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一手締造了「魔巖三傑」，然後被罵了20年的台灣人_風聞

當我們談論這幾十年來的中國搖滾時，你會想起哪些樂隊與Rock Star？

無論大家的答案有多麼的不一樣，但一樣的是100%會提到「魔巖三傑」：竇唯、何勇、張楚。

只要一提到「魔巖三傑」，就繞不開**「張培仁」**這個名字。作為當時唐朝樂隊的策劃人，張培仁成立了魔巖唱片後又簽下了竇唯、何勇、張楚等內地音樂人，並且策劃了 1994 年「中國搖滾樂新勢力」香港紅磡演唱會，直接影響了中國搖滾樂的發展進程，也是結束中國搖滾樂隊混亂無秩序的地下狀態的關鍵人物。

張培仁是我認為的中國搖滾樂最牛逼的經紀人。通常的音樂經紀人都是經紀個體或團體，老張則是直接經紀了整個地區的搖滾樂，只是後來他暫時放棄了做這個事。

1995 年老張不幹之後，有人説這是陰謀、有人説他是騙子、也有人責怪他答應了三年後回來卻失約。

但無論如何，我只是覺得從那年開始，中國搖滾就集體做起了一場千秋大夢到現在。

現在，能夠讓我們在全國各地集體懷念中國搖滾的地方，恐怕也只剩下了KTV。

但凡是個有故事的人，去KTV多少都要來點李宗盛。李宗盛有首歌叫做《和自己賽跑的人》，第一句歌詞就是：“親愛的 Landy，我的弟弟。你很少贏過別人但是這一次，你超越自己”。

這個歌裏唱道的 Landy，就是張培仁。

傳説，年少時的張培仁去看 Bob Dylan 演唱會，他激動得在演唱會上大叫：“Dylan，I want to have your baby！”從而引起 Dylan 的注意後來成功合影。Landy 其實就來自 Dylan。

張培仁從小就喜歡搖滾樂。1980 年 12 月 8 日 John Lennon 被刺殺，剛高中畢業的他和一幫同樣熱愛搖滾樂的朋友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沮喪，於是他們在台灣發起了悼念 John Lennon 的活動，吸引了國內外很多人蔘加。除了悼念活動外，張培仁和幾個小夥伴決定辦一些演出，真正為搖滾樂做一些實事。

據張培仁回憶：

“幾個人找了一位大哥，一個樂隊的吉他手出了點錢，還找了身邊的樂手朋友，他們其實都是很好的樂手，但在當時那個年代沒有人知道他們，其中有台灣最有名的吉他手江建民，他現在也是很好的音樂製作人。當時大家唱的都是老搖滾，只有一個人唱了 New Wave，這個人就是庾澄慶。”

這就是老一代台灣音樂人都知道的「 Taipei Jam 」音樂節，也是張培仁人生中辦的第一個音樂節。「 Taipei Jam 」的規模不大，連續四屆都是幾百人，到第五屆的時候，大家想辦一個能容納 2～3000 人規模的音樂節，但是費用不夠，大家沒辦法於是就集體去賣血。

那一場座無虛席音樂節沒讓大家的血白流，但這樣的熱情和價值觀在今天也不會再現了。

有了這些經歷，張培仁退伍後就直接進了滾石唱片，從企劃做起，一直做到企劃部經理。當時，李宗盛是製作部經理，Landy 與大哥的友誼從此就結下了，兩個人直接把滾石唱片帶入了最輝煌的時期，並且帶來了「華語流行」風潮數十年。

▲李宗盛與張培仁

1987 年解禁前的台灣所有的思想都是統一的，穿着打扮也一樣。平時能夠聽見的華語流行音樂只能是抒情跟偶像這兩種形式，哪怕搖滾樂在那時候在歐美已經發展出各種流派，但在台灣依然被大眾當作是牛鬼蛇神洪水猛獸，是一種文化裏不會有的東西。

1987 年台灣解嚴後，來自全球的資訊撲面而來，大家聽到和看到的那些外面的新鮮東西，就會跟本地的東西做比較，發現都沒辦法跟國際上相比，一直以來看似相對安靜的文化環境發展，忽然有了斷層。

1988～89年，滾石唱片在台灣已經取得了不錯的商業成績，但是不管你承不承認，音樂的形式都不應該只是抒情和偶像。**張培仁想要找到更加解放一點的、更加多元化一點的音樂形式或者是具有人文的創作態度。**還是那句話，不管是內地還是台灣，改革開放迎來的都是多元化的世界，如果文化只存在着單一的價值觀和審美觀，以後我們絕不能抵擋來自全球的競爭。

