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國籍是一種擁有物，你想要多少？_風聞
晴晏-认识人类-探寻事物的边界及其可能2018-11-02 09:43
22歲時，我辦理了人生中第一本護照。
在此之前，國籍是一個遙遠而模糊的概念。身為中國人，對我而言並不意味着任何事情。
在此後的異國生涯中，我逐漸領悟到了國籍是什麼：它讓我在入境的時候可以走本國人通道，它允許我在中國長時間工作生活而無需擔憂簽證問題，它讓我在異國他鄉受中國大使館的庇護……
當然，它也讓我無論人在哪裏，在某些關鍵時刻都必須回國辦理各種繁雜的手續，也讓有些國家歡迎我，讓有些國家懷疑我。
國籍，這個依附在一本護照之上的無形之物，似乎擁有神奇的力量。每個人生來就有，而且無法選擇。它像是空氣，當你在本國的時候，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儘管你的存在必須依附於它。而當你搬到另一個國家時，可以明顯感受到：空氣不一樣了。
但我可能説錯了，這個東西，還真不是每個人生來就有的，也並非無法選擇。
2010年，我在泰國北部的清萊府。這裏地處金三角，泰國、緬甸和老撾在此交界。如果你熟悉我，就會知道我對“界線”非常敏感。但凡邊界處，都是很多既有概念的消解、融合、重組之處，是這地球上最有趣迷人的地方。
彼時的金三角早已脱離國人心目中黑幫橫行、毒品氾濫的狀況，雖並未徹底杜絕，但對於普通人而言，生活是十分寧靜安逸的。
(和Nat一樣的泰國孩子很多（UNHCR）)
我就是在這裏認識Nat的，一個文靜美麗的女孩子，在她就讀的慈善中學裏，她年年名列前茅。因為她是華裔，我曾認真地問過她：你想去中國上大學嗎？
事後我就後悔自己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了。她無奈地微笑着，如同大部分逆來順受的泰國人那樣，説：“我不能出國。”
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國籍。我不能上大學，不能坐飛機。”她頓了頓説，“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就是沒有翅膀的鳥。”
Nat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無國籍人士，當時的我震驚於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人，並不知道我以後還會遇到很多。
泰國在東南亞屬於經濟較好的國家，很多鄰國的難民會逃到泰國。華裔在其中也佔據了不小的比例，他們主要是當年國共戰爭中從雲南一路敗退至緬甸的國民黨孤軍。由於協助泰國政府擊退了緬共，他們在泰北山區獲得了棲身之所，但泰國政府每年只給他們少量的入籍限額，大部分人都處於無國籍狀態。他們被稱為“亞細亞的孤兒”。關於這段歷史可以參見柏楊的《異域》，以及劉德華主演的同名電影。
據幫助無國籍人士的NGO組織The Thailand Project估計，泰國的無國籍人士達到了兩三百萬。他們無法通過正式途徑上學、看醫生、工作和結婚，他們以一種不被世界看見和記錄的方式活在一個灰色地帶中，即使他們走了，也不會有任何痕跡留在這地球上。
更可怕的是，因為沒有記錄，也沒有任何國家會庇護他們，無國籍人也成為了人販子最大的目標。
我離開泰國後還不時與Nat聯繫，知道她得到了一個專門幫助無國籍人士的NGO的支持，還申請到了他們的一筆獎學金。為了參加授獎儀式，她第一次離開清萊，前往曼谷。她不能乘坐飛機，於是坐了一晚上的大巴。再後來，她在這些人的幫助下被清萊皇太后大學錄取，儘管她還是沒有國籍。
我們都願意，或者説不得不，去相信事情會越來越好。
我之所以一直記得Nat，就是因為，是她讓我認識到，我們生下來的時候是真的赤條條，什麼都沒有帶來過，身份、權利和義務，都是後天被賦予的。
既然是被賦予的，就有人擁有得少，有人擁有得多。
2014年，我在瑞士巴塞爾和這樣一家人居住過，他們一家四口，爸爸媽媽和兩姐妹。
這是一個跨國家庭，爸爸是瑞士人，媽媽是美國人，他們曾在美國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某一天，媽媽意識到美國教育對孩子的影響實在是有些可怕，他們決定搬回瑞士。
他們一家四口都擁有雙重國籍，可以自由選擇在哪個國家工作生活。在他們出國的時候，會考慮哪一本護照，即哪一個身份，對自己更有利。
據傳，世上擁有國籍最多的人同時擁有八個國家的有效護照，我沒有找到確切的信息來源，但有三四個國籍的人生活中的確不少見。
如果Nat，那個還在中學沒有出過遠門的Nat，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人不僅有她夢寐已久的國籍，還不止一個，可以自由選擇，她會作何感想？
(多重國籍的倫理)
當然，多重國籍並不意味着一切都更好，更多的權利也意味着更多的責任。他可能需要交納更多的税，可能需要服更多的兵役，更日常一點的選擇是，他可能在兩國交戰的球賽中糾結自己到底要支持哪一隻隊伍。
而某些特定的工作，比如公職，是不允許多重國籍者擔任的。2017年澳大利亞國會發生國籍風波，15位議員忽然發現自己還擁有其他國家的國籍，被迫請辭。作為最大的移民國家之一，澳大利亞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移民或生於移民家庭。很多人因為生於他國或者因為父母的身份而自動獲取了他國國籍，但成長在澳大利亞的他們從未意識到這一點。此事引得國會人心惶惶，議員們紛紛回家核查自己的國籍狀態，國會一度兵荒馬亂。
