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革命的金庸，也告別了我們_風聞

**編按：**金庸的故事是中國史，金庸的傳播是改開史，金庸的情感可説是救亡史。他唯獨與革命史無關。

——網友

10月30日下午，中國武俠小説泰斗、香港《明報》創辦人查良鏞於香港逝世，享年94歲。

自1950年代開始，查良鏞便以金庸為筆名創作武俠小説。我們耳熟能詳的《書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均為其代表作。

作為華語武俠小説的一代宗師，金庸可謂影響了幾代華人讀者。什麼都不懂的小孩會cos靖哥哥和蓉兒，給貪吃邋遢的小夥伴起“洪七公”的外號，打鬧時使出“九陰白骨爪”、“降龍十八掌”等招數。而在成年人的世界裏，政客則會直接在議會互斥對方是“嶽不羣”、“左冷禪”。無論是絞盡腦汁將小説原著帶回學校在課堂上偷讀，還是定時守在電視機前緊張地等待劇情進展，金庸的作品永遠成為了我們不可替代的記憶。

如今，斯人已逝。當長大後的我們取下回憶濾鏡，重讀金大俠的作品，這才發現：金大俠的創作史，忠實地記錄了時代思潮的變遷。 

從《射鵰》到《神鵰》，從集體到個人

對於《射鵰》，倪匡先生有兩句評價頗耐人尋味：

金庸寫人物，成功始自《射鵰》，而在《射鵰》之後，更趨成熟。

《射鵰》在金庸的作品中，是比較“淺”的一部作品，流傳最廣，最易為讀者接受，也在於這一點。

這兩句話説得很中肯。相比較晚期的《連城訣》、《笑傲江湖》、《鹿鼎記》等作品，大抵那時金庸還不會那樣赤裸裸地刻畫人性的陰暗面。《射鵰英雄傳》的人物故事總是那麼善惡分明、正邪對立。

失去了“人性”這一1980年代以來“新時期”文學界的政治正確，《射鵰》自然失之於“淺”。然而，倪匡先生很敏鋭地看到，此書是金庸的轉折之作：

《射鵰》中，金庸還在強調羣眾力量，強調集體，盡在個人力量之上，這種觀念，集中在君山之會，郭靖、黃蓉被丐幫逼得面臨失敗這一情節上。但是這種觀念在一再強調中，實際上已出現了崩潰的跡兆，實在無法再堅持下去。個體的力量在前頭，金庸用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接着又寫了郭、黃二人，打敗了丐幫的大批人。英雄人物，畢竟是個體的、獨立的。和羣眾的盲目、衝動，大不相同。

這種羣體觀念崩潰的跡兆，始於《射鵰》，而到了《神鵰俠侶》，楊過在百萬軍中，擊斃蒙古皇帝，已徹底轉變完成。自此之後，金庸的小説中，始終是個體觀念為主了。

原來，《射鵰》到《神鵰》的轉折，便是從集體到個人的過渡。

紅花會壯舉是一場階級鬥爭

按照倪匡的邏輯，金大俠的第一部小説《書劍恩仇錄》無疑是一部夠有集體主義色彩的小説。金庸本人也曾跟池田大作坦白：“我學《水滸》寫《書劍恩仇錄》。”我們不會懷疑，紅花會確實蠻像聚義廳的。徐天宏巧騙玉瓶像是吳用智取生辰綱；駱冰偷新娘衣活脱脱鼓上蚤盜甲……故事情節倒在其次，關鍵是《水滸傳》之於中國政治文化的特殊意義。

紅花會是金庸小説《書劍恩仇錄》裏，集結了四、五十萬江湖豪傑的天下第一大幫會，是反清幫派。

倘説楊過、韋小寶是金庸小説中爭議較大的主人公，那麼陳家洛大抵是公認最不討人喜歡的男主角。陳氏先是喜歡上革命女青年霍青桐，一看到霍青桐的妹妹又漂亮又温柔又天真無邪，立馬劈腿；後又為了政治目的犧牲香香公主，直把女人當物品。

