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乘客與駕駛員互毆引發的慘案_風聞

11月2日上午,重慶萬州公交車墜江事故調查處置部門發佈消息,此次事故原因已經查明,系乘客與駕駛員發生爭執互毆引發。

對於乘客與駕駛員發生爭執互毆發生重大事故應當如何處理，在司法實踐中有一定爭議，這主要涉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的區分。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種故意犯罪，它是放火罪、決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兜底罪，因此必須和放火罪、決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具有等價值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因此，如果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沒有造成嚴重的實害結果，只有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具體危險，那麼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出現了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嚴重後果，則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交通肇事罪則是一種過失犯罪，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緻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此，如果不屬於交通肇事逃逸緻人死亡的情況，無論出現多麼惡劣的情節，都只能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量刑。

在司法實踐中，乘客與駕駛員發生爭執互毆發生重大事故，存在兩種情況：一是毆打行為足以致駕駛人員失去對車輛的有效控制，從而直接引發交遁事故的；二是毆打行為不足以致駕駛人員失去對車輛的有效控制，但引發駕駛人員擅離駕駛崗位進行互毆，導致車輛失去控制，進而間接引發交通事故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97號）

對於第一種情形，刑法理論沒有爭議的認為，由於乘客毆打行為直接導致了車輛失控，危及了公共安全。對此，乘客的行為應當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量刑。比較重要的判例如祝久平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祝在揚州市廣陵區灣頭鎮搭乘12路無人售票公交車，因未及時購票而遭到司機的指責，祝遂生不滿，便辱罵司機，並上前扇打司機的耳光。司機停車後予以還擊，雙方廝打，後被乘客勸止。司機重新啓動公交車在行駛過程中，祝久平再生事端，勒令司機立即停車，並毆打正在駕駛的司機，並與司機爭奪公交車的變速桿，致使行駛中的公交車失控，猛然撞到路邊的通訊電線杆後停下。結果通訊電線杆被撞斷，車上部分乘客因此受傷、公交車受損，直接經濟損失近萬元。

法院最後認為：祝在行駛的公交車上，無理糾纏並毆打正在駕駛公交車的司機，並與司機爭奪公交車的變速桿，導致行駛中的公交車失控，雖然只發生撞斷路邊通訊電線杆、公交車受損、部分乘客受傷、全部直接經濟損失近萬元的後果，但已足以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及其他重大財產的公共安全，其行為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要件，依照《刑法》第114條的規定，判決如下：被告人祝久平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319號

但是，在第一種情形中，司機是否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則值得研究。在祝久平案中，司機回擊這是人之常情，很難想象被毆卻不還手的現象。但是，在從事高度危險的職業中，人之常情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明知回擊行為會引發車輛失控的嚴重後果，但卻輕信可以避免，或者疏忽大意根本沒有預見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後果，這應當認為存在刑法意義上的過失。當然，過失犯罪，只要出現嚴重的實害結果才能追究刑事責任。在祝久平案中只出現了危及公共安全的具體危險，而無實際的嚴重後果，所以自然無法追究司機的責任。

對於第二種情形，車輛失去控制造成交道事故是由駕駛人員擅離職守直接所致，但乘客的毆打行為又是引發駕駛人員擅離職守與其對毆的唯一原因。對此，乘客和司機的行為應當如何定性，則存在一定的爭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97號）

比較重要的判例如陸某某、張某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

​被告人陸某某當班駕駛無人售票公交車，當車行駛至市區某站時，被告人張某某乘上該車。陸某某遂叫張往車廂內走，但張未予理睬。陸見上車的乘客較多，再次要求張往裏走，張某某不僅不聽從勸告，反以陸某某出言不遜為由，揮拳毆打正在駕車行駛的陸，擊中陸的臉部。陸某某被毆後，置行駛中的車輛於不顧，離開駕駛座位，抬腿踢向張某某，並動手毆打張，被告人張某某則辱罵陸某某並與陸扭打在一起。這時公交車因無人控制偏離行駛路線，公交車接連撞倒一相向行駛的騎自行車者，撞壞一輛出租車，撞毀附近住宅小區的一段圍牆，造成騎自行車的被害人龔某某當場死亡，撞毀車輛及圍牆造成財物損失人民幣21288元。路某某後投案自首。

