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柏楊談以史為鑑_風聞

【曹正文  作者為 《新民晚報》高級編輯、上海作家協會理事】

我在攬翠樓中訪柏楊

2001年春天，我接到台灣佛光大學邀請，赴台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報社領導同時委派我採訪“台灣十大文化名人”，我把擬出的名單向上海市台辦作了申報，獲准同意，便於2001年6月從上海先飛香港，至香港已是中午12點，我從機場搭乘地鐵至中環，在那裏換取入台證，再從中環趕往機場搭乘下午4點30分的飛機飛赴台北。我小跑步趕到機場入口處時，離這架飛機關閉艙門尚剩15分鐘，這是我第一次飛赴台北。由於當時大陸與台灣沒有直飛，才讓我忙出一身大汗。

我那次赴台北訪問的台灣十大文化名人，包括散文家兼詩人余光中，文物書畫家秦孝儀，台灣第一制聯高手張佛千，女小説家李昂，曹又方，電台主持人羅蘭，電影明星胡因夢，漫畫家蔡志忠等。其中排在第一位便是我敬仰已久的柏楊先生。

我早在飛赴台北前，就託朋友把信轉給了柏楊先生，一到台北，我便和他通了電話，話筒裏傳來他河南腔的國語聲音：“歡迎你到台北來訪問。”我與柏楊約好時間，準時來到他在台北市郊新店的寓所。

柏楊先生的寓所在半山腰上，我叩開門，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氣質温婉而讓人賞心悦目的半百婦人。她就是柏楊先生的太太張香華。張香華女士笑盈盈把我引進客廳，我終於見到了一位身材高瘦、滿頭銀霜的老人，他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柏楊先生。

柏楊先生當時已八十掛零，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襯衫，一條灰色的褲子。他書齋兼客廳正面對窗外起伏的羣山，碧翠滿目，風景秀麗，好似一幅天然的風景畫，故柏楊將書齋取名“攬翠樓”。

柏楊請我在客廳坐下後，親切地對我説：“謝謝你在《新民晚報》介紹我的書《醜陋的中國人》。”我趕緊説：“大陸讀者都很喜歡您的著作，尤其您的《柏楊版資治通鑑》在大陸初版就印了16萬冊。”

我見柏楊先生開心地一笑，又説：“我這次赴台訪問台灣十大文化名人，第一位就是您，讀者想了解您怎麼會花10年時間將這部400萬字的《資治通鑑》改寫為白話版？”

柏楊喝了一口茶，喃喃地説：“以史為鑑，歷史就是人類的一面鏡子。”

我與柏楊相見前，已做了一些功課，通讀了柏楊先生的大部分著述以及評論他著作的各種文章。

圖 | 2001年，本文作者與柏楊、張香華夫婦在台北合影

柏楊，原名郭衣洞，河南輝縣人，他出生於1920年，父親郭學忠當過河南通許縣縣長，但柏楊自幼喪母，年幼時便受到繼母虐待，他繼母曾拿着西瓜刀要砍他，他度過了充滿飢餓、斥罵的童年與少年。柏楊17歲那年被迫離家出走，他由於沒有高中文憑，為了繼續求學，他就偽造高中文憑，先後考進了三所大學，但因“東窗事發”，都被一一趕出校門。柏楊在天津、瀋陽、北京、濟南、青島、南京、上海各地流浪、徘徊，他一度想投海自盡，但還是在朋友的幫助下，來到了台灣。

柏楊先生初入台灣時也受了不少苦，我親耳聽他講了他入台後的經歷，他説：“我流浪到台灣，開始的一些歲月，是當幾所學校的教師，其中到一箇中學當歷史教師，讓我靜下心來讀了一些古籍，比如《左傳》《戰國策》《呂氏春秋》，這些歷史書讓我思考：為什麼很多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被後人誤解與誤讀，而擁有五千年優秀文化和文明的中國，為什麼在一段時間內社會進步如此緩慢，甚至到了20世紀中葉處於衰退、落後？”

我知道50年代初，柏楊已創作了第一篇小説，並且被髮表，便問：“您的處女作也是當中學教師時發表的？”

柏楊點點頭説：“是的，我當時在報紙的新聞上讀到‘中華中文獎金徵文委員會’的徵稿啓事，便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個短篇，取名《人民》，投出後忐忑不安，沒想到很快被採用了，還收到了我人生第一筆稿酬——800元新台幣。”

