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暹羅”改名“泰國” ——從一九三九年往事説到歷史學與民族主義_風聞

一九三九年七月，還在香港養病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收到外交部來函，詢問：“關於暹羅人改稱泰施，其來歷與中國之關係如何？”蔡元培立即把此函轉發給史語所，讓史語所進行研究。同年的八月九日，收到史語所回函：“送暹羅改稱泰國、暹羅人改稱泰人諸問題論文，請轉交外交部。”（《蔡元培日記》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643頁）現在，我們一時不能查出究竟史語所送呈院長的是什麼人寫的，什麼內容的論文，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倒是很清楚的。

一九三九年，以鑾披汶為首的泰國政府，在暹羅鼓動“大泰族主義”，特別是一方面在當時深入東南亞的日本鼓動之下，一方面在當時流行的“民族國家”（即所謂“一個民族一個共同國家”）的理論刺激下，號召要統一所有鄰國中的一切泰人，建立自己的大泰國。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泰國藝術廳廳長鑾威集瓦他幹發表演説，説大泰族的分佈超越了暹羅國境，在中國廣東有七十萬，貴州四百萬，雲南六百萬，四川五十萬，海南三十萬，越南與老撾兩百萬，緬甸兩百萬。

而且“滇、黔、桂、粵至越、緬各地的泰族，聞暹羅亦有泰族而喜，故須喚起泰族，團結合作，領導泰族，進於繁榮”。這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暹羅正式改名泰國（Thailand），政府公告中説：“基於本國國名，素被作二種稱呼，即‘泰’與‘暹羅’。唯民眾則多喜稱‘泰’。政府為依民意，故更改國號及國籍。”

鑾披汶·頌堪，1938年出任暹羅王國總理後，將“暹羅”改名“泰國”，對內推行民族主義經濟與文化政策，對外要求收復法國佔領的領土（來源：commons.wikimedia.org）

暹羅改名泰國，在當時的中國引起震撼，一時間議論紛紛。很快，吳逸生在《現實》第二期發表《暹羅改國名曰泰》，鄭重告訴國民“這是一件含有極大的政治野心的動作”；蘇鴻賓在《南洋研究》第八卷第三號上發表《暹羅改變國號之意義》，指出暹羅提倡大泰主義，是“明明效法希特勒之藉口，與日耳曼民族分佈於中歐東歐者需聽其團結合併而為一國之説相同”。

國民政府的外交部也敏感地察覺到，泰國改國名，排斥華人，奉行大泰族主義，對於正在艱苦抗戰的中國是一種威脅。當時的很多人都認為，這是日本侵略陰謀慫恿下，泰國政府主導的一次民族主義運動。因此，特別擔心這會引起國內所謂“泰族”甚至包括苗族、彝族的獨立傾向。

特別是，這一波風潮與當時汪精衞之叛變、日本南進策略、國內苗族復興傾向相互呼應，是否會掀起一股分裂中國的波瀾？

二

最早察覺這一趨向的歷史學者中，可能第一個就是史語所所長傅斯年。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那時暹羅還沒有宣佈改名——他給顧頡剛討論邊疆問題的一封信中，就提醒顧頡剛注意：“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傅斯年致顧頡剛[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傅斯年遺札》，954頁）可能是在傅斯年的提醒下，六月暹羅宣佈更改國名之後，國內氣氛緊張，議論紛紛，作為一個關注“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歷史學家，顧頡剛在十一月五日的《新中國日報》上，就以“顧銘堅”筆名發表《中國人應注意暹羅的態度》一文。

在文章開頭他就問：“暹羅是一個獨立國家，改國名是其自由，為什麼改為‘泰國’便和我國發生關係了呢？”

顧頡剛，我國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族學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來源：新浪)

在民族危機時代的史家顧頡剛，對通過歷史學論述捍衞國家統一有很強的責任感。他強調説，暹羅在歷史上是中國的朝貢國，又得了中國的無數好處，“不止靠中國人救回來，也是靠中國人充實起來，……中國確實是暹羅的母國，暹羅的種族、文化、經濟諸端，無一不是我們中華民族所孕育長養起來的”。可是，現在的暹羅傍上了現代化的日本，居然要“造出理由以搶奪我們的國土”。