這個答案在原創力匱乏的台灣是非常難找到的，但是張培仁卻找到了擁有這個答案的地方——北京。

1989 年，祖籍北京的張培仁第一次來到北京。那時候內地毫無音樂環境可言，鄧麗君的歌曲還被稱為「靡靡之音」，但在北京，一幫被崔健吼清楚了人生方向的年輕人，已經開始組建出了形形色色的搖滾樂隊。

那時候北京的那一幫樂隊裏，有硬搖滾、有布魯斯、有金屬和朋克，也有新民謠和實驗等等，並且無一例外的都在結合當時的中國的人文與文化，各自發展原創音樂作品，用音樂表達自己對生活最真實的感受。大家對音樂的想法多，一個樂手串門數個樂隊是常事，北京不大，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圈子，但説起音樂，説起搖滾，都是有熱血的一家兄弟。

一片春意盎然的盛世。

如果你是華語流行的龍頭唱片公司元老之一，並且你從小就熱愛搖滾樂，面對北京這個從沒人動過的大蛋糕，你會選擇怎麼做？

那時候的北京樂隊，沒人知道唱片業究竟是怎麼回事，但每個人都期盼能通過音樂獲得理想的收入，用來買好設備，讓自己生活過得好一點。張培仁來到北京，無疑等於是給整個內地帶來了一套成熟的音樂產業化的製造法則，也給國內的樂隊開闢了一條前所未有的職業音樂道路。

但凡牽涉到賺錢的事都屬於商業活動，包括音樂。想要靠音樂養活自己首先就要讓自己職業化，而不是錯誤的理解為要迎合商業的套路。國內音樂人一直以來缺的都是這個認知。我們不應當懼怕商業，而是應當堤防功利的商業機制！

在《再見，烏托邦》裏，這個烏托邦的締造者老張這樣説：“我看到每一個樂隊，都沒有好的器材，沒有良好的資訊環境，沒有外在的市場，沒有財富的吸引。每個樂隊都用生命，產生出強大的爆發力。”

1989 年 1 月，在北京王府井的一個咖啡店，張培仁第一次見到了組隊還沒有 1 年的唐朝樂隊全體人員，雙方互相仰慕一拍即合。**唐朝樂隊也成為了張培仁來到內地做的第一個決定。**但在當時，沒有人對中國搖滾有足夠的瞭解和信心，而且專門製作搖滾樂領域的都沒幾個人，即便是人才濟濟的滾石唱片也一樣。（華納、環球、EMI、BMG、SONY 全球五大唱片公司是在 90 年後才進駐台灣）

 ▲1993年，唐朝樂隊在新疆

張培仁找了很多製作人給唐朝做專輯，但都被各種理由拒絕了。最後他找到了默默無聞的賈敏恕（後來周華健、莫文蔚、五月天、林憶蓮、黑豹樂隊等製作人），和老賈一起耗時兩個月才把唐朝的首張專輯《夢迴唐朝》打造發行出來（不過那是 1992 年，魔巖唱片成立第二年的事）。

同年 12 月，一張集合了羅大佑、羅弘武、周華健、張洪量、李宗盛、陳昇、趙傳、馬兆駿和張培仁九位音樂人的合輯唱片《失樂園》在台灣發佈，銷量三萬張。這張在台灣坊間被傳為佳話的唱片，創意卻始於張培仁在 1988 年和陳昇的一次討論：

“為何不把我們那些放不進任何一張專輯的歌，放在一張唱片中呢？可不可以在這張唱片中，不考慮賺錢，只做自己喜歡的音樂呢？”

於是，就有了這張擁有各自不同的表達方式、並每個人都在坦誠表現出各自對於生活、社會的思考和困惑的合輯《失樂園》。 

1990 年 1 月，張培仁從台灣返回北京，唐朝的經紀人劉傑給了他一首叫做《姐姐》的音樂 DEMO，張楚的音樂讓他在北京的寒風中聽得感動流涕。於是張楚成為了張培仁做的第二個決定。

 ▲左起：張楚、郭大煒、張培仁、張有待 

（圖片來源：“把青春唱完”攝影集 攝影師：高原）

那會兒張炬帶着張培仁去看了北京非常多的地下樂隊演出，但終究都是地下，多數樂隊連自己的原創作品都沒有條件可以錄音保留，更別説音樂和樂隊的推廣。深受震撼的張培仁回到台灣徵得母公司滾石的意見後，果斷辭去了當時國語事業處副總經理的職位，1991 年帶着賈敏恕一起在北京創立了魔巖文化（1995 年更名魔巖唱片）。

滾石唱片旗下所有的公司名字都與“石”有關，比如魔巖其實就是 「Magic Stone」，還有簽下黑豹樂隊的香港勁石，母公司都是台灣滾石。

魔巖要做的主要事情是推動整個文化的發展，並非單一的搖滾樂，張培仁對於「經紀」北京搖滾樂的脈絡非常清晰。看過《中國搖滾編年史》的朋友應該很清楚，中國自有搖滾樂起，前十年從萌生到發展基本上除了北京沒有其他地方啥事。所以魔巖成立後第一件事，是創立了專營北京搖滾樂的子品牌——「中國火」。

