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模式的進化：分散到集中，保守到追求進步，自發到自覺_風聞

      這篇文章醖釀了不短的時間，一直沒動筆。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深入淺出，讓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成為人人能夠理解的東西。

      自從人類社會出現政權，隨之而來的就是政權治理問題，政權是雙刃劍，一面對內，一面對外，一面追求建立秩序，一面又強化破壞力。秩序，是強大力量的前提，而強大的力量，既能維護秩序，也能破壞秩序。

      我們今天對中國上古歷史的認識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零零星星的考古發現，二是史書中的記載。考古發現更信實，但支離破碎，也沒有文字資料，弄不清來龍去脈；史書則更多是後人為表達自己的價值觀所做的想象成分居多的描述，有太多不可信的內容。秦始皇焚書讓中國人失去了用不同史料對上古歷史進行比較印證的可能，唯一勉強能跟《史記》相對照的只剩下殘缺不全真偽混雜的《竹書紀年》。

      即便是考古的零星印象，也能知道真實的上古史跟《史記》所描述的單線文明一脈相承完全不同，那是個古文化在大地上星羅棋佈的時代。不單單是北方黃河流域，南方長江流域甚至有更為發達的文明，沒有考古發掘，我們根本無從知曉這些在史書上毫無記載的燦爛歷史。

      考古發現的不只是一個個極端落後原始的上古村落，早在五六千年前，中華文明已經有了宏偉的城市，有些學者據此主張：遠在夏王朝之前，甚至在炎黃之前，中國存在一個古王國時期，多個王國在不同地區並立存在，舊王國消失，新王國又創立，在王國之間的交往、衝突、吞併、覆滅之間，文明走向成熟。

      上古城市代表着人類政權初建，政權代表着不同人羣為生存而展開競爭的方式進入新階段，最大限度的集中集體力量統一思想意識代表着更強大的生產能力和戰鬥力，政治化分工代表着更高水平的策略和智慧，最終政治力量塑造出卓越的領袖，殘酷的政治競賽會讓其中一位成為最後的勝利者，最能發揮政權能量的政治領袖才有資格主導整個大地上的文明進程。人們，只傳頌最後的勝利者，史書，也只側重記錄最後的勝利者。

      黃帝先後戰勝了炎帝和蚩尤，我感興趣的是黃帝是怎麼戰勝了強大的對手的。炎帝一方似乎佔有生產優勢，而蚩尤似乎更善於利用天氣和地形作戰，可黃帝擁有比前面這二位加起來還要多的技術優勢，弓箭、車船，或許還有馬匹和青銅武器。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是文字。這東西對沒見過世面滿腦子神神鬼鬼的原始人有超強的震懾力。掌握文字，就意味着擁有了在精神上打垮對手的力量。雖然文字考古只推到商朝，但考慮到甲骨文構型已經相當成熟，文字的出現顯然要早得多。只是沒必要所有內容都用堅硬而不易腐爛的龜甲獸骨書寫，傳統的竹簡木牘泥板保存不了多長時間，在戰亂頻繁的中華大地上消失無蹤很正常。黃帝時代沒有系統性文字，但出現零星字符的猜測還是比較合理的。

      一般來説，初創政權的主要功能是對外的，生存競爭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政治性分工不會造成內部成員地位上的巨大差異。同仇敵愾會自動導致內部和諧。史前中國的面貌應該跟古希臘城邦小國的狀態類似。但是當一個政權取得壓倒性優勢，沒有了外部致命威脅並劫掠了大批財物和人口的時候，內部差異就會越來越大。貴族、平民、奴隸地位上的巨大差異便把主要矛盾轉移到了政權內部。國家建立伊始便會進入一段“迷茫期”——以後該怎麼辦？以前親如兄弟的關係要不要改變？

       政權維護自身穩定存在是本能，他要建立秩序，超越兄弟情義和血緣關係的秩序，就必然要把人分出等級，領袖和英雄們獲得巨大威望的同時也獲得了更多的財富，他們需要把優勢固定化，以便自己和子孫能繼續享用；普通民眾希望能獲得勝利的紅利，以顯得自己為政權的付出有價值，能得到回報；掠奪來的奴隸們希望自己能活下去，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不再經受戰亂和殺戮。

      不管怎麼説，人們看到了政權的威力，知道了國家主義的重要性。最初的領袖和英雄們可以依靠民眾的信任和巨大的威望來維繫特權，而他們的繼任者不得不努力保持這樣的信任和威望，沒有了外部威脅，他們只能自我約束，塑造高尚的道德形象來取悦民眾，以保持大眾對自己特權地位的支持。而另一方面，等級制必然激化內部矛盾，形象工程並不能挽救人性貪婪造成的危機，國家暴力成為至關重要的維護統治地位和特權的手段。當國家暴力開始為某一特權支配和服務的時候，權力便迅速由分散走向集中，於是，王朝出現了。

