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庸離世，看港台正流失的家國情懷_風聞

金庸所以令人敬仰，可不光是他在武俠小説上的成就，還在於他身上底藴深厚的傳統中國士子文人的家國情懷。

金庸出身江浙世家，其父查樹勳當年因地主身份被處死，當時身在香港的金庸雖然傷心痛哭，卻沒有因此而痛恨政府和軍隊。

因為他知道，當時中國正經歷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個人或家族命運，在這場歷史性的劇變面前，根本什麼都不算。

劫波渡盡，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金庸，談到了其父當年因冤獄被槍斃一事，鼓勵金庸説：“團結起來向前看！”金庸點點頭，説：“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

一段歷史恩怨就這樣掀過，深具歷史視野和家國情懷的金庸，超越了政治在家族個體上投下的陰影，和鄧小平一樣選擇了向前看。

在香港，金庸一直關心祖國內地發展，對新中國在初創前幾十年走過的彎路、犯過的錯誤非常痛心，也進行了嚴厲批判。對當時正遭受頻繁政治運動衝擊的內地同胞，則報以極大的同情。

在一手創辦的《明報》上，金庸就此撰寫了大量評論。

這些評論在今天看來都相當中肯，而且充滿了對內地同胞的人文關懷精神，但在當時，對執政黨和政府來説，可能真的會很不舒服——就一如今天我們聽台港社會對中國政治或社會問題進行時指責時的心理反應。

但對比金庸昔日的批判，和今天那些對中國的指責，能發現兩個本質區別：

其一，金庸是基於台港與大陸同屬一個國族基礎上的批判性思考和意見，而今天的很多指責則是以分離主義為內涵。

其二，金庸是希望國家能儘快向好發展的建設性批判，而今天很多對中國內地的指責，則充滿了敵對性的嘲諷和發泄。

在文革期間，憑着對歷史的深刻洞察，金庸還早就預言了江青和林彪的覆滅。

對江青，金庸作過兩次預測，一次是1966年12月，金庸發表社評，預測江青將會在政壇上呼風喚雨，地位炙手可熱。

另一次是在江青權勢熏天之時，金庸發表了題為《不知往哪兒躲》的社評，推測在毛澤東去世後，江青很快就會被逮捕。

金庸在社評中説：“江青目前權勢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澤東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兒躲了，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

1967年底，林彪已經確立了“親密戰友”、“接班人”的地位，金庸卻發表了《林彪漸露跋扈相》的社評，後來又發表了《自來皇帝不喜太子》的社評，預言林彪不會有好下場，將死無葬身之地。

與此同時，對鄧小平，金庸則一直讚賞有加，並且在很早就斷定鄧小平一定會東山再起。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金庸也一直大力支持。

金庸將鄧小平視為在關鍵時刻扭轉了歷史乾坤的有決斷力的偉人，認為鄧的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了中國和世界。

在對鄧小平的評價上，金庸，也包括李光耀的看法，可以説代表了兩岸三地，包括新加坡、大馬等海外華人的普遍觀點。

金庸的家國情懷還表現在支持香港迴歸和祖國統一上。

因為金庸在香港社會的影響力，在中英談判之前和期間，撒切爾夫人曾遊説金庸支持英國不歸還香港，遭到金庸當面怒懟。

不僅如此，金庸還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給予高度評價，他本人也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在推動香港迴歸和一國兩制的政策創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台灣問題上，金庸也支持兩岸統一，對兩岸因為內戰而造成的政治對峙狀況極為感慨，希望能早日結束這種分裂局面。

因為金庸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在華人世界有號召力，同時因為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聲，台灣對他有好感。

而因為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人堅持一箇中國原則，沒有響應國際上“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在加上在金庸的認同上台灣和中國大陸本來就同屬一國，因此，金庸對台灣也保持了好感。

1973年春，金庸曾應邀到台灣，病重的蔣介石已經無法接見他，實質上掌權的蔣經國就時政國事與其進行了深談。

此行金庸還走訪了金門“前線”，那裏到處都是炮位和機關槍陣地，地底坑道縱橫，坦克車通行無阻，一片肅殺之氣。

面對海峽對岸大陸雄偉的海岸線，金庸感嘆：“我這一生如能親眼看見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實在是畢生最大的願望。”

然而遺憾的是，直到金庸去世，他也未能看到一個統一了的中國政府。

不僅如此，兩岸關係卻在最近幾年，因為民進黨執政後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國而退回緊繃狀態。

中美博弈下美國對台灣地緣價值的再次發掘利用，以及民進黨試圖藉此強化中美對立以鞏固台灣實質獨立的行為，更加劇了台海緊張和對峙氛圍。

然而具體到金庸，弔詭的是，即便民、共兩黨呈現統獨不兩立的對峙狀態，作為一個立場鮮明的統派，訴求“台獨”的民進黨要人，對金庸卻頗為認同。

台灣的很多民進黨政治人物，包括深綠急獨的賴清德、宋麗君、徐國勇等，居然都是金庸的粉絲，而且經常引用金庸名句，或是以小説中的某些人物自比。

在香港，也同樣如此。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物，也不分年齡，對金庸都非常認同。

金庸去世當天，我正好經過香港到台北，電視上幾乎都在談論金庸和他的小説，很多台獨、港獨在接受採訪時，都對他頗為敬仰和懷念。

金庸去世第二天，我在台北參加了多維組織的“認識中國系列”論壇，金庸也成為我們討論的一個熱點，大家對他都非常尊敬和緬懷。

而多維是一國兩制和國家統一的堅定支持者，對台獨和港獨都保持明確批判態度。我們希望中國能依循改革與開放之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實現包括台灣和香港在內的整個國家的崛起和民族復興。

在這些基本問題上，多維，也包括香港01，和台獨、港獨都存在着結構性觀點衝突。

而這也正説明了文學所具有的超越意識形態爭端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金庸傳統歷史文化底藴深厚的武俠小説，其實是鞏固了兩岸三地的文化和國家認同。

只是令人遺憾，無論在香港還是台灣，像金庸這樣具有強烈國族意識認同的一代人正在逐漸凋零，相反分離主義卻正在這兩個地方快速滋生。

而對於中國內地，因為國家崛起帶來的自豪感提升，也開始流露出強烈的民粹主義和自負情緒，越來越難以包容不同聲音。

如此，再加上內地和台港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差異，以及一些政客的刻意操弄，坦率説，台港和內地民眾的心理距離，正越來越疏離。

所以，金庸離世，不僅代表了一代俠義精神的離去，同時也具有政治上的象徵性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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