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希氏內科學》結緣四十年_風聞

【王賢才  原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政協常委、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涉及千家萬户，與所有人相關。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和翻譯一部書有關，就是美國出版的世界醫學名著《希氏內科學》。為譯這部書，磕磕碰碰，走了很長一段坎坷的路，直到改革開放，才最終做成這件事。

我於上世紀50年代，在山東大學醫學院讀書時萌生翻譯此書的意念。《希氏》是由國際著名醫學專家共同撰寫的一部醫學鉅著。自1927年問世以來，就以論述嚴謹、系統，尤其是側重病理、生理等科學原理的深刻闡述而深受國內外讀者的歡迎，世界上許多醫學院校皆以此為教材，它被譽為“標準內科學參考書”，享有盛譽。那時年輕，不知天高地厚，但也知道這會是個很長的過程。我的設想是分兩步走：先譯一部比較小的書，取得經驗，再用螞蟻啃骨頭的勁頭去動這個大部頭。

每天凌晨，我躲到山大醫院外科病房頂層蛛網塵封的閣樓裏譯書，那是一本英國歐文斯教授為實習醫生和低年資住院醫生寫的《臨牀外科須知》。沒有電燈，我伏在燭光下做事。我的視力不好，常常聞到一股焦味，就知道是頭髮燒着了。天亮以前悄悄收拾現場，回到同學中間。我的“地下工作”是成功的，除了一個鐵哥們，沒人知道我的秘密。譯稿反覆校訂了四次。1957年，這本20多萬字的小書在上海出版時，我已畢業離校，在北京工作了。

圖 | 躲在廢棄閣樓裏譯書的作者

艱難年代的譯書與焚書

初戰告捷，使我信心大增，於是買回第9版《希氏內科學》，正式向它進軍。可是時運不佳，不久我就因對蘇聯醫學的“失敬”，即言談話語中的一點觸犯，被補定為“右派分子”，留院“監督勞動”。從此陷於“革命羣眾”的包圍之中，日子很不好過。我只能燒去已譯成的40多萬字譯稿，低頭認罪，努力改造。

1958年9月，我所在的醫院奉命連人帶設備搬到內蒙古呼和浩特。不久中蘇矛盾公開了，對“蘇修”的批判毫不留情，我那點“失敬”的問題不值一提了。1961年11月，終於給我摘了右派“帽子”。於是我重操舊業，開始翻譯《希氏》第10版。

可是不久又在“四清”運動中成了批鬥對象，而且是重中之重。迫不得已，我只能把再次譯好的、約40萬字的譯稿燒了，心裏那點可憐的希望也隨之灰飛煙滅：在我“戴帽”的時候，可以指望“摘帽”後來做這事，現在我還能指望什麼呢？

運動總是一個套一個，“四清”運動還未結束，又來了“文化大革命”，我又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判刑改造。所幸當局用我一技之長，讓我在勞改隊衞生所服刑。

1971年，一位獲釋的難友給我送來一個包紮嚴實的“厚禮”，拆開一看，竟是第13版《希氏》（影印版）！我的心一下緊縮了……

是的，我一直都在等待，守候時機，盼望老天開眼，給我譯書的機會。莫非這就是老天爺給我的機遇？

好像有點異想天開。但我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經認真思索和分析的。我在這裏一直兢兢業業、努力工作，沒出過任何事故，也沒給領導添過麻煩。領導對我是信任甚至尊重的，所以我覺得有可能説服領導讓我譯書。

事情也真是這樣，我終於在勞改隊領導、政委李恆文的同意和支持下，在勞改隊第三次向《希氏》進軍，翻譯第13版《希氏》。在“文革”那樣的極左年代，在大牆之下，無產階級專政機器裏，居然出現了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我想這也從一個方面説明“四人幫”不得人心，人們是在明裏暗裏、有意無意地抵制它吧。

政委給我提供稿紙，還給我買了工具書。困難當然不少，但總的過程還是平順的，沒人打擾。1975年9月，終於第一次譯完了《希氏》第13版全書，約340萬字。

圖 | 作者1975年從勞改隊帶回的第13版《希氏內科學》手稿，現已捐贈九江市博物館

那天夜已很深。我把最後譯成的手稿放到已有的譯稿裏。這時萬籟俱寂，月白風清，可以看見大牆上的高壓電網和荷槍實彈的巡行士兵。終於做成了這件事，好像也有一點輕鬆的感覺，但又忽然感到一種説不出來的心酸，想到白髮蒼蒼、倚門守望的老母，懷疑我會不會再次把它們點火燒了……

這個憂慮當然不是多餘的。畢竟還是處在那樣的環境下，自己是掌控不了自己命運的。好在沒過幾天，我的命運又有了重大改變：我被突然改判獲釋，可以離開勞改隊了！這是1975年9月27日。重要的是，那340萬字手稿，勞改隊也放行了。我把它們分裝在四個紙箱裏，做一擔兒挑在肩上。八年囹圄，我已失去了一切，但有了它們，我覺得很富足，很充實。就這樣挑出勞改隊，回到原籍九江，與老母相依為命。