      權力集中是必然趨勢，可它又受到技術條件的強有力的約束。落後的生產力、原始的交通狀況和緩慢的信息傳遞方式註定讓王朝統治者不能面面俱到，它最終能實際掌控的仍然只是自己周圍的力量，遠處只能靠利益上的共識和文化上的親近來維繫，靠武力優勢建立可靠的威懾。用“共主”的方式實現政權的分層治理。

      這就是最初的國家治理方式。只要各方勢力沒野心，小國寡民會保持長期的穩定。夏朝四百多年，商朝將近六百年就是這種穩定性的明證。可野心家總會有，區別只在於出現頻率的高低。商紂王算是雄才大略，可他太能折騰，搞得下面的領主們沒法過安穩日子，所以扣個罪名把他推翻了。周朝汲取教訓改進了治理方式，用自己人取代了地頭蛇，搞起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血緣和類血緣紐帶更穩固，如果不是遇到遊牧民族入侵，西周可能還不止四百年。

      被犬戎洗劫了鎬京徹底擊碎了周天子的威望，野心家們開始要“替”周天子威服四方，過去的意識禁忌被武力為王取代，相互征伐的同時百家爭鳴，更多的國家治理方式被提出來。比較有吸引力的是迴歸秩序甚至迴歸小國寡民的主張，但最具現實意義的是“繼續集中權力”的主張。

      五百年亂世不止繁榮了思想界，技術的巨大進步才是決定性的。馬匹、車輛的普及、交通的改善、鐵器以及各種工具的進步和治理能力的提高為高度中央集權鋪平了道路。到這一步，中國遠遠超越了西方，郡縣制、統一的文化和制度、超強的資源組織和調動能力讓中國在國家治理上領先西方1500年。這套中央集權制度經受了中原王朝和匈奴激烈碰撞的考驗，證明了它的先進性和巨大威力。

      這套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國家治理方式高度控制了統治範圍內的人力和財税資源，漢初即便税收比例相當低，國家仍然能很快積累起來巨大的財富。皇權將觸手伸到縣一級，即便萬里之外也能指揮。皇帝如果是一個具備超強管理能力的怪物，這樣的王朝無疑非常強大。

      可是，沒有幾個皇帝具備這樣超人的能力，“完全控制”只是美妙的夢想。事實上皇權治理漏洞百出，真實的場景是皇帝跟官員、中央跟地方無休止的博弈，國家治理的力量被家族和地方私利碎片化了。所以貌似強大的王朝從地方看去其實是一盤散沙，從高高在上的皇帝到地方鄉紳都在打自己的算盤，內部博弈消耗掉了幾乎所有的資源優勢。漢初劉邦是有能力戰勝匈奴的，身經百戰的開國之軍哪有那麼孱弱？可劉邦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剝奪地方勢力的大權上，放着韓信、彭越這些人和他們的精兵不用，寧願讓女人們去和親，只為了擺平他劉家統治的威脅。

       從漢往後，多數王朝都是如此，皇帝們關心的是統治地位的穩固，貴族士紳們經營着特權帶來的收益，市民們小富即安，農民們渴望着衣食有靠。王朝從建立開始，一套秩序推開，便沒有人再關心國家該往何處發展，國家治理就是簡單的維持現狀，國家富足固然可喜，天災人禍便無可奈何。遇上勵精圖治且有能力的皇帝，王朝還能興盛一時，若權力下移、昏君奸臣當道，王朝便烏煙瘴氣乃至風雨飄搖了。

      中古時期的國家治理，中央集權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幻象。皇權不下縣，自然有鞭長莫及的因素，同時也表明皇權並不想跟普通百姓分享整個國家共同的資源和成果，而士紳把持的基層成了腐蝕整個國家根基的重災區，沒有了對基層的控制，郡縣只是勉強能夠維持王朝運轉的空架子。王朝的這一套統治方式，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必然走向覆滅的結局。

      從蒙元帝國開始，西方接受了中國的這一套治理方式，逐漸結束了小國寡民的城堡國家時代，中央集權興起。英國很快改進了這套模式，開啓了近代化國家治理的時代。君主立憲解決了皇權過於受皇帝個人因素影響的短板，資產階級興起解決了地方貴族鄉紳分割國家統治力的弊端。中央集權的權力不再集中在某人或某幾個人手中，權力制約機制得到強化，權力運作走向制度化，權利鬥爭的內耗大大降低，皇權和貴族、地方和中央的矛盾迅速弱化，國家找到了繼續向前發展的道路。

      如果説政權初創期是國家治理方式的1.0版，分封制算是1.5版，大一統中央集權可以看做是2.0版。這三個版本都沒有自我進化的能力，只具有極為有限的破損修復能力，隨着使用時間的延長，BUG越來越多，直到系統崩潰。

