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改革開放的經濟地理因素_風聞

【編者按】10月19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九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文揚就“改革開放的經濟地理因素”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主持。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王紹光，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希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周紹傑等出席講壇並作點評。

以下根據現場演講整理，內容已經文揚研究員本人審定。​

哈·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裏有這樣一句話：

“一個特定時刻的歷史進程，不論是政治、社會或人類活動的其他方面，不僅是環境，而且也是以前所有取得動量的產物。”

這句話和我今天的主題非常貼合。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起飛，也可視為是漫長中華歷史的延長線上一個新的階段。雖然體現為一個成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但也是特定的歷史和自然環境孕育而成的一個結果。我想解釋的是，改革開放的短短四十年可以在5000年的歷史當中尋找它最初的動量——對今天一直都有所貢獻的動量。就像麥金德所説的**，每一個歷史進程總是不斷貢獻着一些動量、動能，最後終於在這40年裏，把歷史上這些有利的因素都調動起來了。**

一、

歷史上的“本部中國”

圖1 人口與GDP變形圖

圖1是依據人口和GDP畫的中國地圖變形圖，在這兩個圖裏我畫了兩個圓圈，北部從河北省的中部切過去，西北部從山西省中部切過來，南部沿黔滇邊界向南，與北宋時期的邊界非常一致，因為北宋與遼邊界在北部就是今天的白溝到山西朔州雁門關這一線。今天，我們先把西北和東北地區拋開，關注這個圓，看看為什麼這個圓形區域這麼特殊。

圖2  William Winterbotham關於“本部中國”的提法（1795年）

這張圖是出自二戰後期美軍一個紀錄片叫《我們為什麼而戰》？讓美國軍人來理解中國使用的一張圖。中間這個區域我們，當時叫做“本部中國”，“本部中國”這個詞或者“中國本部”在民國時期很常用，學者們也公開使用的，49年建國以後不用這個詞了，因為這是一個帝國主義的視角。意思就是東北、蒙古、新疆、西藏這些地方都不是真正的中國，只有China Proper才是中國，其他地方或是“韃靼中國”或是中國的“冊封屬國”，其起源就是當時William Winterbotham 他的一本書，他説要這樣來理解中國。

秦最早分天下36郡，郡設守、尉、監，到秦末期有48個郡，版圖往北到遼西一帶，往南還比歷史好多時期更大一些；魏晉南北朝早期、西晉版圖也是這一塊；北宋的版圖就是一個非常圓的一個版圖，都與圖1的圓圈非常一致。明朝早期版圖是比較大的，後來像新疆、東北這些地方都丟了，在一段時間裏也是一個近乎圓形的版圖。這個圓形區域，我有一個命名，叫“北宋圓”。

這個“北宋圓”實際上是從圓心的部分逐步擴大而成的。周成王時有一句話“餘其宅茲中國”，當時理解的“中國”是一個地理文化的中心，不是政治體的概念。《周禮·王制》：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

就表現出圓形。而《禹貢》的

“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就是一圈一圈往外擴張的地理概念。這種地理和文化觀念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圖3 2014年NASA衞星圖示

圖3是2014年NASA衞星拍攝的圖片，最初是為了測量碳排放，也體現了植物表面對光的反射。從這張圖也可以看出我們的這個近乎圓形的區域。歐洲的顏色比較淡，它是很晚才開始有了連續農業。再往南近乎黃色的地方，由於氣候問題等各方面問題，不是一個適合連續農業的區域，所以沒有發展出連續發展的農業文明。這張衞星圖片説明，直到今天人們仍然能夠辨識出這個圓形區域——我們可以一直追溯到文明發生之前，從植物的分佈看到中國這一塊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環境區域。

二、

“天下”型定居文明與“天治主義”

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書中有一個重要的發問：在何種意義上，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是一種“中國的過程”？有一種理論，總是説我們的現代化是一個被西方1840年船堅炮利給打出來的，大家按照刺激-反應的模式來理解。其實現在很多學者，包括美國一些漢學家，越來越傾向於其實本身存在着一箇中國自己的過程。。賈·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中提到，

“現代中國的最肥沃地區於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統一起來，並從那時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裏一直維持着這個局面。”

