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次命運探討 何須等到2047?_風聞

彈指一揮間，“一國兩制”這一制度設計已經在香港實踐了20餘年。這期間，很多人疑惑着，憂慮着，甚至是恐懼着，似乎在等待鄧小平“50年不變”的最後時刻，又似乎更願意在大限到來前自尋出路。於是對抗出現了、港獨甚囂了、城邦論興起了。亂局之下，人們開始捫心自問：這樣的香港，真的是700多萬港人想要的嗎？

圍繞香港二次命運探討，尤其是如何接續着鄧時代的一次迴歸，完成真正意義上的人心迴歸，本刊記者採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博士。在田飛龍看來，很多港人擔心在進一步融合過程中自我獨立性消失，被內地徹底同化，故而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等消極悲觀，忽略了這背後其實有着更為長遠的戰略考量。

多維：從粵港澳大灣區到港珠澳大橋，從港澳台居住證辦理，再到9月23日完成通車的廣深港高速鐵路，為了加速陸港融合，北京大動作不斷。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融合動作？對香港來説意味着什麼？

**田飛龍：**香港接入國家所組建的高鐵經濟網，就意味着它介入了新的經濟秩序。新經濟秩序廣義上最大範圍的概念叫“一帶一路”，在地緣上的概念叫粵港澳大灣區，所以“一帶一路”的交通基礎設施就把香港經濟體接入了國家主導性的戰略當中，就使得香港的人流、物流，以及資訊和專業技術尋找到了新的市場，有了新的用武之地。而這正是在“一國兩制”之下，國家期待香港要持續承擔的一個角色。換言之，香港在發揮優勢，追求到自己利益的同時，能夠對國家的現代化和國際化做出持續性的進一步貢獻。

廣深港通車跟“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上與香港的對接，能夠幫助香港經濟實現二次騰飛，或者説二次迴歸。這個“迴歸”將真正塑造非常強有力的香港對國家的一個向心力，而不是像一次迴歸或者“一國兩制”一期工程的時候那樣相對疏離。當時主要是國家以香港為平台進入歐美市場，而現在全球化的市場開始發生結構性的大分化，固然歐美主流的國家市場仍然存在，但是經濟發展的後勁開始下降，產業開始兩極化，增長乏力。

粵港澳大灣區  圖片源自網絡

2008年金融危機是一個比較顯著的標誌，正因為這個標誌是顯著的，才會有中美貿易戰，才會有特朗普通過各種方式強制、強迫全球的產業資本回歸美國，原因是在於歐美的市場上已經出現了產業的兩極化，出現了製造業的空心化。而對於歐美市場來説，這是在全球化充分分工的時代自我虛空化的表現，它的產能、創新還有技術轉移的收益在一個真正全球化的時代，歐美本身的市場反而不佔優勢。這就是特朗普面對美國貿易逆差還有歐美市場增長乏力時所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還有強制要求製造業資本回流的一個基本背景。

多維：實際上，香港在其中也深深地受到歐美市場結構變化以及波動的影響，出現了經濟增長相對的乏力，以及經濟轉型升級的壓力，香港的產業界和特區政府在進行政治討論的時候常常觸及的一個話題是，香港究竟應該怎麼走？

**田飛龍：**香港顯然利用不到這一輪貿易保護主義。中美貿易戰當中美國自我拯救經濟方案的利益，香港無法分利，甚至香港是要承受損失的。香港的經濟體出路在哪兒？我覺得出路就在更加緊密地融入中國經濟發展大局，利用好“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釋放出來新的經濟紅利機會和空間，使自己能夠將剩餘優勢轉化為具體的產業和利潤，以及這些產業跟利潤背後資本的收益，從業者的收益還有技術兑現的收益。這樣的話就能夠使香港出現的一系列的矛盾通過外向式的新的全球化格局裏面的發展，得到緩解、緩和，使它過於政治化的氛圍被沖淡，被稀釋。香港社會將重新煥發出一種理性、務實的精神，出現一批新的企業家和新的青年創業的精英。這個才是香港應該呈現給國家以及呈現給世界的形象。

多維：可問題在於，面對“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這樣的國家戰略，香港似乎並不是很積極地搭上順風車，有時候甚至寧願選擇跳車。在你看來，港人在糾結什麼？為什麼對內地如此抗拒？

