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中迴避的史實——漳縣會議（三）：張國燾放鴿子_風聞

張國燾的西進計劃落空

張國燾突然改變岷州會議的決定，轉而西進，毛澤東雖然表示已經“仁至義盡”，“此事只好聽他做去”，但事關整個大局，仍然不得不設法挽救。

對於張國燾刻意強調“在西寧、寧夏、甘涼地區發展，不得已時才向川陝豫鄂發展”，最初黨中央尚未意識到其嚴重性，只以為張國燾是對於戰略方針的誤解，曾去電向張解釋：“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陝、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説紅軍到寧夏地區後給我們幫助，沒有説甘西。”後來當意識到張國燾是以陝甘貧困為藉口之後，9月27日致電朱張徐陳，進一步闡述寧夏戰役的意義：“寧夏人員百二十萬以上，在西北為最富，與陝甘蘇區連成一片，得之老蘇區易於鞏固，與涼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發展，與綏遠交界便於東進抗日，實政治、軍事、經濟、國內、國際之主要一環”。此時着重於打氣鼓勁，不再提地瘠民貧這一點了。

彭德懷9月25日23時致電中央指出：“國燾動搖北上方針，其主要原因對時局認識不清，怕胡宗南側擊，如果與我們會合了，他的政治、軍事領導破產。你們前次電告組織主席團指揮三個方面軍，張也（未）必願”。此時，張國燾手握兩個方面軍，中央也不得不有所遷就，聯合指揮之事，暫時被擱置起來。而針對四方面軍擔心單獨與胡宗南部作戰這一點，彭德懷25日致電“毛轉朱總司令、張總政委”，稱：“奉毛主席電令，一方面軍主力配合四方面軍夾擊胡宗南北進部隊，二十七日開向將軍鋪、單家集出動”。

隨即，中央領導人於26日12時也致電朱、張，一面安慰其稱：“胡宗南部在咸陽未動，其後續尚來到齊。四方面軍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靜、會、定大道，不會有嚴重戰鬥”，同時亦表示“一方面軍可以主力南下策應，二方面軍亦可向北移動箝制之”，並指出：“北上後糧食不成問題。若西進到甘西則將被限制於青海一角，爾後行動困難”。27日18時中革軍委電朱、張，更是表示：“俟得覆電，我二師即出莊浪、秦安，一師出瓦、隆、靜、界線策應”。

當然，這些以主力南下配合的部署，更多地是一種策略上的姿態，而非實際行動。道理很簡單，一方面軍需照顧後路，不可能讓主力冒着被截斷的危險脱離根據地過遠。毛澤東在9月18日20時的電報裏提到：“打擊胡軍，須以四方面軍為主力，在其部署與決心未明之前，一軍團主力暫時宜在現地待機。如能在固原北部再給何柱國一個打擊，使後路無被切斷之虞則更穩妥。將來進攻寧夏，一方面軍只能從鹽池、豫旺、同心城分路前進，而以同心城以西劃為四方面軍之作戰線，故後路保持甚為重要。”

彭德懷在9月19日14時致毛、周的電報中也同樣認為：“在未解決馬洪逵兩個團兵力以後和再給何柱國相當打擊時，我們只能抽十團配合四方面軍靜會段作戰，否則，寧固公路有切斷一方面軍為兩段，鹽、定、豫有被敵佔去，而蔣介石利用此道運兵，策應寧夏，破壞我打通遠方計劃的可能。”第二天，彭德懷在關於配合紅二、四方面軍阻擊胡宗南的部署致聶榮臻的電報中，更明確表示：“在靜會公路夾擊胡敵，應以四方面軍為主，我們只能抽一、二兩師協助，否則，同心城、李旺堡被封，切斷歸路，失去豫旺、鹽池、定邊，可能破壞預期行動任務”。

故此，雖然一方面軍後來做出以主力配合的姿態，但事實上並無可能傾力南下至西蘭大道，更不要説進至西蘭大道以南的莊浪、秦安了。好在後來四方面軍在渡河困難、道路難行、士氣不振的壓力之下再次改變了決策，全軍北上，先期佔據了莊浪一帶。毛澤東在得知四方面軍已佔莊浪之後，馬上改變了原定二師“從固原北部出動，取直徑相機襲佔莊浪”的決定，改令該師“暫停止於硝河城”。硝河城位於將台堡以北，離西蘭大道靜寧、隆德一線尚有約40公里，離莊浪更遠。二師9月30日位於固原以北，而至10月3日才進至硝河城，動作如此之慢並非意外。