想想如果是你，一直認為自己是澳大利亞人，為這個國家奮鬥半生，進入國會成為了議員，卻忽然因為一個自己從未意識到的國籍身份而不得不辭職，這真是一場徹徹底底的人生悲劇。
如果説大部分無國籍人士都悄無聲息地在生活的話，陳天璽絕對是個涅槃式的人物了。
(陳天璽)
她的故事要從父輩講起：父親祖籍黑龍江，母親祖籍湖南，於1949年撤退到台灣，後遷居日本。1971年，陳天璽降生，成為家中八個孩子中最小的，也是唯一一個出生在日本的孩子。
1972年，陳天璽1歲，中日邦交正常化，相當於日本間接否認了中華民國，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陳氏一家面臨着必須在中日兩國中二選一的局面。父親因為當時中國情況不佳不同意加入中國國籍，母親因為敵視日本不同意加入日本國籍，最後全家人索性登記成為無國籍人士，陳天璽開始了她長達31年的無國籍生涯。
當年，有超過兩萬在日華僑面臨同樣境遇，大部分人都選擇了歸化日本，只有少數人做出了陳家人這樣的選擇。
(驚聞自己無家可歸的絕望)
在電影《幸福終點站》裏，湯姆漢克斯主演的男主從祖國飛往紐約途中，祖國發生政變被推翻，他的護照因此失效，無法入境美國，也無法回國，被迫滯留機場生活了9個月。這個故事或許荒謬，但對於陳天璽而言卻並不陌生。
21歲那年，陳天璽跟父母從日本出境去菲律賓參加華僑聚會，回程臨時決定入境台灣，原本就是台灣人的父母可以入關，但出生在日本的陳天璽則被告知，由於她沒有事先在日本申請“回台加簽”，必須立即遣返日本。然而，遣返日本後，因為她也沒有日本國籍，即使她在日本橫濱住了21年，仍然被拒絕入境。
“海關説我的‘再入國許可’逾期了還跑出境，所以無法再入境。我傻在原地，不知何去何從，台灣進不去，日本也回不去，剎那間感覺自己像是灰塵似的。”
海關也很無奈，之前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件，最後讓陳天璽花了3000日元，當場申請了“單次再入國許可”才放行。
這件事給陳天璽帶來的觸動是巨大的：“既不是台灣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到底是誰？”
自願選擇成為無國籍人士的陳氏一家不是沒有擔心過這個問題。陳天璽自幼就被送去讀美國學校、日本學校、橫濱中華學校，讓她熟悉三種不同的文化和語言。輾轉於不同的文化之間，難以想象陳天璽從小經歷了多少次對自己身份的質疑。有一次當她在圖書館翻到中日戰爭史料集，看到日軍殘害中國人的照片，哭着跑回家質問父親：“為什麼把我生在跟中國人為敵的國家？”
爸爸卻抱着她説：“生活在這裏，是為了要超越歷史。”
這是陳天璽第一次意識到國家與身份之間的矛盾。而在往後的歲月裏，對身份的考驗無處不在。
在日本高中，她因為中英文太流利而成為異類；大學畢業去香港留學，大家又當她是日本人，誇她“中文真好”；之後去美國留學，本以為在開放的移民國家會自由自在，放下包袱，沒想到更容易被人問where are you from，這是一個本來就困擾着她的問題，她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身份特殊，成績優異的她數度失去拿獎學金的機會，甚至在紐約申請聯合國總部職位的時候也因此被拒絕，“聯合國不是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的嗎？竟然包容不了無國籍者。”
從1歲起就困擾自己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那就勇敢面對吧。陳天璽決定索性將“無國籍”作為自己一生的研究課題。
1999年，她成為哈佛大學訪問研究員，正式把“無國籍”納入研究重心。2001年她進入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文化人類學研究室，完成了自己的處女座紀錄片《無國籍：我的祖國在哪裏？》。現在她已是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教授，仍舊在以”無國籍“為主題進行研究和創作。
儘管已經看開“無國籍”這件事，作為一個經常往返世界各地的學者，無國籍的身份給她的工作造成了非常多的麻煩。為了方便，她在2003年選擇歸化日本。
母親卻看不開，跟她冷戰了一年多。
陳天璽的先生是日本人，但她堅持讓兒子陳天啓保留自己的中文名，並且希望他能清晰地認識到自己是誰。“我想讓更多日本人知道，擁有日本籍未必就是所謂的大和民族。國籍定義過時了，應該刷新思考，不應該再拿國籍來框限人，我就是我，不管如何框限，我可以fit in，也可以不要fit in。”
2009年，陳天璽成立了NGO組織“無國籍網絡”，以讓有着相同處境之人，有途徑求援和互助。她幫助了很多無國籍人士入學、結婚、甚至取得國籍。她希望讓大家明白，沒有必要因為無國籍就感到自卑，即使無國籍也同樣可以抬頭挺胸活下去。
在邊界間遊走，與不近人情的制度博弈，陳天璽卻始終記得生命中那些珍貴的片段：跟爺爺奶奶的請安，家人對自己的關愛，那些在自己幫助下得以追尋自己的夢想、與心愛之人結婚的人的喜悦……她説：“人的寄託不在充滿矛盾的國家和制度，而在於滿滿的愛。”
參考閲讀：
陳天璽紀錄片《無國籍：我的祖國在哪裏？》
陳天璽一席演講《無國籍生存》
WIKIPEDIA詞條：Statelessness，陳天璽，2017–18 Australian parliamentary eligibility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