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國故事（二）斂財賣官_風聞

我們來説説“賣官”。按《皇后紀》的記載，是董太后在竇太后（竇妙）逝世（172年）後上台，然後教兒子去賣官換錢的。

範書《皇后紀》：（董太后）使帝（劉宏）賣官求貨，自納金錢，盈滿堂室。

我們去翻史料，記載劉宏賣官的時間是光和元年（178年）和中平四年（187年）兩次標價。

範書《靈帝紀》：（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李賢注引《山陽公載記》：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範書《靈帝紀》：是歲（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我們再來看看這兩段史料的背景環境。

熹平六年（177年），護烏桓校尉夏育誇下海口，説破鮮卑易如反掌。當時東漢帝國正苦於多年被鮮卑侵犯邊界，年輕氣盛的劉宏不顧蔡邕等人的反對，下詔派夏育、田晏、臧旻三人領兵分三路去打鮮卑，結果被鮮卑首領檀石槐打得一敗塗地。

話説這次討伐鮮卑出征時，掌管國庫的大司農都拿不出軍費來，只好從地方徵調軍糧，結果還打輸了。

《五行志一》：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中平四年（187年）正是全國叛亂的最高峯，發生叛亂的地方有涼州（韓遂、馬騰）、荊州長沙郡等三郡（區星、觀鵠等）、揚州廬江郡（黃穰）、幽州與冀州（張純、張舉）、幷州（南匈奴）、冀州與幷州（黑山軍），連天子腳下的河南滎陽也有黃巾殘餘勢力發動叛亂。

不難看出：這兩次賣官政策出台的背後真相是軍費消耗巨大，國庫空虛！劉宏被迫搞賣官來改善困境，雖然是飲鴆止渴，但是又簡單有效。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同時劉宏賣官也是為了中飽私囊。

再者，在史界有這樣一種論調，是説當一個政權一旦出現了“賣官”現象，就是一種快要亡國的信號，這個邏輯思路是“賣官→腐敗→亡國”。

我覺得，這個邏輯思路固然可行，但對任何歷史時期的賣官問題還是要客觀、理性分析，而不是用偏執的方式快速作出判斷。

陳志《夏侯玄傳》裴注引《魏略》：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司馬懿）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夏侯）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司馬師）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

這就是曹魏帝國魏明帝曹叡執政時期的“私人賣官”現象，蔣濟、夏侯玄擔任護軍時都無法禁止，直到司馬師上任後才被禁止。

我們能因此判斷：曹叡執政時期的賣官現象是導致曹魏亡國的原因之一嗎？顯然，後世史家談及“曹魏禪讓於晉”時，個個都去分析司馬氏家族的發展情況，根本就沒人在意這件事。

實際上，從封建社會時至今日，賣官現象是一直都存在的，無非是私人或者是公辦的。如今的史書上成了“私人賣官”嘲笑“公辦賣官”是“亡國之舉”，這是五十步笑百步，這真是一個很奇怪的論調。

而出現“公辦賣官”的原因，一般都意味着國庫空虛。例如清朝末年，朝廷開始賣官，就是因為被列強瓜分，賠款割地，乃至和太平軍對抗，都拿不出錢來，只好乾脆撕破臉皮，直接由官方來搞賣官。

“公辦賣官”的好處就是明碼標價，童叟無欺。“私人賣官”還有人走茶涼的不確定因素，而“公辦賣官”就很簡單：一手交錢，一手拿任命書。穩當的很。

在劉宏執政時期，先後有段熲、張温、崔烈、樊陵、曹嵩等人花錢買到三公之位的。除了段熲是邊地武人（將領）出身，曹嵩是宦官之後，其他三人都是出自名門世家，而崔烈又是最出名的，留下了“銅臭”的典故。

陳志《董卓傳》裴注引《傅子》：靈帝時牓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温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

在崔烈之後【即中平二年（185年）三月之後。】，陸續登上三公之位的還有：鄧盛、張延、許相、楊賜、丁宮、馬日磾、劉弘等人。這些人都是出身世家！除了楊賜是劉宏老師之外，其他人誰也不敢打包票説他們沒有掏錢。