由於柏楊文學天賦被挖掘，他決定利用自己的筆展示才華，併為平民呼籲，他不斷向《自由中國》投稿，通過投稿認識了寫小説的聶華苓、林海音，寫散文的張奇君，寫詩的周棄子、彭歌，還有女作家郭良蕙，他們這些文人雅士每月在台北中山北路上的“美而廉餐廳”聚會，每次輪到柏楊主持聚會，他都會想出一些別開生面的方式，讓大家暢所欲言。柏楊隨即拿出他當年拍攝的照片，照片上的柏楊意氣風發、玉樹臨風，是個頗有魅力的中年男子。

60年代初期，柏楊已進入了他創作的第一個旺盛期，他當時在《自立晚報》開設每日一篇的“綺夢閒話”的雜文專欄，每篇800字左右，長的可寫到1600餘字，他以幽默的文筆，談中國女性問題，進而探討人生百態，並揭示傳統文化對中國女性的迫害，由於引人注目，他每天都收到許多讀者來信，正處不惑之年的柏楊風度翩翩而學識淵博，他的雜文尖鋭而發人深省，成了許多女讀者崇拜的對象。

被囚“綠島”寫史著

因為柏楊的雜文寫到了“醬缸”文化，寫到了潘金蓮哲學，談到了“窩裏鬥”，批判了中國封建皇權以及“官本位”制度下的醬缸文化，他從漢武帝劉徹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談到明王朝暴君朱元璋的大考八股文與大興“文字獄”，對此一一作了無情的批判，這就成了台灣政府注意的對象。

正在柏楊聲譽鵲起，事業蒸蒸日上之際，1968年發生了“大力水手事件”，據柏楊先生回憶：“1967年時，我妻子倪明華在《中華日報》主編《家庭》版副刊，當時刊登了美國畫家的《大力水手》漫畫。文字部分由柏楊翻譯，由於圖文並茂，《大力水手》在青少年讀者中頗受歡迎。1968年元旦那天，我協助妻子刊出一幅《大力水手》漫畫，內容大致為大力水手父子倆合購了一個小島，父子倆為了誰當小島的總統而發生了爭執，父親説，我要發表競選演講《全國軍民同胞們》。”柏楊説到這裏，停下來喝了一口茶説：“這個口號很像當時國民黨政府元首蔣介石的口氣，於是政府當局便下令傳話我妻子與我，理由是蔣介石當時已年邁，正準備傳位於其子蔣經國，而畫中父親的口氣，與蔣介石歷次發表元旦文告的原話一樣，於是倪明華被傳訊之後，48歲的我再次被傳訊，進入監獄後，一直到我57歲才出獄，當時判了我12年徒刑。”

柏楊在台東市海上的綠島監獄一關近十年，我就問：“您在封閉的監獄中，做了一些什麼？”

柏楊回答：“我被判刑以後，驚悸的身心稍稍安定下來，我覺得這是一個讓我冷靜思考的機會，我想讀一點報紙與世界史，但牢房狹窄而擁擠，晚上睡覺時人挨着人，有一天我在監獄圖書館看到了一部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這部書稿足足有400多萬字，我不由拿起來翻閲，一讀，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正是讀這本鉅著，讓我想到了在漫長的監獄生涯中要寫三部書稿，第一部是《中國歷史年表》，第二部是《中國曆代帝王皇后公主世系錄》，第三部就是《中國人史綱》。”

我説：“我看您發表的文章，您在讀這部史書時，曾‘一讀一流淚，一哭一扶胸’？”

柏楊娓娓而道：“我是一個個性倔強的人，但也是一個極易動感情的人，歷史上的仁人志士遭受不幸與迫害，無不令我義憤填膺。”

在柏楊被關押期間，孫觀漢等一些有良知的愛國者都在設法營救，並且把當局對柏楊的起訴與柏楊在監獄中寫的答辯全文，刊登在香港《人物與思想》雜誌上，其中由台灣留美學者姚立民寫的2萬字的《評介向傳統挑戰的柏楊》文章向台灣當局抗議，柏楊在獄中雖然並不完全知道，但他依舊在“放風”時看看報紙，並呆在牢房中唱一首剛學來的《綠島小夜曲》。