「中國火」實際上是一個廠牌名字，唐朝和張楚簽約的都是中國火，賈敏恕擔綱製作人，張培仁負責企劃和經紀，他倆做了一個形式上像極了《失樂園》的合輯叫《中國火》，裏面第一首歌就是張楚的《姐姐》開場，最後則是唐朝樂隊的《飛翔鳥》壓軸。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張搖滾樂合輯。

1991 年，賈敏恕搞定了合輯的製作，並在冬末的時候完成了後來影響深遠的唐朝樂隊專輯《夢迴唐朝》錄製。魔巖文化那會兒還沒有自己的內地發行部門，香港勁石也是。即便那時黑豹樂隊已經在港台發了自己的首張專輯《黑豹》，也沒法在內地發行。

由於同屬一個母公司，手握《夢迴唐朝》、《黑豹》、《中國火》合輯三張唱片的魔巖文化找到了北京中國音樂家出版社授權出版。

中國音樂家出版社為新聞出版署系統下的老字號出版社；社長吳延偉為歌唱家，亦為資深音樂藝術學者。吳延偉認為這一批作品對當時保守的環境而言，其音樂內容未曾有過，對當時盜版衝斥的環境來説，也沒有完整的行銷宣傳體系，但認為有其理想性及市場機會。決定大膽突破，在取得官方批文後，於 1992 年冬發行。

當時魔巖文化帶領唐朝樂隊到北京火車站前的唱片店門口，進行中國音樂家出版社安排的首發式活動。活動當天據説引起巨大反應，然後導致公安介入，直接中斷了發佈會現場。在當時媒體環境保守，沒有適合傳播渠道，也沒有搖滾樂先例、一切都是〇的時代，唐朝樂隊的專輯發行簡直就是一個里程碑事件（傳説唐朝樂隊首張專輯創下了1200萬盒磁帶的銷量）。

 這三張專輯在內地的發行，成功推動了中國大陸搖滾樂浪潮，引起了巨大的文化效應，也為音樂人積攢了人氣。拿魔巖的第一支樂隊唐朝來説，《夢迴唐朝》發行的地區除了內地，還有台灣、香港、日本、韓國、東南亞地區，張培仁帶給唐朝樂隊的不止是音樂的銷量，還有很多當時地下樂隊根本不敢想或者想不到的活動：

1990 年底，樂隊參加了"亞運會"開幕式和92年的"奧運之光"；

1993 年，樂隊又應邀去德國參加了柏林文化宮舉辦的"中國文化藝術節"，同年又應日本文化部邀請赴日參加"中日文化交流"演出活動，年底赴香港參加民間藝術交流活動；

1994 年，觀眾是香港一眾頭牌音樂明星的紅磡體育館。

這幾場演出，單憑地下樂隊的實力是很難做到的。

在張培仁當年的魔巖計劃裏，還有以專營上海搖滾樂的品牌——「中國海」。

只是有些事情，過了，就真的過了。

三張專輯發行引起了整個 1992 年的轟動，之後張培仁與賈敏恕陸續在 1993 年簽下竇唯、張楚與何勇三位創作型歌手。

張楚的簽約意向源自《姐姐》的小樣，那時候他還有一個自發樂隊叫做“毒刺”，但沒有任何名氣和組織性；朋克的何勇當時是大地唱片旗下的一個新人，但大地走的又是抒情路線，於是在互相聊過想法也看過唐朝樂隊的 Case 後，何勇覺得魔巖才是自己要去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説法就是：“我投奔魔巖去了！”

最需要説的是竇唯。

竇唯是黑豹樂隊第一代主唱，1990 年在深圳的專場一曲《Don’t Break My Heart》讓 BEYOND 樂隊經紀人陳健添在幾個月之後立即簽下了黑豹樂隊，歸屬香港勁石唱片。黑豹樂隊是史上專輯發行量最高的華語搖滾樂隊，也是當時國內人氣最高的搖滾樂隊，竇唯當時可以説是國內民間人氣最高的搖滾歌手（雖然竇仙兒樣樣樂器都精通並且最愛打鼓）。

1991 年 10 月，竇唯在黑豹如日中天的時候退出了樂隊，和吳軻（1972～1996）、陳勁（後來在2000年與竇唯組建了「譯」樂隊）、白方林（紅磡竇唯場的鍵盤手）、趙牧陽等人組成了“做夢”樂隊。坊間流傳着的竇仙兒摟着天后的這張照片，就是拍攝於“做夢”樂隊期間。

