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 | 作為東北亞和平契機的朝鮮半島和平進程_風聞

編者按

當今世界，朝鮮半島的局勢關係到整個東北亞秩序的走向。在一個由霸權國家主導的地區格局中，朝韓雙方的選擇不僅僅關乎半島的統一與和平，更藴含了弱小民族爭取民族獨立、反抗霸權秩序的潛能。因此，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不僅在地緣政治的層面上與我們息息相關，在反抗國際的霸權秩序的層面上，東北亞諸國更是有着根本上的一致。保馬今天推送汪暉老師的文章《作為東北亞和平契機的朝鮮半島和平進程》，該文指出了朝鮮半島產生和平契機的各種條件，並就如何推動這一和平進程進行了分析。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的推動不可避免地面臨着與中國的民族統一相似的問題：民族的獨立與統一，與打破後冷戰格局的構造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本文是汪暉老師在紀念《黃海文化》出版一百卷“在黃海討論統一與和平” 國際會議上的演講稿，修訂版原載於《文化縱橫》2018年10月。感謝汪暉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作為東北亞和平契機的朝鮮半島和平進程

——紀念《黃海文化》出版一百卷“在黃海討論統一與和平” 國際會議上的主旨演講

汪暉

仁川，2018.6,29

內容提要

朝鮮半島在極度危險的條件下出現了和平的契機。為了保衞和推進這一寶貴的契機，我們需要追問一系列問題：首先，什麼是這一和平契機出現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本文將從美國、日本、俄國與中國等大國博弈的邊緣區域、朝鮮的獨特位置及其策略、韓國政治的契機（文在寅當選及長期社會運動的積累）等方面分析這一契機得以形成的條件。其次，為什麼這一契機出現在最危險的地域和時刻，而不是出現在台灣海峽和琉球等存在長期的統獨鬥爭和反基地運動的地方？本文將側重對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做一些比較分析。第三，什麼是和平力量得以壯大的條件和策略，以及和平進程發生倒退的危險存在於何處？本文將從20世紀中國和亞洲地區的一些歷史經驗出發，分析東亞地緣關係的主要矛盾和團結的政治（或統一戰線的政治），同時分析阻礙和平進程的因素**。**

危機中的轉折

2018年2月9日至25日，第23屆冬季奧運會在韓國江原道平昌郡舉行。奧運會前夕，朝鮮半島圍繞朝鮮核問題的爭執風急浪險，法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奧運代表團先後揚言如果他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將退出本屆冬奧會。2018年元旦，金正恩發表新年祝詞，建議在奧運會期間朝韓雙方在首爾進行會談。1月18日，朝韓雙方舉行了兩年來首次高級別會談，宣佈組建聯合冰球隊，並在開幕式上攜朝韓統一旗入場。金正恩胞妹金與正在奧運會開幕式上與文在寅總統會面，引起世界廣泛關注，而在首爾南北雙方的高級別會談也正在結出果實。3月5日至6日，文在寅派遣國家安保室長鄭義溶率領韓方特使團訪問朝鮮。以此為契機，美國方面對朝韓接觸做出了正面回應。3月8日，特朗普在推特透露朝鮮半島問題取得重要進展，他與金正恩的會面正在計劃之中。3月25日至28日，金正恩首訪中國，與習近平會見。4月27日9時30分，金正恩跨過軍事分界線與文在寅會面，由此拉開了一系列圍繞朝鮮半島的首腦會晤。5月7日至8日，金正恩再次訪問中國，在大連與習近平會談。6月12日，金正恩在新加坡與特朗普舉行一對一和擴大會談，而他訪新乘坐的飛機是中國提供的國航包機。6月14日，俄羅斯總統普金向金正恩發出了訪俄邀請。約一週後，6月19日至20日，金正恩第三次訪問中國，與習近平會見。文金會、習金會、金特會，以及即將上演的普金會和日本半心半意謀求的安金會，形成了半島百年來從未出現過的景觀。

在這一系列活動中，所有會面均以金正恩的多邊外交活動為中軸，朝鮮成為國際舞台的重要角色，朝鮮方面是撬動這一進程的主要方面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朝鮮無法單獨撬動朝美對峙的僵局。由於文在寅總統的當選，韓國政府極為堅定、有力、迅速地回應這一進程，使得南北雙方為和平而站在了一起，從而暫時取消了美國的戰爭理由，為此後的系列變化奠定了條件。因此，韓國也是撬動這一進程的主要方面：南北雙方的共同努力，終於將南北雙方置於一種能動政治的中心；也只有南北雙方將半島和平的總體利益置於各自國家利益之上，才能可能形成上述“共同努力”。南北雙方在區域政治中扮演能動角色，促成美國、中國、俄國和日本等利益各不相同的大國轉向雙邊和多邊和談，尤其是迫使美國與朝鮮進行直接談判和首腦會晤，並以此為契機，改善了中國與朝鮮之間的關係，緩和了因薩德問題而導致的中韓之間的緊張。由此，南北首腦會談是2000年金大中-金正日、2007年金正日-盧武鉉平壤會見後的第一次，朝美首腦會談是半島南北分裂以來的第一次。這是19世紀以降東北亞秩序變遷中的重大事件。