他也觀察到中國有一個最肥沃的地區，從秦朝時形成的最早的國家版圖之後一直維持這個局面直到現在。

圖4  亞歐大陸農業帶分佈圖 

圖4解釋了中國從黃河中下游發展起來的連續農業帶，然後到南方，A\B是先後的意思。在印度和地中海地區都有不同面積的連續農業地帶，但沒有像我們這樣一個連片的、面積很大的區域，而是分散的，一些小塊的區域，而“轉農”的意思是很晚才開始的農業革命。整個歐亞大陸中心地帶主要是遊牧文明，而不是定居文明，再往北邊就是凍土帶，西伯利亞森林地帶，中國的東北也是很晚才開始有連續文明農業的。

1915年英國地理學家James Firegrieve寫過一本書叫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他用等比例尺對比了黃河、渭河流域和埃及尼羅河，從比較中可以看出黃河中下游一帶的面積之大。黃泛區的面積也很大，黃河的多次改道也製造了一片非常肥沃的區域。

圖5 地中海重要的農業區域（公元1-2世紀）

如圖5，地中海連續的農業地帶大概可以分成10塊，合起來不到80萬平方公里，而中國在秦朝的時候已經有300多萬平方公里了。周朝時，北部已到遼寧西部，西邊到甘肅東部一帶，面積有兩百萬平方公里，是整個地中海其他幾個連續農業地帶的數倍。春秋時期，中國已湧現出了諸子百家，歐洲才剛有簡單的哈爾施塔特文明。戰國至秦漢時期，中國進入文明的第一個高峯，歐洲進入“拉坦諾文明”時期，但是當時的羅馬帝國和今天所説的歐洲文明不是一回事，應當歸為地中海文明。在湯因比《歷史研究》這本書裏有一段專門講兩者之間的關係：

“好像從舊社會中的一根肋骨變了新社會的脊骨”。

**在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環境下產生了一種“天治主義”思想，**這個詞梁啓超用過，他認為諸子百家其實都是一種“天治主義”。“天”可以有秩序、可以有刑、可以有威，“天”還有歷數。道家認為人不用做事，“天”自動什麼都有了。儒家、法家會更進取一些，墨家最極端，認為人只要相互之間不爭鬥，兼愛就什麼都有了。可以想象，這種政治哲學思想在中東沙漠裏是很難發展的，而只能在自然地理環境非常好，早期農業革命非常成功，物產豐富到短時間內就會出現很繁榮的局面的地區才可能產生。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對比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其他文明，找不到第二個地方會產生《論語·子路》這段話。冉有拉着孔子走到了當時的衞國，“既庶矣。又何加焉”？這麼多人了還要怎麼樣呢？孔子説“富之”，想讓他們富就可以讓他們富。

**而中東地區，貝因都人到現在還有呢，社會交往方式只有兩種：搶劫和復仇。**兩個駱駝隊相遇了不是你搶了我，就是我搶了你，因為沒有別的生活資料，我不搶你我就餓死了，敗了就復仇，下次遇到再搶。在這些地區，最初伊斯蘭教的產生實際上是進步的，終於能夠讓這一地區的所有部落打破各部落之間血緣關係，建立了一種共同體，統一臣服於真主，這與因自然地理環境優勢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完全不同。

圖6 印度地理環境與軍事防線示意圖

從地理上看，印度也有一個很肥沃的地區，非常適合發展連續農業。我們觀察圖6，歷史上曾經當做當作軍事防線的這些地帶，粗的線就是近乎永久性的軍事防禦地帶，比較細的線有的時候是軍事防禦地帶，有的時候不是，就是表示曾經是某個地區的軍事前線。在印度的西北部，有一個開伯爾山口，每一次異族入侵幾乎都是從這裏進來，印度次大陸的不同王國只能建防線來防禦一撥接一撥的入侵，從來沒有形成像“北宋圓”這樣的有一箇中心有四周的圓形區域。如果印度也有這樣一個強勢的早期文明的話，它很可能也會在開伯爾山口修建長城，那麼歷史就會完全不一樣了。所以印度始終都是一個囊括很多不同民族、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四分五裂的國土。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講：

