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政體：我與福山隔洋談中美模式各自的改進空間_風聞

共生政體：中美模式各自都有很大改進空間

——寫於福山《身份》將問世之際

錢 宏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福山在《歷史的終結》“新版序”（2014）中説，“唯一確實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它是威權政府、不完全市場經濟以及高水平技術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體。”但他預言，50年後中國在政治上會更像美國，而非相反。在即將問世的《身份》一書中，福山指出自由民主制受到“過度法治”導致政治衰退和“身份政治”致使族羣分裂雙重壓力，但他依舊相信自由民主制擁有自我糾錯的能力和機制，特別是後一種壓力可以通過“信念性國家身份認同”來加以解決。

我想回應福山的是：50年後既非歐美更像中國，也非中國更像歐美，而是包括中國與歐洲、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各自模式經過較大揚棄革故鼎新後，一種超主權國族的全新的制度範式，將應運而生，這就是：一種具有歷史動力學（Dynamics）與社會恊和學（Synergetics）動態平衡特質的“共生政體”（Symbiotic regime）。

在這個意義上，我相信，福山先生所關注並希望解決的問題，並不單純是一個或幾個國家面臨的問題，美國、中國、歐盟都只是作為整體的“全息共生”組成部分進入他的視野，從提出“歷史的終結”（1989）始，到《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2011）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退：從產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2014）的徘徊，再到《身份》（2018），他心中始終裝的基本問題，都是今日人類如何走向“全球共生”。

請注意，我使用的中文“共生”，是一個哲學概念，是“全息共生”、“多樣共生”、“間道共生”、“全球共生”的簡稱。我們不妨把源自古希臘文的Symbiosis，改造為一個英文“symbiosism”，對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的“共生”。Symbiosism的前綴“sym”，意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而後綴“-ism”，則是“主義”或“忠實於某些原則系統”之意。所以，共生哲學，講的是由此發現和展開宇宙天體、地球生靈、人類社會“全生態持續動態平衡”生生不息的永恆創生的故事。

當人們意識到，並開始謀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時，側重dynamics（動力學）的自由主義，就成為人們的處世哲學；而當人們同時意識到，並承認他人、他者也擁有這與生俱來的權利（“也讓別人活得好”）時，側重Synergetics（恊和學）的平等主義，就成為人們的處世哲學。當自由主義、平等主義同時成為所有人的處世哲學時，每個人的自由就成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條件（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每個人的平等就成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條件（the Bible，15Century B.C.-1Century A.D.）；而尊嚴主義、幸福主義就隨之成為人們的處世哲學，於是乎，每個人的尊嚴、幸福也就成為一切人富有尊嚴、幸福的充要條件（the Symbiosism Manifesto，2012）——這，就是人類智慧能夠達到的最高倫理境界和最普惠價值訴求。而能夠體現這種最高倫理境界和最普惠價值訴求的處世哲學，就是Symbiosism（共生主義），且今天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運動的出現，總體上也趨於全球共生（錢宏：《中國：共生崛起》P1-2，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5）。

讓我們從全球共生的視野，接着前述福山先生基於靈魂尊嚴的“信念”，稍稍分析一下世間法之圭臬。

為什麼世上幾乎所有的民事法律規範（慾望-算計-激情）所設定的個體與羣體（共同體）權利義務制度，都可以依賴普通人的直覺來判斷（無論設不設陪審團制度程序）？原因很簡單：制度-文化-人性，政府-市場-道德，從來不應該是與人為難的，一個讓所有人都難受的制度環境，不僅從來不會是一個好的制度，而且必定是要推倒重來的制度！為了避免這種“推倒重來”的折騰麻煩（治亂循環），人類現代先賢們，為現代制度文明找到了一種“固其羣，善其羣”（梁啓超），且於情理、道理、法理上可通約的思維和價值判斷底線，這就是所謂“憲政體制”，以保障羣己行為權界的“共存”“共和”而“共生”。憲政體制一經施彰，多半臻於“官生、民生，恊和生之共生”境界！

這樣，即使沒有建立憲政體制的國家或地區，當一種現實政治運行機制，在所有人（包括官民）的心裏直覺上都實際持否定態度時，不管人們用怎樣的修辭手法和鐵腕手段來維護其存在，變化往往都只是一夜之間的事。

由是觀之，目前所謂的“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都需要，也都大有改變和改進空間。

有人注意到，福山在堅信民主制度自身具有人類制度建構過程中，迄今為止最好的糾錯機制的同時，卻忽視了美式民主與英式民主中兩個重要的進展。一是利古琦（Norma Riccucci）發現的“公務員代表性行政”，即在行政機構中增強公務員的代表性能顯著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平性，尤其是在那些需要公民合作的領域；一是從托克維爾到普特南，直到今天的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研究發現，作為民主制度根基的公民參與，即具有小範圍內的治理以及社區公共品的供給特徵的結社和社區自治。從公務員代表性行政和公民參與這兩個方面的進展來看，美式民主制度，並不必然導致行政能力衰退。因而可以説，福山對美式民主內生性自組織活力的發展，也存在估計不足的問題（李華芳，2015）。