在這個案件中，檢察機關認為兩人都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起訴，但法院最後認為陸某某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因有自首等從寬情節，判其有期徒刑八年。對於張某某，法院則認為其構成交通肇事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197號）

法院之所以認為張某某構成交通肇事罪，而非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要是考慮很難證明張某某對危害公共安全的後果存在主觀故意，所以最後以過失的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具體到重慶萬州的同類案件，乘客劉某和駕駛員冉某之間的互毆行為導致惡性事故，如果兩人沒有死亡，那就涉嫌犯罪，這一定也會涉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交通肇事罪的適用問題。

根據調查事實，乘客劉某在乘坐公交車過程中，與正在駕車行駛中的公交車駕駛員冉某發生爭吵，兩次持手機攻擊正在駕駛的公交車駕駛員冉某，實施危害車輛行駛安全的行為，嚴重危害車輛行駛安全。冉某作為公交車駕駛人員，在駕駛公交車行進中，與乘客劉某發生爭吵，遭遇劉某攻擊後，應當認識到還擊及抓扯行為會嚴重危害車輛行駛安全，但未採取有效措施確保行車安全，將右手放開方向盤還擊劉某，後又用右手格擋劉某的攻擊，並與劉某抓扯，其行為嚴重違反公交車駕駛人職業規定。乘客劉某和駕駛員冉某之間的互毆行為，造成車輛失控，致使車輛與對向正常行駛的小轎車撞擊後墜江，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因此，乘客劉某和駕駛員冉某的互毆行為與危害後果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係，兩人的行為嚴重危害公共安全。

根據現有的信息，這個案件類似於祝久平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劉某的行為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要件，但司機的行為不宜以故意犯罪論處。

值得一提的是，現行的交通肇事罪在法定刑設置上存在一定的問題。根據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交通肇事因逃逸緻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達十五年有期徒刑。這主要考慮到在交通事故發生後，肇事人有報告義務和救助義務，如果其違背了這些義務，應該予以更為嚴厲的評價。這個規定當然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行為人的交通肇事不屬於逃逸緻人死亡，那麼無論出現多麼惡劣的後果，最高都只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之所以設置這樣的法定刑，原因為了和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犯罪保持一致。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二款規定了失火罪、過失爆炸罪、過失投放危險物質罪、過失決水罪和作為兜底的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在性質上也是一種過失危及公共安全的犯罪，所以除了逃逸緻人死亡這種情節外，其他的交通肇事行為都和過失危害公共的犯罪保持了匹配。

但這些規定與刑法其他條款會有一些衝突。比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法定最高刑可達十年。（“建設單位、設計單位、施工單位、工程監理單位違反國家規定，降低工程質量標準，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出台是為了打擊豆腐渣工程，如果出現事故往往會出現重大人員傷亡，多年前，重慶綦江虹橋突然垮塌，40名無辜者被奪去了生命。包工頭費上利就是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如果交通肇事出現特別重大的事故，它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社會危害性具有相同性，作為一種特別法，它沒有必要和作為普通法的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二款的法定刑保持一致。因此，如果行為人在交通肇事中造成特大人員傷亡，從刑法體系性的角度，該條款的法定刑有必要進行適當的調整，比如提高到十年。

法律的修改永遠是滯後的，最難改變的是人心。法治的基本要義是要培養民眾的規則意識，無論尊貴、卑賤、富裕、貧窮，都要受到規則的約束。如果人們不願意遵守規則，反而視遵規守法為弱者的行徑，那麼你我是否也會遭遇萬州事件，就只能聽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