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中迴避的史實——漳縣會議（一）：張國燾的變卦與徐向前等的支持_風聞

漳縣會議是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到達甘肅後，中共中央西北局於1936年9月下旬所召開的一次會議。1989年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對這次會議的敍述是：“九月二十日，張國燾到漳縣前敵指揮部後，於二十二日致電朱德，反對靜會戰役計劃，要求朱德到漳縣面商”，“九月二十三日，在漳縣三岔又召開中共西北局會議。……會議採納了張國燾從永靖、循化渡河的意見”，“徐向前到臨洮調查後得知，黃河以西氣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難行，人稀糧缺，渡河計劃難以實現。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張國燾彙報，提出停止西進繼續北上的意見”。張國燾等在漳縣會議上所做出的決定，完全推翻了原西北局的岷州會議決定，使原定的靜會戰役計劃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和破壞。在漳縣會議這一歷史變局中，徐向前是關鍵人物之一，他的態度如何，起了什麼作用，值得進一步分析探討。這有助於瞭解這一階段張國燾對四方面軍高層的影響，也有助於瞭解在西路軍的一些決策問題上四方面軍高級領導人的心態。漳縣會議可以看作是西路軍形成的一次預演，雖然張國燾在這次會議中最終未能達成其目的，但在之後西路軍的形成以至失敗的過程中，這一影響事實上始終是存在的。

靜會戰役計劃與張國燾的兩面手法

由於歷史原因，徐向前本人後來在談到這一段經歷時，更多強調的是和張國燾的分歧和對立，他曾回憶説：“出草地到了岷州，我在前面打仗，住在漳縣。當時9軍、30軍……每天打。張國燾住在岷縣（卅裏鋪）不動。我記得最惱火的一件事是他到前面調幹部，説是辦學校，我懶得給他調。我説：今天不是在岷州搞根據地，培養幹部。主要是趕快行動，會合前面打仗去。……我每天總是催幾次，電報呀，電話呀催！我説，不行，趕快走！在這個時候，明明知道胡宗南從西安、寶雞一帶出發，一天天上來把路截斷了。可是張國燾蹲在岷縣不動。你想，去路割斷了再退回草地去？誰去？我就不去，老實講，我對這一點是堅決的。”

對於二、四方面軍會合後重新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師，陳昌浩曾回憶：“二方面軍到甘孜後，朱總還講了話。我也和朱總談過要會合。任弼時來後，反對張國燾的力量就更大了。這時會合的思想就更增加了。甘孜開過幾次會，才決定北上，這也是個關鍵。張國燾是不準備北上的，看到我們、朱總、二方面軍都要北上，他才不得不被迫同意。那時是7月，再不走就遲了。”

1936年9月2日朱、張、任致電【林】育英並轉國際代表團、洛【洛甫】、澤【毛澤東】、恩【周恩來】、博【博古】、彭【彭德懷】，提出當前的戰略方針及部署：“四方面軍……有經通渭、靜寧、會寧一帶打通一方面軍和牽制王均，策應二方面軍之任務”，並建議“一方面軍如不能即渡黃河，目前主力宜在固原南北地區活動，次要兵力在源、靜邊活動。”

陳昌浩9月4日電朱、張，認為“應首先集九、三十軍大部於現地區，以便四方面軍主力出通渭、靜寧、會寧，是否配合一方面軍夾擊該地區及增援蔣敵更有利”。9月6日電建議：“目前應乘蔣介石未佈置妥當以前，二、四方面軍迅速行動爭取先機之利，方能速擴大根據地，解決物質與擴紅。”

張國燾雖然於9月10日致電林育英，表示願意討論實現黨內統一，但對於三個方面軍會合採取的卻是兩面做法。9月13日20時張國燾和朱德、陳昌浩一起致電毛、周、彭、賀、任、劉諸同志並告【徐】向前，提出：“我軍為先要打破敵之既成計劃，爭取抗日友軍，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軍乘胡敵在西北公路上運動之時機，協同消滅其一部。二方面軍盡力阻止和遲滯胡敵西進。”具體部署則是打算“我一方面軍主力由海源、固原地區向靜寧、會寧以北地區活動，南同四方面軍在靜、會段以襲擊方式側擊運動之胡敵，並阻止其停滯靜寧以東”，二、四方面軍則“適時以八團以上兵力打擊靜、會間之胡敵，相機打通一方面軍”。