自中央和共產國際重新聯繫上之後，張國燾的政治命運就發生了致命的矛盾。他不願和陝北方面會合，千方百計想單獨搞出一塊根據地，和陝北分庭抗禮。但是，他又不得不顧忌到共產國際對此的看法，否則不但蘇聯方面的武器物資援助到不了手，他自己在高級幹部中的信仰地位也必定破產。而此時只有陝北的中央才能對共產國際施加影響，張國燾想不敷衍也不行。

這一點，無論中共中央還是張國燾都是心知肚明的。賀龍、任弼時等在給張國燾的電報中把話挑明瞭：“陝北與國際有聯絡，（對）國內情況較明瞭，（各方面工作特別是）統一戰線工作有相當基礎，必能根據各種條件訂出有利於整個革命發展的計劃”，彭德懷在給中央的電報中也建議：“以中國代表團王明領導打電（報）給張國燾”。這一招“殺手鐧”雖然尚未使用，但其威力是可以想見的。一旦遭到共產國際的明確反對，四方面軍內部就會起絕大的波瀾，此前陳昌浩的“逼宮”只是小露端倪而已。

張國燾不能不考慮，將北上改為西進，要面對黨內外尤其是共產國際的質疑，甚至懷疑這是明目張膽的分裂行為。他的對策是什麼呢？張國燾在9月26日12時致中央電中突然提出：“關於統一領導萬分重要，在一致執行國際路線和艱苦鬥爭的今天、不應再有分岐。因此我們提議：請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西北局應如何組織和工作，軍事應如何領導，軍委主席團應如何組織和工作，均請決定指示，我們當遵照執行”。同時在行動上卻堅決表示：“現部已按此決定調動，不便於更改，務祈採納”，完全是不容更改的口氣。

張國燾為什麼會突然提出“統一領導”的問題來呢？下一封電報揭示出了張的真實用意。當日20時朱、張【按：此時張國燾控制着四方面軍總部，有些以“朱、張”名義發出的電報實際上完全是張國燾個人的主張】致電二方面軍和中央，稱：“此次西渡計劃決定，決非從延誤黨和軍事上統一集中領導觀點出發，而是在一、二、四方面軍整個利益上着想。先機佔領中衞，既可更有利實現一、二、四方面軍西渡打通遠方，又能在寬廣地區達到任務。此心此志，千祈鑑察。關於統一領導問題已有具體提議，因恐同志對西渡計劃可發生延誤統一領導之誤會，故決然如此，從此領導完全統一可期，當可諒解西渡計劃確係站在整個紅軍利益的有偉大意義的正確計劃，現我們仍照西渡計劃行進，望以此實情多方原諒。如兄等仍以北進萬分必要，請求中央明令停止，並告今後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可見，“統一領導”只是張國燾拋給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媚眼”，以示其西渡計劃出於公心，並非分裂行為，而其真正用意在於以名義上的“統一領導”換取實質上的行動自由。

當日張國燾在給曾傳六、鄭義齋和何長工的電報中，仍是按照“由蘭州西渡河”進行佈置，並要求“向一般指戰員解釋只需經過五天行軍，沿途有房子，能渡過黃河，到達甘北和西寧豐富地區”。22時張國燾致電毛、周、彭，很堅決地聲稱：“四方面軍已照西渡計劃行動，通渭已無我軍。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原計實施，免西渡、北進兩失時機”。

然而，“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張國燾的西渡計劃一上來就捱了老天爺的當頭一棒。徐向前回憶，他帶先頭部隊過洮州之後，向老鄉調查得知，黃河對岸已進入大雪封山的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徐向前遂立刻返回洮州向張國燾等彙報（《歷史的回顧》）。部隊的士氣也因為西進跌落到了低點。連孫玉清（九軍軍長）這樣的高級幹部也發牢騷説：天天向太陽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甚至以離隊作為消極抵抗（肖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訪問老同志記錄彙集》）。

