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的今天，日本的那場震驚整個東亞學術圈的考古造假事件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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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0年，還有一個算法是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也是日本平成十二年，是世界各國政壇熱鬧非凡的一年。比如這一年的四月，日本有了一位新首相——森喜朗，他接替了積勞成疾的小淵惠三；尤其是到了11月，國內各路做國際媒體的記者都在關注大洋彼岸的美國選舉。

11月5號這一天，本是週末，禮拜天。美國選舉的計票工作正在走向尾聲，躊躇滿志的小布什距離白宮越來越近了。

誰料想，初冬時節的這天的日本媒體扔出了學術界一顆重磅炸彈，很短的時間內這樁醜聞迅速發酵，波及到了整個東亞的知識思想界。發生了什麼事呢？

日本頗有影響力的全國性報刊《每日新聞》，在11月5日的頭版頭條標題是這樣的：

宮城縣上高森舊石器時代遺址造假！

   而造假事件背後的主謀，不是別人，就是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所長藤村新一，他是主持發掘這兩處考古文物的團長。這個名字現在讀起來由於時間的流逝好似有些陌生了，因為醜聞曝光後藤村老師臉面實在是無光，把名字都改了，跟了他老婆的姓。但是如果你穿越到上世紀七八十年年代，就會發現藤村那可是超級一流學術明星般的存在。

   和那些沒事遛彎兒踱着方塊步，在家裏養着丫鬟研墨扇扇子，著作等身的精英學術圈裏的人不同，從青少年時代就對考古抱有極大興趣的藤村新一是一個業餘的考古學者，這個業餘在學術圈本是個很負面的詞，就好比相聲圈裏的海青一樣，但成名後，藤村老師在自己的名片上故意在考古學者前面加上業餘兩個字，目的就是為了寒磣那些科班出身的某些考古敵對方流派的學者，而且媒體也喜歡他身上流露出的業餘兩個字，把他包裝成反教條、僵化的學術體制的野狐禪考古領袖。

藤村老師

1950年，藤村出生在加美郡中新田町，是仙台育英高等學校畢業的，後來在東北電力子會社の東北計器工業上班，他沒怎麼受到過系統的考古學訓練，但憑藉從小對出土文物的極大熱情，自學成才，也掌握了一些業內必需的專業知識。

1973年，藤村與人合著了一篇文章，叫「宮城県古川市馬場壇発見の文字瓦」，介紹了線刻文字瓦的資料，在學術界蕩起了陣陣漣漪，緊接着藤村居然在自家後院的韭菜地裏發現了繩文時代的陶器碎片，這一下讓他暴得大名。藉着這股春風，他在1975年自發成立了石器文化談話會，屬於編外的學術活動興趣小組。

    從考古界的外圍票友，到成為業內的骨幹精英，這一段路走得非常不可思議，首先從時間段上來説並不太長，大約有十二三年左右，也就是到1992年，藤村成立了日本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他辭掉了其他所有的工作，專攻考古。雖然這個研究所掛的牌子還是“民間”，但是這個“野雞”考古協會已經登堂入室，拿到了政府和大企業的各種學術資助金。

  藤村老師能在90年代中期以一個野路子的身份站在日本考古界的鰲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發掘成果非常“密集”，而且重大，而且常常能提出學術界想象不到的觀點，填補科班們的科研空白。最著名的莫過於1975年他支持發現了日本宮城縣大崎市的座散亂木遺蹟。這個遺蹟被髮掘出來後，日本考古界形成了這樣一種判斷，即座散亂木遺蹟距離現在大約有四萬年，比之前的巖宿遺蹟更加久遠。這一下子就刷新了日本石器時代的最早記錄。

1983年四月，日本考古界權威岡村道雄、鐮田俊昭發表了《關於宮城縣北部的舊石器時代（宮城県北部の舊石器時代について）》，幾乎把這個事情做成了一個鐵案。

緊接着一年之後，藤村又在宮城縣古川市的馬場壇 A 遺址，而且這個遺址被專家判定為發掘自17萬年的地層，之前學界一直爭論的日本到底有沒有前期石器舊石器文化的存在，也隨着這個重大考古發掘而消弭了。