在《搖滾夢尋》裏的採訪中，對「搞樂隊期間的生活來源怎麼解決？」的問題，陳勁給出了這樣的回答：

我的生活來源和這些搞搖滾的朋友們基本一樣，開始為了維持生活就去走穴。從一場20塊錢到一場幾百塊錢都幹過。掙的錢主要都買了樂器。「紅色部隊」樂隊時，一沒錢了大家就一起吃麪條。就是朋友幫朋友這樣過來的。

在同一篇採訪中，吳珂的回憶是：

一分錢生活來源都沒有，只能靠家裏。每天騎着車，大老遠去排練，但是誰都沒怨言。

竇唯也是這樣。“做夢”樂隊的意義對他非比一般。那首經典的《黑色夢中》就來自做夢樂隊時期的作品。1992 年由張元拍攝、崔健主演的《北京雜種》中，崔健邀請了做夢樂隊在電影中現場演繹《黑色夢中》，這也成了樂隊唯一留存的“MTV”。

個人覺得，被很多人譽為神作專輯的《黑夢》，從做夢樂隊的創作出發來看，**被魔巖製作過的這張專輯水準還不及“做夢”樂隊排練效果的一半。**這其實也是後來竇唯不滿魔巖的一大原因。

三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樂隊。 和黑豹整個樂隊簽約勁石不同，魔巖簽約不是一整個樂隊，而是三個樂隊的主唱。竇唯、何勇、張楚都面臨着這樣的問題：**對方只願意籤主唱一人。**同甘共苦的兄弟義氣和成熟冷漠的商業規則相遇時，許多從未思考過的問題一下都擺在了面前。

《搖滾夢尋》中記錄了吳珂對這段往事的回憶：

公司説它只能籤個人，樂隊不想籤，怕將來麻煩。開始我們覺得不太合適，但是小竇説這個機會特別難得，希望我們大家珍惜一下。我們覺得小竇是這個樂隊很重要的人物，所以就同意了。

雖然公司籤的是小竇，可是跟我們都有關係。約的內容大體就是投多少錢、多少設備、給每人多少生活費（分為兩期，前六個月為第一期，以後為第二期）。

1992年10月，第一期生活費剛發完，從台灣買的樂器也剛到，小竇就説要解散樂隊，我們能説什麼。我只是覺得這個樂隊挺可惜的。

竇唯在解散樂隊時給姜昕的信中是這麼寫的：

最近在工作上很不如意，太不順心了，情緒也一直很低落。我想你也會猜到，發生那件可怕的事情，對我的觸動和影響會很大。出來之後，下定決心，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所以，解散了樂隊。

我知道，以後會有更大的困難和壓力，可同時，相對來講，我也會稍微輕鬆些，用不着在樂隊的事物和人際關係上分散太多精力，至少可以專心創作。況且，這也是我的願望和目的。

簽約魔巖文化成為一個專職音樂人，在當時應該是樂手樂隊們唯一的最好選擇。因為沒有人懂唱片工業是怎麼回事，也因為諾大一個內地在當時連音樂產業體系都沒有。

於是，竇唯《黑夢》、張楚《一顆不肯媚俗的心》、何勇《垃圾場》（麒麟日記）三張專輯正式製作完成，1994 年的春天，由上海音像出版社發行。這三張專輯的發行量及影響力依然傳播深遠，還因此促使上海音像成為了當時營業最成功的中國唱片公司。我覺得這應該就是「魔巖三傑」這個稱號的源頭由來。

當時「中國火」這個搖滾品牌已經在圈內和圈外都獲得了廣大的關注，但是卻沒有引起中國主流媒體以及港台媒體的注意，原因是中國國內環境保守，而港台音樂市場又充斥偶像與主流。搖滾樂在中國被認為是“腐朽的資本主義文化產物”，中國搖滾自出現之日起，就飽受着社會的不解和口水。

搖滾樂並不是洪水猛獸，造成這個原因的是來自大環境的價值觀、審美觀、文化發展的單一思想侷限。因此，市場的真正情況是：對搖滾樂不能理解，也不願接受。

市場不接受，搖滾就不搞了嗎？顯然不是**。**

我還是持相同觀點： 當時內地正在改革開放，全球的文化都在進來，面對全球的競爭首先是要建構好本地的市場，更重要的是要有多元的形式誕生，因為文化並不是單一的。

所以我們看見那個時候的崔健、唐朝、黑豹、紅色部隊、ADO、竇唯、張楚、何勇等等，他們的音樂都是多元化的，就像是在主流音樂文化的邊緣豎起了一座燈塔，如果成功一定會照亮其他人，解放對應的那部分人音樂上的創意和想象。

雖然當時的魔巖看起來作出了一些很不錯的結果，但旗下的音樂終究處於邊緣、另類、前衞，一方面是沒有專業的大團隊來批量製作這些五花八門的音樂風格，另一方面從市場考慮的話，滾石也很難通過張培仁對中國搖滾文化發展的長期計劃——即便是允許，在當時的環境下想要落實計劃的程度：除了難，只剩下更難。