為什麼顧頡剛説是“搶奪我們的國土”？他説，因為他們這一民族即“泰”（Thai），英文為“Shan”，中文和日文中有“撣”，《後漢書》有“撣國”，這個國家原本在緬甸（在今緬甸撣邦），但日本學者懷着“獨霸東亞”的野心“杜造歷史”，説自古撣國等就是一族，他們都是泰族。當時日本對東南亞包抄拉攏的局勢，讓中國學者特別注意到暹羅改名的日本陰影，也看到這種歷史敍述背後的政治意圖。因此他指出，暹羅的一些鼓吹“大泰族主義”的人，就宣稱包括中國的雲南、貴州和廣西的好些非漢民族，尤其是雲南西南的擺夷，都是泰族。由於暹羅把它當作自己的來源，並且在建立大泰族國家的口號下，宣稱：“凡是泰族人都應當屬於這個國家，凡是泰族人以前諸國的土地都應當還給這個國家。”

顧頡剛非常憤怒，他説：“暹羅改國號的一事，和我國西南邊防是有重要的關係的。”

三

民族主義向來是一柄雙刃劍。

在面臨外敵侵略和國族危機的時代，正義的民族主義常常是國族凝聚力和動員力的來源，在和平的國際秩序和合理的全球貿易時代，狹隘的民族主義（尤其是政治民族主義）往往造成人類之間的敵意。民族主義立場影響下的歷史研究也是如此，歷史一方面當然有喚起民族認同的意義，但另一方面也應當有促成世界意識的作用。可是，當民族主義的正義和熱情影響到歷史學，甚至干預了對是非真偽的判斷時，它也會導致歷史判斷偏離甚至走向極端。暹羅更改國名的事件，就影響到一個原本純粹歷史學的判斷，即暹羅或泰族，是起源於中國雲南嗎？歷史上的南詔大理是泰族建立的嗎？他們是因為漢代和元代的壓迫被迫南遷的嗎？

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國際學界主要是歐洲東方學界，對於“泰族”或“暹羅”的歷史，往往支持一種説法，即（一）泰族起源於雲南（甚至起源於中國內地），被漢族（如諸葛亮）、蒙古人（忽必烈）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而被迫南遷；（二）古代的哀牢夷（漢代）、孟獲（三國）就是泰族；（三）南詔（唐）、大理（宋），都是泰族建立的國家。

這些説法，得到很多西洋、東洋學者的研究支持。中國學者陳呂範曾列舉出不少例子，比如“漢族壓迫泰族南遷”，是法國人拉克伯裏在《撣族發源地》〔The Crable of the Shan Race，這篇論文原本是科洪(A. R. Colquhoun)的 Amongst the Shans 一書的“導言”〕中提出來的。他説，漢人的祖先是公元前二十三世紀才從中亞進入中國的，然而在公元前二二〇八年，撣族就已經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而撣族的祖先，發源於四川北部和陝西南部；而著名的法國東方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也主張，南詔就是泰族建立的國家；而英國人戴維斯（H. R. Davies）的《雲南：印度與揚子江之間的連線》（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Yangtze，Cambridge，1909）更認為，撣族發源於廣東。這個説法得到德國克勒納（W. Credner）的贊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克勒納在《南詔故都考察記》（Culturaland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Tali Yunnan region with SpecialRegard to the Nanzhao Problem）中，也説撣族是從華南熱帶地區遷徙過來的；而美國傳教士杜德（W. G. Dodd）的名著《泰族——中國人的兄長》（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Iowa，1923）則認為，泰族屬於蒙古血統，是比希伯來人和漢人更古老的民族，遠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中國人來到之前，就已經是中國土地上的主人，其故居在阿爾泰山一帶，以後逐步由北方遷入中國，公元前六世紀又從中國中部遷入南部，再從南部遷入印支半島（參看陳呂範主編：《泰族起源與南詔國研究文集》，二〇〇五年）。