戰爭狀態的世紀綿延

朝鮮半島的命運與東北亞區域秩序/無序息息相關，而所謂秩序/無序幾乎都是大國主導的結果。朝鮮半島處於被動的地位。我在這裏舉出兩個例子。首先是19世紀至朝鮮亡國這段歷史。從1860年代開始，亞洲地區逐漸陷入帝國主義勢力主導的秩序/無序，其標誌是英、日、俄、美等霸權國家通過武力征服、殖民統治、瓜分勢力範圍等等方式，用帝國主義國際秩序取代曾經長久維繫區域和平的東北亞傳統世界秩序。這一秩序的特徵即大國博弈，在主權秩序概念之下，從根本上剝奪弱小國家的主權。1859-1861年間，英國與俄國圍繞對馬海峽進行爭奪，觸發了幕末日本圍繞“徵韓”的爭論及其後控制朝鮮的嘗試。為了抗衡俄國在亞洲的擴張，英國保守黨政府曾有聯合清政府的設想，直到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簽訂，英國才正式放棄聯合中國牽制俄國的念頭，日本由此廢除了治外法權，獲得了與西方列強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九天以後，甲午戰爭爆發。甲午戰爭的直接誘因是朝鮮東學黨事件後日本對駐朝清軍的攻擊，但這一事態的形成可以追溯至1885年4月18日由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簽訂的《天津會議專條》，以及更早的江華島事件（1875-1876）。事實上，早在甲午戰爭之前，1887年，日本參謀部就已經制定了《征討清國策》，不但預謀攻擊北京和長江中下游，而且明確地將從山東半島至台灣的沿海地區及島嶼全部納入日本版圖。《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是日本長期謀劃的產物。

日本的野心是在帝國競爭的態勢中展開的。馬關簽約後僅六天，就發生了俄國主導、德法加入的“三國干涉還遼”，東北落入俄國勢力範圍，膠州灣陷入德國之手（1897）。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干涉，而聯軍之一的俄國利用這一局勢出兵佔領東北全境，引發了與日本及英國的矛盾。1902年締結的英日同盟正是為了與俄國爭奪中國東北的權益。這一系列事件標誌着日本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直接加入了各帝國間為爭奪殖民地而展開的國際競爭。1904年，作為上述序列事件的產物，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戰爭因日本想統治朝鮮的慾望所引發，然後通過入侵朝鮮而肇始。日俄戰爭始於朝鮮戰爭，最終發展為日本與俄羅斯之間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戰爭。”[i]

在這場以朝鮮和中國東北（滿洲）為戰場的戰爭中，不僅俄國、德國、法國和英國等老牌帝國主義相繼現身，而且美國以新的調解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影響了日俄之間的和談及《朴茨茅斯條約》的簽訂。作為調節者和仲裁人，美國所採取的並非中立立場。1895年，由美國俄亥俄州前參議員加爾文·布萊斯（Calvin Stewart Brice，1845 –1898)牽頭、美國各大金融機構參股的美中發展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 ACDC)成立。[ii]公司的目的是積極謀求在華鐵路、礦產和其他工業特權，其中包括謀求中國東北鐵路沿線資源開發權和為期30年的鐵路建築壟斷權。除了巨大的商業利益之外，美國也試圖以利益均沾的名義遏制俄國在中國東北利益獨佔，進而為美國的門户開放政策開疆闢土。[iii]但這一政策因俄國在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的強勢存在而未能成功。據日俄戰爭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結算額，“全收入的82%由國債和一時借入金支付，國外公債的比率達到全體的40%”。[iv]這裏所謂國外公債主要源自美國和英國。為了抗衡俄國的勢力擴張，在日俄戰爭期間，美國通過華爾街金融寡頭向日本提供貸款，總額度佔日本軍費總開支的40%。[v]然而，《朴茨茅斯條約》加強了日本在黃海和日本海的控制權，伴隨日本從俄國手中租借遼東半島，獲取旅順和大連的軍事港口，並壟斷東北區域的貿易，美國的哈里曼鐵路計劃終於破產。一場更為迫近的太平洋地區的爭奪將在日美之間展開。[vi]這是美西戰爭後美國在亞太爭霸面臨的新挑戰和新角色。[vii]

與美國的新角色直接相關的就是我要舉出的第二個例子，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半島的南北分割與朝鮮戰爭的爆發。關於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研究汗牛充棟，但南北分割的形成比哪一方面率先動武甚至更為根本：沒有歐洲戰後瓜分勢力範圍和大國避免直接對抗的事實，就無法解釋朝鮮半島南北分割的格局；分裂和內戰的格局是殖民主義歷史和大國主導的戰後秩序所決定的。在冷戰時代，南北雙方是東西兩大陣營相互鬥爭的前沿之一，民族獨立傾向、意識形態對立與全球和區域霸權秩序相互糾纏。從更為寬廣的範圍來觀察，美蘇對抗和朝鮮半島的分裂都可以在更早時期的地緣政治關係中找到歷史脈絡。就冷戰結構的形成而言，美英是主導，蘇聯是相對被動應對的，鑑於二戰的經驗，斯大林建立緩衝區的建議有其歷史原因。朝鮮戰爭是繼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抗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之後的又一場與朝鮮半島直接相關的戰爭。就宏觀條件而言，上述所有戰爭都包含了圍繞朝鮮半島的爭奪。在這些爭奪中，朝鮮半島的抵抗運動與中國的抗日戰爭一道，成為東北亞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有生力量，因此，**抗日戰爭與抗美援朝戰爭不同於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甚至也不同於太平洋戰爭，其中包含着弱小民族尋求解放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在當今格局中，南北雙方可以穿越歷史的迷霧，發現在對抗中隱含着的共識：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南北雙方均不承認南北分割的格局，都試圖探求民族統一的契機。但李承晚在美國主導之下率先舉行單方面的選舉和建國，並實行獨裁和鎮壓，已難以擔當民族統一的主導力量。韓國社會運動包含着對分割朝鮮半島的霸權力量的抵抗，而北方對於民族統一的堅定信念與韓國社會運動的這一底色難道不存在重疊部分嗎？**南北雙方不是冷戰分裂格局的主導者，但在尋求民族統一方面卻是抵抗霸權秩序的能動力量。**無論是從社會運動中汲取能量的文在寅，還是尋求自主改革的金正恩，他們跨越種種險阻、尋求民族和解的握手也內在於這一抵抗的脈絡。