張國燾在電報中向中央表示要“統一領導”，“請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並聲稱“如兄等仍以北進萬分必要，請求中央明令停止，並告今後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賀龍等就此建議中央：“國燾等同志已提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義統一黨的領導，並請中央最後決定四方面軍行動。我們建議中央即按各方情況與需要，迅速作出於各方面軍目前行動計劃的決定”。

毛澤東等很快也抓住張國燾來電中“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西渡計劃行動”的表示，以“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名義建議“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但此電尚為商量之語氣，或許此時還沒有收到賀龍等的建議電。不久毛澤東等即意識到這是絕好的機會，當天再以中央的名義下令：“四方面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爾後向寧夏、甘西。二方面軍應暫在外翼箝制敵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動。一、二、四方面軍首長應領導全體指戰員，發揚民族與階級的英勇精神，一致團結於國際與中央的路線之下，為完成偉大的政治任務而鬥爭”。隨即又以毛、周、彭的名義轉令張國燾謂：“中央明令已下，請電令通渭部隊仍回佔通渭，其餘跟即北上”。

張國燾或許以為如同一年前一樣，只要軍權在手，彼此無非是打打電報戰而已，中央也不得不遷就他，即或下達明令，也可以種種理由來推脱敷衍。殊不知時移勢易，此時中央的權威已不同於往日，而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的地位卻如江河如下，幹部戰士已不再像南下時那樣惟命是聽了。部隊聽説又要過草地，“一時情緒低落，開小差的很多”，而“軍中有些幹部已多少看出張國燾領導錯誤的地方，也有些不滿，雖然不是有組織的與自覺的反對，可是已有不團結的現象存在着。例如在職幹部不願意工作，要求去紅大學習，要求調換工作等現象，雖然還不是普遍的，但在甘南及到會寧會合後，卻不斷髮生”（程世才：“關於西路軍的材料”，《紅軍第四方面軍和鄂豫皖邊區、川陝邊區史料》）。

紅軍總部於27日到達洮州（參見《伍雲甫日記》），在洮州再次開會討論行動計劃。會上，不僅朱德、陳昌浩、傅鍾反對西進，肖克、李卓然、餘洪遠、王維舟等也感到中央已有明確的命令，不能再猶豫含糊，在會上以各自方式表示了北進的意願。徐向前也在會上説：“鄂豫皖來的老同志也不願向西走了……”。此時的張國燾變成了孤家寡人，雖然仍力圖繞道西進，但最終因“空前孤立”，不得不放棄西進主張，同意北上。9月27日，朱、張致電中央及二方面軍：“決仍照原計劃東出會寧，會合一方面軍為目的，部隊即出動，先頭二十六日到界石鋪決不再改變”。

漳州會議的風波總算是過去了。不過，“最後雖然達到四方面軍東進之目的，可是停頓延宕，東馳西調，以致縱逝了許多寶貴的時機，使敵人從容集中，而我軍則慌忙應付，種下了以後戰局極嚴重的惡果”（“陳昌浩同志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由於原定通莊靜會作戰計劃無法實現，二方面軍被夾入國民黨胡宗南、孫震、王均部三面圍擊之中。10月1日，紅二方面軍報告：“現在敵人已進到利害衝突線下，我活動內幅狹小，地區貧苦，人口稀少，不利於我擴紅籌資與休整”，要求率軍北上。第二天，即10月2日，中央以“萬萬火急”電致賀任關劉：“同意你們六號開始經天水以西向通渭轉移，以四天行程達到的計劃，盼堅決執行”（《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彙編（四）》）。對張國燾此次的變卦反覆，賀龍極其憤恨，後來在二方面軍戰史編寫座談時反覆提及：“張國燾整了我們一手，這段寫清楚一點。損失相當大，我們損失17團”、“張國燾違背中央軍委的指示，二方面軍幾乎遭到全軍覆沒”、“這個戰役是岷州三十里鋪開會決定的，我們堅決執行了，張國燾未執行，敵人壓到我們頭上來了”。張國燾西進的行動對整個靜會戰役計劃的影響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