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國無外交？_風聞

敍利亞遭空襲後其外交官賈法裏垂頭喪氣的照片在中國引發了強烈共鳴。長久以來，以帝國主義“受害者”自居中國很自然地想起了自己在百年前的遭遇並以“弱國無外交”之類話語刺激民族情緒。

但是唐啓華先生所著《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卻為我們揭示出完全不同的中國近代外交史：作為弱國的中國，如何在“最黑暗”的北京政府時期（1912-1928），利用有利的國際形勢和對國際法熟稔，在修改不平等條約上取得諸多令人矚目的成就。

唐啓華先生做此研究的目的就在於破除革命史觀的迷障，使北京政府的外交成果重見天日。自晚清以來，中國人就已經意識到輕易讓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税的危害。民國造肇後與智利簽訂的《中華智利通好條約》就採取“混括主義”將所有特權概括為“享有最惠國待遇”而不在明文給予其領事裁判權，這一聰明的做法就為日後做有利於自己的解釋留下了空間[1]。

一戰爆發之後，北京政府決定參與協約國集團並對德宣戰。1919年巴黎和會在革命史觀中是一大國恥，但唐啓華先生卻指出。正因為中國拒簽了《凡爾賽和約》與德國單獨媾和，中國才得以利用手中扣押的大批德國在華資產逼迫德國接受取消了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的平等新約，同時還獲得了一大筆以“戰俘收容費”為名的德國賠款。鑑於中國參戰有名無實，獲得如此巨大的賠款着實讓歐洲各國心有不甘。因此北京政府巧妙的享受了《凡爾賽和約》有利條款的同時，避免了其不利的影響，同德國單獨媾和並簽訂的《中德協約》可謂是外交上的一大勝利[2]，但是這一成果卻幾乎完全被“五四運動”及其風波所掩蓋。

北京政府的另一外交成果即是“到期修約”方針的實踐。中國和比利時間條約到期後，中國要求比利時修改條約以求廢除不平等特權，遭到比利時拒絕後北京政府斷然單方面廢除了《中比條約》這一舉措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巨大震撼。《中西條約》也以此方式被斷然廢除。列強因為種種利益糾紛而未能有效抵制，北京政府因此得以廢除兩個不平等條約。諷刺的是，倒是以革命外交自居的南京政府為了及早迴歸國際社會而在於比利時重訂新約時做出了較北京政府更大的讓步，引起了廣泛的批評[3]。

即便是面對侵略野心最大的日本，袁世凱對於其“二十一條”也採取了據理力爭的態度。和普遍認為的不同，“二十一條”嚴格來講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的日方要求，雙方以此為基礎展開激烈交涉，5月9日中國迫於形勢接受日方通牒，25日簽訂《關於山東省之條約》《關於南滿洲及東部蒙古之條約》及13件換文，其正式的名稱應該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兩國政府所訂之條約及換文》，可簡稱為《民四條約》[4].這些條約除了旅大租借地，滿洲鐵路歸還期延長外，對日本無實質性的幫助，反而刺激了中國的民族主義[5]。而且北京政府也採取各種手段拖延拒絕履行義務，張作霖更是對此條約抵制甚為有利，日本最後不得不採取武力手段才真正拿到在滿洲的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唐啓華先生特別指出在革命史觀中充當正面角色的蘇聯，事實上在同中國的談判中從未真正願意放棄帝俄在華特權。在1917-1922年間，北京政府利用俄國內戰，同地方當局（比如新疆）密切合作，早就實質上收回了大部分帝俄的在華特權，蘇聯不過是承認現狀而已[6]。而且蘇聯介入中國內政的程度，與其抨擊的帝國主義列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7]。

北京政府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就，首要原因是其外交政策一直有一小撮專業人士通過各種臨時特設機構掌握，這些人通過這些機構，得以在紛繁變化的政權更迭時保持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連續性。同時，這些外交精英善於利用有利國際局勢，也善於調動民意或同地方政權合作，總之採取多種手段以弱國身份獲得最大外交利益，可謂居功至偉。而南京政府在奪權“革命成功”果實之後也急於迴歸國際社會，在外交上幾乎繼承了北京政府的外交理念和人事。因此將北洋修約和革命外交廢約割裂的看，是不合史實的狹隘之見。

我想唐啓華先生所著能夠給予的啓示在於，外交有其自身複雜性而絕非單純國力就可決定一切。空喊“弱國無外交”的口號所隱含的意義就在於“強國即可為所欲為”，那麼如今再以此口號鼓舞人心，不由得不使人聯想起帝國主義幽靈的借屍還魂。事實上就我個人的觀察來看，多數在微博上轉發“弱國無外交”的人以及相關評論中顯示出的歷史常識的缺失觸目驚心，這也反映出中國基礎教育在選擇性陳述歷史事實的同時灌輸強烈民族情感，並以“受害者”身份持續為自己謀取更多權力做合法性辯護的實踐有多麼的成功。他國的外交失敗立刻同自己的歷史聯繫在一起，並激發出強烈的“反帝情緒”，殊不知自己在轉發“弱國無外交”的同時，正是為“帝國主義”行為本身背書。這就是歷史與現實政治在糾葛不清中的弔詭現實。

所以根本沒有人真正關心敍利亞到底如何，多數人只要感覺自己是帝國主義行徑的主動一方，就不會有多少良心不安。1919年的學生和今日的鍵盤俠一樣用自己的激情掩蓋了真正的成功。不過1919年的學生好歹敢於上街，今天呢？

但願不再有第二個昭和。

[1]唐啓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56。

[2]唐啓華：《北洋修約史》，頁141-143。

[3]唐啓華：《北洋修約史》，頁374-404。

[4]唐啓華：《北洋修約史》，頁158。

[5]唐啓華：《北洋修約史》，頁164。

[6]唐啓華：《北洋修約史》，頁176。

[7]唐啓華：《北洋修約史》，頁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