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宮中的金庸_風聞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1830年，在經歷了革命的榮光與幻滅之後，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波利瓦爾最後一次沿馬格達萊納河旅行。他在逆境和夢想間瘋狂追逐的人生過早達到了終點，“媽的，我怎麼才能走出這座迷宮！”説出這句著名遺言後，47歲的革命者死於肺結核。

2018年10月30日下午, 儘管已享94歲高齡，在舊觀念裏足稱喜喪，金庸的離世仍然令人們感到猝不及防，無盡感傷。不止因為他代表着與青春、時代有關的情懷，更因為金庸武俠真正對建構幾代中國人的價值觀有不可撼動的作用。在金庸身上，不存在時代濾鏡和回憶濾鏡。

幾乎每一個追悼者都在説，他啓蒙了我的人生，他影響了我的價值觀。在這場規模空前的追悼中，左派和右派握手言和，70後和90後同放悲聲。但此時我們説的價值觀，究竟是什麼？在這座綿延數十載的武俠迷宮中，是否存在一種從未被撼動的信仰？它是否就是大家反覆稱頌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金老爺子“射鵰三部曲”時的價值觀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後來他自己悄悄把這句話推翻了。**《天龍八部》懷疑“國”，《笑傲江湖》懷疑“民”，《鹿鼎記》乾脆把“俠”和“武”都給否定了。惟其如此，我這樣經歷過價值觀破碎又重塑的人，才更與金庸心有慼慼——**我們所經歷的時代，哪當得起那一句飽滿鏗鏘？倒是配得上那一地碎片蕭索，秋風餘響。

金庸去世後，我的朋友馬師傅寫下這段話，硬糖君心有慼慼，在此援引。

類型小説最可愛處，在於其有純粹的善惡曲直，報應不爽。然而其之所以可愛，正因為真實的人生與世界並非如此。事實上，我們既無法獲得一種堅定不移的信仰，眼前也沒有一條筆直無疑的道路，而是無盡迷宮。若真能有仇報仇，那倒好了，苦練武功就是。縱是金庸堪稱完滿的一生，又豈曾真如大俠們般快意恩仇。

和很多人一樣，硬糖君最初的人生“大道理”，是在金庸武俠裏學來的：他用楊過和小龍女，告訴我世上沒有絕對完美的愛情；他用韋小寶的投機取巧，告訴我小混蛋要比大俠吃香得多；他用葵花寶典的邪惡，告訴我偽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

但過了學道理的年紀，才發現光靠俠義無法安身立命。然而心裏總有一塊精神樂園，那裏天高海闊，處江湖之遠。堆積多年的未解之謎大概再也不會有答案了：獨孤求敗究竟有多厲害，掃地僧的來歷，練葵花寶典能不能跳過第一個步驟……..

人們懷念金庸，無法釋懷人生已走到“不斷失去”的年紀。金庸遠去，那個江湖還在嗎？其實，即便金庸還在，江湖也早不是那個江湖。從來都不是。

​權力世界

金庸不在，江湖遠去。不管舊讀者承認與否，屬於金庸、古龍等人的武俠時代徹底落幕。時至今日，武俠江湖風光不再，金庸劇翻拍已經淪為給新人練手的便宜IP，武俠小説創作更是趨於沒落。

這是一個充滿碎片且享受碎片的娛樂時代。玄幻小説的移山趕海，早就擊碎了武俠小説的貼身肉搏；打怪升級替代了為國為民，腳踏虛空碾壓氣沉丹田；武俠小説被束之高閣，俠義精神被徹底消解。

但那個時代又是多麼光輝的時代，讓硬糖君很想像不討人喜歡的高齡人士那樣説，“我們當初看的書，比你們現在這些強多啦”。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首次執筆寫武俠小説，前後約十七年，他筆無停輟，總共發表了十四部作品。他把書名的第一個字連綴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金庸曾在《三十三劍客圖》中説:“研究中國歷史上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個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來物質生活雖然改變極大，但人的心理、對權力之爭奪和保持的種種方法，還是極少有甚麼改變。”

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説《書劍恩仇錄》對權力進行了無情的否定。書中寫到，正是為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乾隆背叛了盟約，踐踏了誓言。美麗的香香公主最後留下血寫的遺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用鮮血刻畫出了他的陰險、毒辣和狡詐。

《碧血劍》對李自成殺進北京以後迅速腐化、墮落的描述，也見證了“權力趨向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