市場不接受，搖滾還得繼續搞。

張培仁聯繫到了自己在滾石的另一個兄弟——時任香港分公司總經理的陸少康，陸先生冒着很大的生意風險與香港商業電台談下合作——1994 年 12 月 17 日，在香港紅堪舉辦了後來成為里程碑事件的「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

**如果説用一塊紅布蒙着眼睛的崔健開創了一個時代，那麼「魔巖三傑」和唐朝樂隊則是把中國搖滾推向了輝煌。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搖滾樂最大型的主流公眾演唱會， 也印證了中國搖滾樂是最適合和最依靠 Live 音樂形式的，「魔巖三傑」開始作為一個整體（符號）被樹為中國搖滾的新代表人物。**在北京為他們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放眼望去是一片長髮的海洋。

▲94紅磡演唱會記者會，張培仁盤着手（圖片來源：“把青春唱完”攝影集 攝影師：高原）

當時我們在經濟上沒有多少自信，但帶來的是巨大無比的文化的力量，當年的搖滾之所以盛極一時，是因為它們確實發出了時代的聲音。那時候所有的人都以為，新音樂的春天來到了。

關於這場演唱會，除了黃秋生真的沒有撕碎自己衣服，其他網上説的都八九不離十。張培仁在演出後這樣寫道：

在香港，這個華人娛樂工業的中心裏，有上萬個羣眾同時瘋狂於“真實”的力量；他們首次證明，來自豐厚大地母親的文化養分能夠讓人產生新的視野和想象，他們見到了久違的音樂本質，發現這是和靈魂相通的線路，因而拋開了慣有的矜持，吶喊瘋狂…

這次演出首次結合來自內地、香港、台灣各方的工作人員，他們都對中國人的文化有一種強烈的使命和想象，他們大都相信中國人將會有更繁盛的文化景觀，那也不是來自於虛構的娛樂幻境，而應該是來自於更真實廣闊的創造力量，他們在這場演出中，都看見了這樣的希望。

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在香港引起關注的 「1994 年的紅磡演唱會」對大眾文化並沒有什麼影響，內地主流媒體都沒關注，僅僅只是中國搖滾樂的一個分水嶺大事件。如果這場演出確實有如此氣吞山河舉世無雙的重要意義，那就很難解釋為什麼現在你隨便向路人詢問「1994 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或者「魔巖三傑」時，得到的將是十問九不知的尷尬結果。

但這場演唱會在圈內卻影響深遠，也給了不少人商業提示。很多真搖滾偽搖滾都來投身搖滾樂，很多人都打着搖滾的幌子不幹搖滾樂的事，也難怪十年後竇唯拒演「紅磡十週年紀念演出」時會説：搖滾誤國，紅磡無需紀念。

紅磡之前，魔巖在北展劇場舉辦過一場唱片發佈會和現場演出，一行人狀態非常輕鬆的上演了一場內地版本，效果比紅磡還好。到了香港，竇唯在演出《噢！乖》這首歌時現場忘詞了。

▲94年紅磡演唱會，竇唯忘詞了的《噢！乖》

那時候風華正茂好勝要強的竇唯要求在後期補上忘詞的那一段達到完美，但魔巖則直接將現場原封不動還原併發行，這個忘詞失誤在幾十年後還被我們認為是經典瞬間。

但竇唯想不通，那時候他認為發行的音樂都應該代表音樂人的水準，不能有失誤，魔巖是居心叵測，故意把自己失誤的地方公佈於眾，無法理解。

竇唯對於魔巖的音樂製作能力一直不滿意，他非常懷念“做夢”樂隊時期。那時候他還不知道吳珂因為吸毒已經離世了，離世前吳珂唸叨得最多的還是他親手解散的“做夢”樂隊。從胡打亂撞到接觸到成熟的港台音樂商業法則，竇唯認為完整的商業體系一定能幫助自己和樂隊走得更好，最後説服樂隊個人和魔巖簽約，只是後又將做夢解散，這和當年退出黑豹樂隊的感受決然不同。

竇唯的內心充滿了疑惑與矛盾，充滿了無奈與掙扎，這件事他的想法都寫在了《悲傷的夢》這首歌裏。竇唯的首專叫《黑夢》，歌曲有《悲傷的夢》、《黑色夢中》，關於「夢」的描述很多，我也在很多樂評裏看到一眾人討論竇唯與夢和幻境的分析，搞得很非人類哲學。