在上述序列中，朝鮮半島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朝鮮半島的安危同時也是中國的安危。從明代萬曆年間發生的萬曆朝鮮戰爭(1592-1598,又稱壬辰倭亂)，清朝光緒年間的甲午戰爭（1894-1895）、清宣統年間的日俄戰爭（1904-1905）、中華民國時期的抗日戰爭（1931-1945），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朝鮮戰爭（1950-1953），每次朝鮮半島的危機都將中國捲入其中。在所有這些戰爭中，沒有一場戰爭是中國主動發起或主動介入的。在日本入侵中國東北、華北及此後的全面侵華戰爭（1931-1945）中，也有許多的朝鮮兒女以中國為根據地從事針對日本殖民者的武裝的和政治的抵抗運動，並直接參與了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無論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國家形態如何，中國與朝鮮半島因地緣、文化和歷史的緊密聯繫而不得不承擔相互依存的命運。2017年年底，在中韓關係因薩德問題而呈現僵局之後，文在寅總統選擇12月13日即中國為紀念南京大屠殺而設立的唯一國家公祭日訪問中國，並在首場訪華演講中提及對於中國經歷的這場悲劇，韓國人“感同身受”。在朝美關係發生重大轉折之際，金正恩三次訪問中國並與習近平會見，也正體現了這一休慼與共的關係。

重新認識朝鮮與半島危機

重新認識朝鮮是重新認識東北亞狀況的必要步驟。由於社會主義體系的終結與從未終結冷戰的“冷戰終結”重疊而至，西方和隸屬於西方陣營的日本、韓國等等都成為了“後冷戰”的勝利者。所謂冷戰結構的瓦解只是其中一極結構的瓦解，而其瓦解不過是為另一極結構的“全球化”提供條件。這一格局的意識形態後果就是反共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徹底正當化和美國霸權性存在的“自然化”與“無害化”—冷戰結束時，美國是唯一使用過核武器並在全球擁有近900個軍事基地的最大霸權，也是將核武器帶入東北亞並多次準備使用的冒險家，但在所謂“後冷戰”氛圍中，對於置身這一霸權構造內部的社會而言，美國霸權已經變成了“自然的”或“無害的”存在。[viii]對於極為活躍的沖繩反基地運動，除了少數社會運動和知識分子羣體，大眾傳媒鮮有人提及。與美國角色的“無害化”相反，朝鮮被普遍地描繪為最危險的、毫無理性的國家。（即便是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的中國，也時常被描述為“邪惡軸心”之一，時時籠罩在“崩潰論”與“威脅論”之間）伴隨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改革，冷戰時代的區域關係逐漸緩和，如中日之間、中韓之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大幅度地改善了，但朝鮮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所有方面卻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困難和孤立。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朝鮮核危機的三大歷史根源反而被遮蔽了：第一，作為朝鮮戰爭的結果，1953年分別由朝鮮與美國方面、朝中方面與聯合國軍方面正式簽署的《朝鮮停戰協定》及其補充協議不是終戰協定，而是停戰協定，亦即朝鮮半島的戰爭狀態並未因停戰而真正終結。美國駐韓軍隊自1957年起部署了包括戰術性核武器在內的進攻性武器；即便在美方於1990年代初期因美蘇核裁軍協議而從韓半島撤出核武器之後，美、韓始終以絕對的軍事優勢對朝鮮保持威懾，其中也包括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核威懾。其次，朝鮮發展核武器的動機是由冷戰末期和所謂後冷戰時期的戰略失衡所觸發的。停戰之後，南北分裂條件下的冷和平以美蘇相對均衡的對抗局面為前提，朝鮮核政策的變化正是冷戰結構的單方面解體造成的。在蘇聯幫助下，朝鮮于1959年開始建立寧邊原子能研究所，並在1965年建成第一個2兆瓦的小型輕水反應堆，其目的並非發展核武器，而是和平利用核能。在1980年代，朝鮮開發了更大規模的天然鈾石墨氣冷堆，擁有了發展核武器的潛力。[ix]1985年，美國通過蘇聯向朝鮮施壓，促使朝鮮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伴隨蘇聯社會主義體系進入改革和危機的時期，尤其是1991年蘇聯解體，在經濟上高度依賴蘇聯支持的朝鮮陷入嚴重經濟危機，並處於後冷戰戰略失衡的時期。朝鮮轉向核威懾的目的是以自我保護為動力的戰略再平衡，而蘇聯解體所造成的核專家外流也正是朝鮮核技術得以迅速發展的直接原因之一。第三，作為朝鮮的另一後援國，中國在1970年代初期已經開始聯合美國對抗蘇聯，並於1978年開始了經濟改革，其結果之一便是中韓於1992年8月建交。**在中國與俄國與韓國改善關係的同時，不但中朝、俄朝關係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驗，而且美國和日本並未改善與朝鮮的關係。**在前所未有的孤立狀態下，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金日成、金正日一邊轉向核武器的研發，以作為安全與政治的戰略籌碼，另一方面又試圖尋找突破孤立狀態和變革的機會，但後一方面的努力不是被忽略，便是因外來壓力而終止。