可是，就在同一天，張國燾自己單獨給時在前線的徐向前、周純全發出一份“指人密譯”的電報，稱“我們大計以快向西北進為宜，同時在有利時機不放棄迎擊胡敵。”這份電報要求“四軍、三十軍、九十一師仍原計行動”，即加緊準備西渡黃河。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未提到9月13日張國燾的密電，只針對20時電寫道：“我仔細考慮了這個方案，認為主要問題是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戰，我們沾不到便宜。……而戰場選在西蘭公路附近，敵人運輸方便，調兵迅速，我軍南北夾擊不成，反會遭到敵人的左右夾擊。同時，三個方面軍都向陝甘北集中，那裏人口稀少，就糧困難，不便大部隊久駐，也是嚴重問題”，於是徐向前於9月15日19時致電朱德、張國燾、陳昌浩，提出一個西進的方案來，即“建議我軍出青馬敵後，宜速集兵取或圍河州，搶蓮花渡，便爾後行動。”從徐向前所提出的這個方案來看，他對於張國燾9月13日兩份電報的真實意圖是理解的，對於張國燾的西進主張他是同意的。

陳昌浩與張國燾爆發激烈衝突

西北局9月16日至18日在三十里鋪開了三天的會議，會議上圍繞靜、會作戰的計劃和方案爆發了激烈的衝突，“陳昌浩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公開跟張國燾唱了反調，主張北上”（傅鍾：“西北局的光榮使命”，《征途集》）。雖然張國燾極力反對，甚至説經靜、會北上將“斷送紅軍”，但最終與會的多數人仍然決定“四方面軍在胡敵未集中靜寧、會寧以前先機佔領靜、會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軍在運動戰中夾擊該大道上之胡敵與靜寧之騎七師，相機佔領靜寧，爭取與一方面軍會合為目的”，並將此戰役方針和部署於18日20時下達給徐向前和周純全。

陳昌浩後來曾在一次談話中講到：“岷州會議是西進與北上的爭論，張國燾是不會合的。會議開了好幾天，張國燾堅決主張向青海之西寧進軍，怕會合後他就垮台了。我們堅決反對西進，與他爭。他最後以總政委的身份決定西進，決定後就調動部隊。那時我和朱總司令、劉伯承都談過了，無論如何要會合，甘孜會議的決定不能在半路上違反。向前那時不在，可能他先到的漳縣。我認為張國燾的決定是錯誤的，我有權推翻他的決定，即以四方面軍指揮部名義下達命令，左翼部隊停止西進，準備待命；右翼部隊也停止西撤。

命令下後，張國燾就知道了。他……深夜三點多鐘找我來了，談了三點：（1）我無權改變他的……計劃；（2）會合是錯誤的，今天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3）會合後一切都完了，要讓我們交出兵權，開除我們黨籍，軍法從事。説到這裏就痛哭起來。我當時表示：（1）誰有權決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決定是錯誤的；（2）必須去會合，會合後就有辦法了，分裂對中國（革命）是不利的，我們是黨員，錯誤要向中央承認，聽候中央處理，哭是沒有用的。談到這裏，張國燾就走了。我以為他回去睡覺了，準備明天再去漳縣對向前説明。但哪知當天晚上，他就連夜到漳縣去了。我知道後立刻騎馬趕了去，張國燾到漳縣後又要西進，經過爭論，最後還是北上了”。