簡而言之，從1980年到2000年，藤村老師都作出了哪些重要的日本考古“貢獻”呢？首先筆者確實佩服他有着驚人的體力，跋山涉水共搞出來186個遺蹟，僅僅涉關舊時代石器的遺址就有33處，而且他跑遍了日本的9個都道府縣，前後三次刷新日本舊時代石器遺蹟記錄，因為他的“學術成”果，日本的舊石器時代一下子被上推到了70萬年以前……

從90年代中期開始，藤村老師的貢獻就逐漸進入到了中小學教科書中，而且他的幫手們比他更有超前意識，比如日本東北福祉大學的教授木尾原洋在學術討論會上公開宣稱考古的膽子要再大一點，步子可以再邁得大一點，要解放思想，對藤村的活動可以進行發散性解釋，比如完全可以有理由推測日本的直立人在前石器時代就有了宗教性的原型，有了一定的對死亡的理解和祭祀雛形，而且可以建造墓穴，初步具備了語言能力等等。

僅僅用了20多年，日本考古界的衞星就一個連着一個，而且出現過極為離奇的事件，極富戲劇性。1997年，藤村在日本山形縣尾花澤市袖原3號遺址和宮城縣色麻町中島山遺址同時進行了發掘，出土的石器有兩件居然可以嚴絲合縫地完美拼接起來，而且這兩處遺址相隔30公里。按照藤村的説法，舊石器時代有着和大陸地殼板塊的相似的移動理論，像中國古代的虎符一樣完美拼接的石器這叫“可綴合石器”，而且是全世界最古老的。

出土“文物”

為什麼藤村新一和工藤新一一樣，後者走到哪裏哪裏就有死人和刑事案件，前者走到哪裏哪裏就有古蹟？從藤村大規模造假開始，到他被揭露（前後一共28年），難道真的就沒有學術界的質疑嗎？並非如此。

1986年，很有學術操守的小田靜夫和 C. T. 凱利合著了《宮城縣的舊石器及其 “前期舊石器”時代研究批判》，發表在《人類學雜誌》第 94 編第 3號上；1997年五月，竹岡俊樹又有重頭文章《“前期舊石器”究竟是怎樣的石器》發表在《舊石器考古學》第56號上，就在每日新聞記者蹲點摸查藤村的造假過程時，竹花和晴也有《法國阿拉貢洞穴遺址與日本的前期舊石器文化》發表在《舊石器考古學》第59號上，可以説，這三篇文章多次擊中藤村考古成果的很多軟肋，但一一被學術界的主流忽視和漠視。

   最終給藤村致命一擊的是媒體而非學術圈，這本身就值得人們深思，如果沒有媒體的監督，那麼藤村還要囂張當南郭先生到何時？學術界為何成了藤村的共謀者和幫兇呢？以往對這次大規模考古造假事件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上，往往忽視了一些日本學術界的內因。

 造假被揭露後，大眾才發現原來這個弄虛的手段如此之拙劣，並沒有太多技術含量，但即便如此還能騙過日本的不少學術權威。藤村一般是現在相應的底層中挖一個坑，然後把石頭搬進去埋好，或者在較大範圍內“播撒”石器，然後藤村拉着一批酒足飯飽的專家學者去驗證地層的時間，地層時間確定了，那麼石器的時間也就相應確定了。

藤村新一在埋石頭

懂行的讀者一眼就能看出這裏的問題，現在的考古必須要地層檢驗和出土文物形態兩條腿走路，互相印證和比對，為何日本偏重前者忽視後者？

首先，二戰後日本考古界有一個極為牛逼的學術權威，可以説是個學霸學閥，名喚芹澤長介，他提出了一種觀點，叫“層位優先型式”，也就是説，把考古的重點要放在土層的層位上。為什麼這個觀點能大行其道，主要原因還是日本考古界的活兒太糙了，説白了就是能玩出土文物型式的人和學科太少了，因為這涉及到古生態學、古生物學、文化人類學年代測定學包括花粉研究等等，而日本這一塊起步太晚，整個學科規模和體系還沒真正建立起來，再者，日本的特殊地理環境，即酸性的火山灰土壤讓十幾萬年前的石器很難保留，所以之前的發掘 經驗也不夠。

另外一點，就是日本的考古界喜歡把尚未有定論的假説當成牢固的前提，比如日本的舊石器時代好像可以有磨製的石斧，按照這個推，前期的舊石器時代有繩紋時代的某些石器加工技術，也並非不可能啊，問題是日本的舊石器時代有磨製的石斧嗎？難道日本的前陶文化有磨製石斧就可以單純從觀念上推論嗎？再比如，日本考古界曾經對石器“壓制法”有過討論。