我從1990年代開始參與有關東北亞區域整合的討論，朝鮮從來不在其中，也鮮有學者論及朝鮮，似乎朝鮮就是一個真空地帶，一個等待其自行垮台的政治體，東北亞問題可以對其忽略不計。由於朝鮮的孤立狀態，外界很難確切地瞭解和判斷朝鮮政治的變化，從而有關朝鮮政治不確定性的説法此起彼伏。但就朝美、朝韓、朝日關係而言，在過去二十多年中，美、韓、日因國內政治變化而顯現在對朝政策上的變化絕不比朝鮮更穩定。在某些方面，朝鮮的狀態類似於中蘇分裂後中國的被孤立狀態，它在蘇聯解體之後經濟面臨極大困難的條件下，開始了通過發展核武器以贏得自身安全和國際地位的努力。這一點恐怕也受到中國六、七十年代的經驗的啓發。朝鮮核危機的全部進程都是在孤立、圍堵朝鮮與朝鮮自衞、突圍的互動中發展的，如果大國、尤其是美國不能承擔責任，就難以解決半島無核化的危機。

美國的責任與各大國的角色

我們只要排列出半島核危機的幾次轉機及其失敗的序列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1991年9月27日，在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總統任內，美國宣佈撤除部署全球各地區的戰術核武器，其中也包括部署在韓國的戰術核武器，三個月後，即1991年年底，南北雙方簽署了互不侵犯協定和《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一個月後，朝鮮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簽署了接受安全保障協議，並於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接受了該機構6次不定期核檢查。

但是，由於雙方在核查進程中出現分歧，導致朝鮮于1993年3月12日宣佈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在這一危機局勢中，美朝舉行副部長級直接談判，並於1993年6月11日達成一個聯合聲明。1994年10月21日，美朝日內瓦會談達成《朝美核框架協議》，在朝鮮承諾凍結核設施的前提下，美國牽頭成立朝鮮半島能源開放組織，為朝鮮建造輕水反應堆並提供重油，但美、日、韓幫助朝鮮拆卸石墨反應堆和建造輕水反應堆的承諾一再拖延。2000年10月，在克林頓的第二任期內，金正日特使趙明錄與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實現互訪，但這一勢頭伴隨小布什的上台而告終結。

在朝美關係因美國國內政治陷入僵局的時期，2002年9月17日，小泉純一郎成為第一位訪問朝鮮的日本首相，金正日與小泉純一郎代表雙方簽署了《朝日平壤宣言》。除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和有關關係正常化的承諾之外，日本方面也就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和給朝鮮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害和痛苦表示反省和道歉。朝鮮方面也釋放善意，公開承認發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的綁架日本人質案的責任，並將其定性為“一部分特殊部門實施的國家犯罪”。然而，正如美朝關係受制於國內政治一樣，日朝關係的走向—無論是改善還是惡化—也同樣受制於日本國內政治。朝鮮方面承認綁架案的善意在日本鋪天蓋地的媒體轟炸中被再度妖魔化，朝日談判的曙光曇花一現。

2002年朝美圍繞核問題的對話陷入僵局：小布什政府於2002年宣佈朝鮮與伊朗、伊拉克為“邪惡軸心”，美國《核態勢評估報告》將朝鮮列為使用核武器打擊的對象之一。2002年10月，美國特使凱利訪朝後宣佈：朝已承認濃縮鈾計劃，指控朝正在發展核武器；朝鮮隨即表示在半島局勢下有權發展核武器。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停止向朝鮮提供重油，而朝方則於2003年1月10日宣佈退出《不擴散核協議》。美國拒絕與朝鮮進行直接談判，雙方互信面臨崩潰。在美方的遊説下，中國以三方會談的方式為朝美溝通提供條件。“從2003年4月到2007年10月，舉行了一輪中、美、朝三方會談和六輪有韓國、日本、俄羅斯加入的六方會談。過程充滿曲折，但對話使得朝核態勢基本維持在可控範圍內。六方會談中所形成的三份文件——2005年的《9·19共同聲明》、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為通過對話談判和平解決朝核問題打下重要的政治基礎。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協議在達成後卻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變故往往得不到執行，會談常常陷入破裂，局勢一再地捲入螺旋上升的緊張狀況。”[x]六方會談是一種妥協形式，參與談判的大國儘管都要求朝鮮棄核，但各自利益不同，難以步調一致地行動，其中美國無視朝鮮的安全關切是一個主要障礙。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下，所謂南北統一問題就是北方併入南方的問題，即所謂德國模式—這一模式不可能為朝鮮所接受。