丹隆·拉查奴帕親王，第一個運用西方歷史學研究法研究暹羅歷史的人，他編著有《曼谷王朝拉瑪二世編年史》《曼谷王朝拉瑪五世編年史》以及《暹羅佛塔志》（en.wikipedia.org）

被譽為“暹羅歷史之父”的丹隆·拉查奴帕親王（DamrongRajanubhab，1862-1943）一九二五年在朱拉隆功大學關於暹羅歷史的系列演講，後來被編輯為《暹羅古代史》一書，大致就是這樣敍述暹羅的歷史的（丹隆：《暹羅古代史》，有王又申中譯本，一九三〇年。由於此書中譯本錯誤很多，曾被許雲樵等人嚴厲批評）。而集大成的英國學者吳迪（W. A. R. Wood）所著《暹羅史》（A History of Siam）就接着這些説法，認為在公元前五八五年（東周簡王元年）以前，中華帝國只是在長江以北，長江以南都是蠻夷，“其中泰半殆為泰族，皆系今日之暹羅人、老撾人，與乎撣（Shan）諸民族之鼻祖也”。他們是在耶穌紀年一世紀，才“相率南移，達今之撣國北部一帶之地”。他強調，南詔就是泰族所建王國，早在公元六五〇年（唐永徽元年），“泰族復告獨立，且蔚然成為強盛之帝國”，只是“公元一二五三年，南詔（或大理）為忽必烈汗（元世祖）所征服，此為泰族帝國之終局，而其結果即促成泰民族大量南遷”（《暹羅史》第一章，陳禮頌中譯本，一九四七年）。

四但是，中國歷史學家卻堅持另外一種立場。

站在中國立場上，歷史學家們的解釋是，（一）泰族確實是中印半島北部和雲南南部起源的，它本來就是“中國”境內的一個族羣；（二）如果追溯早期歷史，它們就是生活在這一帶的 “撣國”，即《後漢書》中的《和帝本紀》《安帝本紀》《順帝本紀》中記載的“永昌儌外蠻夷及撣國”。他們曾向漢朝進貢，漢朝授以金印紫綬。特別是史料記載，永寧元年撣國國王雍由調曾經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

當時，漢安帝封撣國國王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説明它很早就納入了漢朝的朝貢圈。（三）考古發現的元謀人和各種遺物，説明撣國是“紅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延至印度曼尼坡，廣闊的弧形地帶，即古代撣人之地”；（四）講泰語的古代撣人，在與講高棉語的扶南和真臘，講越語的安南，講緬語的驃國，講彝語的南詔，在互相聯繫和衝突中，一直到十八世紀，才逐漸形成了現在泰族的族羣和疆域（如方國瑜、陳呂範等，參看陳呂範主編：《泰族起源與南詔國研究文集》）。

這裏的關鍵是，如果泰族是永寧元年來朝貢的撣國之後裔，自漢代就是“漢大都尉”，那麼，它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境內族羣之一；如果泰族作為一個整體族羣，是在十八世紀才逐漸成型，那麼，南詔、大理就不可能是泰族建立的國家，泰族也就談不上被漢人或蒙古人壓迫而南遷；如果現代中國的版圖內發生的歷史就是中國歷史，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國家，中國境內各族應當是整個的中華民族，那麼元世祖忽必烈征服大理就是客觀上促進了大一統疆域的形成。

早在一九三六年，方國瑜就在《益世報》發表《僰人與白子》對西方學界，尤其是伯希和有關泰族為南詔國之説法提出反駁，指出南詔並非泰族建立的國家。暹羅改名的一九三九年，方國瑜更發表《讀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其中“南詔所用之文字”一節，駁斥伯希和南詔通用可能是緬甸文的説法，着意指出南詔遺留的石刻、鐵柱銅爐和詩文通用漢文，民間可能通用僰文，強調南詔、大理與內地漢文化的聯繫（收入《方國瑜文集》第四輯，377頁）。