圖 | 1987年，作者在北京醫藥書店籤售《希氏內科學》，左為責任編輯徐誠

堅持增譯最新版本

這時《希氏》已有了第14版，我又對照它做了增刪補譯，同時我也在一個醫院打工（做醫生），養家餬口。

“四人幫”打倒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一個時期裏，商店裏的鞭炮和白酒都賣脱銷了。我也興奮地給素不相識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黃家駟院長寫了封信，説我譯完了《希氏》全書。我沒説自己的經歷和“身份”（感覺一言難盡），只説我是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譯書的。黃先生回信説，你一個人譯了這麼大的書，很不容易，應該讓更多醫生看到，這信就作為推薦信，請與出版社聯繫吧。信是掛號寄來的。

但我還未敢輕舉妄動。我覺得還要等待。不光是我，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們好像都在潛心等待，等待一個鉅變。中國太需要這樣的改變了！

震撼人心的鉅變真的盼來了，那就是改革開放！從此結束“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理念，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路上來。右派“改正”，冤獄平反，使我從“鬼”回到了人，有了做人的權利和尊嚴。

在內蒙古落實政策期間，我曾替朋友聯繫一部書稿，找到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科技編輯室，見到時任編輯室副主任的徐誠。臨走時，我不經意間説起《希氏》，不想立即被徐誠抓住了。他以驚人的精力和熱情，做了許多工作，終於在我離開內蒙古前，他與我簽約，商定分10冊出版該書，3年出齊。徐誠出於營銷的考慮，首先推出5分冊《循環系統疾病》。我雖從未想過在內蒙古出書，但徐誠的熱誠和執着精神感動了我。我們的友誼由此起步，此後成為終生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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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江西，立即把5分冊譯稿寄給徐誠。那時印刷還是鉛字年代。可是命運又來考驗我了：就在5分冊發排不久，《希氏》推出了第15版！面目一新，是近年來改動較大的一個版本，作者隊伍擴大到237人。全書篇幅也已擴增到約460萬字！

對我來説，最輕鬆的辦法就是按合同規定，把已完成的譯稿按時按量提交出版社，出完全書（相當於第14版）。但我想如果這樣，書出來了也會留下遺憾。畢竟，這些年來我不捨晝夜，孜孜以求的，不是為出書而出書，而是把它當作一個事業來做的。

一夜無寐，思緒萬千。終於，我下定決心，到電信局給徐誠打電話，請他把發排的《希氏》譯稿撤回，我們推倒重來，做第15版！徐誠有些為難，沉吟，猶豫，但還是被我説服了。

三個月後，我交出新的5分冊譯稿。1982年10月，5分冊率先問世，黃家駟為《希氏》寫了序。1985年底，全書10冊如期出齊，引起強烈反響。那時百廢待興，一本好書，一台好戲，一部好電影，都能產生轟動效應。

圖 | 作者被授予“醫學翻譯特別獎”後合影前排左起：顧英奇（衞生部副部長）、崔月犁（衞生部部長）、王賢才夫婦、衞生部科教司長

《希氏》是改革開放的產物

衞生部組織專家對《希氏》譯本進行評審，認為譯文流暢準確，質量可信，決定設立“醫學翻譯特別獎”，以資表彰。1987年春，崔月犁部長為我授獎時，要我説點感想。我説翻譯《希氏》時，我知道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從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竟要花費30年這麼長的時間，則是我始料未及也無法想象的。為什麼會這樣呢？我篳路藍縷，屢敗屢戰，但“非戰之罪也”，是因為缺了一個必需的條件：改革開放的大環境。離開社會條件，談什麼個人拼搏是沒有意義的。古往今來壯志未酬的仁人志士還少嗎？

圖 | 作者畢生主要譯著，共43部，逾5000萬字

衞生部顧問、著名麻風病專家馬海德醫生（他是最早加入中國籍的美國人）告訴我：海外媒體説王賢才是大陸改革開放後的“出土文物”，這話你同意嗎？我説“文物”太貴重了，不敢當。要説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我是很認同的。誰都能看到：《希氏》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沒有改革開放，什麼都談不上。

改革開放解放了生產力，給我帶來了新天地，新機遇，一切也都變得順暢了，所以能做更多的事。以後一些年裏，我為《希氏》還譯出了：《簡明希氏內科學》第2版（141萬字）；《希氏內科學》第17，18版補譯本（150萬字）；

《西氏內科學》第21版全書（600萬字）（因與西安世圖合作，他們建議改“希氏”為“西氏”）；《西氏內科學》第22版全書（815萬字）。

連同最先出版的《希氏》第15版，我先後接觸過9個不同版本，共計譯成和出版2166萬字（《紅樓夢》大約是100萬字）。

圖 | 作者譯成的不同版本《希氏內科學》，約2166萬字

當然也不只是《希氏》。數點下來，改革開放40年，我總共譯書43部逾5000萬字。還寫了別的東西，甚至還有電影和小説。

回首前塵，不勝唏噓。雖説命舛數奇，備嘗艱辛，但有了這40年，我就沒有白活，也還是有福的。嗚呼，幸甚至哉，復何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