只是這些樂評人都沒想到，「夢」對於竇唯的意義，就是當時他組建做夢樂隊的全部意義。

有些事情，看起來好像能回去，但人不在，就回不去了。就好像《黑豹》與《黑夢》，逐漸消散在了時代淡淡的黑暗之中。

這場演唱會，讓張培仁看到了中國搖滾全新的發展方向，他在演出後記中寫道：“這只是一個開始。”正當他準備接下來的計劃時，1995 年滾石總部因為財務危機召喚元老之一的張培仁返回台灣。

**張培仁對兄弟們説：“等我三年，我會回來。”**然後他將內地魔巖交付給滾石的另一個同事打理，但你我都知道，每個人對於一件事的想法和看法是不同的，新來的人並沒有很好的延續張培仁之前做的事情。

張培仁猜對了開始，卻沒猜到他走之後的結局。（這個懸案在我看來結局已經有了，因為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需要有自己的搖滾樂了。）

我在很多地方，不管是網頁還是書籍，在關於中國搖滾樂的討論中都能看到對張培仁負面的“討伐”。一幫搞搖滾的成年人還宛如孩童一般哀怨：

“他説了三年後會回來，但他卻沒有回來。”

我覺得很好笑。諾大一箇中國難道除了張培仁就沒有人來做這件事了？

我們擁有一個很無奈的龐大羣體，這個羣體裏的人，個個普遍缺乏自信和自立，習慣於把人生大部分的希望寄託在幾個孤獨的個體上，祈望其為代言、代為吶喊、代為憤怒、代為抒發情懷、代為喜怒哀樂。

那麼請看，1994 年之後，魔巖自己先發生了些什麼事呢？

1995 年，張炬騎摩托車遭遇車禍離世，唐朝失去了一個重要的靈魂貝斯手直接半癱，整個北京搖滾圈都和張炬有關係，這件事對很多人如何從事音樂的影響特別巨大；

1996 年，何勇在工體參加「北京流行音樂20年」演唱會，卻因為主辦方拒絕崔健參演，一怒之下在演唱「姑娘漂亮」時喊出一句：「李素麗，你漂亮嗎？」以嘲諷當局，從此被徹底封殺（公交車售票員李素麗是當時政府樹立的「全國三八紅旗手」，可是何勇認為崔健才是真正白手起家的勞模）；

1997 年，張楚在發行了惡評如潮的《造飛機的工廠》後被指責江郎才盡，從北京回到西安老家，抑鬱長達八年；

竇唯，則因為個人感情問題以及對做夢樂隊的愧疚、對中國搖滾樂劣根性的失望，對滾石想把他包裝成汪峯那樣的搖滾歌手感到無語，於是率先出世；

1998 年，互聯網時代來臨，在當時中國市場對搖滾樂的關注程度，隨着日趨娛樂多元化與需求定製化的今天，已經不復存在。1994 年到 2018 年，國內經濟大起飛，大家都在忙着致富，大夥都在急着要掙錢讓自己的生活基礎可以更好過那麼一點點，貧富差距還大得越來越離譜，文化發展、上層建築更是還直接斷了層。

中國搖滾從 1994 年之後一蹶不振，是張培仁離開北京的原因，還是中國搖滾樂自己的原因呢？

中國搖滾當時還真都把希望寄託在張培仁身上了，因為除了他，直到現在行業裏也不見有某個擁有話語權的大佬真正在為中國搖滾樂做經紀。

現在的行業大概是接上了張培仁當年在北京為中國搖滾做的事，但各自的功利出發點不同。現在只是在把國內音樂人壓榨壓榨，無盡的壓榨，然後當你沒有流量價值了，再一腳把你踢掉，換年 紀更輕價格更少的接着壓榨。

之前寫張楚的時候，我認為張楚並沒有對成為職業音樂人這件事準備好。除了他之外，我覺得整個中國搖滾樂都沒有準備好。所有人都明白，幹搖滾樂是一門燃燒生命力的活，而要燃燒生命就得保持激進的態度，激進是革命的前因，而革命……

所以中國的搖滾樂手們都喪失了曾有過的衝勁，而衝勁——對於第三世界的中國的搖滾樂手又是多麼的重要，但是你又擺脱不了正常生活的干擾。

中國搖滾剛搭上了來自港台這兩個亞洲窗口的順風車，就被自己和身邊的環境踢下了車。

1995 年，張培仁回了台灣，創辦了台灣魔巖，簽下了伍佰、張震嶽、陳綺貞、楊乃文、MC熱狗等日後台灣獨立音樂的中流砥柱，又四處挖掘閩南語草根民謠歌手與原住民音樂，將地下變地上，讓獨立變流行。

 ▲張培仁與MC熱狗

另外一方面，全球唱片工業隨着互聯網到來而式微，整個世界的音樂產業格局都在發生變化，一步邁錯了，整個公司將直接破產，哪怕是財大氣粗的滾石也是如此，必須得做出調整。所以到了 2003 年唱片市場全部崩塌的時候，台灣的獨立音樂才能順利登場接下時代的大旗並一直延續發展到今天——因為這個文化發展環境它從開放到發展，就沒有斷層過。