且不説舊式俠義小説本來就沒有女人什麼位置，即便撇開女性視角不顧，單單陳家洛和乾隆立約“只反滿人不反皇上”，就足以給他安上一頂“招安”的投降派帽子。儘管金庸在寫《書劍恩仇錄》時，距離毛“重評《水滸》”還有近二十年的時間，但想必他不會不知道魯迅對於《水滸傳》的經典評價：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説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整部《書劍恩仇錄》中最可愛的人物，反而是那坐第十把交椅的“石敢當”章進，人如其號，“敢”字當頭，分明是紅花會里的黑旋風李逵。偏偏就是這位石敢當同志，成為了宋江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最大犧牲者。

金庸最自負也成就最大的並不是武俠小説，而是政論時評，此為“香江第一健筆”。袁士霄、阿凡提的登場更預示着清王朝不僅壓迫漢人，也壓迫維族同胞，紅花會的革命壯舉並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行為，而是一場階級鬥爭。可以説《書劍恩仇錄》的主線不是陳家洛和張召重的個人恩怨，而是招安，是革命如何毀於投降主義的深刻教訓！

為父報仇，袁承志終成人民英雄

《書劍恩仇錄》如此，《碧血劍》亦復如是。不同於前者，後者已經展現了蒙太奇式的西方電影表現手法，它更揚棄了“各路好漢齊聚義”的傳統劇情，開啓了男女主人公同闖天涯的現代浪漫主義敍事。後面我們會看到，這種五四新文化時期以來的羅曼蒂克風格，在《射鵰英雄傳》中達到了高峯。

《碧血劍》開啓了男女主人公攜手走天涯的浪漫主義敍事。

《碧血劍》的線索是復仇。這是武俠小説的恆久主題，我們不會太把這個設定當回事。但不要忘了，該小説創作於1956年，這樣刻畫復仇在當時來講仍然是個新事物。也許因為這個原因，今人覺得《碧血劍》平淡無奇，當時人卻爭相傳閲。

舊式小説不乏復仇描寫，但夏雪宜的復仇和武松的復仇不一樣。施耐庵不會知道莎士比亞和大仲馬是誰，但是金庸知道。這裏不探討文學技法，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復仇背後的倫理結構。

《碧血劍》裏有兩場復仇，一場是夏雪宜式的復仇，一場是袁承志式的復仇。1956—1957年的金庸重視的是後者，但1959年以後，後者漸漸散去，只留下了前者。袁承志很不幸，他的仇家居然是皇帝老兒，這預示了此人的復仇不可能通過江湖手段解決，只能通過一個政權推翻另一個政權的革命行動來完成。於是袁承志找到了李自成，把個人仇恨變為了階級仇恨，小兵張嘎也是這麼成長為人民戰士的。

我們今天容易受到金庸後來補寫的《袁崇煥評傳》的影響，以為他把崇禎描寫成屠夫和被迫害妄想狂，是要坐實滿清入關的合法性。那是金庸撰寫《鹿鼎記》時的想法，不是他撰寫《碧血劍》時的想法。袁承志之所以是主人公，意在凸顯大明王朝的腐朽沒落，大明王朝的腐朽沒落意在凸顯李自成革命的正當性。

**如果説《書劍恩仇錄》的寓意是要反省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那麼《碧血劍》的寓意則是要警醒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危險。**中共不當李自成，這是毛思考的問題。《碧血劍》適逢其會地呼應了這個時代主題。

倘説後來《鹿鼎記》的真正主角是無所不能的康熙大帝，那麼《碧血劍》的真正主角便是被李自成、牛金星逼死的李巖。那時的金庸在想什麼？他在暗示農民政權只有接受先進知識分子的改造才能不腐化墮落？暗示中共建設新中國不能離開知識分子？我們不得而知。但1956年的毛髮動了一場“由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提意見”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黃蓉向左，楊過向右

1957年，金庸離開了《大公報》，投身長城電影公司。此時他開始連載著名的《射鵰英雄傳》。金大俠不會不知道“射鵰”是個政治敏感詞。僅從書題就可以看出，至少他仍然願意在小説中體現左派的價值。

