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評估：簡述美國國家淨評估機制的形成與發展_風聞

簡述美國國家淨評估機制的形成與發展

遠望智庫首席專家 易評估

美國的歷史並不長，從1776年開國至今不過242年。但是其國家淨評估機制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卻不短，從首個《美國國家安全法》出台算起，至今已有71年了。若從1898年美西戰爭算起，至今120年。美西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國家指揮當局評估外國威脅、預判可能對美國安全產生影響的長遠發展趨勢、發展（制定或調整）國家戰略，只是一種即興的、不假思索的事情，在提出針對敵國軍事行動時，高層既沒有專門機構運作，也沒有長遠的戰略計劃，更沒有相應的評估論證支持，權威人士在某個場合隨心所欲就提出來了。但是，在此之後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研究美國軍事戰略發展的專家們逐漸意識到，有必要結合特定的戰場背景，對美國與潛在競爭性大國的相對發展趨勢進行診斷性的對比分析，進而建立了穩定且管用的淨評估機制。

一、醖釀發酵期（1898-1947）

**1.美西戰爭誘發處理國家戰略問題的需求。**發生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讓美軍從此開始了對外部署，同時也令其與北美之外大國可能發生的衝突日益成為不得不思考的重大問題。在此背景下，處理國家戰略及相關事務的各軍種辦公室得以應運而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各軍種已經認識到戰略規劃方面的不足。但是，直到二戰結束依然沒能拿出成熟的“面向和平時期的規劃方案”。也就是説，美國戰略規劃體系依然沒有太大的進步。此一階段的美國既缺乏進行戰略評估的傳統，也缺乏將戰略評估與長遠計劃、戰略發展整合起來的方法。

**2.**對二戰總結反思激發戰略評估的需求。二戰結束，美國國家指揮當局深刻反思其在戰中一些重大決策的失誤後認為，戰中罔顧國防工業實力而承諾年產5萬架飛機武裝盟軍、在大西洋優先戰略下盲目前推部署太平洋艦隊等，許多目光短淺、甚至荒唐的戰略決策，都根源於缺乏戰略評估，從而導致未能有效地進行戰爭準備和恰當地運用軍事力量。只有實施戰略評估才能撥開戰爭與和平的“迷霧”，未來必須通過持續的戰略評估在國家政策與軍事戰略之間建立緊密聯繫，以確保戰略指導和戰爭計劃符合實際。

二、萌芽成長期（1947-1965）

3.****《國家安全法案》要求建立競爭性評估程序。1947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隨後總統簽署的《國家安全法案》，明確要求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和相應建立“競爭性評估程序”，並將評估美國相對於其現實軍力、潛在軍力與國家安全利益的目標、使命和風險等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首要職責。同時，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組建一體化的國家軍事機構，這也有力提升了“制定面向軍隊的統一的戰略指南”的效能與效率。學界認為，從此開啓了美國國家淨評估與戰略規劃的篇章。

**4.**首次展開國家層面淨能力的評估實踐。在哈里·杜魯門總統執政的後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鑑於朝鮮戰爭的久拖不決和蘇聯軍力（尤其原子武器）的穩步發展，不得不對來自蘇聯的進攻性威脅與美國防禦力量作對比分析。在此情況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51年8月31日作出指示，要求中央情報局在國內安全跨部門委員會、跨部門情報委員會和參聯會的協作下，評估1952年中期前蘇聯打擊美國本土的淨能力，以便為美國國家安全計劃活動提供基礎。

該研究項目的情報部分於當年10月即告完成，而參聯會的報告亦於次年提交。據稱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項目報告，雖然也還存在一些嚴重的缺陷。

