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的公私合營是怎麼回事？_風聞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的報告中談到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成就時指出：

【“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

這也就是説：1956年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確立，是後來取得一切成就的基石。

而當時的公私合營，則是這個基石中的主要組成部分。

                        公私合營的是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道：

【“1952年，黨中央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

“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創造了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後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整個來説，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瞭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黨在紛繁複雜的鬥爭中，堅持貫徹實施《共同綱領》提出的各項任務，在繼續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同時，在三年時間裏恢復了國民經濟。到1952年底，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77.5%。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45%，農業總產值增長48.5%,主要產品產量大大超過了建國前的最高年產量。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職工工資提高70%，農民收入增長30%。這樣就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促進了社會主義因素的成長，為整個國家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到: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長時間以後才開始過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討論和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造同時並舉的路線。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確定下來。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中，黨創造了一系列適合中國特點的過渡形式。在農業方面，創造了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主要形式的多種互助合作形式，使農民的個體私有制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對個體手工業，也採取類似的辦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黨和政府貫徹“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大體經過了從低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統購包銷、加工定貨）到高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公私合營）發展的過程，使資本傢俬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成功地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及完成後，國家先後以“四馬分肥”，即國家所得税、企業公積金、工人福利費、資方紅利四個部分和支付定息的方式，作為和平贖買的代價，付給私營工商業者30多億元，超過了他們原有的資產總額。這種做法，得到民族資產階級的擁護。

民族資產階級的擁護，客觀地説，也是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的明智之舉。當時私營企業大多設備陳舊，經營落後。加上原料、市場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營企業經營漸感困難，主動要求國家支持，實行公私合營。影響最大的是在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絕大多數農民加入農業合作社的形勢下，資本家從原料和市場兩頭受到嚴格控制，除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外，別無出路。因此，國家因勢利導，推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目的是從全局出發統籌安排生產計劃，保證國家重點建設。這樣，1954年到1955年擴展公私合營的工作取得很大進展。

1956年1月，北京、上海、重慶舉行集會和遊行，歡慶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一時間，中國大地上到處張燈結綵，鑼鼓喧天，慶祝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歷史證明，在總路線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1956年與1955年相比，農業總產值增長6.4%；工業總產值增長28.2%。

最值得一提的是與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並行的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1957年），即計劃經濟的實施，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雖然我國的工業已經恢復並且超過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業化的起點仍然很低。以前毛澤東曾講過，我們現在能造什麼？桌子、板凳、茶杯、茶碗，會種糧食磨成麪粉，還會造紙（還有一些紡織廠），除了這些，一輛汽車、拖拉機、飛機、坦克都不會造。

因此，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富強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國家工業化建設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各項指標大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國家工業起飛時期的增長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1953年12月，鞍山鋼鐵公司無縫鋼管廠等三大工程舉行開工生產典禮。包頭鋼鐵公司和武漢鋼鐵公司也先後正式開始施工。到1956年，中國第一家生產載重汽車的工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建成投產，中國第一家飛機制造廠試製成功第一架噴氣式飛機，中國第一家制造機牀的工廠瀋陽第一機牀廠建成投產，大批量生產電子管的北京電子管廠正式投產，原子能研發工作開始起步。飛架南北的武漢長江大橋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繼建成通車。大大小小的建設項目不勝枚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1956年，中央進一步明確提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方針。這些對於後來在國際關係劇烈變化中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確保國家安全，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至今我們仍在享受這個工業體系的紅利。

在習近平親自提議和指導下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

【“1956年在中國大陸，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這標誌着公有制佔絕對優勢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初步建立起來。”

“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和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

（見該書459頁至462頁）】

                            “公私合營”的辦法是誰首先提出來的？

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和黃炎培談到我國民族工業發展過程時，舉出我國實業界有四個人不能忘記，他們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

最先提出“公私合營”的是盧作孚。他早在1950年就提出了這個辦法。

這些年來，不少文章都渲染盧作孚的民生公司是“被公私合營”的，以至於盧作孚在1952年2月被迫害自殺身亡。

但是，盧作孚的次子盧國紀和三子盧國綸，分別於2011年和2012年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還原歷史真相。

先來看盧作孚是怎樣提出“公私合營”的。盧國綸寫道：

【“1925年，父親在合川集合一羣志同道合的青年，創辦了民生輪船公司並出任總經理，轉向實業救國的道路。”

“抗戰勝利後，民生公司除改進內河航運外，同時開始發展海洋運輸。遺憾的是，由於內戰爆發，導致民生公司的經營狀況一直不佳，實力大受損傷。”