之所以陳昌浩此次堅決反對張國燾，有他自己的思想基礎。陳昌浩談及：“這時，中央已到達陝北，對中國革命是一個關鍵性問題，給大家打了一針清醒劑——當然張國燾是不會變的——我自己腦子裏也開始清醒了一些，證明我們過去的估計是錯了。這時是1936年春天。以後聽説二方面軍快來了，又作了迎接二方面軍的準備。中央的到達陝北，和二方面軍的到來，對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也起了很大的影響。從這時起，我們的思想就發生了變動，想到我們過去反黨反中央是大錯特錯，那時與張國燾思想上開始有距離。這時張國燾路線已開始動搖，我們想去與中央會合的思想，逐漸增多了；象不孝的兒子回心轉意後想回到父母懷抱一樣。向前和軍的幹部思想也是這樣。”

朱德20日21時致電毛、周、彭，尚稱：“張於本日已北進，我明日率總部行動”，結合陳昌浩的談話可知，張國燾是21日凌晨3時左右找陳昌浩去談的，未獲結果後連夜趕往漳縣，尋求在前線指揮的部分幹部的支持。

張國燾本人在多年後的回憶錄中，有關記憶出現了明顯的偏差，如他説“就在這個時候，陳昌浩提出了改變整個軍事計劃的建議，他主張我軍應留在甘南地區。他由會寧前線，專程趕返總司令部與我面談這個問題”（張國燾：《我的回憶》）。事實上，陳昌浩的計劃並非留在甘南，而是北上會合；而且陳返回總司令部也是遵照張國燾的命令行事（參見9月9日朱、張致徐、陳、周電）。當然，張國燾回憶中所説“這是我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意見衝突，而且發生在這個緊急關頭，自然是一件頗傷腦筋的事”，則確實如此。

張國燾的解決辦法是撇開總部，單槍匹馬趕赴漳縣，去尋求徐向前等人的支持。

各方的反應與爭執

徐向前回憶：“我們正忙着調動隊伍北進，張國燾匆忙趕來漳縣。進門就把周純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來，説：我這個主席幹不了啦，讓昌浩幹吧！”“我覺得，陳昌浩在這個時候和‘張主席’鬧得這麼僵，似乎有點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適。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勸了張國燾一通。關於軍事行動方針問題，我們説，可以繼續商量。”

這麼一來，西北局岷州會議所決定的軍事方針，在“我們”的支持下，成為“可以繼續商量”的事情了。不僅如此，張國燾、徐向前還當場制定了具體行動部署：四方面軍以兩個軍從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搶佔永登、紅城子地區作為立腳點；以一個軍暫在黃河渡口附近活動，吸引和牽制青海的馬步芳敵；以兩個軍繼續佈於漳縣、岷州地帶，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後這三個軍再渡河北進。主力出靖遠、中衞方向，配合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寧夏。“制定了具體行動部署”之後，更是“同時，令部隊調動，準備從循化地區渡河”。“商量”的結果，進一步變成了“先斬而後奏”。

張國燾、徐向前等所提出的永靖、循化渡過黃河的部署，看上去似乎照顧到了配合一方面軍共取寧夏的計劃，但戰略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首先，四方面軍能否順利渡過黃河尚難確定，如果不能，而洮河一線又被敵封鎖，那時整個部隊侷促於黃河、洮河之間，只能背靠藏區，偷安一時，坐等消亡。而即使能從循化、永靖渡過黃河，由於永登、紅城子一線密邇蘭州，仍然是無法立足的局面（這一點已為後來西路軍渡河後的事實所證明）。稍有軍事常識就可知道，一旦四方面軍在永登一帶立腳不住，部隊不會向東跑到黃河邊上的狹窄地域裏去，只能是向西。這樣，所謂“出靖遠、中衞方向，配合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寧夏”云云，僅是空中樓閣而已。

這一部署一經提出，聶榮臻立刻致電毛澤東、彭德懷，指出：“大帥【按：指張國燾】此時全系逃避戰鬥之狡計，將有在臨夏偷安可能”。彭德懷亦致電張國燾指出，“渡河作準備工作，會使胡宗南及青海馬部有先機控制蘭州到西寧段湟河、黃河北岸，小部據守莊浪河、大通河數點的可能。由於天險限制，四方面軍決戰不易，王均、毛炳文軍及川軍等向洮河壓迫，四方面軍將被束縛於洮河、黃河、湟河之間，雖然西面背靠青海較安全，但屬藏族和雪山草地，沒有發展餘地。而且這樣會脱離目前政治形勢，影響一、二方面軍行動。四方面軍雖然待冰期到後可能北出涼州，但現在離冰期尚遠，胡宗南部在冰期前即可集中蘭州，鞏固涼州、永登封鎖線，乘我四方面軍立足未穩時即對付之。所謂岷縣留部隊吸引胡宗南部，實際不可能。”