印度對於事物的見解是一種“普遍的泛神論”，但是是一種“想象”的泛神論，而不是“思想”的泛神論…所以每一件東西——日、月、星辰、恆河、印度河、野獸、花朵——每件東西對於它都是神。在這種神聖性之中，有限的東西便喪失了存在和穩固性，所有的理智也因此消失了。

直到今天，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很難理解印度教為什麼有那麼多神。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裏專門比較了為什麼印度沒有發展出像中國這樣的政治秩序：

“（中國和印度）政體的性質可以説相差十萬八千里”，“孔雀王朝…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種姓制度的嚴格限制。…據我們所知，孔雀王朝也沒有統一度量衡，也沒有在管轄地區統一語言。…孔雀王朝的終止導致帝國分崩離析，分割成數百個政治體，很多尚處在國家之前的層次。”

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也基本統一了印度大部分的領土，但是他沒有建立和發展出像秦始皇時期那樣的真正的現代國家政體，因而，始終沒有跟中國在同一個發展軌道上。

這兩個人關於印度的描述至今仍然是具有意義的。

三、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轉移

巴菲爾德在《危險的邊疆》這本書裏面講到

“遊牧民族的統一與中原的統一幾乎同時完成，這並不是一種巧合。同樣，中原經濟的衰敗及其分裂本不會影響草原，卻對草原產生了直接影響。”

實際上很多研究中亞、內亞遊牧帝國的學者，包括法國人格魯塞寫的《草原帝國》，都發現了這個現象。中原王朝統一強盛的時期恰恰也是草原統一的時期，中原衰敗了分裂了，草原也同時衰敗、分裂，雙方是一個共生的關係。從秦漢時期開始，只有中原強盛了，草原才有條件統一強盛起來，草原總是通過向中原索貢敲詐獲得財富和發展。而中原總是處在這樣一個困境當中：到底是進攻，是防禦，是讓它進來內附，還是前出漠北去擊破？

**所以我們怎麼來理解我們的歷史？**在我看來，這一演化進程可以用中原國家和草原帝國各自的生產力、軍事力、貿易力、文化力四種力的互動與消長進行描述。

圖7 冀朝鼎：基本經濟區的5次轉移，作者根據書中內容繪製

經濟學家冀朝鼎在他的《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書中揭示了中國主要基本經濟區的幾次轉移。戰國秦漢時期，經濟重心一直在北方，在三國時期有三個基本經濟區；但是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如果單純從經濟地理角度講，北方的四分五裂反而是進步的，由於戰亂，大批中原人不得不向南逃，客觀上帶動了南方的經濟發展。隋唐時再次大一統，經濟區擴大；五代宋遼金時北方胡人南下，中原南移，基本經濟區進一步向南移；元明清時北方和南方分成兩個經濟區，所以有大運河的漕運，把南方的經濟產出運輸到北方來。如圖7。這本書裏面有句話可以當作理解中國歷史的一把鑰匙：

“佔優勢的經濟區一旦確定，控制了基本經濟區的首領，就獲得了優越的物質利益，而勝過與之競爭的其他集團，最後把國家統一起來。”

第一種情況，軍事力中心與生產力中心在中原重合。秦漢時期，以中原或者説我所説的“北宋圓”為中心，軍事力和生產力合一，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第二種情況，軍事力中心在北方，生產力中心在中原。南北分裂時期，北方的軍事力強於南方，南方純粹蜕變為生產力中心。誰控制了這個中心誰就有可能重建一個帝國，宋遼時期和魏晉時期都是這樣。第三種情況，軍事力中心與生產力中心在帝國中重合。大唐、蒙元、大清均是如此，利用“北宋圓”這個生產力中心來獲得了充分的財力、物力，支撐起一個帝國的政治架構。第四種情況，軍事力中心圍繞生產力中心環立，多個軍事力中心出現了。明朝以及隋朝後期基本是這個情況。

韓茂莉教授在《中國歷史地理十五講》（2015）把歷史分成三個階段：如果説中國疆域擴展經歷了黃河與長江流域兩大農耕區的聯合、以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為基點的疆域伸縮、突破北方農牧交錯帶三個階段，那麼第三階段幾乎決定了泱泱大國的基本版圖。

研究中國歷史上的GDP時即可發現，在軍事力和生產力重合時期，國家的GDP就是增長的，因為它平衡了。而GDP不增長有兩種情況：一是種南北分裂戰亂頻生；一種是軍事力環立，國家不得不用財政的很大一部分來用於養兵。