1975年，蔣介石去世，蔣經國決定對在押政治犯實行赦免，柏楊獲得了4年減刑，也就是他到1976年3月7日，可以走出監獄之門。

但迎接柏楊歸來的羅祖光、樑上元、陳麗真等人趕到台東，依舊是一場白歡喜。因為政府規定，柏楊不能離開綠島，他要留在綠島指揮部任教官，柏楊聞訊發怒：“這是對我變相的囚禁。”國際人權組織發起了全球性的人權外交，一直到1977年4月1日，歷經磨難的柏楊先生才出現在松山國際機場，一下飛機的柏楊便和前來迎接的朋友們深深擁抱。

圖 | 柏楊著作《八十年代台灣社會現象》

以講解歷史來改變民眾的觀念

柏楊儘管已經出獄，但他並沒有被解除監視，他家的電話被監聽，出外行動有人跟蹤，面對這一切，柏楊説：“我突然想起了蘇格拉底的一句話：‘當你對一個制度不滿時，你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是離開這個國家；另一條是遵行合法的途徑並通過非暴力的手段去改變這個制度’。”柏楊明白自己過去對當局的批評，已經讓他付出了犧牲十年自由的代價，他決定用另一種方法來生活與工作，既然不能對時事發表言論，那就按他當年在獄中的設想，把《資治通鑑》這部文言鉅著，改寫成讓人人都能讀懂的白話版。

我説：“我讀過好幾本有關司馬光的傳記，每次閲讀都非常激動。司馬光記載的每一個歷史事件都很注重其真實性，並作了嚴謹、多方面的考證。”

柏楊説：“我記得30歲的司馬光進入史館任館閣校勘之後，他有一次去查宋夏戰爭時期的有關檔案，沒有發現劉平戰敗降敵的記載，司馬光覺得很奇怪，與同僚商議後，決定如實補寫，但史館修撰孫抃居然一口拒絕，原因是‘國惡不可書’，也就是説國家存在的問題、錯誤與恥辱是不能寫進歷史的。為此，輕易不動怒的司馬光怒斥了孫抃的不學無術與毫無歷史感的厚顏無恥。他説，遮掩犯錯誤的歷史，我們這些文過飾非的歷史記載還有什麼價值？”

柏楊説到這裏，眼睛有點濕潤，説：“只有一腔正義感、敢於説真話的正人君子，才能主持編纂《資治通鑑》，才能使這部史書真實地還史實的真相。”

我問：“在中國古人中，我特別欽佩司馬光，您呢？”

柏楊回答：“中國史學界的‘二司馬’都是我平生最為崇敬的人物。” 柏楊又説：“司馬光這個人為人極其誠實，他為了堅持信念，拒絕宋神宗的高官厚祿，在閒居洛陽15年中，完成了這部編年體的歷史鉅著。司馬光對歷史的研究、整理與對歷史事件的評價，都有極大的真實性，這是由他的進步的人生觀決定的，所以這部《資治通鑑》有極大的教育作用與借鑑作用。”

我又説：“您把《資治通鑑》改成白話版，是一個龐大的工程。”

柏楊説：“這幸虧台北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長，他不僅極力支持我，還給我配備了譚焯明、麥光硅兩個助手。”

由於柏楊確立了這一心願，他馬上着手進行，1983年5月，《柏楊版資治通鑑》第一集《帝王之死·可怕的掘墓人》出版了，擔任總編輯的詹宏志仿效《牛津詞典》分期出版的方式出版，一徵訂，就有6000位訂户，這個固定的讀者羣，給出版社與柏楊吃了一顆定心丸。同年9月，《柏楊版資治通鑑》居然訂數達10000冊，一個小小的台灣，居然有這麼多人爭相購買這樣一本書，王榮文眉開眼笑，柏楊更是喜上眉梢。一年後，《柏楊版資治通鑑》被讀書界、文化界評選為“1983年最具影響力的書”之一，並連續四個月蟬聯台灣“金石堂排行榜”小説類第一名，此書在香港及海外華人市場也十分暢銷，不久，大陸也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購買版權，更名為《現代語文版資治通鑑》，第一冊就印了16萬冊，創下了當時歷史類學術著作印刷發行的最高紀錄。

我在訪問柏楊先生前夕，對這部書的成功發行已做足功課，但我仍然要請柏楊先生自己回答：“請您説説這部宋朝人的著述，為什麼至今仍擁有這麼多的讀者？”