推崇“中國模式”的人們忽視了一個根本點，這就是，福山在讚揚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能力卓爾不羣的同時，明確指出：中國模式無法持續的根本原因在於如果沒有法治和民主對政治進行制衡，那麼就只能進入到“期待明君”的模式。可期待明君模式往往落空，那麼如何防止壞皇帝？至少歷史上未能探索出一條有益的途徑，當壞皇帝無法阻止，便只能通過改朝換代這種代價極大的革命方式，來替換“壞皇帝”。但起義者即便成功，等嚐到權力的滋味，就又會陷入到壞皇帝的陷阱裏。更重要的是，民主羸弱、法治不彰，行政自組織力超強造成的一個後果是，在處理國家、公民、社會三大內生性自組織力與國際社會外平衡關係時，往往在政策偏好上出現嚴重的內外失衡。比如自晚清以來，無論政權性質如何，中國曆屆政府都偏好奉行“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政策。

就政策偏好上的“內外失衡”而言，中美兩國正好相反，即美國對內實行生態法則（民主共和），對外則往往實行叢林法則（美元霸權）；而中國政府則對外實行生態法則（和平共處），對內往往實行叢林法則（與民奪利）。如何解決這種“內外政策偏好上的嚴重失衡”？是中美各自面臨的時代性課題。比如，中國政府在繼續承擔拉動“世界經濟”引擎責任拓展外部市場的同時，對本國公民和各社會階層，也要實行開放與“和平共處”政策；而美國政府在繼續履行“國際警察”義務的同時，對國際社會和世界公民，也要實行“生態法則”。這是我所謂具有“歷史動力學與社會恊和學動態平衡機制”的全球共生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説過，當人類生產、生活、生態運行普遍超越宗法專制社會，而進入法制共和社會時，資本主義（包括法團主義）、社會主義（包括共產主義）、國家主義（包括政府公司主義）在“前生態社會”背景下的全息邏輯歷史前景，就是建立在共和制度（名副其實）基礎之上，融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精神的三維制度文明，必將升級為一種全新的社會政治運行系統，我們將這種運行系統，稱之為“共生政體”（參看《原德：大國哲學》P45，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2）。因此，一切主權國家內部，都要從固化的“權利秩序”，轉變為靈動的“共生秩序”。

包括中美貿易衝突在內的矛盾，實際上是中國模式內部“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基本矛盾的一種外部顯現。因為，當一個政府不能善待本國人民時，對外關係表面上再好也好不到哪裏去，而且，以全球化和全生態視野下觀之，一個超大經濟體的國民待遇不公，必定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體現在國際社會的不公平競爭之中。因此，獲得中國所謂“低人權成本與高資源消耗”價廉物美商品的國家和地區，其高興也是不可持續的！這遠遠不只是人權問題，也是事權和物權問題，亦即“共生權”問題！

因此，國際社會無論是基於意識形態，還是基於資本的外部交流與衝突，都將讓位於各個國家內部“全生態社會建設”的均衡訴求。中國需要“以社會建設整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2007），實現“從總量擴張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關鍵在全面改良中國的政治生態，克服“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以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有社會”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國：共生崛起》P160-165）。為此，建議實施“改良中國政治生態的三大法寶”：人民中心，重建社會；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統領，共生為魂（《經濟要參》2015年第4期）。

比如，針對“運動治國”“指標治國”“文件治國”的問題，需要確立“市場經濟、政府經濟、社區經濟”三大經濟形態並制定相應的《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合稱《中國法典》以確立各自的事權邊界。針對19世紀以來拘泥糾纏於“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的意識形態，造成諸般歷史性悲劇的情況，除了從產權理論加以重新釐定，還應當超越現行工程貨殖學的思維方式，進一步將“人權、事權、物權”整合為“共生權”範式，加以解決，等等。

美國也需要重建社會，以解決城市社區衰敗和產業空心化問題。美國模式儘管早就具備了發揮“政府、社會、公民三大自組織力”的制度性特徵，這是美國之所以能夠成就“美國夢”的原因。但是，美國模式現在明顯帶有“吃老本”而非制度創新的性質，遺憾的是：美國人總是以一種原教旨主義者的自滿情緒且高高在上的制度教師爺的身份自居，對全世界指手劃腳，讓我們這些亟需制度創新的東方國家產生反感，讓我們感到似乎有理由不理會美國製度的優越性。因此，“社會優先”（Social priority）將成為時代潮流。所謂“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説到底，還是“社會優先”（《經濟要參》2016年第50期）。

總之，從固化的權利秩序，走向靈動的共生秩序，中國有太長的路要走，但可拓展空間更大，美國路程近，可變空間也相對小。

我相信，只有在“共生政體”條件下，中美兩國才可能處理好各自的問題，我十分讚賞“我們不應懷疑某種社會形態就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2014）這一福山式信念，如果有這種挺立在歷史終結處的社會形態，只能是共生社會——通訊全開放、資源全自足、運載全覆蓋的趨零邊際成本共生社會！

唯其如此，才能實現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的人民由身份政治條件下“對尊嚴的熱望”，創造出一種“健康、簡約、高尚、富有尊嚴而可持續幸福的生活方式”。

2018年9月16日於遼東灣北海小城童心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