四、

人口密度與經濟增長

“只有當人口相對於定居的土地達到一定的密度時，更有效的資源利用體制和生產體制才變得可行。……農業強度增大的過程是人口增長刺激的結果。”

這是意大利人馬·利維巴茨在《世界人口簡史》裏面講的。這個觀點和馬爾薩斯的觀點完全不同，實際上人口必須達到一定的密度，經濟才有可能更快發展。我們用這個觀點來理解圖8描述的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增長情況，大概在清代中期有一次人口的陡升。可以看到，CHINA和CHINA PROPER的人口增長曲線基本一致，説明實際上人口的增長主要是在CHINA PROPER發生的。關於這一階段人口增長的原因學者們做過很多的解釋，我傾向於這些因素都起作用了，包括美洲新作物番薯、馬鈴薯、玉米等的引進，包括版圖的擴大，以及“和平紅利”，還有清朝的“攤丁入畝”等等政策的實施。在乾隆末年人口已達3億，突破歷史上最高人口上限，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經到4億了，從3億到4億才短短的40年時間。

如果説人口與經濟的關係是一個至關重要因素的話，我們經濟起飛的人口底子應該在乾隆道光年間打下的。**在中國歷史上很多時期，我們通常只能守住“本部中國”，守不住“帝國”中國，**中國歷史上除了漢武帝是中原人建立的帝國以外，包括唐帝國都是草原建立的，而在大多數時期，中原這個地方是沒有力量覆蓋這麼大一個版圖的。

圖8 Cohn McEvedy andRichard Jones: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 and AllenLane, 1978

關於清朝的版圖，格魯塞在《草原帝國》裏面有這樣一段話，

“乾隆皇帝對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爾的吞併，標誌着實現了中國自班超時代以來的18個世紀中實行的亞洲政策所追隨的目標，即定居民族對遊牧民族、農耕地區對草原的還擊。”

這段話説的並不完全準確，康雍乾三朝持續70年平定準噶爾，否則的話，整個新疆這一帶也不太可能保持在現在中國的版圖裏，伊犁河谷流域是乾隆打下來的。

**因此，我們不能想當然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現代主權國家能夠完整地守住大清的版圖，因為歷史不是這麼簡單的。**剛才我講了，從周朝開始形成中國的概念，很長時間裏就是一個文化中心的概念，**中國真正轉變成一個帶有政治含義的概念，包含領土、人民、主權、邊界這寫東西在內，這是直到1689《尼布楚條約》才有的事情。**實際上我們從中可以得出一個感到自豪的結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代主權國家居然把大清帝國的版圖大部分繼承下來，這應該是毛澤東這一代共產黨人偉大的歷史功績。孫中山最早發動的革命是種族革命，“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他理解的中華就是明王朝長城以南的區域，不包括東北、蒙古、新疆、西藏。

胡煥庸1934年那篇論文最後有一句話

“其多、寡之懸殊，有如此者？”

他有一個驚歎，説居然在64%的土地上，只有4%的人口，而另外36%的土地上有96%的人口，他説“多寡之懸殊”居然是這樣的。其實如果從明清看過來，那時的人口分佈已經算是很均衡了，原來沒有多少人的東北地區已經有幾千萬人了。在廣泛分佈之後他才發現的這條線。今天，我們的現代化到這個程度，修了這麼多高速鐵路、公路，但是人口密度的分佈改變並不大，主要人口還是集中在胡煥庸線東面這一塊。

當人口達到4億以後大量人口從農業轉入非農經濟，這也為手工業和早期工業起飛奠定了人口基礎，商業、貿易這些方面都開始發達起來。還有一點就是遊民，大家知道歷史上王朝的覆滅往往是遊民導致的。人口增長過多，土地兼併過烈，造成了大量失地遊民，結果盜賊蜂起，天下皆反。但是我們看我們新中國的建國曆史，遊民的貢獻卻是巨大的，必不可少。大家去讀毛澤東《井岡山斗爭》裏面有一句話，他説“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共產黨的辦法是改造遊民，把遊民改造成職業的革命者，為建國貢獻力量。

