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生前之爭：他寫的是挫敗者的文學嗎？他沒有做浙大博導的資格嗎？_風聞

按：江湖之上，金庸之名無人不曉。在讚美與緬懷的同時，我們或許也可聽聽另一種聲音——金庸生前經歷的種種批評及非議。金庸對待這些批評、詰難或爭議的態度，也構成了我們認識與理解斯人的另一面向。

2004年，金庸（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本文所涉的金庸生前面對的非議，主要包括作品和學術兩個方面。一是針對武俠小説和所謂“金學”的批評，比如台灣作家李敖曾直指武俠小説套路氾濫，不僅與時代脱節，而且助長了一種集體挫敗感，滿足的是那些逃避現實的自卑心靈的需求。也有人在專著中批評了學界對於金庸一邊倒的讚美甚至迷信，認為站隊“金迷”實則與“傍大腕兒”無異，包括錢理羣在內的諸多學者在金庸作品中獲得的快感“正是來自閲讀的非正常情境，而並非是因為文學價值多麼傑出”。在本世紀初，步入晚年的金庸身陷浙江大學辭職風波，一度成為媒體焦點。部分博士生在當時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金庸作為導師並未負起應有的責任，也有學者針對金庸的學術紕漏和不符合規範的博導資格認定發難，認為他不具備擔任博導從事歷史領域教學的資格。

如今，批評者李敖與他的批評對象金庸都已故去，浙大風波也已成為了遙遠的歷史迴響，當我們重讀其人其作、重思其行其感，金庸究竟為我們留下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呢。

武俠與“金學”：

金庸小説敗壞羣眾鬥志，導致意志懶惰？

從文學和思想層面來看，針對金庸及其小説的批評其實不少。

李敖曾在《 “武俠小説”，着鏢！》和《“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等文章中質疑和批判了武俠小説以及金庸的價值。在前面一文裏，李敖對於武俠小説這個文類抱持着非常負面的態度，他將武俠小説的歷史上溯到晚唐時期，從《紅線傳》《虯髯客傳》開始講起，一直講到清朝的《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直至民國的《蜀山劍俠傳》。進入民國以後，李敖説，武俠小説越來越荒謬怪誕，已經完全與時代脱節了，然而它的罪行還不止於此。它的最大問題在於助長了一種“集體的挫敗情緒”，而這種情緒從武俠小説中得到了解脱。此處李敖雖未點名批評，但對於這種類型小説的套路歸納，又確實不禁讓人想起金庸的小説來。“它的格局多是一羣婦人、孺子、跛子、瞎子，一些弱者或者有缺陷的人物，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秘笈或天書一部，然後突然俠身劍骨起來……他的結局多是弱勝強，小勝大，偶然勝長久，變數勝常數的套子，正好適合挫敗者的口味，正好滿足逃避現實者和弱者的自卑心靈。”李敖寫道，“今日的武俠小説，它不但使人沉醉裏面，導致追求真正知識的懶惰；並且還敗壞羣眾鬥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懶惰。”

作家李敖（來源：視覺中國）

在《“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一文裏，李敖先是批評了三毛，接着又説，跟“金庸式偽善”比起來，“三毛式偽善”還算小的。李敖對金庸個人的攻擊，一方面是針對武俠小説這種類型的批判，另一方面針對的則是金庸憑藉武俠小説獲得的鉅額財富。李敖説，“胡適之説武俠小説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俠的，以我所説的理智訓練、認知訓練、文學訓練、中學訓練，我是無法接受這種荒謬的內容的，雖然我知道你在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績，並且發了財。”金庸跟他解釋，在兒子死後，自己已經是虔誠的佛教徒了。李敖反而逼問道，“你説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他從對於財富的質疑上升到了對於金庸信仰的質疑，但沒有具體針對其文本或寫作水平提出疑問。 