**5.**成立臨時與滾動的淨評估委員會。有鑑於高層人士強烈呼籲將紅藍雙方信息集成、評估融入長期戰略開發工作，國家安全研究與決策亟需一種基於軍事、政治、經濟能力數據和國家情報進行評估的方法，而當時政府中任何一個部門都不能獨立完成的實際；復鑑於政府換屆迫在眉睫，杜魯門總統深感有必要儘快建立一個臨時的特別（專職）評估委員會，以便向未來的總統以及其它高級領導人提供美蘇相對核平衡的評估報告。於是，杜魯門總統趕在1953年1月任內最後一日簽署命令，要求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框架內成立一個特別評估子委員會（分會），專司評估截至1955年7月蘇聯對美國本土施加直接打擊的能力（蘇聯對美國造成直接傷害的淨能力）。當年5月18日，該委員會如期完成第一份報告。

及至1954年6月23日，這個臨時性的特別評估委員會正式改組為“淨能力評估委員會”。但其主要使命仍然是負責評估未來兩年蘇聯可能對美國本土及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實施打擊的淨能力。整個評估過程在跨部門委員會監督下於五角大樓內進行，具體評估工作則在參聯會主席和中央情報局局長共同選定的一名退役中將負責下，由來自各相關部門的臨時參謀人員共同完成。事實上，此後該委員會連續10年每年重組一次，並以滾動作業方式評估蘇聯與美國核能力之間的平衡，預測（或推測）兩國之間的相互核攻擊會是怎樣一番景象。據稱，其報告對於最高決策者認識美蘇之間戰略平衡本質產生了重要影響。

**6.**國家淨評估的長期化和制度化。1955年2月14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淨評估委員會的運作等問題作出具體指示，明確要求每次集成評估都要考慮蘇聯所有的（公開的和秘密的）進攻類型，以及蘇聯可能實施的不同的行動方案，並且要考慮未來美國各種軍事、非軍事防務項目的進展情況。此外，要求每份評估報告務必從實踐的角度出發，評估美國本土及美國的海外軍事設施可能遭受直接攻擊的範圍和效果，而且還要考慮美國的反擊效果等等。同時，集成評估應面向未來三年的可能發展態勢，並於每年10月1日前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不僅如此，若是覺察到蘇聯的淨能力有明顯變化，則應隨時研究並形成淨評估報告。

事實上，在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八年任期內，先後就有4名退役中將（各在1名少將輔佐下）擔任國家淨評估委員會的主管，至少召開了37次總統級會議，每年如期提交一份淨評估報告。

**7.**肯尼迪延續上屆政府的淨評估委員會做法。肯尼迪總統在某種程度上接受和延續了前屆政府的淨評估委員會做法。作為經歷過1961年柏林危機和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國家首腦，他特別重視和強調戰略平衡的重要性。而淨評估委員會也一直在研究兵力對抗分析技術，並及時將成果呈報於他。及至1963年初，肯尼迪總統更是在此基礎上作出明確指示，要求淨評估委員會在1963～1968年間每年都要展開戰爭問題研究，以持續判斷和及時掌握戰爭可能的對比結果，並且要着重分析戰爭可能給美國帶來的毀傷程度，同時識別美國國防能力的重大變化。按照總統指示，淨評估委員會及時展開了一項旨在限制美蘇之間以戰略核武器互相攻擊可能帶來的大規模殺傷效果的研究項目，並基於當時美國的戰爭計劃，對1964年美蘇雙方及其盟友之間可能發生的戰爭進行評估。同時，藉此考察這類分析的可行性與有效性，以便為政治-軍事計劃的制定提供指南。

僅就國家淨評估來説，肯尼迪執政這一階段是順勢而為，實踐活動眾多、研究成果頗豐，總體進展可謂順利。

三、挫折沉寂期（1965-1969）

**8.****系統分析成為淨評估的替代者。**由於深厚的軍人職業背景，艾森豪威爾總統實際上擔任了自己的國防部長。因而，他將戰略規劃職能賦予軍隊，而由政府任命的管理者負責預算指南。但是，肯尼迪總統對國防部長的要求與艾森豪威爾時期顯然不同，他強調國防部長不僅要肩負起執行政府決策的重任，而且要積極參與武器裝備選擇、戰略發展和政策制定工作。因此，他決意尋找一位並不倚重所謂“軍事經驗”、敢於創新、稱得上“真正戰略家”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正是這樣的人。在其看來，應急處突計劃開發過程中，國防部長應當在總統政策與軍隊指南之間架起橋樑，而現代戰略與兵力規劃在很大程度上講可以理解為一種分析過程。在其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就基於在福特汽車公司控制“雙鏈”管理系統的經驗，將國防部視為一個“雙線性”的組織結構，而以系統分析辦公室充當政策分析機構，負責提出軍事建議，並逐漸取代原有的選擇計劃與效能評估活動。

