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希氏內科學》結緣四十年_風聞
世纪杂志-2018-11-01 07:25
【王賢才 原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政協常委、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涉及千家萬户,與所有人相關。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和翻譯一部書有關,就是美國出版的世界醫學名著《希氏內科學》。為譯這部書,磕磕碰碰,走了很長一段坎坷的路,直到改革開放,才最終做成這件事。
我於上世紀50年代,在山東大學醫學院讀書時萌生翻譯此書的意念。《希氏》是由國際著名醫學專家共同撰寫的一部醫學鉅著。自1927年問世以來,就以論述嚴謹、系統,尤其是側重病理、生理等科學原理的深刻闡述而深受國內外讀者的歡迎,世界上許多醫學院校皆以此為教材,它被譽為“標準內科學參考書”,享有盛譽。那時年輕,不知天高地厚,但也知道這會是個很長的過程。我的設想是分兩步走:先譯一部比較小的書,取得經驗,再用螞蟻啃骨頭的勁頭去動這個大部頭。
每天凌晨,我躲到山大醫院外科病房頂層蛛網塵封的閣樓裏譯書,那是一本英國歐文斯教授為實習醫生和低年資住院醫生寫的《臨牀外科須知》。沒有電燈,我伏在燭光下做事。我的視力不好,常常聞到一股焦味,就知道是頭髮燒着了。天亮以前悄悄收拾現場,回到同學中間。我的“地下工作”是成功的,除了一個鐵哥們,沒人知道我的秘密。譯稿反覆校訂了四次。1957年,這本20多萬字的小書在上海出版時,我已畢業離校,在北京工作了。
圖 | 躲在廢棄閣樓裏譯書的作者
艱難年代的譯書與焚書
初戰告捷,使我信心大增,於是買回第9版《希氏內科學》,正式向它進軍。可是時運不佳,不久我就因對蘇聯醫學的“失敬”,即言談話語中的一點觸犯,被補定為“右派分子”,留院“監督勞動”。從此陷於“革命羣眾”的包圍之中,日子很不好過。我只能燒去已譯成的40多萬字譯稿,低頭認罪,努力改造。
1958年9月,我所在的醫院奉命連人帶設備搬到內蒙古呼和浩特。不久中蘇矛盾公開了,對“蘇修”的批判毫不留情,我那點“失敬”的問題不值一提了。1961年11月,終於給我摘了右派“帽子”。於是我重操舊業,開始翻譯《希氏》第10版。
可是不久又在“四清”運動中成了批鬥對象,而且是重中之重。迫不得已,我只能把再次譯好的、約40萬字的譯稿燒了,心裏那點可憐的希望也隨之灰飛煙滅:在我“戴帽”的時候,可以指望“摘帽”後來做這事,現在我還能指望什麼呢?
運動總是一個套一個,“四清”運動還未結束,又來了“文化大革命”,我又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判刑改造。所幸當局用我一技之長,讓我在勞改隊衞生所服刑。
1971年,一位獲釋的難友給我送來一個包紮嚴實的“厚禮”,拆開一看,竟是第13版《希氏》(影印版)!我的心一下緊縮了……
是的,我一直都在等待,守候時機,盼望老天開眼,給我譯書的機會。莫非這就是老天爺給我的機遇?
好像有點異想天開。但我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經認真思索和分析的。我在這裏一直兢兢業業、努力工作,沒出過任何事故,也沒給領導添過麻煩。領導對我是信任甚至尊重的,所以我覺得有可能説服領導讓我譯書。
事情也真是這樣,我終於在勞改隊領導、政委李恆文的同意和支持下,在勞改隊第三次向《希氏》進軍,翻譯第13版《希氏》。在“文革”那樣的極左年代,在大牆之下,無產階級專政機器裏,居然出現了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我想這也從一個方面説明“四人幫”不得人心,人們是在明裏暗裏、有意無意地抵制它吧。
政委給我提供稿紙,還給我買了工具書。困難當然不少,但總的過程還是平順的,沒人打擾。1975年9月,終於第一次譯完了《希氏》第13版全書,約340萬字。
圖 | 作者1975年從勞改隊帶回的第13版《希氏內科學》手稿,現已捐贈九江市博物館
那天夜已很深。我把最後譯成的手稿放到已有的譯稿裏。這時萬籟俱寂,月白風清,可以看見大牆上的高壓電網和荷槍實彈的巡行士兵。終於做成了這件事,好像也有一點輕鬆的感覺,但又忽然感到一種説不出來的心酸,想到白髮蒼蒼、倚門守望的老母,懷疑我會不會再次把它們點火燒了……
這個憂慮當然不是多餘的。畢竟還是處在那樣的環境下,自己是掌控不了自己命運的。好在沒過幾天,我的命運又有了重大改變:我被突然改判獲釋,可以離開勞改隊了!這是1975年9月27日。重要的是,那340萬字手稿,勞改隊也放行了。我把它們分裝在四個紙箱裏,做一擔兒挑在肩上。八年囹圄,我已失去了一切,但有了它們,我覺得很富足,很充實。就這樣挑出勞改隊,回到原籍九江,與老母相依為命。
圖 | 1987年,作者在北京醫藥書店籤售《希氏內科學》,左為責任編輯徐誠
堅持增譯最新版本
這時《希氏》已有了第14版,我又對照它做了增刪補譯,同時我也在一個醫院打工(做醫生),養家餬口。
“四人幫”打倒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一個時期裏,商店裏的鞭炮和白酒都賣脱銷了。我也興奮地給素不相識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黃家駟院長寫了封信,説我譯完了《希氏》全書。我沒説自己的經歷和“身份”(感覺一言難盡),只説我是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譯書的。黃先生回信説,你一個人譯了這麼大的書,很不容易,應該讓更多醫生看到,這信就作為推薦信,請與出版社聯繫吧。信是掛號寄來的。
但我還未敢輕舉妄動。我覺得還要等待。不光是我,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們好像都在潛心等待,等待一個鉅變。中國太需要這樣的改變了!