在中國大陸學界，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也在《文壇三户：金庸·王朔·餘秋雨》一書中批評了金庸在學界“雅俗共賞”的聲名。他提出，“金庸的稱頌者們非常清楚，僅僅説金庸擁有數以億計的讀者，還不足以證明金庸有非凡的文學價值，還必須同時強調，在金迷中，不僅有俗人，還有很多雅人。”王彬彬話鋒一轉接着寫道，讓金庸在大雅之堂中確立自己位置的，其實是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及社會政治地位，因此，他將對於金庸稱頌不已的學者諷刺為與“傍大腕兒”無異。

對於一些對金庸持肯定態度的學者而言，王彬彬寫道，他們對於金庸的閲讀快感正是來自閲讀的非正常情境，而並非是因為文學價值多麼傑出。他以錢理羣為例論述了自己的觀點。錢理羣寫過，自己曾在陷入極度精神苦悶的階段，一口氣讀完了金庸的主要代表作，還特別提到當讀到《倚天屠龍記》“生亦何歡，死亦何歡，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四句話時，突然有被雷電擊中的感覺。對此，王彬彬認為，這隻能説明錢理羣讀金庸的狀態是非正常的，是什麼都不能做的苦悶情境。此外，王彬彬還舉出了近代新文學家如鄭振鐸對於民國時期武俠小説家還珠樓主和平江不肖生的批評，以證明一個觀點，即對於武俠小説的熱愛，恰恰體現了華人頭腦中的封建意識有多麼嚴重，華人文化中腐朽、沒落、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成分還有着多麼頑固的存留。他對於武俠小説脱離實際、復古舊思想的批判，與李敖的看法大體相似。

《文壇三户：金庸·王朔·餘秋雨》王彬彬 著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9-02

排除對於金庸小説武俠類型以及通俗風味的批評，他的小説中也有一些不為人注意的細節紕漏。在一篇題為《世紀回首：關於金庸作品經典化及其他》的文章中，作者發現，《碧血劍》裏的人物服裝不符合其歷史時期，《天龍八部》裏段譽的年紀存在錯漏問題，還有一些情節經不起推敲等等。 

事實上，金庸本人對於武俠小説的文學意義也有過“謙遜”的表示。他曾在1969年的一次訪談中説，“武俠小説雖然也有一點點文學的意味，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學作品相提並論。”30年後，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國際研究討論會閉幕式上，金庸也在一片盛讚中發表了演講，他認為自己的小説“內容平凡，沒有多大深刻意義，不值得勞動許多學者先生們來研討。説到‘金學’，萬萬不敢當”。

教學與學術：

金庸浙大歷史系博導資格曾遭抵制

在武俠小説作家這一重身份之外，金庸作為歷史學者和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身份，在本世紀初也曾陷入重重爭議。

1999年5月，金庸受邀出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到了2004年，他動了辭職的念頭。金庸在深圳接受媒體採訪時説：“我在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收了幾個博士生，不夠好，我現在也不教了，還把院長的官辭了。我這個人當官，不行。拜師，我很願意；讓我教別人，我就不願意，也教不來。”

可就在2003年10月，金庸曾於故鄉嘉興對媒體表示：“他們（招收的博士生）都是高材生，非常優秀。”時隔一年，“非常優秀”的博士生就變成了“不夠好”。這些學生就包括1962年出生的盧敦基。他在考入金庸門下做在職博士之前，就已經是浙江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了。當時他認為“文化大家勝於學術名家”，稱自己願意花幾年時間在金庸的指導下好好做博士論文。

在老師金庸去世之後，盧敦基拒絕了界面文化的採訪。但從他師從金庸讀博的後續報道來看，盧敦基對金庸的教學可能並不滿意。在《成都商報》一篇題為《金庸“弟子”朱曉徵直言：辭職是我質疑和反抗他》的文章中，記者詢問盧敦基這一年從導師那裏學到什麼東西時，他笑笑回答：“呵呵，不好説。”而另外一名學生、碩士畢業於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朱曉徵則表示：“查先生辭去博士生導師職務，跟我反抗他的教育方式是有關係的。我希望與查先生和解。”