      英國建立了世界第一個可以自我調節和修復的國家治理系統，雖然他算是對2.0系統的改造，但在本質上，他已經完全超越了原始版本，它具有全新的自我進化能力。國家不再是一建立就開始抱着陳規舊俗等死，而是可以繼續向前發展，在發展中不斷完善自身。

      這個3.0版本進化的動力來自資產階級，資本向外擴張的衝動推動着國力蒸蒸日上，對這種自發性發展的約束只有技術和地理上的限制。而那個時代，技術和地理上的限制是可以不斷被打破的。

      大英帝國的發展模式塑造了殖民時代的世界面貌，改進版的國家治理模式不斷湧現，國家中心主義甚至有更強大的競爭力，有力地推動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人們發現，工業力量能帶給世界無法想象的未來。在工業技術強有力的支持下，資本橫掃全世界。當資本的力量不再懼怕任何傳統力量阻礙的時候，他就拋棄了過去的盟友——皇權。政治不再是跟資本平起平坐的盟友，政權反而變成了資本從全世界攫取利潤的工具——這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治理模式，可以稱之為國家治理模式3.5版。看看今天英國王室和日本天皇的尸位素餐，就能明白資本力量的強大。

      國家治理3.5版代表着資本將政治權力關到了籠子裏，不僅如此，政權還成了資本的走狗，政權被約束的另一面，是資本的全面解放，資本呼喊着“自由”開啓了肆意妄為的時代。國家發展變成了資本的盲目衝動。我們必須承認，沒有資本的盲目衝動，就沒有今天國家發展富裕的前景，正是藉助資本的力量，人類終於看到了擺脱“緊缺”和“貧窮”的希望，資源極大豐富，正是資本給人類的饋贈。

      可資本的盲目衝動也帶有強大的破壞性，國家成了資本的跑馬場，走到哪一步甚至生存還是毀滅都是資本説了算，而資本也未必能左右得了自己的方向，它的貪婪打破了國與國的界限，挖開了資產者與普通百姓之間巨大的鴻溝。他找到了國家繼續發展的道路，可走得磕磕絆絆，甚至摔倒了就再爬不起來。

      注重意識形態的人一般説現在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國家發展道路之間的競爭。在我看來，其實是兩種國家治理方式的競爭。美國是資本控制政權，中國則是政權控制資本。啥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就是。美國是幾匹馬拉着車，沒有車伕，跑到哪兒算哪兒；中國的馬被套在繮繩上，有駕車人在指揮馬的奔跑方向。資本有巨大的力量，但必須為國所用。

      我把中國模式稱作國家治理模式4.0版，這個模式其實是蘇聯人開創的，可是蘇聯人腦子轉的太慢，沒弄明白這個版本的新功能就掛了。中國正在完善這個版本，但能做到哪一步，不得而知。

      我先説理想的版本，就是政權與資本的雙約束，政權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而資本必須被政權約束在國家利益之下。做到這一步，必須做到兩個前提：一是國家指導資本運作，二是實現對政權和資本兩方面的民主監督。實現這兩個前提的技術手段已經不存在障礙，關鍵是怎麼運作。在這兩個前提的基礎上，全面推動專業治理，包括專業治國。

      可以説，中國是距離這個標準最近的國家。國有經濟主導和幹部選拔制度基本走到了專業治理專業治國的層次，國有經濟更便於建立民主監督制度，而政權監督完全可以從認認真真開展基層民主監督做起。可恰恰就是基層民主監督，國家疏於管理流於形式，沒能形成細緻而可能的制度。

      如果能把基層民主監督做好做紮實，國家幹部的選拔就有了非常好的開端，專業治國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國家治理不是什麼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事，就如同開車，不想翻車就總要調整方向盤，能實時微調，車就開的穩。國家治理也沒什麼包治百病的政策，但只要管理者心繫人民為了國家，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實事求是，是中國國家治理的不二法門。

      拋開已經覆滅的蘇聯，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明確國家中長期發展目標的大國，如何運用資本的巨大力量，中國形成了長期規劃，這就是遠比美國對資本放任自流先進的地方。我們的國家治理方式也在進化，而且更有目的性，體現了真正的自覺性。

      中國國家治理方式的先進性還在於治理範圍的全面性，治理的力量深入到國家各個角落，徹底消除了以往縣以下任由百姓自生自滅的弊端。扶貧和鄉村建設、抗震救災、醫療教育延伸到每一個人身上，資源被用於幾乎所有對國家和國民有益的建設上，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統籌和使用，這是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比的。只要執政者一直能秉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管理和監督越來越透明化的基礎上，國家大概率不會再走回腐朽循環的老路。

      中國先進的治理模式不僅是為了今天的發展和穩定，他還在等待技術革新的機會，新的以AI為核心的技術普及將會和先進的治理模式相互促進，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我們無法想象的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