人在江湖，多少都有些身不由己。中國搖滾的發展曾經有張培仁參與是一件幸事，我和大家分析一下為什麼：

一、在中國的特色體制之下，不管是從前還是現在，對於搖滾（言論、形象）的管制一直以來都很嚴格。紅磡那場搖滾狂潮據説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經，致使後來有關部門寧可允許港台及日韓音樂的文化引入，也不願意給自己的搖滾樂開綠燈。1994

年崔健發行的《紅旗下的蛋》專輯，結果出版不足三個月之後便被勒令停止發行。（但魔巖帶動的中國搖滾，促進影響了90年代內地原創流行音樂的遍地生花，很多歌曲看似流行，其實骨子裏搖滾極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那一段時期的音樂，説不定你家上世紀遺留下來的VCD裏都還有）；

二、從磁帶、唱片業時代到今天的互聯網時代的中國，線上線下盜版侵權猖獗氾濫，直接中傷音樂人的合法權益和收益，導致音樂人紛紛轉行曲線救自己命，客觀上也造成了中國搖滾以及中國原創音樂市場缺乏生產活力，侵權盜版脱不了干係的；

三、搖滾在中國被誤讀，抄襲、吸毒、濫交、對事不負責的態度被認為是“搖滾精神”，更重要的是，許多搖滾樂手形式主義太多，真正做搖滾的太少，素質本也不高，也一直創作不出高水準的作品，然後怪罪聽眾品位，直接在產業的源頭阻礙了中國搖滾和中國原創音樂的前進步伐，不僅僅是搖滾樂手，這種現象在中國的各種音樂領域都充斥無疑；

四、從社會輿論看，由於搖滾的特殊內涵和形象，外界對於搖滾的解讀往往是誇大的、錯誤的，甚至是扭曲的。比如中國的媒體和電視，造就了太多所謂的“媒體藝術家”、“電視藝術家”，他們瘋狂的、小丑般的錯誤描畫和炒作，使中國搖滾甚至是現代音樂，被外界一再錯誤地認知。搖滾樂手和他們的生活被物化、醜化、妖魔化、扭曲化，媒體輿論對於中國搖滾主觀臆斷的判斷、理解和表達，使得中國搖滾患上了失語症。

難怪在《讓子彈飛》裏張麻子會説： 「人們不願意相信一個土匪的名字會叫牧之，人們更願意相信叫麻子，人們特願意相信，他的臉上，應該他媽的長着麻子。」

張培仁就算回到當時那個環境裏，我也不認為他僅憑一己之力就能把中國搖滾樂帶動起來。

中國搖滾樂最大的悲劇可能就是因為它是中國的搖滾。

​魔巖當年諸多的簽約音樂人普遍抱怨合同不公平，報酬不合理，加上大多數人都有着自己的樂隊但公司又堅持只簽約主唱，不舒服的「怨氣」一直都在。在紅磡短暫的轟動背後，卻是唱片公司與搖滾樂手之間一筆説不清的爛賬，和至今未能完全化解的怨氣。

資本的天性是趨利的。張培仁為中國搖滾樂帶來了聲名，但在那個還毫無“產業”可言的“前商業時代”中，環境並沒有為他們帶來相稱的利益。音樂人們對張培仁的態度就是對資本的態度，但是他們還在撒嬌，説：你看你怎麼沒弄好啊？”

“不是他沒弄好，是你要配合他，你才能夠跳好這支舞。”這支藝術與資本、政治與社會的舞，當年，誰都沒跳好。

説揠苗助長也好，説文化播種、星火燎原也罷，倘若不經魔巖理想主義的的產業之手栽種，將始終處於地下狀態。 魔巖文化所做的事情，是對中國音樂創作及音樂文化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引起了時代的共鳴也帶動日後的年輕文化發展，只是魔巖忽略了中國內地的大環境，推出的音樂作品超過時代環境默認的許多經驗、認知，所以雖然成功的推動了，但無奈對環境的衝擊太大，導致後繼困難，只能在歷史中留下驚鴻一撇。

有人説張培仁的“過”，在於提前將中國搖滾商業化。

我們反過來理解這個觀點，90 年代是我們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有着大好的機會先創造「文藝復興」，當時大家也在尋找這樣一個文化爆發的狀態，只要能構建好商業機制來服務文化所產生出來的價值，可能如果那樣反而掙的錢會更多，絕對比現在掙的還要多一些。

所以我認為，中國搖滾在保證不趨於媚俗的前提下，應該也必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商業運作機制，只有在成功的商業循環之下，才能保證為中國搖滾向前發展提供堅實基礎。 不僅是搖滾，整個音樂市場都應該如此。

