸74歲時回憶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淚光地説：“是她背叛了我。”

有記者問羅孚，金庸在接受採訪時説是太太背叛他，是怎麼回事？羅孚回答：“他是這樣講，我們當時也不是很清楚。”

金庸自認是個感情重於理性的人，他對記者説：“年青時，喜歡一個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適，或者沒機會，也照追可也。”“現在不怕講，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他還説：“我是離過婚。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她很愛我，我很愛她。但事後離了婚，你問我後悔不後悔，我説不後悔。因為在當時條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後變故，大家沒辦法知道。”

他們沒有子女。杜冶秋回憶：“有些報紙説查、杜分離是因為查欲求職‘外交官’遭妻子反對，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實際上是無稽之談。”杜冶秋認為，“後來離婚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愛尚且存在不足’”。

二、朱玫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聞記者出身，美麗能幹，懂英語，比他年輕十一歲。兩人相戀時，金庸還在《大公報》。當時的同事高學逵的小孩子高潔還是個小學生，一次報館同人郊遊沙田“麗園”，目睹這位“查叔叔”帶了一位文靜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橋畔，相依相偎。我們還是頭一次見識什麼叫熱戀呢。”

1956年5月1日，他們在香港美麗華酒店舉行婚禮。當時金庸還在《大公報》工作，並以“林歡”等筆名寫影評、電影劇本。很多新聞界、電影界的人到場祝賀，包括《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電影演員陳思思、張錚、喬莊等。《長城畫報》刊登了他們的結婚消息。

他們在半山纜車徑（現在的堅尼道）2號租房居住，房東就是後來在《明報》寫專欄的簡而清。他們的大兒子查傳俠出生之後，金庸創辦《明報》，篳路藍縷，備嘗艱辛，朱玫與他患難與共，成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記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們夫妻的身影，還有一杯咖啡兩個人分享等故事。那確實是一段令人難忘的相濡以沫的歷史。《明報月刊》初創時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個不停，那時他們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顧孩子，每天還要給他送飯。

1968年的《明報》編輯會議記錄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時稱“查社長夫婦”，有時稱“查社長、查太”。

《華人夜報》創刊，朱玫擔任社長，之後還是《明報晚報》的採訪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報》十週年報慶，在文華酒店舉行宴會，她身着玫瑰紅的禮服，燙頭髮，滿有精神地與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賓。

在合影時，他們夫婦和沈寶新夫婦坐在一起，一對小兒女傳俠和傳詩蹲在他們前面，一個幸福完整的家庭。

1976年1月《明報月刊》十週年，金庸寫下《“明月”十年共此時》，回憶“明月”初創，“我妻朱玫每天從九龍家裏煮了飯，送到香港來給我吃”，筆下充滿温情。此時，《明報》已穩居香港大報地位，明報王國頗具規模，他們的婚姻卻出現了裂痕，最終走向離婚。朱玫很能幹，對工作很認真，甚至有點固執，兩人時常因為工作大吵，或許傷了查的自尊心，於是出現了婚外情。

“十元小費”結束了一段曾同患難的婚姻，締結了另一段共富貴的姻緣。

當時《明報》的社址，是設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報館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間餐廳飲杯咖啡，提一提神，鬆弛一下筋骨。這間餐廳就在北角“麗池”附近，金庸每日都會“到此一遊”，是餐廳的熟客兼老主顧。

一日，金庸又如常去這間餐廳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輕貌美的女侍應趨前，問他是不是金庸，他説是，大家就閒聊了數句。結賬時，金庸額外給這位女侍應十元小費。這位女侍應當然受寵若驚，因為當時物價，十元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女侍應立即截住金庸，要將十元還給他。

女侍應説，金庸是文人，靠寫稿維生，賺錢是相當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費，她一定不會要。金庸聽罷，滿心歡喜，因為想不到這位女侍應年紀輕輕，卻説出這番話來。之後他們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這十元小費，影響力這麼驚人，不但締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緣、另一段婚姻，亦改變了金庸與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據聞，金庸與這位女侍應感情發展一日千里，其後更在跑馬地共築“愛巢”。朱玫最初還矇在鼓裏，後來卻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發現丈夫有外遇。金庸習慣每晚返《明報》寫社評，但有段時間卻甚少出現在報館，只是叫一位後生將他寫好的稿送去《明報》編輯部。

