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陳毅曾經的爭論：要褲子，還是要核子_風聞

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金庸當年對陳毅“當了褲子也要造出原子彈”言論的批評。

我把這篇文章，和相關的資料，都轉引在這裏。

首先是文章，來自微博@半夜去偷貓

但是百家號文章，未必就全部靠譜。事情是否真如文章所説呢？

我搜到了另外一篇文章，文中同樣提到“褲核之爭”，內容過程大致與上文相符。

文章由上觀新聞轉載自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應該是相對可靠的來源了，側面佐證了確有其事。

我在網上搜到騰訊“大家”欄目的另一篇文章，更詳細地寫出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文章梳理自喬冠華助手金堯如的系列回憶文章，對於五大左派報紙對金庸圍攻的停止，也有了很好的解釋。

下面是那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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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因為當時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一句“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的話，香港《明報》刊發了由金庸執筆的題為《要褲子不要核子》的社評，隨後引來《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商報》、《晶報》為主的香港五大左派報紙的圍攻，掀起一場論戰。

這場論戰，就是有名的“核子與褲子”之爭。後來的所有金庸傳記，都繞不過描寫這場筆戰，因為它無意中成就了《明報》，使其發行量、影響力與廣告均大幅攀升，一躍而成為香港的主流大報。

論戰以左派報紙的突然鳴金收兵而告結束。箇中原因，多本金庸傳記中都提到過，是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做了叫停。他對五大左派報紙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認為它們做得過火，不會講道理。廖承志並告訴當時指揮圍攻《明報》的港澳工委的負責人，就連《明報》社論的批評對象陳毅副總理，都對五大左派報紙的做法有意見。不過，陳毅的具體意見為何，關於金庸的所有傳記都語焉不詳。

最近，讀到金堯如的系列回憶文章，不但得以完整了解陳毅對《明報》批評自己的社評的反應，更瞭解到一個重要事實，即叫停左派報紙停止圍攻《明報》的，實際上是陳毅，而廖承志不過是奉陳毅之命行事。金堯如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當時的港澳工作委員會）第一任社長喬冠華的助手，後來擔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負責中共在港的宣傳工作，與廖承志、陳毅、周恩來等中共高層多有直接、近距離的接觸，他的回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與權威性

對於陳毅，金堯如抱有發自肺腑的敬意。他在回憶中寫道：“這位元帥，領軍談兵，確有六韜三略之才；論世致治，並有政通人和之功。”而陳毅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甚至是相反意見的氣度與工作作風，尤使金堯如心折。

在金堯如筆下，行伍出身的陳毅，面對被左派報紙罵為“漢奸”“走狗”“造謠生事”的金庸對自己的尖鋭批評，表現出一派大度能容的理性與智慧。其磊落襟懷與開明思想，半個世紀之後，仍然令人緬想。

“《明報》那個查先生”

1964年底，金堯如去北京開會，討論下一年度的香港報紙工作方針和部署。會後，廖承志作東，到華僑大廈吃狗肉。廖承志問陳毅是否有興趣同去，陳毅説：“吃狗肉，怎麼可以忘了我這個屠狗之輩啊！去，去，去。”

席間，陳毅告訴廖承志、金堯如等人，自己是通過內參知道自己被金庸點名批評的。他的第一反應是：他向我這個吵架出名的外交部長叫戰了！

金庸的“叫戰”，發生在前一年。1963年的《明報》，已經創刊4年，創業初期的艱難已然挺過，報紙憑藉金庸的武俠連載、生動活潑的專欄以及言之有物的評論，開始在香港報業市場上嶄露頭角。創辦4年來向以穩健風格示人的《明報》，要顯露鋒芒了。

恰在這年10月，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接見日本記者團時，發表了這樣一番講話：“帝修反有原子彈、核子彈，了不起嗎？他們如此欺侮我們。他們笑我們窮，造不起。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陳毅講這番話時，金堯如也在場。他在回憶中説，陳毅的這番話，一時大振中國之人心。

然而沒有想到，陳毅話音才落，《明報》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為《要褲子不要核子》，不但觀點與陳毅針鋒相對，而且用語尖鋭，毫不客氣。其中寫道：

