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大國競爭的中華文明底藴_風聞

提要：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正是中國文化歷史憂患意識的集中、深刻體現，在憂患中成長的中國人有堅定而毫不動搖的意志力，面對極限環境能夠保持高度的冷靜、沉着，並清醒、理性地分析、判斷形勢，不為各種訛詐威脅所動，這種定力與底氣也是中國民眾的信心所在。   

 美國本屆政府自上台以來，不斷將中美關係向競爭性的方向闡釋，先有在2017年發表的國家安全報告中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又有彭斯在講話中稱“競爭並不總是意味着敵意”。中國並不否認大國間存在競爭關係，但中國人所理解的競爭與華盛頓所稱的“戰略競爭對手”內涵並不相同。

　　中國人所強調的競爭首先是與自己爭，並不是爭第一，也無所謂第一。《禮記·射義》説：“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華文明在射禮中所展示的競爭之道格局、層次與美式足球所表現出的競技精神不同，是自己找自己的問題，是辦好自己的事，而不是強調競爭的零和性，更不會為自身失敗尋找代罪羔羊，將問題推給別國以轉移矛盾。

　　中國人所強調的競爭是尋找利益交匯點的競爭，是積極的競爭。中華文明以“謙謙君子”為理想人格，講求用靈活的手段，做各種可能性的嘗試，不追求極端。中美經貿摩擦開始以來，中國始終對談判抱有誠意。對於美國的極限施壓，中國都是如孟子所説“仲尼不為已甚者”。

　　但是，如果華盛頓瞄準的是中國製造業升級、中國的產業政策，進而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將貿易之爭上升到科技之爭再到制度之爭，最後到沒有道破的文明之爭，企圖“遏制”中國發展，中國欲不反擊亦不可能。從這個層次上來説，這樣的競爭又具備了文明史的整體意義。

　　在大國競爭中，文明的底藴決定了戰略思維、制度與人心。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趨於激烈的競爭，不能出錯，尤其是不能犯戰略性錯誤。中國人持志定而後心量大，心量大則見識遠大。中國的戰略思維以深厚歷史憂患意識為支撐，作最壞的打算而謀相對好的結果。1945年5月，當時經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全黨上下高度團結、統一，軍隊在抗戰中擴展到91萬人，民兵220萬，解放區人口達到9550萬。面對抗戰即將勝利的大好形勢，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結論”中，卻出人意料地強調要“準備吃虧”，列出可能出現的“十七條困難”，並據此提出應對之策。在列舉這些困難的時候，毛澤東批評“從前我們黨內有一個傳統，就是講不得困難，總説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的勝利”，“現在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更要有“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的“精神準備”。

　　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正是中國文化歷史憂患意識的集中、深刻體現，在憂患中成長的中國人有堅定而毫不動搖的意志力，面對極限環境能夠保持高度的冷靜、沉着，並清醒、理性地分析、判斷形勢，不為各種訛詐威脅所動，這種定力與底氣也是中國民眾的信心所在。

　　有怎樣的文明就有怎樣的人民，文明決定了我們的民族精神。中國巨大的戰略縱深，廣大民眾所具有為子孫後代的犧牲精神，使得中國能夠在中國現代史上一次次以弱勝強。中國的領導集體與民眾上下齊心，更能夠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在中國發展道路的行遠方面，“一帶一路”倡議為何能夠成功？就在於中華文明巨大的包容性，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宗教戰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族、宗教背景複雜，西方一元化基督教文明以及相應制度都很容易與此相牴觸。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沿線不少國家在現代史上有共同的遭遇，在自己發展起來後，因為中華文明固有的不忍之心而推己及人，帶動他們一同發展，所以能如中華文明的“恕道”所要求的，設身處地地理解他們在發展中的困難與問題，並幫助他們克服困難、解決問題。這是有些國家之所不能，而中國之所能，根本上是中華文明的特性所決定的。

　　領導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在憂患中成長，在憂患中壯大。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封鎖，黨領導人民獨立自主，打造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統一大市場。改革開放40年，面對新的國際格局，我們有信心在全球化中迎接新挑戰。今天面對新的複雜國際形勢，中國將在新挑戰中鍛造民族精神，重新復興自己的文明。(作者是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秘書長助理、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