在方國瑜的論文中除了學術批評之外，也常常可以看到“險惡用心”“無中生有”“謊言無恥”以及“為殖民侵略服務”等充滿情感色彩的語詞（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上冊，367—369頁）。順便可以一提的是，直到現在國內學者仍基本主張，南詔、大理是由彝族、白族的先民，即烏蠻和白蠻建立的“地方政權”，而忽必烈滅大理，是“剷除了唐宋以來南詔、大理五百餘年的割據局面，則是對中國社會發展做出的一大貢獻”。

19世紀中葉，普魯士特使所繪泰國曼谷風景版畫（Ansichten aus Japan China und Siam: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1864. 來源：書格）

但是，日本在“二戰”時出於某種侵略野心，不僅在政治上極力支持大泰國形成，慫恿暹羅鼓吹“泛泰主義”，而且在學術上支持泰族起源於雲南，南詔、大理為泰族，以及元世祖征服後泰族南遷説。面對異國侵略和國土分裂，學者立場為針鋒相對而往往偏向一側。國內一些歷史學家在討論暹羅和泰族問題的時候，就特別強調，暹羅接受多少中國的好處，泰族受到多少漢文化的影響，就像前引顧頡剛所説的那樣。著名學者陳序經甚至在《暹羅華化考》一文中，引用《大明一統志》卷九十《暹羅國》的話説“暹乃漢赤眉種”，還説，如果這個話可靠，那麼暹羅人本來“就是中國人，而其文化也完全是中國文化”（《東方雜誌》第三十五卷二十一號）。陳序經當然注意到“暹羅人的大汰主義”和日本人的“大陸政策”一樣，“都是侵略的口號”（陳序經：《暹羅與日本》），但是把暹羅人説成中國人甚至“漢赤眉種”，這個説法也太過偏頗，史料依據也實在缺乏。

所以，當時專門研究過暹羅史的許雲樵，就在《讀暹羅華化考》一文中，針對這些説法在史料、文化、語言方面提出了很不客氣的批評，並説：“暹羅的染濡華化，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較之印度化，相差猶遠，這是稍加研究暹羅文化的人所公認的事實。”

“立場”使得有關南詔大理國家與族羣問題的歷史學研究，染上了濃重的政治和時勢的意味，有人乾脆在論文中，把“泰國”的“泰”，寫成“埋汰”的“汰”。

五

當民族主義或政治意圖支配了歷史研究，歷史研究很難超越“立場”。

最後講一個有意思的舊事。在暹羅改名泰國之後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民國政府評“蟻光炎獎”。蟻光炎（一八七九至一九三九）是泰國華僑，也是支持暹羅抵抗日本的領袖，後被暗殺。當時，中國政府用他的名義設獎，顯然是在表彰東南亞抗日華僑的精神。然而，當評審委員會把田汝康《擺夷之擺》一書評為第三名時，傅斯年卻非常警惕。他説他偶然看到這一消息，“頓覺此事大有毛病”，便立即給朱家驊、翁文灝、葉企孫寫信，指出這部書是調查“芒市那木寨的宗教活動”，與評獎原則中“專給予研究泰國、越南、馬來亞之歷史、地理、文化、經濟而有重要成績之中國人”一條不合。它不僅“不在本獎金範圍之內”，更重要的是，這部書研究的是“擺夷”，而擺夷就是泰族。傅斯年説，“全中南半島之泰族多矣”，“全中國説泰語者，恐有二千萬人，皆中國人也”，可是由於暹羅近年來“不知自量，要玩大泰主義”，“以雲南、廣西為其失地”。

他強調，屬於中國的雲南西南部包括芒市，本來“以受南支佛教影響，頗有離心力”，如果政府再把本來專給外國研究的獎金，給了研究雲南芒市中國人擺夷的田汝康，那麼就等於“將雲南劃歸中南半島，且顯示泰國研究課包括雲南一部之人，與暹羅政府之妄言吻合”。所以，傅斯年強力主張刪去這個第三名。

傅斯年（來源：pnn.pts.org.tw）

傅斯年曾説過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話：“學問不應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惡影響及於政治，自當在取締之例。”可問題是，什麼是純粹的學問？什麼是無聊之學問呢？在國家面臨危亡之際，民族情緒充斥之時，這還真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匆匆寫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