鴉片戰爭以後開埠通商，出口從1882年到1931年也增長到12倍、13倍。這再次説明，只要有一段和平的時期，有開放的貿易，中國的經濟增長馬上就起來了，可見這塊圓形的區域對於經濟的貢獻。

五、

當海洋帝國的邊疆出現

新中國繼承了清帝國大部分版圖，前三十年在這一超大版圖範圍內實現了現代國家的國家建構並建立了強大的國防。穩定的政治-軍事環境加上良好的經濟地理環境，使新中國具備了成為世界最大生產基地並形成世界最大生產力的巨大潛力。

**中國的現代化有一些自己的條件：**世界最大定居文明、最大生產基地，連續的農業文明、發達的手工業，草原帝國版圖和海洋的連接，清中葉人口的翻番、遊動人口劇增，從中原-草原到中原-海洋的轉化，人口的全空間分佈，生產基地的工業化轉型，工業化先進地區的建立，工業化的全版圖佈局等等。這些條件都在同程度上為改革開放40年這一次驚人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創造了條件。

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有陸防、海防之分。草原和中原之間有一個交錯線，大約是400毫米降水線，也就是長城沿線。明代以後在東南部又出現了第二條線就是海洋線，海洋的戰略意義越來越大，歷史上的“北宋圓”開始跟海洋有了互動。施展在《樞紐》這書本中將其稱為**“秩序的創生力”所在地，**試圖解釋這兩條線到底是什麼關係。

圖9 歷史上各個朝代的路防與海防

圖9描繪了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陸防和海防情況。明朝有多個軍事力中心環伺，軍事力、生產力在中原這個圓當中重合，但是國力仍然是萎縮的，無法擴張出去。清朝解決了這個問題，並建立了一個草原和中原四力合一的大帝國。從日本得到的資料顯示，康熙年間，中國與長崎之間商船往來曾經達到數千艘，那個時候東亞的海上貿易是存在的。但是一旦海洋成為了威脅之後就會閉關，就會萎縮下來。1840年以後帝國主義列強大規模入侵，但是海洋方面實施開埠通商因而實際是暢通的，當時經濟是發展的。民國時期經濟有過兩次黃金十年，但是最後還是被日本入侵打斷。新中國成立的前30年，我們把海洋認為是威脅，覺得帝國主義的侵略隨時會發生。改革開放之後恢復了清朝時期的開埠通商，海洋再次成為了貿易通路，安全問題只剩下台灣問題，但這已經不是大問題。我們的軍事能力上來了，所以這個圓也擴大了。

所以這樣看下來，**一直存在一個沿海與內地之間的交替。**從清末五口通商開埠開始，是海洋方向的開放。到了1949年建國以後，內陸有一個“156項工程”的分佈，因為這個時候我們考慮到海洋方向是一個威脅，所以都是往內地分佈。1964年開始的大三線建設完全是防禦態勢，收縮到內地，應對可能到來的全面戰爭，北方也是防禦，沿海也是防禦。然後1978年以後改革開放，重複了五口通商之後這個時期，再一次把海洋方向又開放了。後來“十二五”期間又有一個西部大開發再一次開發內地。現在我們終於可以把海洋和內地一體考慮了，出現了三縱兩橫、幾個經濟帶這些東西，全領土的規劃都出來了。

六、

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地理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再次實現了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四力合一”，經濟潛力得以充分釋放，藉助於自由開放的全球化體系，實現了震驚世界的經濟增長。隨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地理環境也在出現新的變化。從歷史上看“一帶一路”無非是歷史上北方陸路的“西漢弧”和海洋上的“大明弧”的重建。

圖10  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地理

圖10我試圖這樣解釋。如果以中國為中心來看世界地圖，以這個圓為中心，畫一個擴大的大圓，以此為戰略空間考慮。在這個大圓裏要解決幾個問題：中日關係、台灣問題、西南中印關係等。向南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向西北通過哈薩克斯坦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東北是一個特殊的地區，從鮮卑開始就是半定居、半遊牧的一個地帶。歷史上入主中原的胡人都是東胡，而不是西北的，女真兩次入主中華，因為它既懂草原又懂中原，是施展所描述的草原和中原之間的“邊疆地帶”。東北地區並不在“北宋圓”這個真正具有經濟活力的區域內，因此今天我們在解釋東北問題的時候應該將其置於大的圓形區域內。