朝鮮半島和平契機的根據

在雙邊和多邊談判遭遇困境的時刻，美國方面宣稱：朝鮮核問題的轉機只能來源於制裁。但是，朝鮮戰爭以降，美國及其盟國一直對朝鮮實施制裁，直到今天，為什麼從未生效？在冷戰時代，朝鮮是東方陣營的一部分，西方的制裁不可能取得效果；在後冷戰時代，中、俄、日、美的地緣政治利益各不相同，即便都贊成半島無核化，在六方會談的條件下，也無法形成真正的統一步調。**促成大國達成脆弱共識、逼迫美國同意與朝鮮進行直接談判的，恰恰是朝鮮在核武器方面的快速進步和貌似不惜一戰的戰爭邊緣政策。**無論是否贊成這一政策，我們需要承認兩點：

首先，作為一個地區小國，朝鮮所以能夠扮演這一角色，是以其獨立自主的主權狀態和相對獨立的經濟結構為前提的；在這一主權狀態下，不是單純地依賴大國庇護，而是尋求能夠最大程度地抵抗外部壓力的軍事-經濟體系，成為其國家發展的優先戰略。六方會談未能取得最終進展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國將其自身與其亞太盟國的關係投射在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上，認為只要中國給朝鮮足夠壓力，就可以迫使朝鮮讓步。因此，美國不但拒絕與朝鮮直接會談，而且也不斷地通過軍事演習和經濟制裁對朝鮮進行恫嚇，並試圖迫使中國干預朝鮮內政。美國的錯誤不僅是將自己的秩序觀投射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上，而且也不瞭解朝鮮在長期的反殖民、反帝鬥爭中形成的主體性需求。從金日成、金正日至金正恩，朝鮮領導人倡導的主體思想是始終一貫的，但很少有人認真對待。一個弔詭的事實是：如果沒有朝鮮的這一獨特位置和由核危機導致的高度緊迫感，在安全方面長期依附美國的韓國方面也難以形成尋求自主解決半島危機的緊迫感和堅定性。因此，統一的政治必須在雙方互動之中才能真正展開。

其次，不同於台灣在冷戰結束後日益高漲的分離主義趨勢，朝鮮和韓國始終保持着強烈的統一意願。國家統一是南北雙方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因此，朝鮮不是、也不可能單獨完成撬動上述和平進程的任務，配合其完成或與其共同完成的是韓國。在這個意義上，南北對話合作是對朝鮮戰爭遺產的顛倒：在戰爭時期，南北雙方均以朝鮮全境作為國家邊界和主權範圍，以消滅對方作為實現統一的手段；和平進程同樣以朝鮮半島全境作為國家邊界和主權範圍，但改變了另一預設，即在政治制度不同的條件下實現和平是可能的；必須放棄一方吞併另一方的野心，開創一種不同於德國統一模式的統一模式。事實上，朝鮮在長期國際制裁下的頑強存在和其先軍政策迫使人們認識到：朝鮮具有抵抗外部壓力的意志和力量，韓國發達的經濟和不完全的主權狀態不足以單方面地統一半島，試圖等待自然瓦解或動用武力解決統一問題，都是不現實的和危險的；因此，必須在尊重朝鮮地位的前提下，開啓和談進程。這是金大中、盧武鉉兩任總統以來的政策理念，也是在李明博和朴槿惠擔任總統時期遭遇挫折的進程。

在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時刻，文在寅當選韓國總統是一個重要事件。沒有這一契機，南北之間的默契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如果説朝鮮為回應美國壓力而形成的對應性戰爭邊緣政策迫使各方迅速採取行動，那麼，文在寅總統綜合半島和平統一意願而形成的國內政治局勢和靈活果斷的國際戰略，讓他成為迄今為止和平進程的關鍵人物。文在寅與金正恩在板門店握手跨越對方邊界的視頻和照片震撼了全世界。文在寅是在朴槿惠遭彈劾、民意激盪的過程中當選的，他本人與韓國進步社會運動有着長期的、密切的聯繫。在高度動員的社會條件下，文在寅能夠依託民意，較大程度地超越議會黨派政治的限制，以其靈活的政治技巧，激活南北對峙的僵局。沒有韓國長期的社會運動的積累和支持，沒有戰後韓國社會對於統一的基本共識，沒有戰爭危險迫在眉睫的緊迫感，文在寅總統不可能靠一人之力展現這樣的意志和能量。韓國社會每一次朝向和平統一的努力都在增強韓國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比較韓國與台灣及琉球的狀況，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韓國政治的潛力。台灣分離主義是日本殖民主義和戰後美國蓄意培植的產物，但其主要是在冷戰結束之後，並預伏在美國與中國大陸締結外交關係的過程之中。在中美媾和的同時，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並將並非琉球一部分的釣魚島同時交給日本管理，同時在承諾“逐漸減少”的前提下維持對台灣軍售，並以國內法（《對台灣關係法》）制衡中美關係。伴隨中國崛起的進程，遏制中國逐漸成為美國朝野的共識，美國在過去三年中通過“國防授權法”為美台實質性軍事同盟提供法理基礎，甚至邀請台灣加入在所羅門羣島的海軍演習的建議也在考慮之中，挑戰中國大陸的“一箇中國”原則。台灣領導人蔡英文則以價值觀政治與之呼應，公開以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口號相號召，要求“自由民主國家”聯合遏制中國。琉球、關島和夏威夷等構成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帝國羣島的關鍵部分，由於琉球是美國在亞洲的最大軍事基地和遏制中國和俄國的軍事前沿，處於美國帝國羣島的中心地帶，故當地社會運動雖然極為活躍，給人極大的啓發，但在沒有日本國內政治變遷和周邊環境變遷的條件下，難以撼動其霸權。