有關資料反映，從1961年春季開始，美國國防部開始引入規劃、計劃與預算系統，並在1962年全面應用於1963財年預算準備。而規劃、計劃與預算系統全面運用了系統分析，以協助國防部長運用量化數據制定決策。就這樣，系統分析日益成為了國家安全界的流行詞、優化決策的方式以及公開彙報的通用語。

**9.**林登·約翰遜總統解散淨評估委員會。在肯尼迪出任美國總統期間，對美國國家戰略具有重要影響的“戰略力量”和“中歐地區常規力量平衡”這兩個因素，一度成為美國國內政治-軍事爭論的焦點，而淨評估委員會的方法論和研究成果，以及淨評估委員會本身，也都處於朝野爭論的漩渦之中。更為要命的是，肯尼迪政府希望北約的戰略從艾森豪威爾時期着重依賴核武器的“大規模報復”向“控制反應”及後來定型的“靈活反應”戰略轉變。認為不能總是想着付諸於核武器，而要首先考慮如何發揮常規力量的作用。然而，淨評估委員會卻要求形成更為清晰的戰略指導，並建議做大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和平時期就為武裝部隊總司令提供參謀人員，以研擬戰爭計劃，並總是企圖説服肯尼迪無論何種有限戰爭的機會窗口，都會轉瞬即逝或快速關閉。這就導致了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強烈的敵對情緒。

麥克納馬拉是個非常強勢的國防部長，此時他感到來自北約內部的阻力很大，特別希望國內尤其五角大樓內減少阻力。因此，他更加註重基於數據的系統分析方法，而想方設法取締淨評估委員會。1964年12月他在向肯尼迪的繼任者約翰遜總統的建議中説，淨評估委員會的這些研究都已過時無用，因為它們不能“為規劃指導綱領提供基礎”，相比於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要功能，其貢獻顯得有些邊緣化，是終止其運作的時候了。

最終，約翰遜總統接受了麥克納馬拉的建議，並於1965年3月18日下令，解散了已經運行十幾年的淨評估委員會。

**10.**重啓國家淨評估的努力受挫。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數十年之後，學界都認為解散淨評估委員會與終止其相關活動運作，其實是“一個很壞的決定”。因為，類似淨評估委員會的機構組織不僅在當時非常需要，而且此後依然非常需要。有學者就舉證説：當時軍方領導人站一邊，政府文官戰略家們站在另一邊，而淨評估委員會居於兩者中間，文官戰略家和軍方領導人都頗有微詞，其實潛在的根本問題並不是兵力結構問題，也不是資源或淨評估委員會的方法論問題，而在於“控制反應策略”本身，在於淨評估的結果與麥克納馬拉的政治決策相左。也因此，儘管約翰遜一紙之令解散了淨評估委員會，麥克納馬拉也宣佈了“淨評估之死”，而淨評估卻“死而不僵”、揮之不去，因為淨評估已經在人們心目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恰恰就在此後不久，出現了三個情況：一是國務院注意到亞洲一個新的核力量——中國正在出現，開始尋求就由此可能帶來的威脅進行評估；二是隨着美國試圖重啓與蘇聯的武器控制談判，可能影響到戰略平衡的各種情報問題再度浮出水面；三是當北約採取新戰略——靈活反應戰略後，美國越是想減少北約對於核威懾的依賴，就越是需要淨評估。

