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ke】“嫩總”執掌千億國企，他們會是誰的“影子”？_風聞

對廣大80後、90後而言，週末最為吸睛的新聞，莫過於“千億國企的年輕董事”了。

看到同齡人已身居如此“高位”，正在忙着給“雙十一”囤貨的島友們，想必心裏和經濟ke一樣五味雜陳。

11月4日，西安高新區財政局作出最新回應：高新區紀工委已經介入，正在調查廣大網友質疑的該三人擔任西安高新控股董事長、董事的年齡、學歷、資格和社會背景是否合規，以及該局工作人員是否存在違紀違規問題，一旦發現存在違紀違規情況，將嚴肅處理。

此外，西安高新區財政局已決定對該三人停職並啓動相關法律程序。

經濟Ke還注意到，除上面所説李甜、趙雪瑩、朱玥三人外，**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還有4名董事，均為“80後”。**其中最大的1981年生人，最小的1989年生人。四人均從2017年11月15日起任西安高新控股董事。

一家總資產超過千億元的國企，高管卻是一水的80後、90後，有何“隱情”？

在調查真相水落石出之前，這幾個年輕高管的“上位”和“下台”尚是迷霧。但清晰可見的是，此事折射出當下國企改革中行政和市場的邊界依然模糊，國企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之路依然漫漫。

“影子”高管?

輿論漩渦中的李甜、趙雪瑩、朱玥三人分別出生於1984年、1993年、1995年。此前李甜為西安高新控股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兼總經理，趙雪瑩、朱玥均為董事。

公開資料顯示，西安高新控股成立於2003年10月，註冊資本11.3億元，其中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佔出資總額70%，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科技投資服務中心佔出資額30%，由高新區財政局負責管理。截至2018年6月底，高新控股公司總資產1270億元，淨資產403億元。

三位年輕人是否擁有擔綱一家大型國企的能力，經濟Ke不敢妄加評測。畢竟別小看80後，80後最大的也38歲了，最小的也快30歲了。也別小看本科畢業什麼的，畢竟像比爾蓋茨這樣從大學輟學創業，成為世界首富的例子太過勵志。 

但即便如蓋茨這樣萬里挑一的人物，走入社會的相當長時間裏也是以技術天才示人，並未展示出太多管理天賦。反觀西安高新最年輕的一位董事，95年生人，大學畢業僅一年，顯然不太可能憑藉太多工作資歷或管理經驗身居高位。

**引爆輿論的，自然是對這些年輕人們“背景”的猜測。**如很多網友下意識般質疑的那樣，也許是因為“背後有人”，讓他們年紀輕輕坐上了這樣的崗位。一位網友的評論頗為搶眼，“同樣的年齡，我們還在起跑線上，人家已經到終點了。”

對此，西安高新區管委會聲明稱，本次輿論關注的李甜等3人，**並無特殊家庭背景，整個任職過程中並沒有發現有打招呼等違紀違規現象。**此外管委會還特意“曝光”了這三位高管的待遇情況。“李甜目前月工資4351元，朱玥目前月工資3600元，趙雪瑩目前月工資4200元，在任職前後薪資無變化。”

四千多元的月薪，管理過千億資產的公司，這畫面反差太大，讓羣眾不忍直視。畢竟，如果這幾個人真的才能出眾，三四千塊的月工資，誠然有點“薪不配位”。

顯然，最合理的一種解釋是，這是一羣“影子”高管。

陝西當地知情人士對媒體這樣表示，“西安有些事業編的領導，按規定不能繼續擔任公司董事等領導職務，由於‘幹部青黃不接’，所以就安排了若干年輕人在台前代為履職。實際這些新任職高管沒有任何控制力和履職能力，説穿了就是‘影子’，西安高新控股的實際控制人是高新區財政局。”

這就比較清晰了：在各種文件要求“行政官員不能兼任高管”下，官員讓出位置，讓企業的幾名小年輕去掛名高管，既能保證企業的運營實際控制權還是在官員手中，保證企業運營方向，又能符合上級規定，豈不是一舉多得？

問題

但這樣的“合理”其實掩蓋了更大程度的“不合理”。

既然這是一家名字中有“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的企業，就説明這家公司應該是符合《公司法》規定、並且朝向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邁進的公司。如果僅僅為了行政合規，就讓千億規模的公司找幾個“掛名”、“影子”高管，顯然是太把國企當兒戲了。

為啥？既然董事長、總經理、董事都可以“掛名”，那該公司的董事會是幹嘛用的？拿來看嗎？公司裏的文件、政策，董事長、總經理總是有簽名權的吧，難道也只是“掛名”為之？那這個公司的治理程序就真的只是“走程序”了。