那時的香港文化可謂“萬里江山一片紅”，《商報》、《大公報》是左翼文化陣地，長城電影公司也是左翼陣地。《大公報》要辦馬列學習會，長城電影公司也要辦馬列學習會，據説金庸還當過組長。他的馬列水平如何我不知道，但《射鵰英雄傳》中確實表達了流行的左翼見解。

倪匡説因之它“淺”，故而為大眾接受。大抵該書沒有今日主流的人性論腔調，是故“淺”；又大抵該書善惡分明、正邪對立、能造成衝突激烈的劇情，是故“大眾”。

遺憾的是，正是因為它大眾，改編的電視劇也最成功，反而使我們忘掉了原著。我曾指出，原著中的黃蓉是個標準的自來紅，一講道理就是五四進步大學生的作派，一斗爭則又是八路軍女幹部的形象，卻不是我們想象的那種調皮貪玩的小丫頭。深入我們印象的是翁美玲和朱茵的黃蓉，而不是原著中的黃蓉。

各版本影視劇中的黃蓉各有特色，左右圖分別是由翁美玲和朱茵扮演，中間則是2017新版《射鵰》中的黃蓉。

黃蓉就不多説了，我們看看憨直率真的郭靖。今人總覺得郭大俠木訥愚鈍，張紀中版更登峯造極地將其演繹為弱智青年。殊不知這遠不是最初的郭靖形象，至少1957年郭靖誕生那會兒並不痴呆。相反，他倒是聰明伶俐、膽氣過人。

相較於陳家洛、袁承志、胡一刀，郭靖的階級出身更有先天優勢。作為革命羣眾的典型代表，郭靖有天生的革命意志和覺悟，這表現為他還在孩子時就甘冒生命危險掩護哲別，能拾起金幣猛擲金國三太子完顏永濟。類似的人民英雄形象也能在《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等革命小説中找到。可以説，黃蓉與郭靖的結合就是先進知識分子與勞苦大眾的完美結合。

黃蓉與郭靖的愛情故事不斷被演繹。

連載版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楊過的生母秦南琴。這位天性淳良、與世無爭的農家姑娘一出場便遭到了貪官污吏、地主惡霸的欺壓。

按照金庸的講法，他在1970年代修訂《射鵰英雄傳》時，刪掉了悲慘可憐的勞動人民秦老漢、秦南琴，是為了簡化人物。也有評論家説“小紅鳥”、“蛙蛤大戰”太過離奇，所以要刪。真是這樣嗎？

事實上，秦南琴在原著中的地位絕不只一個配角那麼簡單，她的可愛、可憐源自於勞動人民的善良質樸。秦老漢、秦南琴的身世遭遇，就是地主階級罪惡的絕好控訴，也是郭靖、黃蓉革命形象的絕好襯托。秦氏爺孫的消失正是革命敍事的退潮。

秦南琴的消失直接影響到了楊康形象。連載版裏，楊康強姦秦南琴而有楊過。連載版裏的楊康就是壞人，他與郭靖一正一邪，截然對立。他對秦南琴説的話，反襯此人即便對心愛的穆念慈也是虛情假意。

但到了修訂版裏，楊康至少還對穆念慈一心一意，説明此人本性不壞，只是割捨不掉金國小王爺的身份和養父完顏洪烈二十年的感情（原版作“完顏烈”）。他與郭靖的善惡對立一下子模糊起來。後來張紀中版本的《射鵰》正是捏住這點把楊康完全柔性化、中立化了。

這是從革命道德敍事到人性敍事在兩版《射鵰英雄傳》中的表現。

相較於郭靖，楊過更出身於底層勞動人民。也許此時金庸仍想着把楊過打造成一個人民革命家，他哪裏知道，兩年之後自己會與左派決裂，自立《明報》呢？

張無忌，階級敵人的好女婿

我曾説黃蓉對楊過的束縛就是左派對金庸的束縛。這種迫害描寫貫穿了大半部《神鵰俠侶》，到了1963—1967年的《天龍八部》則走向了新高度。只不過迫害者不再只是專橫的《大公報》、長城電影公司，更是羣氓。人民羣眾的形象也不再是秦老漢、秦南琴，而是丐幫、聚賢莊。