後來，在約翰遜政府即將結束任期、麥克納瑪拉卸任國防部長，以及北約業已採取“靈活反應戰略”之際，一些權威人士上書重啓國家淨評估。如，總統對外情報顧問委員會主席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就向總統建議説，他們已經研討過重啓週期性開展美蘇相對戰略力量淨評估的必要性，建議淨評估委員會最好在國防部長的領導下展開工作，並直接向總統負責。但是，新任國防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在諮詢參聯會主席惠勒將軍後，卻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淨評估委員會研究項目發端於20世紀50年代，當時美國的戰略能力遠不如今，而且缺乏可靠的分析技術，現實條件下情況則完全不同，不再需要淨評估這種研究了。至此，重啓淨評估的努力宣告失敗。

四、重生再造期（1969-1973）

**11.**再度重啓國家淨評估的強烈需求。尼克松就任總統之後的第一年，恰逢美國經濟下行，美軍深陷越南戰爭泥淖，國家安全面臨的新威脅不斷出現，而軍費越來越吃緊，他不得不指令對政府機構進行審查，以期建立更有效率的組織結構。在此背景下，有多個小組幾乎同時得到授權展開對政府機構的審查。

1969年的夏天，“藍帶”國防小組得到授權，開始研究五角大樓的組織與管理問題。一年後（1970年），該小組提交的研究報告認為：國防部尚缺一體化分析的有效機制——在考慮美國、盟國與潛在敵國各種能力及侷限性的前提下對有關方案進行一體化分析的有效方法和機制；認為國防部長應當及時獲得有關美國與外國軍事能力對比研究的結果，並識別美國軍事能力現有或潛在的缺陷；需要將國家安全的戰略圖景拼到一起（將敵方數據與我方數據整合在一起）的一種真正的診斷性方法，而不僅僅是為各軍種已經決定實施的軍事項目進行辯護。

僅僅3個月之後，該小組的7名成員在劉易斯·鮑威爾領導下，又形成一份增補報告，名為《軍事力量平衡的演變》，為營造“俄羅斯人來了”的氛圍，還特意將封面做成紅色。《報告》認為，戰略性軍事平衡正在向不利於美國而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同時提出“公開討論”有關軍事力量平衡的發展趨勢、對美國技術優勢面臨的威脅實施評估、以及促進限制軍備競賽等觀點。並且，強調此類評估不僅要作為軍事戰略的基礎，還要面向國會和公眾視聽。由此進一步刺激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與國防部之間圍繞淨評估而展開的“地盤之爭”（爭權奪勢）。雖然此舉受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冷遇，但是關於美蘇雙邊對比的種種“淨”工作卻使“平衡”的概念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迅速流行開來。即使在國防部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圈子裏，人們也會不由自主地通過所謂“淨評估”方法對“平衡”問題進行檢查與權衡。

緊隨“紅書”之後（1970年），安德魯·馬歇爾完成並向基辛格提交了名為《美蘇軍力態勢淨評估》的報告。其中指出：針對美蘇軍力態勢進行比較的淨評估相當重要，與過去相比，美軍相對於蘇聯軍隊如何做、做什麼，將成為更為重要的政治問題。同時，建議基辛格考慮開展國家層級淨評估研究項目，並且“形成持續實施此類評估的計劃”，以及“開發適當的方法論和情報數據庫，以便為淨評估提供支持。”

根據“藍帶”國防小組提出的國防改組建議，尼克松指示要求時任管理與預算辦公廳副主任的詹姆斯·施萊辛格提出一系列有關“如何改組情報機構才能帶來更大的效率與效益”的建議選擇。1971年3月，施萊辛格根據指示要求完成了名為《情報機構審查》的評估報告，從情報消費者的視角出發，發現並指出了一系列問題，同時強調指出：應當由情報機構以外人士定期對情報產品、情報機構的主要工作性假設以及運用的分析方法進行審查；應當在國家層面建立淨評估委員會，並以“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為紀要的載體，同時不斷改進有關工作性假設。這些建議不出意料地得到了尼克松總統的高度認同。