朝美首腦會晤不是發生在通常被認為“鴿派”的克林頓和奧巴馬時期，而是發生在經常讓人不安、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朗普時代，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謂不按牌理出牌，並不僅僅是特朗普個人特性的結果，也是以美國兩黨政治為軸心的政治危機的產物；恰恰是在政黨代表性全面喪失、媒體“客觀性”根本瓦解、民粹主義政治高漲的時刻，特朗普的個人特徵才得以在美朝關係問題上顯示作用。在朝美直接對話問題上，美國扮演了較為主動的角色。但是，美國對朝政策的變化服從於其地緣政治戰略，尤其是在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對中國的圍堵戰略。在朝美宣佈即將舉行會談時，曾經一度盛行中國已經在南北和談中邊緣化的輿論，這一輿論雖然由於中朝關係和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地緣位置的特殊性而被證明是錯誤的，但也並非空穴來風。美國對華關係的主軸已經從接觸轉向遏制，即從將軍事和政治遏制置於背景方面，通過鼓勵其加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形成遏制，到以直接軍事、政治和貿易戰的形式進行遏制，其目標沒有變化，就是阻止中國崛起。

美國國內圍繞中國問題的紛爭不是是否需要遏制中國，而是如何處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賴的利益關係。這一點對於中國和美國都存在。因此，探索朝鮮和平統一進程必須充分考慮如下三個問題：一，近期東亞區域的緊張態勢與奧巴馬時期的希拉里主導的“重返亞洲”計劃有密切關係。實際上，美國談不上重返，因為從來沒有離開，只是力圖確保對中國的絕對優勢而已。因此，儘管美國國內政治變化對於半島局勢具有重要影響，但不能將朝鮮半島和平的希望寄託在美國國內政治之上。從基本方面看，美國的對朝政策服從於其地緣政治戰略和維持其全球霸權的使命。**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與貿易戰對於朝鮮半島和平及台灣海峽穩定的潛在破壞性。**美國優先政策是在美國國力不足以維持其全球霸權時提出的，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會放棄其霸權地位和戰略，恰恰相反，美國優先的實質含義是力圖將其盟國更深地納入美國霸權體系，以替代美國承擔的部分經濟和軍事義務。以美國優先名義做出撤退姿態，同時加強對盟國的壓力，以維護其霸權體系，是這一政策轉向的內涵。**三，美國民主危機（政黨政治、媒體的失敗與民粹主義崛起）的危險性與可能性。**戰後美國政黨政治和媒體輿論對中國、俄國、朝鮮等國的定位相對固定，在這種穩定格局之下，任何戰略性突破都非常艱難。但從布什時代以降，美國兩黨政治失靈、媒體影響力衰落已經成為重要趨勢，至特朗普時代，民粹主義政治正在突破傳統的政治框架，這是特朗普有可能在反對黨反對、媒體激烈批評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舉行朝美會談的條件之一。但在美國民主危機條件下，特朗普對外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反覆空間和不確定性。在制度失靈的條件下，局勢翻轉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強了。

對朝鮮的安全承諾與中國的角色

在上述條件下，中國以及俄國對朝鮮的安全承諾是必要的。中國支持半島和平統一，主張以“雙暫停”為起點推動半島無核化進程。相較於習金會之前的態度，中國在發展對韓關係的同時，着重重申了對朝承諾。金正恩要完成其歷史角色，不但需要重建與韓國的關係，也需要完成對在南北統一進程中中國角色的再造，即通過重塑抗美援朝戰爭中兩國在抵抗帝國主義入侵中的血肉聯繫，創造一種推動區域和平的新紐帶。在第三次習金會上，習近平承諾了三個“不會變”：“中國黨和政府致力於鞏固發展中朝關係的堅定立場不會變；中國人民對朝鮮人民的友好情誼不會變；中國對社會主義朝鮮的支持不會變。”[xi]這些修辭顯示了一種立場，即朝鮮半島的自主性越強，越有利於中國的安全；以歷史傳統為依託，承諾對於朝鮮的責任，有利於半島和平進程—這一進程不僅涉及薩德問題和美軍撤出問題，而且涉及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和東北亞的區域整合。回顧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敍利亞戰爭和漫長的伊朗核危機，美國在任何時刻都有可能放棄已經達成的協議，轉而動用武力。如果沒有中國、俄國等大國對於同一進程的介入和承諾，就無法提供朝鮮方面的安全需求，而安全需求正是啓動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的必要前提。基於19世紀以降大國平衡的教訓，任何大國的安全承諾都必須是在尊重朝鮮半島自主性的前提下的承諾，因此，尋找一種透明開放的國際框架，以確保這一前提，十分必要。在朝韓雙方的自主決定與充分考慮朝鮮的地緣安全需求之間，必須找到一種充分發揮南北雙方能動性、制約單極霸權主導的平衡點。