最後以温鐵軍教授在《改革開放40年“三農”問題的演進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中國文明本質上是具有生態文明內涵的農耕文明，由我國氣候和地理所決定的生存文化內在的差異性、多樣性,在經濟、政治、文化乃至於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現，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擁有多樣性的生存方式,包括社會方式、經濟方式、文化方式，天然的具有生態文明的內涵，如果按照中國文明自身的歷史變遷軌跡，不會有那麼激進的工業化、城市化。”

謝謝大家。

講壇現場 

​

評     論

**周紹傑：**文揚教授以恢弘的歷史視角，講述了中華文明發展的特殊性問題，特別是從連續農業帶這一重要視角，很好地詮釋了中華文明為什麼能夠綿延五千年沒有中斷。新中國成立後的發展過程也藴含着明顯的地理性因素。“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建的156個工業項目中，有1/3在東北，這與日據時代的工業基礎有關係。19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中央政府大規模轉移了東部的工礦企業，建立大三線、小三線等等，也與地理因素相關。改革開放以後，東部優先開放，形成了地區差異。2000年以後中國把區域協調發展作為國家發展很重要的方面。到2014年，地區差距明顯開始縮小。從中可以看到，地區差異除地理性因素以外，也與國家的能力密切相關。“十八大”以後，我們講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也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地理性因素考慮在裏面。從長遠經濟發展來看，“一帶一路”不但是在重塑中國的經濟地理，也是在塑造世界的經濟地理。

**王紹光：**今天這場講座是國情研究院組織關於“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研究”系列講座之一。這一系列講座至少説明一點：市場導向的改革是有用的、必要的，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改革開放的成功還有很多其它的因素。文揚教授從五千年講起，五千年以來的很多事情對今天都是有所影響的。文一教授從工業革命視角講其與改革開放取得成功或者不一定成功的關係。我上次講經濟實現增長，除了改革開放以外還需要一個因素，就是有效的政府。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我們後面還會有更多精彩的系列講座，也歡迎大家繼續前來參加我們的討論。

**李希光：**文揚教授提出改革開放的經濟地理因素有四力，我重點講一下文化力。中國周邊“命運共同體”加上中國自身人口是38億，而世界的人口截止到前年的統計是72億，遠遠超過了世界人口的一半。但是不是説一個國家與中國陸地接壤、隔海相望，就會和你一心建立“命運共同體”？這裏有一個巨大的文化上的、容易引起誤區的地方。西方人總是指責我們是無神論，包括我們周邊的伊斯蘭國家（人口約有9億）也講我們不信神，而伊斯蘭、基督教、猶太教他們是同宗同源。難道我們中國就這樣與世界文化上割裂了嗎？歷史上的中國叫“天朝”，天朝必須有一個天子，而天子有天命的。從這一點來講，與基督教某種意義可能有一點相似。同時這個“天”和這個“上帝”和這個“神”是不是同一個概念？如果我們把god不翻譯成上帝而翻譯成天呢？

中國文化幾千年文明的延綿不斷，與中國人的耐心也有關係，就像跳舞的中老年一樣，這是中國文明的耐力。這樣一種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猶太教文明，包括伊斯蘭文明裏都是沒有的。

**胡鞍鋼：**文揚教授最後提到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地理”，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這個中心實際上不僅是世界地理中心，更重要的是世界經濟中心、貿易中心和創新中心。中國和東盟現在是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已經超過了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也超過了歐盟。這些國家的高技術產業按照出口額、增加值計算，中國基本佔到全世界40%。我們可以期待在21世紀，中國帶動亞洲的崛起，進而帶動世界南方國家的崛起，最終改變北強南弱的世界格局。

如何打破大陸內部的封閉狀況，取決於基礎設施，也取決於對外開放。從這個意義來看，中國為全球提供最大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將不僅僅改變中國的經濟地理，也將進一步重塑世界經濟地理。這樣的一個倡議也正推動着南方的經濟起飛，而只有南方經濟的起飛，我們才有可能走向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胡鞍鋼教授向文揚教授贈送清華大學『國情講壇』紀念證書併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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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阮萍晶

攝影｜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