**12.**尼克松總統指示成立淨評估小組。在各方人士建議下，尼克松總統於1971年11月5日簽署了《美國對外情報組織機構與管理》總統備忘錄，同意改革並在指令中説：“作為一個相關問題，我將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成立淨評估小組，由資深成員領導，負責檢視與評估所有情報成果，同時對美國正面應對威脅其安全的外國政府的能力進行淨評估。”後來，在基辛格、陸軍准將亞歷山大·黑格與軍備監督和裁軍署署長傑拉德·史密斯的勸説下，馬歇爾最終在12月同意作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全職僱員入主這個小組，並立刻投入到政府工作之中。

事實上，1972年4月馬歇爾正式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全職僱員，開始不斷地招募各類軍事助手和秘書人員，組建和領導淨評估團隊，並擺出亟待開展的分析任務。

**13.**萊爾德虛設淨評估辦公室。僅僅在尼克松發佈重組指令一個星期之後，國防部長邁爾文·萊爾德在一次參加防務領導會議時對於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增加淨評估機構一事，感到非常吃驚。因為他堅信淨評估與長期規劃應該在國防部中執行，而非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下完成。基於這一認知，在一個月之後（1971年12月），他就根據“藍帶”國防小組的建議，在國防部內正式成立了一個淨評估辦公室。明確該辦公室接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領導，同時擁有直接向國防部長報告的權利。種種原因，特別是由於沒有及時指任專職的淨評估工作人員，使得其預想的淨評估“既不能執行，也無法持續”。

不僅如此，從1971年底至1972年初，國防部長辦公廳與國家安全委員會仍在圍繞淨評估問題展開密集討論和激烈交鋒，以至於淨評估辦公室主任之職一直空缺。也就是説，這個辦公室始終只是虛有其名而已。

**14.**馬歇爾提出淨評估的基本原則。國家安全委員會淨評估小組雖然得以成立，但是國家安全委員會與五角大樓在誰來管理國家淨評估這個問題上關係緊張（因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並不滿足於外交事務，而要涉足對外軍事政策問題，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國防部長萊爾德對職權範圍的警戒防衞），以至於在1972年大部分時間內嚴重阻礙了淨評估的進展。基辛格顧慮到萊爾德的強烈反對，特別是後者在眾議院擔任過九屆議員在國會影響較大，決定暫緩推進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淨評估事宜，直到1973年3月萊爾德從國防部長一職離任之後才漸次展開工作。這就讓馬歇爾入主國家安全委員會淨評估小組之後反而得閒，有時間和精力來構思淨評估辦公室的性質與範圍，並制定可行的實施策略。

現有資料看，馬歇爾在1972年4月26日啓動國家安全委員會淨評估活動的備忘錄《淨評估的本質和範圍》中，就提出了淨評估方法的基本原則，主要強調了7個主題：一是強調進行多學科的對比；二是注重“行動-反作用”交互式動態及趨勢；三是認為雙邊比較應當放在作戰或衝突對抗環境中進行；四是需要關注作戰效能及其背後的支撐要素；五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與應對，應當對各大國競爭性效能進行解析；六是要考慮所有潛在的競爭者——除蘇聯這樣明顯的潛在敵國外，還要囊括美國的重要盟友以及美國敵人的敵人；七是為了更多地服務於國家安全政策與國防規劃活動，淨評估應當是描述性的，而非規定性的。

據美國淨評估專家論文反映和淨評估相關研究成果顯示，上述原則一直沿用四十多年，至今沒有實質性變化。

**15.**萊爾德指出淨評估是辯證的思考過程。在國防部長萊爾德消除“美國戰略短板”與構建“現實威懾戰略”的堅定意志下，淨評估和戰略規劃兩個功能被自然而然地扭在了一起。有關兩個功能合併（將對外政策、國家安全政策與戰略統一起來）的建議，被正式寫入防務報告之中。

