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擁有身體？有關身體與社會之關係的佳作評介_風聞

來自異文化的注視或是社會的監視無不時時刻刻地提醒着我們如下事實：我們的身體從來都不是，也永遠都不會真正的為個人所有。單純的身體被賦予無窮的文化特質而成為插着民族“標籤”的被展示物，被收集起來的數據，或是權力濫用的對象。個人身體與歷史、社會的連接與關係，便是以下幾本書的一個共同主題。

當一個人被認為是“異族”時，意味着什麼呢？是他思維中那無法磨滅的文化行為模式嗎？事實上，要認識到這一點已然是相當遲的事情了。“異族”這個詞除了聽不懂的如噪音一般語言之外，最直觀和直接的無疑就是與“自己人”不一樣的身體。荷蘭人和英國人初次出現在中國人視野中時，他們與眾不同的“紅毛”就成為人所共知的代指。如是眾多的似是而非的中外有別的身體特徵，在馮客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中得到十分詳實的研究。僅舉一例來自晚清學者俞正燮的觀察，他認為“外國人的肺有四葉而中國人有六葉，外國人的心臟只有四竅而中國人則有七竅，外國人的肝臟在心臟的右邊而中國人在心臟左邊，外國人有四個睾丸而中國人有兩個”[i]。這種描述絕非單純生物學的而使帶有強烈的文化意涵。例如最後一點就被認為是外國人生性淫亂的原因[ii]，而外國人也不甘示弱，以至於中國人的辮子被賦予女性化的意味而被認為是軟弱民族的象徵[iii]。

然而最廣為人知的無疑是所謂“東亞病夫”的言論。這一説辭遲至二十一世紀還偶有見諸報端。但是楊瑞松在《“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象》（政大出版社，2016）中就詳細追溯該話語的源頭並認為“病夫”這一説辭原本和中國人的身體並無關係，而是借用形容奧斯曼土耳其為“歐洲病夫”的説辭來譴責清政府的顢頇無能。但是這個説法被梁啓超、陳天華等人借用以激發集體受辱的意識並構成“受害者論述”的材料[iv]。這種“自我東方化”的過程將原有材料的內涵進行挪用和重編，以至於完全的顛覆[v]使這個概念具有“東方和西方的雙重特質”。

諷刺的是，當中國人自認為是“亞洲病夫”時，身處美國的白人（尤其是愛爾蘭人）卻因為亞洲人無與倫比的身體耐受力而對潮水一般的中國移民感到恐懼。中國人被人形容為“昆蟲”一般能夠忍受長期低度痛苦，靠極度低廉的工資生存，而與必須吃肉的白人展開“米與肉的鬥爭”，這一現象在韓瑞的《想象的“滿大人”：同情、現代性與中國疼痛》（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中有長篇累牘的論述。而這種忍受痛苦的能力也成為中國人成為“黃禍”的一個論據。

事實上認為中國人的肉體能夠耐受疼痛的可以見諸當時的外國人遊記和回憶錄中[vi]。這可能有兩個來源，其一是有關中國廣泛使用酷刑在西方引起的成見，卜正民在《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商務印書館，2013）就對此有過嚴謹而詳細的思想史梳理，並在最後一章中指出極富戲劇張力的中國刑場如何引發歐洲人對於草菅人命和冷漠圍觀者的厭惡之情。

而另一個來源可能是西方醫療傳教士的報道。Larissa N. Heinrich在他的著作The Afterlife of Images：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中給出了精彩的論述。作為醫療傳教的先鋒人物，美國人伯駕因為用視覺的證據來感化潛在的皈依者和謀取母國資助人的捐款而希望用油畫記錄下他的治療成果，恰巧他的得意徒弟是廣州最著名的油畫家關喬昌（Lam Qua）的親戚，於是大量的，極其具有衝擊力的畫作被關喬昌創作出來。伯駕認為這些畫作不僅能夠直觀地證明西醫在外科上的優勢，還能向西方人展示中國人的性格、習俗和思想。其中最顯著的一個特色，就是畫中的病人帶有的冷靜甚至有些甜美的笑容，這種笑容和他們誇張到令人驚悚的病症形成極為強烈的反差而使觀看到此畫的外國人很難不對中國人產生“缺乏敏感神經”（absence if nerves）的判斷[vii]。

關喬昌最為伯駕繪製的最著名的兩幅畫作，病患冷靜的表情和令人感到驚悚的病症顯示出極大的張力。

西方醫學，尤其是解剖學的傳入不僅僅只是更新了中國人對自己身體的理解，作者認為1920年代興起的文學上的“自我解剖”風格以及魯迅（曾經學醫）在文章都深受解剖學帶來的影響，這與中國人認同的形成似乎有着微妙的關聯[viii]。

異文化的注視卻並不如來自社會的直接監視對個人身體造成的影響來的大。Jean Stenger所著《自慰：恐懼的歷史》（邊城出版社，2006）就詳細地追溯了自慰行為是如何從幾個庸醫推廣自制藥方的宣傳，轉化為一場深刻的社會運動和西方長達百年的偏執。作者精於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但是在論説上還稍欠火候。尤其是解釋為什麼反自慰會成為近乎偏執的社會運動時，作者語焉不詳。就這一點來説，我認為反自慰運動中所隱含的“社會監視”行為才是最關鍵的因素。現代社會的規則如福柯所言，是“規訓與懲罰”的結果。而無處不在的社會監視被他稱為“faceless gaze”（沒有臉的注視），這種類似圓形監獄（Panopticon）的處境才是導致自慰者因為害怕而變得精神緊張、產生罪惡感甚至瘋癲的原因。而大量的醫生顛倒了因果而把一切都歸咎於自慰行為。二者的共同作用讓監視者（家長、學校和社會）與被監視者（青少年）痛苦不堪，只有權力對於人的掌控這一事實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即使到如今，強制性的身體控制似乎離我們遠去，但事實上我們的身體依舊被社會規範，廣告和自我期許所控制着。為了美麗而整容與裹小腳在本質上似乎並無差別。我也並非對此抱有極大的成見，只是通過閲讀以上介紹的書籍，或許能夠對人類的身體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而已。

[i]李敖，《獨白下的傳統》，文興書店，1988，頁4。

[ii]當然更主要的還是認為洋人淫亂主要是文化上不重三綱五常，如《庚申夷氛紀略》載稱“（英國人）夫婦無別，對眾可以狎袍，甚至宣淫。偶然反目，則婦棄夫而他適，如有不諧，則再棄而再適，苟合私奔無禁”見齊思和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頁21。

[iii] C. Holcombe, The RealChinaman, Dobb and Mead, 1895.

[iv]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象》，政大出版社，2016，頁37-58。

[v]同上，頁4-5。

[vi]例如皮埃爾·馬蒂埃形容清軍士兵“經過斯巴達式的訓練好像對痛苦已麻木不仁。醫生從容不迫地對這些人肉機器開刀，我在一旁看了足足有二十分鐘，我敢肯定，在此期間無一清軍傷兵喊疼。”見皮埃爾·馬蒂埃，《從巴黎到八里橋》，中西書局，2013，頁35。

[vii] Larissa N. Heinrich, heAfterlife of Images：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5-59。

[viii] Ibid，137-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