震撼人心的鉅變真的盼來了,那就是改革開放!從此結束“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理念,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路上來。右派“改正”,冤獄平反,使我從“鬼”回到了人,有了做人的權利和尊嚴。
在內蒙古落實政策期間,我曾替朋友聯繫一部書稿,找到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科技編輯室,見到時任編輯室副主任的徐誠。臨走時,我不經意間説起《希氏》,不想立即被徐誠抓住了。他以驚人的精力和熱情,做了許多工作,終於在我離開內蒙古前,他與我簽約,商定分10冊出版該書,3年出齊。徐誠出於營銷的考慮,首先推出5分冊《循環系統疾病》。我雖從未想過在內蒙古出書,但徐誠的熱誠和執着精神感動了我。我們的友誼由此起步,此後成為終生之交。
回到江西,立即把5分冊譯稿寄給徐誠。那時印刷還是鉛字年代。可是命運又來考驗我了:就在5分冊發排不久,《希氏》推出了第15版!面目一新,是近年來改動較大的一個版本,作者隊伍擴大到237人。全書篇幅也已擴增到約460萬字!
對我來説,最輕鬆的辦法就是按合同規定,把已完成的譯稿按時按量提交出版社,出完全書(相當於第14版)。但我想如果這樣,書出來了也會留下遺憾。畢竟,這些年來我不捨晝夜,孜孜以求的,不是為出書而出書,而是把它當作一個事業來做的。
一夜無寐,思緒萬千。終於,我下定決心,到電信局給徐誠打電話,請他把發排的《希氏》譯稿撤回,我們推倒重來,做第15版!徐誠有些為難,沉吟,猶豫,但還是被我説服了。
三個月後,我交出新的5分冊譯稿。1982年10月,5分冊率先問世,黃家駟為《希氏》寫了序。1985年底,全書10冊如期出齊,引起強烈反響。那時百廢待興,一本好書,一台好戲,一部好電影,都能產生轟動效應。
圖 | 作者被授予“醫學翻譯特別獎”後合影前排左起:顧英奇(衞生部副部長)、崔月犁(衞生部部長)、王賢才夫婦、衞生部科教司長
《希氏》是改革開放的產物
衞生部組織專家對《希氏》譯本進行評審,認為譯文流暢準確,質量可信,決定設立“醫學翻譯特別獎”,以資表彰。1987年春,崔月犁部長為我授獎時,要我説點感想。我説翻譯《希氏》時,我知道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從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竟要花費30年這麼長的時間,則是我始料未及也無法想象的。為什麼會這樣呢?我篳路藍縷,屢敗屢戰,但“非戰之罪也”,是因為缺了一個必需的條件:改革開放的大環境。離開社會條件,談什麼個人拼搏是沒有意義的。古往今來壯志未酬的仁人志士還少嗎?
圖 | 作者畢生主要譯著,共43部,逾5000萬字
衞生部顧問、著名麻風病專家馬海德醫生(他是最早加入中國籍的美國人)告訴我:海外媒體説王賢才是大陸改革開放後的“出土文物”,這話你同意嗎?我説“文物”太貴重了,不敢當。要説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我是很認同的。誰都能看到:《希氏》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沒有改革開放,什麼都談不上。
改革開放解放了生產力,給我帶來了新天地,新機遇,一切也都變得順暢了,所以能做更多的事。以後一些年裏,我為《希氏》還譯出了:《簡明希氏內科學》第2版(141萬字);《希氏內科學》第17,18版補譯本(150萬字);
《西氏內科學》第21版全書(600萬字)(因與西安世圖合作,他們建議改“希氏”為“西氏”);《西氏內科學》第22版全書(815萬字)。
連同最先出版的《希氏》第15版,我先後接觸過9個不同版本,共計譯成和出版2166萬字(《紅樓夢》大約是100萬字)。
圖 | 作者譯成的不同版本《希氏內科學》,約2166萬字
當然也不只是《希氏》。數點下來,改革開放40年,我總共譯書43部逾5000萬字。還寫了別的東西,甚至還有電影和小説。
回首前塵,不勝唏噓。雖説命舛數奇,備嘗艱辛,但有了這40年,我就沒有白活,也還是有福的。嗚呼,幸甚至哉,復何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