“新中國的建立，使父親尤為振奮。他返回內地後，即安排和指揮民生公司滯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駛返內地的行動，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機構和船員的同心協力之下，18艘滯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鎖，陸續駛返內地，參加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重慶期間，父親相當重視學習時政，經常讓我與他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譬如《矛盾論》、《實踐論》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發展方向，積極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滯留香港期間，父親就通過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實行公私合營的請求，6月他返京後，又向中央提出關於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的具體方案。經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決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親的請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與民生公司的代表協商簽訂了《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過渡辦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長章伯鈞又和盧作孚簽訂了《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此舉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國率先進入公私合營程序。父親去世以後，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實現了公私合營。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民生公司的合營情況，發表了短評《公私合營企業的一個範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作為一個典型，給予了高度讚揚。”】

這裏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

【“建國初期，戰火方熄，百廢待興。由於業務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經營狀況沒有得到改善，反而由於各種費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國內外的債務還本與付息的壓力而日見艱難。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財務陷入困境，員工的工資發不出來，員工的情緒出現嚴重波動，公司局面非常不穩定，父親為此憂慮重重，深感難以撐持。”

“1952年初，中央決定對民生公司特殊對待，在暫停對私營企業貸款的情況下，破例給民生公司貸款一千萬元（舊制人民幣一千億元），並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將此舉措轉告民生公司。”】

但當時不知何故，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某負責人並沒有將此消息和北京方面後來發來的有關電報告知盧作孚，加上“三反”“五反”中“基層運動的領導者執行政策有偏差，在運動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層管理人員受到不應有的衝擊，父親對此甚感惶惑”，以至於“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親盧作孚在重慶民國路20號家中服用過量安眠藥物，不幸遽離人世。”

盧國綸還寫道：

【“事情至此具有了濃厚的悲劇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關懷下，民生公司的難關本來可以安然渡過；而另一方面，父親卻根本不知道中央有這個決定，仍在為財務危機空前嚴重、從而可能引發公司更大的危機而憂心如焚。”】

盧國紀的文章則回憶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對盧作孚不幸逝世的惋惜之情。他寫道：

【“1952年2月8日，是一個無限悲痛的日子。我們的父親不幸逝世了。”

“後來我們方才得知，當毛主席和周總理知道我的父親去世的消息時，都感到十分惋惜。毛主席曾説：‘如果盧作孚先生還在，他所要擔負的責任總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

“1952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的上午，在首都隆重的慶典開始之前，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十分惋惜地對張瀾説：‘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毛主席所作的高度評價，使在場的人聞之深受感動。”

“周恩來總理在我的父親去世後，不止一次地詢問了家屬的工作情況，對我們一家給予了深切的關心。”

“特別是我的父親去世後不久，在政務院討論民生公司公私合營問題的一次擴大會議上，周總理對我的父親一生所作的一次講話，使我們非常感動。在這次講話中，他高度評價了我的父親的一生，指出他不僅對祖國的交通運輸事業作出了貢獻，而且對中國的經濟建設也作出了貢獻。”】

在談到到“公私合營”這個歷史性大事的時候，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功勞也很大。他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將他的產業實行公私合營，這一舉動為上海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工作起了積極帶頭作用，“紅色資本家”的稱呼由此得來。

榮毅仁於2005年10月26日去世。中央對他的評價是這樣的：“榮毅仁同志是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

1993年毛澤東百歲誕辰時，榮毅仁撰寫了《毛主席指引社會主義道路》以紀念毛澤東。文中寫道：

【“今年，是他老人家百歲週年。跟全國億萬人民一樣，我懷着崇敬的心情，緬懷毛主席，追思他領導中國革命事業的豐功偉績，回顧自己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進步的歷程。”

“五十年代中期，經過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和‘三反’‘五反’運動之後，全國各地興起了一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高潮。處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大潮中的我國廣大工商業者，既有願意接受改造的積極性，又有自覺不自覺的抵制傾向和悲觀落漠的消極情緒。就在這歷史性的關頭，毛主席相繼於1955年10月29日和1955年12月8日，在與全國工商聯領導成員和代表的座談會上，作了兩次重要講話。他高屋建瓴地為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者指出了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光明前途，又具體做了政策安排，在工商界引起強烈反響，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進程。我本人親聆了這兩次講話，毛主席生動的語言，詼諧的比喻，深邃的哲理，尤其是他在闡述革命道理時所表現出的滿腔熱情，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這兩篇講話，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典範。”

“毛主席的講話還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我在舊社會繼承父輩事業的十幾年中，即便以我們當時所具有的較大的資本和較高的社會知名度，乃至與當權者的交誼，最終也未能倖免於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劫難和國民黨腐敗政權的壓榨，別的民族工商業者還能有什麼更好的出路？事實説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就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這條道路對每個真正要做獨立的、正直的中國人的工商業者來説都是窮途末路。因此，按我當時的心境，雖還未能真切地展望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家思想改造完成後將成為什麼樣的人的藍圖，但確已樹立起了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走向光明，就大有前途的信念。”】

文章最後説：

【“距毛主席兩次講話三十六年後的今天，我國已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改革開放給神州大地帶來了巨大變化，儘管國際風雲變幻，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曲折，但動搖不了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撫今追昔，重温毛主席的講話，深感他關於‘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教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