中國在這一進程中可以也應該扮演重要角色，但必須面對戰後的歷史遺產。Bruce

Cumings於2017年秋季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指出：從1945年至今的七十多年間，太平洋戰爭的最大遺產之一是東亞地區強烈的相互仇視。戰爭期間，美國仇視日本、紅色中國、朝鮮共產主義者、越共等敵人，這些“敵人”也敵視美國。當專家們用日本奇蹟等術語表述日本的成功秘訣之時，日本的反美主義已經很稀薄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和朝鮮半島的敵視，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與朝鮮半島對日本的警覺。不同於西歐的情況，東亞地區的歷史問題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時刻可能因為當代局勢的變化而轉化為負面的歷史資產。日本帝國主義之歷史並不是敵視或仇視的唯一根源，**真正導致這一敵視狀態持續化的是隱藏在“自然化”和“無害化”的秩序和心態中的再造敵視狀態的霸權性構造。**在這種霸權性構造的持續化下，敵視狀態可能因多種因素而發生局部緩解，卻不可能徹底消退，且隨時構成對和平進程和緩和趨勢的阻斷和逆轉。在“中國崛起”引發了區域關係變化的時刻，美國主導的對中國的國際遏制戰略也勢必導致情感關係的轉化。在面對這一重大國際局勢變化的進程中，中國尚未找到推動和平進程的最為有力的理念和方式。可以説，東北亞各方對於一個和平東亞的到來都明顯地準備不足。

如何推進和平統一進程與區域整合？

2018年，朝鮮半島在極為危險的軍事對抗局勢下贏得了一個轉向和平的契機。這一契機也可能是推動東北亞全面和平的新起點。但無論世界格局，還是區域格局，均處於瞬息萬變的時刻。因此，需要動員各種力量，推動和平進程。這裏不揣冒昧，提出幾點粗略的建議或思路，供進一步討論。首先，由於南北雙方是在不同制度條件下謀求和平統一，一個加速但不是短促的進程是必須的。朝韓、中朝、中韓、朝美、韓美的磋商和首腦會談形成了一種態勢，朝俄、韓俄，以及朝日的會談也在計劃之中。這一進程需要保持加速的態勢，才能維繫和改變朝美間的脆弱關係，併為這一關係提供多面的支撐。但加速不是速成，必須在長期進程中設定階段性目標，協同建構未來框架。為了維持這一態勢，朝鮮與韓、美三方簽署終戰協議，是一個必要的步驟。只有在終戰狀態下，雙方的公民才有可能自由地互訪，不僅實現被分離家族的團聚，而且為和平統一奠定前提。

其次，在沿着無核化方向實現軍事和解的同時，實現全面關係正常化，在維持朝鮮自主前提下，幫助其經濟發展。在朝鮮方面做出切實可行的無核化承諾之後，應該以談判方式取代經濟制裁，重啓開城工業園，促進韓國與朝鮮的經濟整合。在中國方面，應該提供更多的技術和經濟援助，發展新義州與中國東北地區的經濟合作。在朝、韓、中國、日本、俄國等區域國家共同參與的條件下，啓動新一輪的東北亞區域整合，促進南北雙邊和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及俄羅斯遠東區域的經濟聯繫和社會交往，以多方參與的方式，建設包括鐵路和公路網線（如南北朝鮮之間的高速鐵路並與朝中鐵路、朝俄鐵路貫通，同時對舊的鐵路系統進行升級改造）在內的互聯互通的新模式，超越目前單極霸權主導的區域和全球秩序/無序。

第三，和平統一將是一個漫長的進程，政治統一是其中關鍵的一環，但並不是全部。**在政治統一形成之前和之後，如何改變和摒棄南北雙方由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所形塑的偏見，促進雙方的相互理解，實現雙方在歷史認知、社會心理和文化上的和解，是一個艱鉅的任務。**在這方面，不妨參考中國的經驗與教訓。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生活方式的差別也日漸縮小，但分裂勢力在政治上推動的“國家建構”運動，以文化建構的方式滲透在媒體宣傳、中小學教科書和其他形態的文化領域，成為台灣分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大陸方面，關於台灣的研究主要限於台灣研究的專門學者，在大學和中學教科書中，有關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和其他方面的內容也較少涉及台灣。這一格局是在內戰、冷戰的歷史中形成的，但至今沒有根本改變。香港於1997年迴歸中國大陸，內地與香港的聯繫日益密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整合極為迅速，但香港年輕一代的中國認識極為膚淺，有關中國的基本認識仍然深受殖民主義歷史、冷戰歷史的影響，而在中國大陸，對於香港青年運動的興起及伴隨其中的分離意識，大多數人感到困惑和不解。無論是朝韓之間的認識，還是中國大陸與台灣、香港之間的相互看法，都不只是在雙邊關係中形成的，而是一個複雜的歷史和現實關係所塑造的。因此，媒體和教育內容的改革不僅是雙邊關係問題，而且也是一個重新認識19世紀以降、尤其是20世紀及當代世界的問題。如果不能徹底地清理殖民主義和冷戰的遺產，根本性地扭轉敵對和歧視心態，民族和解就難以真正實現。