由於此時張國燾已獲得徐向前等的支持，態度轉趨強硬，於9月21日21時致電朱德：“向、純、李三同志均照，堅決反對靜會戰役計劃，自主即速採取第二方案”，“請你即來漳縣面商”。同日同時，為切斷朱德與外界之聯繫，張國燾電令總司令部一局局長周子昆、作戰科長潘同、機要科長曹廣化：“所有未經我簽字的電報一定不準發出，請兄等絕對負責”。

果然，當朱德得知這一突然的變局要給黨中央發電報時，電台居然拒絕發出。最後還是傅鍾以西北局組織部長的身份出面勸説，才得以將電報發出（傅鍾：“西北局的光榮使命”，《征途集》）。

朱德一面致電英【林育英】、洛【洛甫】、毛【毛澤東】、周【周恩來】、彭【彭德懷】、賀【賀龍】、任【任弼時】、劉【劉伯承】，通告：“西北局決議通過之靜會戰役計劃正在執行，現又發生少數同志不同意意見，擬根本推翻這一原案”，“現在將西北局同志集漳縣續行討論，結果再告”，“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一面致電徐向前、周純全，稱：“國燾同志電悉，不勝詫異。為打通國際路線與全國紅軍大會合，似宜經靜、會北進。忽聞兄等不加同意，深為可慮。昌浩今早可到漳，帶有陝北來親譯長電，表示國際態度，望詳加研究”。

9月23日西北局在漳縣三岔又召開了會議，參加者有張國燾、朱德、陳昌浩、徐向前、傅鍾、李卓然、華民、肖克、李特等。在這次會議上，由於張國燾已獲得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佔據了上風。據傅鐘的回憶，該會上僅朱德、陳昌浩、傅鐘錶示了反對意見，且陳昌浩提出辭去方面軍政委一職。“這次會上，在前敵指揮部的同志談得較多，表示支持第二方案，而且部隊已經行動，讓張國燾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傅鍾：“西北局的光榮使命”，《征途集》）。

有論者指出，這次會議“改紅四方面軍北上為西進，……這一事件的主要負責人當然是張國燾，但贊同這一事件的其他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張全有：“紅四方面軍欲在甘肅永靖西渡黃河原因新探”，《甘肅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

徐向前後來回憶：“當時，後梯隊多數領導同志要趕快行動。可是張國燾這個傢伙卻到前邊來搞我，調動部隊在【到】臨洮。到了那裏一調查，路線過不去，我説不行，就趕快回來了。但我不是站在擁護張國燾路線上，我是站在敵人來了，通不過去，趕快選個好地方這麼個立場上同意那個計劃的。不曉得張國燾有自己的打算。臨洮回來後，我就認識更清楚了，張國燾怕會合。因為會合以後，他（認為）他的總政委呀，什麼都沒有啦！只有反黨頭子、張國燾路線嘛，那還不是要撤職。他一次曾給我講過：‘這次去呢，軍隊我不能搞啦，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從此可以看出，張國燾是不願會合的。他是想把軍隊抓在手裏作工具，與中央對抗”。

六十年代，以徐向前為主任的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戰史時，對這段歷史做了冷處理，稱：“張國燾……二十日星夜跑到漳縣煽動前方指揮員反對北上，獨自命令部隊撤出通渭等地回師西進”（《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送審稿）》，第382-383頁）。

對於漳縣會議，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只是簡單地寫道：“次日一大早，陳昌浩趕來，見這邊都同意張國燾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堅持原來的意見。朱總司令到來後，亦同意照此決定行動，並提出應報告中央”。並未提及會議上的爭論和不同意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