大約在1972年11月前後，萊爾德於1973財年《年度態勢聲明》中以單獨一節就淨評估及其重要性作出了闡述。在他看來，維護和平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而在國家安全規劃活動中的淨評估正是應對這些複雜性必不可少的工具，並進一步指出：“簡單説來，淨評估與總體力量計劃一起，告訴我們現在在哪裏，將要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如何才能到達（我們處於什麼位勢、我們需要什麼、如何獲得所需等問題）。全面的説，淨評估就是比較分析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阻止或者有可能阻止我們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軍事、技術、政治和經濟因素是什麼；一個是可以獲得的或可能獲得的、促進我們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因素是什麼。”顯然，萊爾德實際上將淨評估視為戰略社會學（系統地整合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發展趨勢），而進行這項工作的主體就是國家層面的淨評估。

不僅如此，萊爾德還視“戰略”為國防部一項龐大的工程，認為淨評估作為一種辯證的戰略思考過程，籍此可以確定運用既定（可獲得的）資源有效促進國家安全目標的方式方法（途徑）。事實上，他也是首位注重彼己國力軍力對比評估，並將不斷變化的國防與軍事戰略置於一定標準之下來考察的國防部長。

五、穩定運作期（1973-現在）

**16.**國家淨評估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向國防部轉移。1972年11月28日，美國國防部宣佈萊爾德部長離任，其“長遠計劃”班子也隨之解散，空置一年的淨評估辦公室更是無人問津。1973年1月29日，艾略特·理查德森正式接任國防部長，短短几個月後又於5月17日匆忙離任。兩個月之後（1973年7月），時年44歲的施萊辛格擔任了新的國防部長。也就是説，僅僅在半年之內就有3位國防部長交替，這就使得原本虛有其名的那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這下子連名也難保了。

加之此時的基辛格已就任美國國務卿，各種事務纏身無暇他顧，施萊辛格便乘機斡旋並於10月13日任命其昔日好友馬歇爾為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主任，要求其在國防部內建立切實可行的淨評估職能。10月18日，馬歇爾開始擔任淨評估辦公室主任。就在他到五角大樓還不滿6周時，施萊辛格便説服基辛格簽署了239號國家安全決策備忘錄《國家淨評估程序》，其中鄭重寫道：“總統指示，國防部長對國家淨評估項目負責。”這是一個重大決定，因為這不只是馬歇爾一個人的調動，而是國家淨評估整個團隊的轉移。

與此同時或緊隨其後，尼克松總統於1973年11月27日也簽署了第239號國家安全決策備忘錄，同意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淨評估辦公室轉移至國防部。至此，“最終結束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與國防部長辦公室之間的長期不和，也填補了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的空缺，並將國家淨評估程序與職能真正呈獻到國防部長面前。”學界認為，從此真正開啓了五角大樓思想的新時代。

**17.**國家淨評估相關法規的出台和更新。從現有資料來看，美國國家淨評估職能轉移到國防部之後，美國國防部至少在1985年、2001年和2009年等年份頒發過國防部指令《淨評估辦公室主任》，以明確和更新淨評估辦公室主任的責任與職能、關係及權力。目前正在執行的是2009年12月23日發佈的版本。該指令授權淨評估辦公室主任負責研究開發、調查美國軍事能力與軍事潛力的現狀、趨勢與未來，並與其他國家或集團進行比較，以確定正在出現的或未來的威脅，或有機會成為美國的威脅，並負責出版國防部政策文件。作為直接向國防部長報告的主要參謀助手（顧問），根據賦予的責任、職能和權力，可以國防部指示的形式公佈國防部的政策。

具體賦有7項責任和職能：一是以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相應能力為參照，組織開展和協調針對美國軍事能力和軍事潛力狀態（所具地位）、發展趨勢及未來前景的淨評估活動，以便為美國確定新興的或未來的威脅或機遇。二是針對國防部長向總統和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國會聽證以及與外國政府討論中任何淨評估部分，開展淨評估活動、提出建議並擔當顧問，併為參聯會主席進行的淨評估活動的準備活動提供建議。三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展的國家淨評估活動中提供指導與參謀協助並代表國防部長，在同情報機構聯合進行淨評估的活動中作為國防部長辦公廳首要節點行動。四是為在國防部內改善與發展淨評估提供支持，包括但不限於維護保存歷史上所有渠道情報和友方力量數據。五是根據指示、請求或確切的必要性，對政策、理論、戰略、目的和目標等提供客觀分析。六是根據需要與國防部官員進行協調，以保證國防部文件、審議和討論反應了恰當的、及時更新過的評估信息。七是履行國防部長或國防部副部長規定的其他職能。