朱玫發現此事，就追問這位後生去哪裏取稿。後生見無法隱瞞，便和盤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馬地取稿。於是朱玫叫這名後生帶她去跑馬地，終於發現了這個“秘密”。

當然，這段婚姻亦出現了危機，挽救不了，離婚似乎是最後要走的路。有傳説指是金庸主動提出離婚，但朱玫也提出兩大離婚條件，才肯答應跟金庸離婚：一是金庸付一筆錢作為補償；二是該女侍應要去扎輸卵管，才可與金庸結婚。

朱玫要這位女侍應扎輸卵管，是為她的孩子着想。因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數名子女，若女侍應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會被忽視，所以金庸與女侍應一定不能有孩子。

據説金庸答應了這兩個條件，之後便與朱玫正式離婚。

這些傳説或許無法得到確證，離婚的原因也很複雜，離婚則是事實。羅孚説：“朱玫協助他創業，盡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幹，幫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麼回事，我們就不是很清楚。”

“他與朱玫離婚，得不到好朋友們的諒解。”林燕妮説朱玫“也屬性剛之人”，《明報週刊》總編輯雷偉坡結婚，在郊外舉行婚禮，她也到場祝賀。

金庸問：“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朱玫在孤獨和淒涼中度過後半生，有時會到英國去住，據説那裏有她的親戚。1995年前後有人看見她在港島銅鑼灣的街邊賣手袋。有人告訴金庸，他表示不至於。

他説：“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幫助她，她拒絕，她不願意見我，我通過叫兒子去照顧她，她也不願意見到，她情願獨立。”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癆菌擴散病故於香港灣仔律敦治醫院，享年63歲，身後還有相當多的財產留給了三個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證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兒女，而是醫院的員工，晚境之淒涼令人唏噓，與金庸晚年的風光更是構成了巨大的反差。

多年後，金庸説，如果可以補救的話，他希望可以對親人好一些，對朋友好一些。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臉帶愧色地説：“我對不起朱玫……”他對央視主持人白巖松説過：“我作為丈夫並不很成功，因為我離過婚，跟我離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裏感覺對不起她，她現在過世了，我很難過。”

三、阿May

金庸和林樂怡（圖 視覺中國）

能與億萬富豪金庸白頭偕老的女子叫林樂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現任妻子。她認識金庸時才十六歲，比金庸小二十多歲。他們倆是在扎角麗池一間酒店裏擦出愛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時是那家酒店的侍應。那天，金庸剛與第二任妻子吵過一架，正失意至極，就到那家酒店悶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請失意的男人吃碗麪，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見鍾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這就對不起朱玫了，再離婚，再結婚，並送小嬌妻到澳洲留學。

與金庸很熟悉的女作家林燕妮説：他一共有過三位妻子，第一位結縭於微時，未有子女便分手。第二位朱梅（玫），是與他共同打江山的女強人，美麗能幹，他們生下兩兒兩女。也許英雄見慣亦尋常，婚姻中少了互相欣賞，再加上其他原因，終於分手了……現任查太比查先生年輕二十七歲，查先生最愛美人，現任查太焉能不好看。

她芳名林樂怡，長得很清秀高雅，但亦相當害羞，很怕見報，跟孩子們相處倒是很融洽的。

但據歐陽碧的推算，兩人的年齡應該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歲。1986年她進入《明報》工作，做過一年多報紙檢查的工作，每天都要到七樓給金庸送報告，有一天秘書小姐告訴她：“查太來了，跟查先生在裏面。”接着，她看到金庸和一位非常年輕漂亮的女子出來，她禮貌地稱呼：“查太……”金庸馬上笑眯眯地説：“不用叫她查太，叫她阿May就可以了。”這是她們第一次見面，那時阿May未滿30歲，以後在有些飯局上她們會見面，比如與王光英夫婦吃飯那次，阿May的國語不是太好，他們之間談天常用國語，阿May在旁邊靜靜地聽，一般不會插話，聽不懂時會問身邊的丈夫，金庸會停止談話，用廣東話小聲講給她聽。在歐陽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沒有老闆太太那種驕橫和頤指氣使。有一次她到七樓的老闆辦公室，阿May也在，兩人正在談論去英國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這時阿May竟跟她説：“我説去倫敦應該去看看朱玫，他不願意。人家其實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麼想的。”口氣中帶着一些埋怨。現任妻子不滿丈夫不去看前妻，這樣的事歐陽碧還是第一次見識。她認為這隻能説明阿May性格爽朗，毫無心機。