最後，和平統一進程是一個民族主體的再造過程。正如2000年首次南北首腦會議後發表的《北南共同宣言》所説，“南北雙方同意通過全民族的共同努力自主解決國家統一問題”[xii]是一個基本共識，在分割六十多年之後，作為新的政治範疇的全體朝鮮人民不可能只是南北人民的疊加或總和，而且必然是新的政治主體性的誕生。因此，探索形成這一新的政治主體性的進程，也就是探索實現民族統一的道路。這一探索應該比諸如聯邦政府或鬆散式聯合政府等政治形式方面的設計更為寬廣，超越狹義的政治統一，而尋求經濟、文化和政治的新途徑。正如個人主體性永遠是一種互主體性一樣，民族統一或新的政治主體性的誕生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或進程，必然涉及全球和區域關係的變化和重組，因此，政治統一進程與新的區域整合和全球關聯的進程勢必是相互重疊的。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中國大陸與台灣、香港之間的關係困境不僅是歷史的產物，也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條件下不平等發展的結果。在中國大陸方面，如果不能在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發展出一套區別於新自由主義的、更加公平、更加融合也更加尊重文化多樣性、更有利於生態保護、更能夠提供人們創造活力的發展道路，就難以突破沉重的歷史包袱；在台灣和香港方面，如果不能對於東北亞區域內不平等狀況以及台灣、香港的戰後經濟發展，置於冷戰構造內部加以審視，就無法擺脱殖民主義和冷戰史觀投射在其中國認知上的巨大陰影。

對於朝鮮半島南北雙方而言，殖民主義歷史和冷戰狀態對於朝鮮的經濟困境與韓國的依附性發展的根本影響已經深深地烙印在由媒體、教育等所創造的社會心態之中。為此，不僅在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之間，或在台灣海峽之間，而且在整個東北亞區域，展開重新認識當代世界、探索區域和平和自主發展道路的討論，是極為必要的。從南北雙方的敵對狀態向新的“我們”的過渡，不僅需要在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超越危機重重的新自由主義版本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而且需要探索重塑區域關係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南北雙方的和平統一進程在汲取雙方和共同歷史遺產的同時，更需要在探索新道路的過程中並肩前進、相互融合。朝鮮半島南北雙方關於民族認同與統一的共識極為珍貴。這一共識意味着和平統一進程可以在民眾普遍參與的基礎上進行，而不只是少數政治家、精英人物之間的策略權衡或大國平衡的結果。這一民眾普遍參與的狀態是和平統一進程的自主性的基礎。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應該也可能成為推動整個東北亞地區和平進程和區域整合的契機。

​註釋：

[i] 和田春樹：《日俄戰爭：起源與開戰》上卷，易愛華、張劍譯，張婧校訂，北京：三聯書店，2018，第3頁。

[ii] William R. Braist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n Development Compan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1, no 2 (1952): 147-165.

[iii] 董小川《美俄關係史研究1648-1917》（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一書包括了美俄中東鐵路的政策和博弈的研究。

[iv]板谷敏彥：《日露戦爭、資金調達の戦い―高橋是清と歐米バンカーたち》，東京：新潮社，2012，130、132頁。

[v]關於日俄戰爭期間的外債募集問題，見井上琢智，《添田壽一と日清・日露戦爭: Economic Journal宛公開書簡等に見る外債募集と黃禍論》，文章刊於《甲南會計研究》2015年第九期，第1-17頁，具體數據見第15頁。

又據研究，“戰爭爆發後，華爾街的金融大亨們紛紛解囊相助，先後向日本提供了一筆年息6釐的5000萬美元的貸款，英美各承擔一半。同年11月，美國和英國又向日本提供一筆年息6釐的6000萬美元的貸款。1905年3月和7月，英美兩國接着向日本提供第三、四筆貸款，數額都是1、5億美元，年息4釐半。該款額佔日本軍費總開支的40％。此外，日本政府還從美國、英國、德國得到大批武器、糧食、戰略原料、鐵路設備等軍用物資。” （劉自強：《論20世紀初期美國對日政策的演變》，《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第47頁。）

[vi]李燕芬：《美國的中東鐵路政策評析（1895-1922）》，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第13頁；陶彥林、李秀蓮：《20世紀初美國對中國東三省鐵路的覬覦》，《黑河學刊》2001年第5期，第74-76頁；陶文釗，《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1905--1910))，《世界歷史》，1996年第1期，第12頁。

[vii] 以上關於英、俄、日、美在東北亞的爭奪，見拙文《作為思想對象的二十世紀中國》，其上篇刊於《開放時代》2018年第5期。

[viii] 趙剛用“無害化”描述台灣社會對於美國霸權的臣服，實際上也可以用於對於整個東亞思想狀況的描述。

[ix][ix] 傅瑩：《朝核問題的歷史演進與前景展望》，《中國新聞週刊》，2017年5月1日。見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5-01/8213207.shtml

[x] 傅瑩：《朝核問題的歷史演進與前景展望》，《中國新聞週刊》，2017年5月1日。見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5-01/8213207.shtml

[xi] 習近平：《中國高度重視中朝友好合作關係》，《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6月20日，第一版。

[xii]http://www.cctv.com/specials/nanbeihuitan/news/news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