什麼叫壓制法？就是用骨質的砸壓器按照事先畫好的邊緣修飾砸壓，這個技術是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完成不了的，但芹澤長介説只要在新土層挖出來，就説明這是可以的，尚有學術良知的竹岡俊樹發文説：這就好比江户時代的人有電子計算機一樣，很荒謬，但竹岡俊樹的觀點根本沒有圈裏人的響應。

每日新聞的報道

那麼學術界什麼長期以來沒有人振臂一呼，喊出“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口號呢？讓不合理的學術理念長期霸佔主流意見壇，根本原因還是日本學術圈的骯髒潛規則：小團體內部的人際家長制關係。固化的科研人員階層結構，權威主義氾濫，讓學閥們橫行跋扈，武斷學曲，其他人逡巡畏義，亦步亦趨。有關這一點，筆者看完日劇《白色巨塔》後也有了一個較為直觀的體會。

90年代初美國學者凱利聽説日本的考古界熱鬧非凡，曾多次發函説要來看看遺址，把玩一下出土的石器，當他參加了一些日本的學術會議，警覺性地發現藤村有造假嫌疑後，寫文章質疑，之後凱利就再也沒拿到去日本的簽證。

即便如此，難道學術界對藤村發掘的遺蹟就這麼難以揭穿嗎？其實就算這個圈子再操蛋再沒水平，只要稍微細心一些也不至於讓這一樁彌天大謊持續那麼長時間。

例如，凡是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中肯定有碎石塊，行話説這叫剝片，也就是當時人類在打製石器的時候留下來的石屑和廢品，而且這樣的剝片肯定是大量的；再者，凡是出土舊石器的地方，幾乎肯定有燃燒痕跡，也就是會有火燒的食物。

發掘現場

　　藤村造假的遺蹟，看起來非常的乾淨，沒啥有什麼剝片，只能解釋説日本人的祖先太牛逼了，製作石器的時候做一件成一件，沒有廢品，這簡直……

　　藤村從70年代初造假開始，到2000年被打垮，這近30年的時間，足足可以拷問日本學術界為何失去了自身免疫和自淨能力，表面上看起來被藤村牽着鼻子走，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他們願意被牽着鼻子走。

行文至此，話還沒有説完，這個鍋，不能完全讓日本學術界背。

當2001年年初，每日新聞牽頭各大媒體連番對藤村審問的時候，藤村一開始還嘴硬説造假了3處，後來竹筒倒豆子全招了，説造假近200多個。記者問他：你這是何苦呢？我們用攝像機蹲點，偷拍你，發現你曾經冒着瓢潑大雨，發着高燒還在挖坑埋石頭，何必這麼拼命呢？

藤村面對鏡頭一把鼻涕一把淚：人家給錢了啊，我不挖點東西出來，怎麼報答他們啊？

真相逐漸大白於天下，藤村背後有一個巨大的利益鏈，他拿了民間考古自助團體和大財團的多少錢，這個數字現在也無人知曉。媒體也逐漸感覺到，查來查去，不能再往上查了，否則大家面子都不好看，弄不好記者會被肉體消滅的。

藤村向公眾謝罪

無論如何，藤村改頭換面消失後，留給日本考古界的是巨大的創傷，直到今天，它的考古界公信力還因此而氣短，30年的造假，或許日本需要幾倍於這個時間才能洗刷掉這個恥辱。行文至此，文章還需要再講一點。

   大財團為何願意給藤村錢呢？藤村為何有這麼多的共謀呢？大家可以再好好看看他的出生年月日，藤村生於1950年，一個屈辱的被美國人半肢解的日本，百廢待興，民族自尊心受到重創的年代，在那個灰暗的年代裏，藤村有一個夢，日本夢。

日本人是全亞洲最優秀的種族，沒錯的！他這麼想。那麼，日本的祖也要比東亞其它民族強！事件的出現與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復興起的新民族主義息息相關，考古學成為推動民族主義的棋子 。官方利用教科書、博物館、指定文化古蹟等手段宣傳偽考古發現，去提倡 “日本古代文明大國論 ”及 “日本人論”，扭曲的民族主義心理才是推動這次造假的心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