《倚天屠龍記》裏的張無忌不具備做“政治領袖”的條件，卻是個可以信賴的人，他有許多美好的品質。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説中的朱元璋和張無忌相比暗淡無光。

就是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説中常常出現“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種説法而已。從宮廷到江湖，都是如此。東方不敗因掌握大權而腐化，任我行也免不了同樣的結局，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現象。

與寫作武俠小説幾乎同步，自1959年創立《明報》以來，金庸執筆寫社評，特別是他的早期社評也貫穿着自己對權力的批判、否定。他在《笑傲江湖》後記中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數時候是壞人當權”的結論。

如果不是《鹿鼎記》的出現，金庸在他的武俠小説世界，對權力的否定幾乎是“堅持到底”的。但最終，他還是以《鹿鼎記》完成了對權力的肯定。

正如吳靄儀指出的,《鹿鼎記》的真正主角不是韋小寶，而是康熙這個雄才偉略的英明君主。其主旨是，什麼樣的英雄豪傑都比不上一個開明的當權者，世間的一切最終都得靠一個康熙這樣的英明君主。

既然“俠以武犯禁”,與依靠好皇上實現一切人生社會理想的白日夢不和諧。那麼到這一步，金庸的武俠小説確實寫不下去了。

1994年，金庸訪問台灣時親口説：“在中國皇帝中，我對康熙的評價很高，他不但思想開明，而且很好學，還去學了外國的學問。”從否定權力到迴歸權力，金庸最終走回了傳統士大夫式觀念。

遺傳密碼

儘管生在一個世代書香門第，少年金庸卻是在抗戰的烽火中成長起來的，經歷了大時代的苦難，他的母親不幸死在抗戰之初逃難的動盪中。

正在中學求學的金庸失去了家庭的呵護與接濟，成為冬天沒有襪子穿草鞋的淪陷區學生。海寧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燒成了白地。可以説，到金庸這一代，查家昔日的榮耀與顯赫都已成為悠久的舊夢。

但金庸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大家族中，耳濡目染，對自己的家世無疑有一種特殊感慨。晚年他還清楚地記得家裏掛的牌匾，因為那是康熙所賜。金龍裝飾，帝王御筆，在沒有經歷過徹底的近代民主啓蒙洗禮的中國，還有什麼比這些東西更能打動一個少年的心呢？

直到青年時代，金庸的志向都是做一個外交官。除了周遊世界的誘惑外，對當官的嚮往、對仕途榮華的傾心，或許早已植根在金庸生命的深處。

金庸身上的文化基因對他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決定性的影響。目睹家族的衰微、時代的變遷，他有哀傷、有感嘆、有失落，但他終於沒有割斷這根臍帶。

他對世俗價值的在乎，使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都未能擺脱海寧查家揮之不去的影子。**在金庸香港的客廳中，始終掛着他的祖先查升手書的對聯：“竹裏坐消無事福，花間補讀未完書。”**其中透露出的都是舊式文人的心境和態度。

1947年10月，金庸考取上海《大公報》電訊翻譯，邁進了在中國百年報業史上以敢言著稱、在動盪亂世始終堅持“文人論政”傳統的《大公報》大門。《大公報》老報人的精神氣質，對金庸一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1947年底，《大公報》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報紙創辦人帶領一批骨幹奔赴香港，着手籌備《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工作，金庸隨之南下。這是他命運中最大的轉折。**從此，他的人生在這裏展開。他在香港生根、成家、創業、辦報紙、寫小説，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大廈。

自1955年第一部《書劍恩仇錄》問世以來，直至1972年寫完《鹿鼎記》之後宣佈“封筆”，前後17年共寫武俠小説15部。武俠小説給他帶來巨大聲譽。華人社會雅俗共賞，老幼鹹喜。凡是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都知道他的名字。“金庸”這個筆名，甚至淹沒了創立《明報》的查良鏞。

鄧小平和蔣經國，晚年都是金庸武俠小説的愛好者。以研究武俠小説而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金學”，也成為顯學。

家事多磨

金庸父親查樞卿是受過西洋教育的中西混雜的地主，有一年的聖誕節，他送給金庸的禮物是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小説《聖誕頌歌》。

1951年4月，查樞卿被錯判槍決。後來平反昭雪，金庸去信説：“為家父查樞卿平反，感激異常，此事過去已久，當時牽涉甚多社會歷史原因，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複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餘年前之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鄭重致謝。”後來鄧小平接見金庸時談及此事時説“團結起來向前看”，金庸點頭贊同。