名士花錢買三公，他們的動機根本是出於期望能夠提高整個家族的名譽地位。這樣與他人説上一句：“我們家族裏可是出了三公的！”——嘖嘖！倍有面子！

其實説回來，崔烈只不過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所以被人詬病，染了“銅臭”味。等再往後，世家名士們都紛紛掏錢買三公了，都沾了“銅臭”味，“公平”了也就沒有了非議。

很多人會認為賣官會導致貪腐。我覺得這個觀點必須具體分析。

例如，孟佗與張讓的故事。

孟佗並非世家，至少史書上沒説他祖宗八輩出了哪個名人、高官，介紹他就只用了四個字：資產饒贍。用現代網絡語言來説，他就是個土豪。用史學名詞來描述，他就是個地方豪族。

孟佗通過花錢得到張讓賞識，再通過張讓的運作而當上涼州刺史。他憑藉這樣的手段當上高官，沒人能擔保他不會成為一個貪污犯。但請大家注意，就算此時沒有“公辦賣官”，孟佗的計劃還是能夠成功的，因為：此時腐敗的根源應該是“宦官干政”，即宦官干預官員選拔。

像孟佗這樣的案例在史書上還有很多。劉宏搞“賣官”，從錢財流向上看，劉宏是把宦官的非法所得轉移到自己的口袋中來。

從任命官員的流程上看，劉宏並未破壞察舉制，官員的任命仍然需要經過尚書枱的選拔，而真正破壞察舉制的是“宦官干政”——是宦官在干擾尚書枱的選拔工作。所以説，“賣官”只不過是漢末官場腐敗的催化劑罷了，並非可當做主因。

綜合看來：劉宏執政時期的“賣官”是有門檻的，而不是普通人只要有錢就能隨便買到任何官職，按照前文列的史料記載，普通人花錢只能買到“關內侯、虎賁、羽林”這種低階侯爵和官爵，若想擔任要職，還是必須得通過宦官這條捷徑。

當然也有正直的官員拒絕出錢買官，例如：中平二年（185年），河內人司馬直擔任冀州鉅鹿郡太守，不肯出買官錢，行至孟津，自殺死諫。

劉宏見到奏章後，下詔宣佈暫停徵收修宮錢。實際上不久之後賣官依舊。

範書《宦者列傳》：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劉宏對徵收買官錢，是有一定靈活性的，如《山陽公載記》雲：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所以有廉潔名聲的司馬直就減了三百萬錢，但他仍然不肯出。

無獨有偶，在中平六年（189年），劉宏想提拔羊續為太尉，派左騶【西園負責徵收買官錢的人。】去收錢，羊續就丟出一件破棉襖説：“我值錢的家當只有這件棉襖，你要不要？”左騶當然不要，悻悻而歸。最後劉宏把太尉的位置給了劉虞，當然劉虞也沒出錢【這裏的因果關係是：劉宏本來就想讓劉虞當太尉，而劉虞推薦羊續等人。結果繞了一圈回來，還是劉虞做了太尉。】。

劉宏賣官雖然是打着“公辦”的旗號，但實際上又是他一個人“私辦”的。因為所收入的錢財卻不是由大司農或少府來掌管（不入國庫），而是納入私囊之中（西園），劉宏在西園設置收取買官錢的機構，統一管理支配。從“家天下”的封建制度模式上看，這並不會影響他的執政效能。

中常侍呂強曾向劉宏進諫：天下財物都是陛下的，何必分公和私？劉宏不聽。

範書《宦者列傳》：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

這原因很簡單的，錢入國庫，就姓“公”，自己再想取出來用，大臣們會來勸阻，而巧立名目進入西園的錢可以隨便自己花。

呂強還在奏章中提到：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這份奏章是中常侍呂強寫的，按《宦者列傳》記載順序，應該在中平元年（184年）之前。這裏能反映出兩個問題：

① 斂財導致大司農和太僕的職務架空，或與西園重疊；

② 因為“導行費”的存在，使民間徵調導致官員腐敗，引發民怨。

再到中平元年（184年），黃巾之亂爆發，北地郡太守皇甫嵩就上書要求劉宏將西園的財物賞賜給出徵將士，劉宏迫於形勢，批准此建議。

範書《皇甫嵩傳》：（劉宏）召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帝從之。

原來朝廷出兵，竟然不是從國庫調取財物，而是從皇帝“私人腰包”裏掏錢！從整個東漢帝國的層面上看，劉宏的這種執政模式已經損害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