同時，享有4項權力：一是以國防部指示的形式發佈屬於本指令賦予的權力與責任範圍內的國防部政策，包括提議與國防部官員和國防機構領導共同履行職責的權力。有權發佈其他國防部指示、國防部手冊，以及一次性的指令類備忘錄，以落實國防部長批准的政策。二是在需要時，可獲得報告和信息，以執行被賦予的責任與職能。三是在需要時，與國防機構領導直接溝通，以執行被賦予的責任與職能，包括傳達有關建議和協助方面的需求。四是在執行所賦予的責任與職能時，與其他執行機構官員、立法機構代表、國家和地方官員、外國政府機構的代表，以及公眾人員以適當方式進行溝通。

1986年美國國會修訂《美國法典》第153條，明確國防部長、參聯會主席和戰略司令部司令等有淨評估的責任。例如，第112屆國會修訂的《美國法典》明確國防部長應當每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包含對美國及其盟友武裝力量在防務能力和計劃方面與其潛在對手們相比的綜合性淨評估報告。再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應當進行淨評估，以確定美國及其盟友與其潛在對手相比武裝力量的能力。又如，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應當對美國及其他擁有核武器國家當前和提議的核力量進行一項淨評估，以確定美國的核力量是否可以預期有能力適應美國關於核威懾、延伸威懾、確保盟友以及防務方面的目標，等等。

由此，“淨評估”一詞便成為美國國防部高層領導常用語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至於任何一個軍官如果不理解這一通用語，在與文職領導交流時都將處於不利地位。甚至於，“如果一個人希望在五角大樓得到一個高級軍事或文職職位，他（或她）就需要理解淨評估”。

**18.**後馬歇爾時代的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2015年3月2日，94歲高齡的淨評估辦公室主任馬歇爾最後一次作為公務員走出了五角大樓，標誌着他超長職業生涯的正式結束。美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也從此進入後馬歇爾時代，相關情況變化發展令人倍加關注。

據有關報道，2015年5月13日，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正式任命原聯合參謀部戰略計劃與政策部第一副部長詹姆斯·貝克為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主任。幾年來，貝克本人及其主持的淨評估辦公室既“不顯山”也“不露水”，讓人吃不透、摸不準，其未來走向有待進一步觀察，現在定論還為時尚早。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馬歇爾去職當年的9月，為配合推行以謀求技術優勢為核心的“第三次抵消戰略”，美國國防部對其研究與工程助理部長機構進行調整，增設了早先被卡特政府時期撤銷的技術淨評估辦公室。明確要求根據其他機構提供的世界技術發展情報，運用淨評估方法將美國與其他國家進行對比分析，評估美國軍事技術能力和潛力、趨勢和未來前景，以預測未來威脅和發展機遇，並以具有診斷性和前瞻性特徵的工作成果，為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助理部長決策提供建議和支持。這顯示出馬歇爾的影響還在繼續，因為馬歇爾正是第三次抵消戰略的幕後推手。

其實，在美國國家安全與國防戰略領域，淨評估已經深入人心，正如著名淨評估專家菲利普·卡爾博爾博士所言，至於用“淨評估”（assessment）還是用“淨評價”（evaluation）一詞，甚至用不用“淨”（net）一詞，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具備五個基本特點：一是對比性地解構作戰力量、支援力量與兵力生成力量；二是研究歷史數據與預測未來相結合，長時間持續地開發；三是作戰分析要針對潛在的衝突地域並以真實的對手為“假想敵”；四是既要對比顯示易見的方面，更要考察雙方的強弱項、進攻與防禦、問題（脆弱性）與機遇；五是不僅要預測某一方將贏得衝突，而且要從長遠角度預測哪些因素將有助於某一方獲得相對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