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中迴避的史實——漳縣會議（二）：劉伯承被趕到二方面軍去_風聞

徐向前為代表的四方面軍高級幹部的心態

如果我們不滿足於僅僅瞭解漳縣會議的經過，而是進一步探究更深層次歷史動因的話，不免就要產生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徐向前會支持張國燾的西進方案呢？他的動機和張國燾有什麼樣的差別？

按照徐向前的回憶，似乎是因為張國燾的哭訴激起了“大家”的同情，從而在軍事方針上遷就了張國燾的意見。但只要細想一下就可以知道，這個理由是靠不住的。為什麼張國燾的眼淚既沒有打動陳昌浩，也沒有打動岷州會議上的眾人，卻偏偏打動了徐向前呢？説到底，還是張國燾的主張得到了徐向前的共鳴。

徐向前的性格特點是老實忠厚，在四方面軍中他始終埋頭于軍事，很少在政治上有所主張。鄂豫皖肅反的高潮中，徐向前的妻子也被殺掉，但張國燾最終並沒有對徐下手，這一方面是張國燾還要倚靠徐向前的軍事才能，另一方面也説明徐向前不露圭角，不像許繼慎或曾中生那樣鋒芒畢露，沒有引起張國燾的疑忌。

但徐向前在四方面軍並不得意，自己也知道張國燾對他是“用而不信”。故此，一、四方面軍會合之初，徐向前甚至打算脱離四方面軍去中央工作。但隨着雙方關係的惡化，徐向前也捲入了漩渦之中。儘管張國燾為拉住徐向前，曾經散佈些諸如中央對徐向前不信任，要讓陳賡來改造四方面軍等謠言，但徐向前對中央的態度還是很尊重的，不像陳昌浩那麼趾高氣揚。也正因為此，在中央紅軍單獨北上之前，毛澤東還專門試探了一下徐向前的意見，把他視為可以爭取的對象。一、四方面軍草地分手的當夜，在雙方劍拔弩張的對峙氣氛下，徐向前用一句“天下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制止了一場幾乎爆發的內鬥。

南下之後，徐向前對張國燾的做法也不滿意，在各次會議上很少表態。徐向前自己説：“那時候對張國燾那種方式，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我是不滿的。我説，不應該這麼搞，黨內有了分歧，可以坐在桌子旁邊來談嘛。不該又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啦，‘逃跑’怎麼樣啊，‘丟了傷員了嘛’……竟【淨】是那些煽動的壞話。”

劉伯承也在一次談話中説到：“這時，二方面軍來了。張國燾又開會，説要好好聯合二方面軍。實際上，他的目的是共同反一方面軍。這天又鬥爭我。我説：三個方面軍應當團結，團結就是力量。李特説：什麼一方面軍！兩個軍團在這裏，只是半個方面軍。徐向前同志説得很好：我們幾個方面軍好比是兄弟，老四與老大搞不好嘛，人家還説不清誰對；如果與老二也搞不好，那人家一定説老四不好。張國燾向我説：朱德、賀龍和你都是軍閥，這次搞不好要你負責。我説：他和我都是共產黨嘛，怎麼都要我負責？他説：就看你是不是挑撥了。

接二方面軍是九軍團去的，……我去的晚一些。張這時想拉二方面軍一起作個決議，反一方面軍的。……還想把任弼時同志拉到他的偽中央裏來。我當即告訴他：那可搞不得。

我到了二方面軍，他們的保衞部長吳德峯同志……問我：情況怎麼樣？我説：要作團結工作。他説：可不可將這個意思告訴弼時？我説：可以。以後張國燾要拉弼時作決議，就被拒絕了。此後，他説我光犯他的‘律條’——‘屢犯中原’，便把我趕到二方面軍去了。”

徐向前在講話中很自然地把中央紅軍比作“大哥”，可見他對中央紅軍的情感與張國燾是不一樣的。

但是，在徐向前的觀念中，四方面軍彷彿自己的孩子，“眼看着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這麼支隊伍，真不容易啊！”徐向前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免更關注於四方面軍這個局部。因而，張國燾所提出的“保存四方面軍”的主張，自然很容易獲得徐向前的共鳴，他也就不知不覺地落入張國燾的彀中了。

張國燾為表示與陝北中央的不同，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就根據地選擇而言，張國燾認為：“西北離敵人的政治經濟中心較遠，使敵人更困難來向我們進攻；西北是敵人統治勢力最弱的一環，羣眾最痛苦；西北有廣大的少數民族為我們的助力；西北毗連外蒙與蘇聯，使我們能夠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我們向西北行動是繞到敵人的後方去進攻敵人，為的是避免和敵人拼消耗，避免‘決戰防禦’，為的是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張國燾認為，“我們奪取西北為的是進攻敵人，與毛、周、張、博的向北逃跑是沒有絲毫相同之處”。

