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大國競爭的中華文明底藴_風聞
边走边看-2018-11-06 20:23
提要: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正是中國文化歷史憂患意識的集中、深刻體現,在憂患中成長的中國人有堅定而毫不動搖的意志力,面對極限環境能夠保持高度的冷靜、沉着,並清醒、理性地分析、判斷形勢,不為各種訛詐威脅所動,這種定力與底氣也是中國民眾的信心所在。
美國本屆政府自上台以來,不斷將中美關係向競爭性的方向闡釋,先有在2017年發表的國家安全報告中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又有彭斯在講話中稱“競爭並不總是意味着敵意”。中國並不否認大國間存在競爭關係,但中國人所理解的競爭與華盛頓所稱的“戰略競爭對手”內涵並不相同。
中國人所強調的競爭首先是與自己爭,並不是爭第一,也無所謂第一。《禮記·射義》説:“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華文明在射禮中所展示的競爭之道格局、層次與美式足球所表現出的競技精神不同,是自己找自己的問題,是辦好自己的事,而不是強調競爭的零和性,更不會為自身失敗尋找代罪羔羊,將問題推給別國以轉移矛盾。
中國人所強調的競爭是尋找利益交匯點的競爭,是積極的競爭。中華文明以“謙謙君子”為理想人格,講求用靈活的手段,做各種可能性的嘗試,不追求極端。中美經貿摩擦開始以來,中國始終對談判抱有誠意。對於美國的極限施壓,中國都是如孟子所説“仲尼不為已甚者”。
但是,如果華盛頓瞄準的是中國製造業升級、中國的產業政策,進而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將貿易之爭上升到科技之爭再到制度之爭,最後到沒有道破的文明之爭,企圖“遏制”中國發展,中國欲不反擊亦不可能。從這個層次上來説,這樣的競爭又具備了文明史的整體意義。
在大國競爭中,文明的底藴決定了戰略思維、制度與人心。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趨於激烈的競爭,不能出錯,尤其是不能犯戰略性錯誤。中國人持志定而後心量大,心量大則見識遠大。中國的戰略思維以深厚歷史憂患意識為支撐,作最壞的打算而謀相對好的結果。1945年5月,當時經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全黨上下高度團結、統一,軍隊在抗戰中擴展到91萬人,民兵220萬,解放區人口達到9550萬。面對抗戰即將勝利的大好形勢,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結論”中,卻出人意料地強調要“準備吃虧”,列出可能出現的“十七條困難”,並據此提出應對之策。在列舉這些困難的時候,毛澤東批評“從前我們黨內有一個傳統,就是講不得困難,總説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的勝利”,“現在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更要有“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的“精神準備”。
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正是中國文化歷史憂患意識的集中、深刻體現,在憂患中成長的中國人有堅定而毫不動搖的意志力,面對極限環境能夠保持高度的冷靜、沉着,並清醒、理性地分析、判斷形勢,不為各種訛詐威脅所動,這種定力與底氣也是中國民眾的信心所在。
有怎樣的文明就有怎樣的人民,文明決定了我們的民族精神。中國巨大的戰略縱深,廣大民眾所具有為子孫後代的犧牲精神,使得中國能夠在中國現代史上一次次以弱勝強。中國的領導集體與民眾上下齊心,更能夠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在中國發展道路的行遠方面,“一帶一路”倡議為何能夠成功?就在於中華文明巨大的包容性,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宗教戰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族、宗教背景複雜,西方一元化基督教文明以及相應制度都很容易與此相牴觸。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沿線不少國家在現代史上有共同的遭遇,在自己發展起來後,因為中華文明固有的不忍之心而推己及人,帶動他們一同發展,所以能如中華文明的“恕道”所要求的,設身處地地理解他們在發展中的困難與問題,並幫助他們克服困難、解決問題。這是有些國家之所不能,而中國之所能,根本上是中華文明的特性所決定的。
領導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在憂患中成長,在憂患中壯大。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封鎖,黨領導人民獨立自主,打造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統一大市場。改革開放40年,面對新的國際格局,我們有信心在全球化中迎接新挑戰。今天面對新的複雜國際形勢,中國將在新挑戰中鍛造民族精神,重新復興自己的文明。(作者是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秘書長助理、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