長城電影公司是香港一間電影公司，由中共左翼陣營經營，1950年成立，主要拍社會寫實國語片。

《神鵰俠侶》至少除了結尾外，金庸都是以楊過自況。金庸原是想把它寫成悲劇的，考慮到香港市民的口味，不得不把結局強扭成大團圓。他與左派的分裂至少在小説裏得到了和解，但這種和解能夠持續下去嗎？

這裏不想再談《神鵰俠侶》，我們看看《射鵰》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倚天屠龍記》。從品性上來看，張無忌是金庸小説中最心善的，也是最被動的，以至於馬景濤可以毫無違和地把瓊瑤劇裏的咆哮表演挪到張教主頭上。

但最初的《明報》連載版卻很顛覆人們的三觀。在冰火島上，謝遜向張翠山一家三口講述自己的過往經歷。謝遜講到他與張翠山比武時，張無忌一下子就猜出是殷素素刺瞎謝遜的眼睛。當謝遜説到空見大師為化解他與成昆的仇怨而甘受十三拳，最後一拳謝遜假意劈自己天靈蓋，誘使空見散去金剛護體神功時，張無忌立馬叫道：“妙計，妙計。”而張翠山、殷素素二人還兀自懵逼。

然黃蓉聰明得正派，無忌聰明得陰暗。但就是這麼有心機的張無忌碰到更有心機的周芷若，便一敗塗地，被耍得團團轉。

連載版的周芷若是明教革命家周子旺的親生女兒，是不折不扣的紅二代。《神鵰俠侶》裏頭，革命派雖然都是教條主義者，但好歹為人光明磊落。但到了《倚天屠龍記》裏面，正派不正，邪派不邪，全部滿懷心機，反而統治階級王保保坦蕩一些。這樣的人性論到了《連城訣》和《笑傲江湖》那裏達到了頂峯。

人們常説，郭靖是儒俠，楊過是道俠，張無忌是佛俠。楊過姑且不論，至少在《射鵰英雄傳》裏，郭靖、黃蓉二人一邊痛罵“大聖人，放狗屁”，一邊高唱婦女解放，着實不儒。至少在連載版《倚天屠龍記》裏，張無忌也絲毫不佛。非特張無忌心機甚重，就連張三丰也動輒殺人，每次出手，對方不是震飛，就是“腦骨粉碎，如一堆濕泥般癱了下來”，真心不是後來清心寡慾的神仙模樣。

張無忌的佛性大抵是金庸1970年代修佛所得。於是在1977年的修訂版中，無忌不再心機，也不再喜歡政治。金庸在結尾處增加了朱元璋誘使張無忌退位的描寫。所謂的革命不過爾虞我詐，假民眾之號爭權奪利耳，何足道哉？！張教主既沒有與革命派女青年周芷若結合，還又選擇了與階級敵人趙敏（連載版作“趙明”）攜手淡出政治，佛俠乎？告別革命乎？

徹底告別革命

姑且不論晚期政治傾向明顯的《笑傲江湖》、《鹿鼎記》等著作，我們就從1955年《書劍恩仇錄》到1961年《倚天屠龍記》為限，不難發現所謂金庸小説的“成熟”，正是走了一條由革命敍事轉向人性敍事的道路。這大概就是倪匡先生所説的從“羣體觀念”到“個體觀念”的轉變。對此他説道：

《倚天》中的明教，比《書劍恩仇錄》中的紅花會，高出不知凡幾，是金庸創作的又一高峯，因為在寫成功明教的同時，他寫成功了張無忌。形成了羣戲中有個體、個體和羣戲結合的最佳範例。

那麼，我們在這個後革命時代裏懷念金庸、追憶大俠，是期待一個張無忌，還是一個紅花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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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福福

編輯：屐鬆鬆 沙撈越

美編：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