張國燾逼走紅一方面軍，成立了“中央”，還發了博洛毛周等人的“通緝令”，臉皮已經撕破。所以，張國燾自己也知道，會合之後沒有好果子，“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因此，張國燾對會合是牴觸的，他希望自己搞出一塊根據地來，與陝北可以分庭抗禮，即所謂“創造西北抗日根據地，……中國西北部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最薄弱的地區，地大物博，我們可進退自如，……西北地區遠離敵人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敵人要進攻我們，增加更大的困難；……有吸引陝北紅軍採取配合行動的可能”。他自己在“從現在來看過去”的檢討中，也承認他所主張的是“在比較更西北地區來創造根據地的另一戰略的意見”。這一意見，體現在張國燾1936年9月2日致“育英並轉國際代表團、洛、澤、恩、博、彭”的電報中，該電建議：“因為客觀情勢的需要，經過準備時間，以主力轉移到寧夏、甘、涼、肅、西寧地區，打通外蒙、新疆，奠定鞏固後方，有依靠的向東南發展。”

在個人出處的問題上，徐向前不會有張國燾那樣的顧慮。但張國燾的“西北抗日根據地”理論，還是會對以徐向前為代表的一部分四方面軍幹部產生一些影響的。尤其是避免和敵人拼消耗、避免“決戰防禦”的説法，對希望“保存四方面軍”的幹部來説，當然能夠聽得進去。

另一方面，當時中共中央等對陝甘寧根據地的情況通報以及雙方的戰役協調不一致，也對紅四方面軍部分幹部產生這種本位的觀念有一定的影響。

毛周彭9月4日致電張國燾等，通報陝甘寧蘇區的情況，謂該地區：“山多、溝深、林稀、水缺土質松，人户少，交通運輸不便，不宜大部隊運動，人口總數只有四十餘萬，蘇區內當紅軍的已超過三萬，物產一般貧乏，農產除小米外，小麥、雜糧均缺，不能供給大軍久駐。蘇區羣眾鬥爭情緒較好，只因地區貧困，經濟上不能有大負擔，故至今蘇維埃除鹽税以外，尚未收任何税。蘇區西部為寧夏回地，籌糧擴紅都較困難”。

這一情況通報被張國燾抓住，作為不能會合的重要理由。徐向前回憶錄中提到，在漳縣會議上，張國燾就強調“陝甘北地瘠民窮，不便大部隊解決就糧問題，如果轉移到河西蘭州以北地帶，情形會好得多”。這一觀點，為徐向前等所接受，也認為“三個方面軍都向陝甘北集中，那裏人口稀少，就糧困難，不便大部隊久駐，也是嚴重問題”。

另一個問題出在戰役協調上。從毛澤東等9月14至17日的一系列電報可見，毛澤東的意見是“四方面軍宜迅以主力佔領以界石鋪為中心之隆、靜、會、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不讓胡敵佔領該線”，“對東敵作戰宜以二、四方面軍為主力，一方面軍在必要時可以增至一個軍協助之”。雖然毛澤東提出的“至一方面軍主力如南下作戰則定、鹽、預三城必被馬敵奪去，於爾後向寧夏進攻不利，故在未給馬敵以相當嚴重打擊以前不宜離甘、寧邊境”的確有其道理，但對於張國燾以及部分紅四方面軍幹部來説，卻等同於要四方面軍單獨去和胡宗南部硬拼，心理上是有牴觸的。

四方面軍內部對此亦意見不一。張國燾先則建議一方面軍“目前主力宜在固原南北地區活動，次要兵力在源、靜邊活動主張”，將“經通渭、靜寧、會寧一帶打通一方面軍”的任務自己承攬下來。但至9月13日又改變了主意，要求“一方面軍主力由海源、固原地區向靜寧、會寧以北地區活動”，而四方面軍僅“適時以八團以上兵力打擊靜、會間之胡敵，相機打通一方面軍”。陳昌浩則主張“四方面軍主力出通渭、靜寧、會寧”，以夾擊敵人，會合一方面軍。岷州會議通過的靜寧會寧戰役綱領實質上是採用了陳昌浩的意見。

由於張國燾不願會合，遂以與胡宗南部作戰“決戰不利”為藉口，堅持西進。這得到了徐向前等部分高級幹部的支持。徐向前對與胡宗南部作戰亦無信心，認為靜會戰役計劃“變成四方面軍北進，在西蘭通道地區獨立迎擊胡敵”。“我明白這一仗很難打，但準備硬着頭皮幹”。這就不免陷入到張國燾所故意誘導的思維誤區中去了。

從紅四方面軍局部而言，不與胡宗南部交手，可以避免消耗損失。西進從永靖、循化渡河，如成功可以進入蘭州以北地區向寧夏發展，不成亦可以背靠青海偷安一時。然而由當時整個軍事態勢來看，正如毛周彭9月27日電所指出的：“一、四兩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一、四兩方面軍分開，二方面軍北上，則外翼無力，將使三個方面軍均處於以偏狹地區。敵憑黃河封鎖，將來發展困難”，“爾後敵處中心，我處偏地，會合將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的確，四方面軍即使由永靖、循化渡河成功，因永登一帶難以立足，接引一方面軍渡河將不可能，只能是西去向涼州發展，紅軍併力奪取寧夏的計劃必成泡影。而渡河不成，被敵沿洮河一線封鎖，則更是枯守一隅，坐待滅亡。即或國民黨軍不向其發動進攻，長期困在少數民族地區，只有消耗難得補充，也難持久。因而局部一時之得計，最終招來的將是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