記者問及金庸和現任太太林樂怡“怎樣維繫良好的夫妻關係”，他坦言：“也沒什麼。平時她什麼都很遷就我，到她發脾氣時，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關係不算特別成功，又不算很失敗，和普通夫妻一樣啦。”他説林樂怡最喜歡的他的作品是《白馬嘯西風》，“因為她覺得很傷感。女人感情都比較豐富”。

金庸對陶傑（曹捷）也説過：“夫妻之間是生活溝通，而不是思想研討。想避免衝突，就少説為妙。夫妻之間不一定要興趣相投，而是雙方留點兒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間。我太太喜歡澳洲，但我不喜歡……我看的英國書多，受那邊大學的影響也深。我也喜歡法國、意大利，每次去這些國家就去瞻仰古蹟。這種心情又跟我回內地一樣。但中國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遠分不開的。”問他如何經營“忘年之交”的婚姻，他笑着説：“雖然例子不多，但還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太太很照顧他的生活起居，非常注意他的飲食，不准他吃這吃那，而他也能欣然接受。除了飲食之外，他的居家都是由他太太來裝飾，美輪美奐，用心及智慧都反映在那裏。

1986年聖誕節，《明報》在香港中環一家茶餐廳舉行聯歡會，有兩百多人蔘加，人來人往的，他們夫婦和《明報》高層人員被安排在“主席台”，台上的人有點拘謹，而阿May手拿一個“卷蛇”玩具，正放在嘴上吹，不吹的時候要捲起來，吹起來裏面充滿空氣，像個圓紙棍。她不斷地吹，而且當眾將“卷蛇”尾巴對準老公的臉，一下一下地吹，如入無人之境，而金庸像個寬厚的長者，微笑着輕輕推開她的手。後來他乾脆也拿了一個“卷蛇”，一下一下地吹起來。這一幕給親眼目睹的歐陽碧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May那種活潑爽朗的性格，就像天真的小女孩跟父親玩耍一樣，完全不顧及她的老闆娘身份，也不在乎周圍那麼多人的注視。

金庸有一次請温瑞安等人吃飯，飯後他們夫婦要走過街口去坐另一部車子，也許是因為騎樓太暗，水泥地太滑，他們夫婦一度想牽手，但又沒有牽成。“或許是因為我們的車子正在後頭。兩人不知怎的，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罷，那欲牽未牽的手，始終沒有牽成。”看到這一幕，温瑞安在車上哈哈大笑起來。那天下午，金庸帶温瑞安上了他家的遊艇，温問他：“這遊艇有沒有名字？”他笑答：“本來沒有，要叫就叫作‘金庸號’吧。”温看這遊艇的氣派裝潢，少説也價值一百萬港幣吧。時近下午，他們到甲板上曬太陽，他太太阿May和女兒則下海游泳。

金庸説：“我現在這個太太不是他們的母親，但大家相處得很好。”在《明報》女編輯歐陽碧眼中，阿May跟兩個女兒年齡接近，雖是繼母，卻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她們又説又笑，有時聲音太大，反要丈夫喝止。

四、長子查傳俠

査傳俠與金庸

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大兒子查傳俠自縊身亡，這成為他心中永遠無法彌合的傷痛。他痛苦地回憶：“我記得接到大兒子在美國過身的消息後，好灰心，好難過，但那天還要繼續在報館寫社評，一面寫就一面流淚，一直都很傷心，還是要寫。”之後，他親自去美國，把兒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兒子的自殺也成了他信奉佛教的直接原因。當時他正在修訂《倚天屠龍記》，幾個月後他在後記中寫下這番話：