2005年1月9日，金庸現身浙江大學龍泉寶劍展現場，陷入記者和學生的重圍。（來源：視覺中國）

金庸的教育方式究竟是怎樣的？該文指出，作為導師的金庸極少過問學生們的學業，除了帶他們參加過“華山論劍”、“南湖論劍”這樣的活動外，師生雙方一個學期只見一次面，每次聊幾個鐘頭，而正規的授課則從來沒有過。

在教學水平被打上問號的同時，金庸的學術水平也遭到了質疑。2005年，《外灘畫報》在一篇名為《金庸浙大辭職調查：博導資格曾遭歷史系抵制》的報道中提到，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2003級博士生陳新（化名）稱，去聽金庸講座的聽眾非常多，但是他發現，“聽着聽着就不對了。”陳新舉了一個例子，據史料記載，官員與皇帝坐着議事這一制度是在宋代取消的，可金庸卻説宋代官員和皇帝議事時是坐着的，“作為一個古代史的博導，具備這樣的常識是起碼的。”

除了來自學生的非議和否定，金庸也受到了浙大歷史系教師的抨擊。浙大歷史系退休教授何忠禮稱：“金庸對歷史學基本不懂，讓他帶博士完全是誤導學生。”他透露説，浙大給金庸評博士生導師資格的時候，他曾參加過主要由歷史系老師組成的基層評議，“別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論文厚厚一疊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張空白表格上面寫着查良鏞三個字。”何忠禮和其他老師都拒絕進行這樣的評議，表示“由上級領導決定”。不過，金庸最後還是通過了博導資格。

在接受界面文化採訪時，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著有《俠士道：金庸小説與中國精神》的教授徐岱稱，實際上，歷史系也有很多更有名的、學問做得很好的教授對金庸非常佩服。徐岱了引用亞里士多德的名言“詩比歷史更真實”來告訴記者，真正寫出了不起文學的人都是精通文史哲，並且洞明世事的。他稱，要評價金庸的歷史功底，一般教授的挑戰是毫無意義的。

徐岱認為，金庸離開浙大是正確的選擇，主要原因在於當時金庸年事已高，精力不夠，何況他還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浙大領導對金庸進行了挽留，説哪怕保留個名譽院長都可以，但他很堅決地拒絕了。“學校邀請他來，他願意做點貢獻，不是想要名聲。對他來説這種名聲沒有意義。他的名聲只是給浙大帶來好處。”徐岱舉了個小例子：在北京首都機場時，他曾無意中把浙大工作證掏了出來，工作人員一看工作證，就問他是否是浙大的，徐岱問他是否知道浙大，工作人員反問道，“浙大不是有個金庸嗎？”所以徐岱相信，“這就叫做知名度。本來北京人多少人知道浙大？”而且，在2005年的報道當中，即使是批評金庸的博士們也承認，向外人提到金庸是自己學院院長時，心中還是會感覺到一絲榮耀。

金庸辭職後，當時擔任南京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董健稱，金庸擔任歷史教授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場錯位”，金庸是一個非常好的武俠小説家，但自從到浙江大學任職之後，並沒有寫出學術研究論文，也沒有在核心刊物上發表過文章。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劍雄稱，他聽説浙江大學歷史系的老師曾經反對強行通過金庸歷史博士生導師的資格。同時他還指出，國家教育部學術委員會對博導資格有明確的三點規定，一是當過教授，二是之前必須完整培養過一個碩士生，三是在國內高校指導過博士生工作，而金庸在這些方面不符合規定。

如今，斯人已逝，當年種種非議與質疑仍留在原處，構成了我們對金庸的所有記憶和認識的一塊碎片。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董子琪、潘文捷，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