**田飛龍：**香港人一方面對中國發展前景抱有懷疑。這個懷疑是整個歐美世界或者發達經濟體當中普遍存在的，甚至中國國內一些知識分子和一些產業界人士也對“一帶一路”的風險性、收益、前景有一定的懷疑，所以這個並不奇怪。再加上香港剛剛經歷了政改，所以它對國家的懷疑，對國家整合的警惕是一種自然的政治本能的反應。但是國家在“一帶一路”實際的作為表明“一帶一路”的倡議以及相關的投資項目不是一個機會主義的行為，而是中國與世界之間新的關係模式的一個戰略性建構，在其中不僅僅有非常龐大的市場及紅利利潤，而且還包含一些制度性創新的需求與作為，還有文化共同融合、和平發展這樣價值的體現。我覺得經過這三年，香港各界人士，甚至包括泛民主派人士，思想跟認識都在逐漸地發生變化，開始由懷疑猶豫轉變成願意接觸瞭解，願意參加座談會、論壇還有考察團，願意參加國家所召集的關於“一帶一路”的討論。他們去尋找他們在其中可能擁有的優勢、機遇和利益。

港珠澳大橋  圖片源自網絡

這一年多，我跟香港各界朋友的接觸過程中也感覺到他們開始逐漸正面地看待“一帶一路”這樣的事物，這個新的全球化事物。藉助這樣的態度轉變重新認識國家，我覺得可能還需要一個過程，需要耐心等待在香港社會形成新的共識。情況正在往一個良好的方向轉變，但是確實機會稍縱即逝，因為去年7月1日，習近平曾提到“蘇州過後無艇搭”。“一帶一路”列車是中國掌舵的，是各國參與共建共享的，它並非是為香港而打造，香港只是其中的一名乘客，它手裏有一張優先票，但是不可能無限期等待，也不要以為香港在任何時刻上車其利潤都是固定的，所以在香港社會這也是巨大的挑戰。應該説，香港還沒有喪失掉上車以及佔據優先位置、獲取優先利潤的機會，但它的產業界與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否配套支持好了，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的話，顯然做的還不夠。

多維：具體到粵港澳大灣區，林鄭及其帶領的執政團隊，也表現得有些消極。但其實粵港澳大灣區的意義非比尋常，是香港完成二次命運探討的關鍵抓手。

**田飛龍：**對於很多港人來説，與“一帶一路”相比，可能對粵港澳大灣區具有更大的恐懼性心理，原因是“一帶一路”是一個天邊的餡餅，夠的着吃一塊，夠不着就不吃了，但是它跟香港本身制度的完整性，生活方式的完整性是沒有太直接關係的。精英人物與產業能夠跟得上“一帶一路”高速列車分享利潤，普通人雖然會眼紅心酸，但是也覺得跟自己的生活有距離。可是粵港澳大灣區是地緣性的，這是要對香港進行地緣性的經濟社會整合。香港人想象中，這對他們的制度完整性、生活方式的完整性來講，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融入對他們來説就是一個香港喪失自我獨立性的過程，儘管這個過程當中能夠連帶解決香港社會遇到的一系列問題，比如青年人的問題，就業的問題，創業的問題，養老、醫療等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在香港本地是需要耗費巨大的政治成本跟社會成本的，它可以以一種較低的成本解決。但很多精英關切的是解決了之後，香港的個性還在嗎？香港是否能面對整個國家的時候保持自己完整獨立的價值？香港在整合當中會不會消失於大灣區蓬勃規劃發展的滾滾紅塵之中？會不會在越來越強的計劃性的、規劃性的灣區發展當中逐漸變成一個配角或者一個相對邊緣性的角色？正是這樣的恐懼與憂慮，使得港人對大灣區產生了一種更強的內在的心理被動，甚至有點牴觸的情緒。很多港人的一個預判是，久而久之，香港的自主性、完整性就受到破壞，一定會大陸化，一定會走向一制化。

 延續到未來2047年，哪有什麼制憲建國？哪有什麼本土自決？未來已來，一切都會在未來30年的國家整合當中被消磨掉。這樣的話，就跟反對派、香港精英一直勉力想維持的從高度自治走向完全自治的城邦主義心態、城邦定位就背道而馳了。粵港澳大灣區整合過程當中，必然會涉及到超出三個地方更高的決策需求，國家籠罩在上面提供更多來自中國全國人大常委的決定，來自中央人民政府的決定，這些決定和政策會構成大灣區的治理規範，可能高於基本法的固有規範。也因此，國家會以大灣區發展的需求作為一個牽引力或者動力因素，去改變“一國兩制”原來想象當中“井水不犯河水”的制度心態。這對香港本身的改變其實都是會在未來非常短的時間看得到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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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大灣區就變成在習近平時代一個新的擴大版的深圳特區，它的功能就像是曾經鄧小平用深圳特區翹動中國第一波現代化一樣，習近平的第二波現代化需要用粵港澳大灣區來翹動。而且粵港澳大灣區顯然也是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當中打通陸路跟海路關鍵性樞紐。它是一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它是一個新人文主義的生活示範區。如果在大灣區治理當中實現了充分的制度創新與融合，以及技術上的突破，那麼全世界就會相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有能力在“一帶一路”體系中提供一種全球治理的新樣板，而這個樣板的作用是其他區域發展戰略例如像京津冀、長三角甚至雄安等所無法取代的。因為京津冀、長三角、雄安等是單一制度下的開放升級，而粵港澳大灣區是具有全球治理意義的多元制度整合性示範區。我覺得這是習近平新時代意義上的戰略考量，是把深圳、香港、澳門融合在一起，面向世界的，重構中國與世界關係，為“一帶一路”打造制度樣板區的戰略舉措。