柏楊想了一想説：“我想，首先是這部史書記載的公正性、客觀性與真實性。其次，我對《資治通鑑》文言文的改寫，不僅是對古文的官名、地名附上今名，而是每十年的歷史，我親自繪製了一幅地圖，以圖片來印證歷史事件。為了點題，我在一些重要歷史事件旁都插有‘柏楊曰’，即對古書的眉批。我在此發表辛辣而深刻的評述，並注入我的新思想，幫助讀者讀史。”

我補充説：“好像在書上讀到，華人作家江南曾説您的白話版是一個‘新的起點和新的解放運動’？”

“這個不敢當，不過我的白話版有我個人對歷史的獨特見解與看法。”他頓一頓又説：“白話版的第二個特點是生動體現了遠流出版公司的經營方法，‘整體規劃、分期出版’，這讓讀者有所期待，因為中國歷史是一條長河，可以吸引讀者繼續讀下去。而分期出版，也可以及時收回成本，讓資金得以週轉。”

我點點頭説：“這個辦法好，正如報上的連載小説，讀了上集，讓讀者急於知道下回分解的內容。”

柏楊又説：“白話版第三個特點是：每本書後有‘通鑑廣場’，專門發表為讀者提供意見的園地，我認為，一本書出版，不可能沒有差錯，無論是史料上的，還是觀點上，有偏頗，有爭議，都是正常的，尤其是對某個人或某個歷史事件，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不同的看法，我提供一個互動的園地，這對廣大讀者也是一個吸引。”

我説：“司馬光完成這部《資治通鑑》整整花了19年時間，您完成這部《白話版資治通鑑》一共用了多少時間？”

柏楊重重嘆了一口長氣：“我花了9年時間，我動手寫這部白話版時，已64歲，完成時已經73歲。”

“您最想通過《白話版資治通鑑》表達什麼觀點？”

柏楊説：“中國歷史的長河非常壯闊曲折而浩浩蕩蕩，我在改寫的過程中，必須把記錄的歷史事件仔細‘過’一遍，不僅是讀與翻譯，還要認真思考，讓我用現代民主的思想來分析歷史事件的起因與引發的後果，注入我個人的觀點，讓讀者通過讀這部書，瞭解歷史、瞭解什麼是封建專制，從中看出統治階級的心態與權術。司馬光先生當年寫這部書是寫給皇帝大臣看的，而我改寫這部白話版是寫給今天的官員與老百姓看的，讓他們看到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正氣，什麼是封建專制的血腥鎮壓，以及奸惡之徒的詭詐與偽善？並讓讀者從中汲取歷史教訓與人生得益。”

據張香華女士旁證：“柏楊在着手翻譯這部《資治通鑑》時，我們還沒結婚，到他完成72冊《白話版資治通鑑》時，我兒子中中已經上了小學。我記得，他一個字、一個字翻譯，案牘勞形，翻書閲卷，真夠壯烈，幸虧成仁。這本書每冊印到10000冊，在二千萬人口的台灣，真是令人快慰。”

“一本歷史著述白話本，竟有這麼多讀者爭相購買，真是一個奇蹟！”我讚歎之至。

柏楊又説：“在《白話版資治通鑑》全書問世之日，我記得在台北誠品書店舉辦了一個慶祝酒會，我與次子郭本垣一到現場，便見到了陸鏗與孫觀漢先生，還有陳麗真等老朋友，當時致辭的是蔣緯國先生，他在台上很有風度地對我説：‘我要代表我老哥向您柏老致歉。’説完，蔣緯國下台與我緊緊握手。”

不知不覺兩個小時過去了，夕陽西下，我與柏楊夫婦合影後告辭。柏楊的“攬翠樓”離新店地鐵站約有10公里路程，端莊豐潤的張香華女士主動提出由她開車送我下山，這位已年近花甲的女作家兼女翻譯家看上去不過五十掛零。她原是一位“閨秀派”女詩人，文筆雅緻。張香華後來為我編的“夜光杯”寫過一篇《妻子們》的短文，她寫夫君柏楊坎坷傳奇的一生，她説，柏楊一生中曾有不少伴侶同行，她只是最後陪伴他的一位。她的胸襟之開闊大度，和她的車技一樣令我欽佩。

本文已收入作者《文化名宿訪談錄》一書，近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