中央一位負責首長居然説到“即使中國人民全部無褲，也要自擁核子武器”，這句話在我們聽來，實在是不勝憤慨。一個政府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將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實説，那絕不是好政府。我們只希望，這只是陳毅一時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政策。

不知陳毅是否瞭解，一個人民沒有褲子穿的國家即使勉強制造了一兩枚原子彈出來，這個國家也是決計不會強盛的，而這個政府是一定不會穩固的。中共製造原子彈，不知是什麼用處？能去轟炸美國嗎？能去轟炸蘇聯嗎？當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時候，能用原子彈將他們一一炸死嗎？當英法聯軍攻打蘇伊士運河時，英國早已擁有核子武器，但蘇聯一聲恫嚇，説要以飛彈轟炸倫敦，英國只好乖乖地收兵。中國再努力十年，也決計趕不上英國在攻打蘇伊士運河時的核子成就，請問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還是讓人民多做幾條褲子穿吧！

金庸一生最崇敬的報人是張季鸞。儘管他1948年加入《大公報》時，張季鸞已經辭世6年，他在《大公報》主要從事的不過是英語國際電訊廣播並翻譯，但從金庸獨立創辦《明報》之後所撰寫的一系列評論看，離開了《大公報》的他，才堪稱《大公報》真正的衣缽傳人，《大公報》“三巨頭”標舉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辦報理念，深植其心中。即從他執筆的這篇《要褲子不要核子》的社論看，從精神氣質到行文風格，都令人想起張季鸞的言論風采。

出乎金庸意料，這篇社論在左派報紙中激起強烈憤慨。當時，陳毅關於中國要製造原子彈的話，顯示的不僅是當政者的意願，即令一般民眾，也感到歡欣鼓舞。到1964年10月成功製造出原子彈時，從上到下，更是一片歡騰。胡喬木在原子彈爆炸成功後，曾寫下《菩薩蠻》五首，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其中一首寫道：“神仙萬世人間鎖，英雄畢竟能盜火。霹靂一聲春，風流天下聞。風吹天下水，清濁分千里。億眾氣凌雲，有人愁斷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寫作這篇社評的金庸，當然也難免被劃入“斷魂”的陣營，顯得格外不合時宜。

在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人的命令、部署下，香港五大左派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商報》、《晶報》迅即展開了對《明報》的批判。一時間，“漢奸”“走狗”“賣國賊”“造謠生事”“反共反華”“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等大帽子劈頭滾滾而來。金堯如回憶，當時還計劃在廣告與發行方面對《明報》予以打擊，包括讓他去找發行五大左派報紙的鄺拾記，要這家公司停止發行明報。但金堯如認為，發行報紙是生意，雖然他本人與鄺拾很熟，常在一起打麻將，但不能將他的生意和左派的政治混為一談，此議遂作罷。

這場“褲子與核子”之爭，從1963年10月延燒到1964年底。雙方殺得天昏地暗，風雲變色，高潮時，《明報》曾拿出一整天的版面進行論戰。當然，與自己過去的東家、朋友，且在《明報》創刊之初曾予其很大幫助的《大公報》激戰，令金庸十分感慨。當時他正在寫作《天龍八部》，在小説中，他借主要人物之口表達了自己的悲愴感受。

然而，到了1964年底，發起論戰的左派報紙卻戛然收兵。而其背後的原因，正是被金庸炮轟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對“《明報》那個查先生”及其觀點，與中共領導下的香港左派新聞戰士抱有大相徑庭的立場。

“我同查先生的社論合起來，就全面了”

狗肉宴上，伴着紹興加飯酒，陳毅議論風生。原子彈的剛剛爆炸成功，讓一年前發出“我當了褲子也要搞出原子彈”的他豪情萬丈。他首先堅持中國製造原子彈的立場沒錯，因為赫魯曉夫和美國都在看中國笑話，認為中國很窮，科學又不發達，怎麼搞得起原子彈？“搞個雞蛋給來看看吧！”他們這樣嘲笑中國。在陳毅看來，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能夠“叫他們清醒清醒：瞧不起我們中國人、欺侮我們中國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是美國蘇修逼我們上梁山的。”