多維：港人的擔憂和恐懼不難理解，習近平的戰略考量可能很多港人也沒有讀懂，所以在身份認同尤其是人心迴歸上，北京一直很頭疼。

**田飛龍：**身份認同方面中央政府在加快進行政策上的配置，包括取消就業證、發放居住證已經是很大的進步。據我所知，中央還在研究，至少在大灣區規劃裏面嘗試提出讓港澳居民在大灣區能夠參加國家治理體系，去同等地擔任企事業單位公職和政府機關的公務員，依法平等報考公務員。這其實是反映出來“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居民作為中國公民這個身份具體的權能，公民權利內涵越來越通過具體的制度和政策體現出來，越來越多的港澳居民將可以利用、運用國家政策的框架去獲取這些具體身份及利益。他們本身的身份認同的結構會發生變化，他們會逐漸打破原來侷限於本土的認識，在灣區這樣濃縮的“一國兩制”制度示範區裏面尋找到新的身份。如果能夠在香港、澳門之上去認同灣區，就相當接近於認同這樣一個國家。所以這是一個關於港澳居民國家認同、身份認同及身份再建構的一次重大憲制實驗，意義超乎尋常。

多維：而且相較於自上而下的一次迴歸，香港的二次迴歸更多的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因為人心迴歸無法通過行政手段解決，只能依靠一個個具體的人來實踐，港人因此也有了更多的主動權。

**田飛龍：**對，一次迴歸當中主要的制度框架和功能的設定是受制於國際關係及國家主權決斷，香港人只是在適應迴歸框架。二次迴歸，現在香港人更多有國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識，更多作為國家一分子的責任感去主動思考尋求這種改變。應該説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之下，香港在回答二次迴歸一些結構性、政治性問題上面有更多的主體責任，有更多的主動權。

具體來説，二次迴歸其實可以分兩個層面，一個層面就是解決在一次迴歸當中沒有解決的國家認同和國家建構的問題，香港人與香港社會更加緊密地成為國家治理體系一部分。國家建構的問題在一次迴歸裏面沒有凸顯，甚至是被相對邊緣化了。第二個層面就是二次迴歸還是中國式全球化的建構過程，香港所迴歸的，不僅僅是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還是提供新的全球化框架的中國。這樣的話就使得香港本身角色其實可以做多元的實驗，既要成為國民，作為民族國家的地方性區域存在，要成為中國粵港澳大灣區進行樣本實驗的戰略驅動力，更要成為中國式全球化的一個獨特的戰略槓桿和制度槓桿。

多維：你提到一次迴歸的侷限性，其實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與檢驗，“一國兩制”這一制度設計本身也到了再反思、再認識的時候了。在你看來，各方該如何站在矛盾之上而不是矛盾之中來理解“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的“二次迴歸”？

**田飛龍：**如果説一次迴歸是以一種接近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共存共融的話，那麼二次迴歸是通過融合發展的方式，對民族國家復興做出更大的貢獻以及助力中國式的全球化建構。所以它不再是一個隔離，而是一個融合，這是巨大的變化。“一國兩制”當中一國與兩制之間的關係，它的側重點在不同階段是有一定差異的，原來的隔離對於內地和香港都是一種保護性的安排，今天如果再隔離的話，反而損害到香港同胞在內地求學、就業、創業的正當合法的權益，而且也妨礙到香港參與國家主導經濟戰略去為國家做出新的貢獻。“一國兩制”內部實現重心的轉移，由隔離共存變成融合發展，這是習近平新時代港澳治理的本質性特徵。

香港大學  圖片源自網絡

 此次經濟融合發展帶來的是身份上的合二為一，由原來比較凸現香港本地身份、本地人認同、國際認同開始強調國家認同，國民身份，公民身份。這其實也體現了在二次迴歸當中要突破純粹經濟意義上的互利，開始思考如何在制度上，在政治、法律身份上建構香港居民與國家之間的命運共同體，使香港居民牢固而堅定地轉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多元族羣的一部分。這個過程當中儘管是藉助了經濟融合與發展利益，但最終實現或者國家有非常明確意願實現對香港國民身份的再造，將一期工程當中沒有完成的國家建構的部分，予以補齊並完成。這並沒有超出“一國兩制”，而是“一國兩制”符合時代需要及香港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發展。

（原載《多維CN》2018年10月號，系多維專題採訪的精要版，完整採訪稿請見多維新聞網站www.dw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