但是這個事情直到現在也沒有發生的，比較遺憾。

就如當我對這片土地的歷史、人文、政治有所瞭解後，我發現自己根本就不看好現在國內任何一檔和樂隊和搖滾有關係的電視娛樂節目。

也沒什麼好説的，因為不管是主辦方還是參加方，目的都只有一個：錢。

搖滾樂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只是音樂，搖滾的文化意義，讓人們對它寄予厚望。在衝突、對話和充滿變革的大時代中迸發的搖滾精神裏，深植着新哲學的萌芽。剝落了文化意義的我們的搖滾樂圈子，只是繼承了搖滾的各種華麗或奇異的衣服，而衣服裏面，並沒有人。對搖滾來説，貧窮是種財富，但“現在的孩子們”，最嚮往的是錢，想的是有朝一日能夠大紅天下。有才華的孩子一旦嶄露頭角，很快就詞窮、失語，急速墮入平庸。

這對於一片土地上的文化、人文發展來説，一點屁用都沒有——但是也沒法，因為不這樣的話，做音樂只會餓死自己。

大家都説是魔巖來北京做了國內的搖滾樂，張培仁反而認為事情並非如此：**真正把搖滾樂做出來的是北京這座城市，是那個年代，是這裏的人所聚集出來的能量，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能做出牛逼的搖滾樂。**偉大的搖滾樂隊從來不是唱片公司可以做出來的，它是時代造出來的，它是通過優秀的作品積累造出來的，唱片公司無能去改變時代、改變人的生活和思想。張培仁與魔巖，只是通過專業的工作，去傳播、去讓這些多元化的音樂被更多人看見聽見。

張培仁後來和李宗盛一起在做「簡單生活節」的時候也提到了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聽到的所有音樂類型，都是西方青年一時一地的生活方式產生出來的價值觀、審美和作品，傳播的是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我們所有在做的事情，都是運用西方對生活的看法。我們自己的看法呢？

我們不應該複製西方的生活。台灣的民歌運動，最流行的作家是三毛，余光中的詩，李雙澤的字句。它已經不止是音樂運動，而是青年處境的思考。當大家都在關注產業的時候，我們的問題不是產業，而是對生活的態度。文化必須是來自生活的自然體悟。

你無法向別人推薦一個他沒有聽過的獨立音樂，因為你沒有音樂傳播的場景，好像抖音提供的場景，它是倏忽即逝的。它解決不了雋永的人生觀，讓你知道自己是誰，想要什麼。

只有當你決定生活的樣子，你才可能決定喜歡什麼樣的音樂。

那時候你才能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麼樣的音樂。

 （附）

2004 年 12 月 17 日，在北京九霄俱樂部舉辦紀念紅磡十年演唱會前夕，「三年未歸」的張培仁給相關組織者發來一封闊別十年不晚的信：

謝謝你們的來電，接到電話之後，如同我過去的這十年間一樣，只要想到我們以前的一些事，就徹夜難眠。

我和賈敏恕，確實有一個巨大的夢想，在當年那個仍然封閉保守的環境裏，我們選擇了低調的工作方式，希望自己勤謹地耕耘，能夠看到鮮花盛開，野火燎原。我們相信，要先有文藝的復興，才能有產業的繁榮。

我們確實有長期的計劃，以及輝煌的理想，但是我們的母公司當時的財力不允許，我們自己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以持續下去。所以奉命調回台灣，經營台灣的唱片事業。這中間許多難言的痛苦，深切的掙扎與反省，都在這十年間，讓我們徹夜難眠。

十年前紅磡的那個晚上，我們確實在一起做了一件事，是內地、香港和台灣的年輕人首次在一起完成一個共同的夢想，也是第一次，讓文化帶來的震動，超過了娛樂的感官刺激。無論後來的發展如何，我都認為當時在舞台上的樂手，站在一個歷史的起點上。我仍然對他們的傾力演出，以及當時兩岸三地的年輕中國人共同完成的專業表現，充滿敬意。

這十年間，我和我的同事各自經歷許多的考驗，我們都在過程中付出巨大的、成長的代價。對所有的老友，充滿懷念，但是無以為報，甚至不敢相見，惟恐淚水奪眶而出。在十年後的今天回顧，我只想説，紅磡的演出，也許是一個歷史的起點，但是現在，卻絕對不是歷史的終點。

有許多事，可能要再過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整理清楚，才能證明，我們都還沒有走到終點。

中國現在沒有搖滾，只有文化斷層後的報應，但我們也沒有走到終點。現在所有醒悟過來重新系統學音樂的孩子，就是未來十年後，中國音樂的新希望。

「親愛的 Landy，我的弟弟，

在那時候，我們身邊都有一卡車的難題，

不知道成功的意義，就在超越自己。」

願真心熱愛音樂的人永遠都不會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