接着，話鋒一轉，陳毅承認，作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自己一年前講的當了褲子也要造原子彈的話，確實有點片面性和絕對化，因為穿褲子還是最重要的事。他説：“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有什麼民族尊嚴呢？國家的安全有什麼保障呢？我們共產黨有什麼偉大、光榮呢？再説，有了核子，沒有褲子又怎麼打仗啊！”

陳毅認為，《明報》的社評有一半是對的，但“不要核子”這句話也有片面性，也是絕對化。“我同《明報》那個查先生的社論、兩家的話合起來，就全面了。今後，我們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褲子，又有核子！我説褲子，當然是個比喻，就是要做到中國人豐衣足食，手上還有個不大不小的核子彈。”

陳毅的這一番話，生動地證明了不同聲音、不同思想存在的價值。顯然，金庸在社評中表達的民本主義思想提醒了他，甚至影響了他，使其認識到自己講話中的偏頗。陳毅將講話修正為“既有褲子，又有核子”，而不是“既有核子，又有褲子”，説明他對金庸社評中表達的民生優先理念是認同的。

​更可貴的，是陳毅對宣傳的清醒認識。當金堯如告訴陳毅，香港愛國報紙都大讚他的“當了褲子要核子”這句話道出了中國人的志氣時，陳毅搖頭説，自己的話只得左派報紙的捧場，未必對頭。對於箇中邏輯，雖然陳毅沒有直接論述，但並不難索解——左派報紙多是共產黨出錢辦的報紙，自己的報紙當然往往無條件地擁護黨的政策、領導人的講話，然而，如果一項政策或者一個領導人的講話，只能得到自己辦的報紙的歡呼，輕點説是自娛自樂，嚴重地説，會很危險，因為沒有了批評者，錯誤將得不到糾正——“未必對頭”，顯然舍此應無別解，接下來陳毅對同席諸人講述的一個故事，可以佐證這一判斷。

抗戰時，陳毅在蘇北帶領新四軍，國民黨有個郝鵬舉師長投向汪精衞做了偽軍，帶兵打家劫舍，被陳毅的手下生擒。陳毅對郝鵬舉説：你既然投了敵偽，就應該向敵偽要餉銀，向汪精衞要嘛！怎麼向中國老百姓搶錢搶糧呢？不料，郝鵬舉説，你講得好聽，你這個共軍弟兄還不是也有偷雞摸狗的？這句話，讓陳毅愣住了。他説，自己後來查了，下面確實有些小兵肚子餓了，嘴饞了，於是幹起偷雞摸狗的勾當。經過教育，也就改了。陳毅講這個故事，寓意顯豁，表達的是對不同聲音存在價值的認可。

陳毅坦陳，批評、反對意見，總是不好受的，反對派總是夠討厭的，但是，“我們這個黨會打仗，會專政。現在大權在握，勢不可當。但一旦你搞錯一個對象，出口罵人，出手傷人，那可不得了。就會犯大錯。”他告誡金堯如，作為共產黨的政論家，對待善意批評固然要學“禹聞善言則拜”，即使有不正確的意見，或者惡意攻訐，也要分析，無則戒之，有則加勉。例如他自己看《明報》社論對他的批評，“也分析他這個武俠小説家有沒有點中我的穴道，正中我的要害。”“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他若罵得我有道理，我當他是摯友、諍友。”

陳毅一席話，聽得金堯如五體投地，如坐春風。在回憶文章中，金堯如還詳實地記錄了圍繞在香港如何辦好共產黨的報紙這一問題上，陳毅虛心接受他及知名新聞人李俠文、李子誦等人的建議，當即放棄自己觀點的故實。幾十年後，回首前塵往事，陳毅面對批評意見與不同思想時所表現出來的氣度與智慧，仍然使金堯如欽佩不已，感慨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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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這些內容時，心裏同時想着樓下一位評論説“要紀念一個真實的，有歷史侷限性的活人，而不是化妝起來的畫皮。”我深以為然，我們不會因為金庸的歷史侷限性而否定他小説的文學價值，和給改革開放後一代人帶來的思想盛宴。

但是在肯定這些成就的同時，不能否認他的歷史侷限性，實際上，金庸本人筆下的大俠也絕非偉光正，而是有着人性的複雜。如他天上有知，自己被捧成畫皮，怕是感念之餘，也要發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