金庸一生有三次大的婚變。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治芬，因婚外情背離了他。1956年金庸與第二任妻子朱玫結婚，當時金庸還在《大公報》工作，後在《明報》草創時期朱玫與金庸合力苦鬥，生下兩男兩女。

可是當《明報》興旺發達時期，金庸卻移情別戀，結束了與朱玫的婚姻關係。朱玫在孤獨與貧困中度過了一生，1998病故時63歲。得知死訊，金庸表態“我對不起朱玫”。

金庸的第三任妻子林樂怡，認識金庸時只有16歲，比金庸小20歲，那時她是香港一家酒店的招待。那天剛好金庸與朱玫吵過架，失意至極，來到這一家扎角麗池酒店悶坐。林姑娘想請金庸吃碗麪，於是二人一見鍾情，擦出了愛情的火花。金庸只好與朱玫離婚，與林樂怡結婚。

1957年，金庸化名“林歡”，為長城寫劇本。由此認識夏夢。金庸為夏夢量身製作的古裝片《絕代佳人》大獲好評，並獲得中國文化部優秀影片榮譽獎。

金庸難得的一次當導演，就是夏夢主演的戲曲電影《王老虎搶親》，這部電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掀起了中國戲曲電影的熱潮。金庸曾説：“西施長什麼樣不知道，不過她至少要有夏夢之姿，才算名不虛傳。”據説金庸小説中的王語嫣、小龍女等美人的原型都來自夏夢。

有記者曾問金庸一生浪漫有多少?金庸説: “多啦，當然我希望不要太多，愛情能簡單一點當然好啦，但這是身不由已的。結了婚，同另一個人慢慢地發展下去，半年、一年、三年、四年……感情不是一兩天的事，割不掉的啦。”

多面金庸

武俠小説不是金庸的全部。《明報》和他的社評，在他生命中無疑佔據更重要地位。那是他一生的事業。僅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説，沒讀過查良鏞的社評，看到的是一個不完整的金庸。

在金庸的黃金歲月，他兩手寫文章。白天在渣甸山書房寫小説，揄揚千古俠風；晚上在《明報》辦公室寫社評，褒貶現實政治。寫武俠小説，最初只是出於商業動機，為了招徠讀者，擴大報紙銷路。後來報紙打開局面後，他就把興趣集中到寫社評上，評論國家大事，剖析世界風雲。

金庸的社評，秉承中國近代王韜、梁啓超辦報“文人論政”的傳統，以他鋭利的“新聞眼”，談史論政，縱橫捭闔，深具見地，獨步文林，表現了中國傳統文人的風骨氣節和遠見卓識，實現了“文章報國”的初衷，為海內外識者稱頌，開啓了以政論聞名的查良鏞年代。

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985年4月10日，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國政府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邀金庸以記者身份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1986年9月，基本法草委會決定下分5個小組。他和北大法律系主任蕭蔚雲教授被任命為“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負責召集、主持政制小組會議，協調小組工作。年過花甲的金庸，又傾注極大的熱情，參與全國政治，為香港推行“一國兩制”貢獻自己的政治智慧。

在此期間，金庸還利用他的特殊身份，為實現中華民族和平統一而忙碌奔走。在兩岸的官員、學者中，都有金庸的小説迷。他是“海峽兩岸都吃得開”的人。他不僅是台灣的常客，而且三度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客。

金庸是個色彩斑斕、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處文學、新聞、政治三大江湖，應付自如。他身居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語，長期接受西方文明的浸淫影響，飲威士忌酒、吃牛排成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

他在商業時代如魚得水。作為一個世俗中人，他屬於紅塵，不屬於天國，無法超越塵世的網羅，無所逃於對功利和金錢的追求，使自己成為商業社會成功的報人、作家和企業家。

但從更深層面看，他又出身在一個破落的舊士族家庭，從小在儒家經典薰陶下成長，從遺傳密碼和士族的生活方式中，攝取了大量關於中國士大夫文化的隱蔽信息。他身上有類似古代士大夫那樣根深蒂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懷。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綜觀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還是一顆傳統的中國文人的心靈。

《天龍八部》裏寫“人生在世，去若朝露。魂歸來兮，哀我何悲。”謹以此，悼念金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