……這部書情感的重點不在男女之間的愛情，而是男子與男子間的情義，武當七俠兄弟般的感情，張三丰對張翠山、謝遜對張無忌父子般的摯愛。然而，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也太膚淺了，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一句“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寫不盡他心中的至痛與傷心。1961年，金庸寫《倚天屠龍記》時，對於“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還沒有切身的生命體驗。1977年3月，他提筆寫下這些文字時，離查傳俠自殺不過短短五個月，傷口猶新，創痛宛在，所以語含至痛。中年喪子，那是真實人生最深的不幸。

但是，他認命了，因為早有相士告訴過他，命中只有一子。早年有人為他算命，説他命中只有一子，但朱玫為他生了兩子，他心想不過是算命的亂説，長子的棄世不幸驗證了相士的預言。從此金庸對相術算命之類深信不疑。

關於查傳俠自殺的原因有兩個版本。一種説法是與父母離婚有關。查傳俠在美國讀書，得知父母要離婚，非常傷心。他多次嘗試勸説父親，但沒能改變這個事實，父母的離婚對他的打擊極為沉重，他在絕望中選擇結束年輕的生命。林燕妮説：“在離婚期間，查良鏞和朱梅（玫）都經歷了人生最痛苦的時刻，那就是十八歲的愛兒在父母鬧離婚時自殺逝世。”

另一種説法是，金庸對這個兒子感情很深，相反，母子的關係不太好。查傳俠十一二歲時就寫過一篇文章，説人生很苦，沒什麼意思，先天有佛教思想。有人説應該阻止孩子這樣想問題，他卻覺得兒子是對的，人生本來就像他想的那樣，甚至誇獎兒子深刻早慧，根本沒想到兒子會因這思想斷送性命。查傳俠那時在美國讀大學一年級，還未選科，有一個女朋友在舊金山，他們在電話裏吵了幾句，他就不想活了，衝動之下選擇了自殺。

1991年，金庸將《明報》賣給於品海，有人就説那是因為于品海長得像他死去的兒子。記者問起此事，他回答：“理性上我沒這樣想。但他跟我大兒子同年，都屬猴，相貌也的確有點像，潛意識上不知不覺有親近的感覺，可能有。”

金庸現有兩女一男，和死去的查傳俠都是朱玫所生，已各為人父母，都不從文。長女查傳詩（英文名Grace），曾在《明報》六樓的廣告部當過普通職員，聽力有問題，一般的音量她聽不到。有傳言説《神鵰俠侶》中的小龍女就是從他女兒“小聾女”而來，一些員工背後就稱她為“小龍女”。1988年5月15日，查傳詩與《明報晚報》副總編輯趙國安舉行婚禮，當時報紙曾刊出他們的結婚廣告。趙國安離過婚，據説金庸不大高興，他的決定是，趙與他女兒結婚後必須離開《明報》。

次女查傳訥（就是金庸文章中提到的“阿訥”）在樹仁書院畢業後，1987年與醫生吳維昌結婚，《明報週刊》對他們的婚禮有圖文並茂的報道。

次子查傳倜喜歡美食，有意嚐盡天下美食，以蔡瀾為師，給報章雜誌寫食評，自號“八袋弟子”（“八袋”是指柴、米、油、鹽、醬、醋、茶、酒）。他最喜歡東坡肉和香口食物。因父親也愛東坡肉，他吃遍了香港的東坡肉，有好吃的，他總要與父親一起去吃。他説：“小時候，我與哥哥查傳俠同在聖保祿學校讀書，哥哥成績優秀，甚得師長歡心，我就非常頑皮，要被教務處罰站，有時還要請家長來校。”查傳倜到英國學會計，沒有畢業就回港，在明河社出版公司任副經理，協助出版父親的武俠小説。他表示：“對我來説，金庸是一個成功的武俠小説家，而查良鏞是我的父親。”

1994年11月25日下午，金庸對冷夏説：“每一個禮拜六晚上，我們都有一次家庭聚會，一起吃飯。他們三家都住在同一棟大廈，跟我家很近的。他們三兄妹感情很好。對我也很好……我跟我離了婚的太太也常常聚會，一起吃飯。”他在央視對白巖松説：“作為父親我對兒女很寬容，可惜少於教導，我愛他們，但是好像我不太喜歡教人，所以我現在懷疑到底做教授行不行，好不好。”本文摘選自《金庸傳》，作者 傅國湧，鐵葫蘆圖書2013年6月版，經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