再往壞的一步想，如果是“掛名”，從法律意義上，這幾位年輕高管“有權必有責”，有了簽字權，就一定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萬一出了問題怎麼辦？追誰的責？是追形式上的“董事長”的責任，還是追背後實際控制人的責任？萬一在公司的具體項目運作中，聽命於背後實際控制人的名義“高管”簽了字、輸送了利益，承擔責任的是誰？

此事曝光後，西安高新區財政局已決定對該三人停職並啓動相關法律程序。該局在對外公告中寫到：“在選用企業管理人員的方法上，我們還存在不科學、不完善等問題，我們誠懇接受網友及社會各界的監督，加強對企業的監管，進一步修訂完善相關制度。”

已經有人為此付出代價。5日凌晨，西安高新區管委會就“國企任用年輕高管”一事發布聲明稱，高新區財政局違反管委會國有企業管理人員任用的相關規定，擅自變更企業法人代表及董事，經研究決定免去王進傑同志西安高新區財政局局長職務。

邊界

故事在一年前還是另一個版本。

**2017年10月的西安高新管理層名單顯示，當時高層人員均擁有豐富的工作履歷。**時任西安高新的董事長、總經理為閻玲，1970年5月出生，歷任西安高新區創業園發展中心綜合管理部經理、西安高新區創業園發展中心副主任、西安高新區創業園發展中心主任。

在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團隊的眾多人員中，年紀最大的是肖萍，1957年2月出生，為高級會計師、高級經濟師，歷任西安高新區管委會財政局副局長。當時擔任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職工監事。

年紀最輕的是宋琦，其1980年1月出生，為公司董事。歷任西安高新區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投資促進三局副局長(副處級)、西安高新區創業園發展中心主任，西安創新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兼法定代表人。

他們的履歷中都有條清晰的印記，那就是“官商不分”、“政企交錯”。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背後的邏輯非常簡單。一方面，擁有行政級別的官員去兼任國企高管，事實上主要來自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而非市場化的選聘；另一方面，作為高管和企業經理人，往往領取的又是市場行情之下的高額薪酬。

説得再通俗一點，享受局長的級別，拿着董事長的待遇，在二者之間無縫切換，既能“兩頭通吃”又能“兩頭避險”。

國企行政化帶來的弊端有哪些？

九三學社中央曾進行過一次調研：“身在曹營心在漢”，管理者身處企業，卻有行政級別；企業是跳板、前程靠升官；關雲長的關係、歸屬都不在曹營，難以全心全意為曹操賣命；幹好幹壞一個樣，高管薪酬主要依據的是“有關規定”，與企業的效益和發展關聯度不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高管既是幹部，就要定期交流，無心對企業進行長期規劃，更無法把企業發展視為自己的事業。

必須正視到，當下國有企業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在廣大國企正在進行公司化管理、去“行政化”的當下，行政公職人員卻仍然在國有企業兼職，這種“亦官亦商”的現象不僅與市場化的國企改革方向背道而馳，而且嚴重有悖公平和效率，使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成為一句空談。

事實上在此輪國企改革中，決策層早已意識到並明確，必須充分釐清央企、國企高管身上的官商界限，真正讓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

上月召開的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高層再次定調：突出抓好市場化經營機制。要推行經理層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按照“市場化選聘、契約化管理、差異化薪酬、市場化退出”原則，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

這不但呼應了目前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核心命題，更對國企高管的選、聘、用提出了明確要求。在實操層面，各地國企中大量的例子已經證明，市場化選聘國企高管，是激活國企改革一池春水、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有效抓手。

道理非常簡單。隨着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發展，就必須有來自市場、精通市場的經營管理人才。**而市場化選聘出的高管不再有“幹部身份”，“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無形中為國有企業做大做強提供了有競爭力的高端人才。

同樣是在西安，據《陝西日報》日前消息，已有4户國有企業開展了董事會市場化選聘經理層人員工作，3户企業完善了外部董事選派工作。在別處，據經濟ke瞭解，也有類似於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的國企早早完成了公司化，比如北京中關村科學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和重慶的幾大城投公司，都早就完成了公司化改制**，從機制上規避了類似情形的發生。**

對西安高新而言，此次站在風口浪尖其實也源自他們的“自我換血”。西安高新區財政局官方表示：近期，高新控股公司按照事業單位員工不得在企業兼職的要求，分步對原董事、監事等公司管理人員進行了臨時調整，共指派包括李甜等3人在內的10名董事及監事為高新控股管理人員，其身份均為高新區會計核算中心企業身份的工作人員。

只是手法略顯業餘，新高管們太過年輕，連吃瓜羣眾都看不下去了。

也許對古城西安而言，不僅應具備成為“抖音之城”這樣的創新魄力，更應探索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的改革勇氣。

文/曹煦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編輯/百里雲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