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農民工與留守兒童優質關係_風聞

引言

近年來，大量農民工湧入中國香港和內地的一線城市，他們留在老家的孩子（即“留守兒童”）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但對於外出打工的父母和他們的孩子之間的交流模式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這些“留守兒童”由於缺乏父母的照料，可能導致他們在學校的表現下降，容易出現溝通障礙和其他心理問題。同樣，外出打工的父母也面臨着提供家庭教育的挑戰，以及遠程養育的潛在風險。Escobar(2010)定義了“破碎的家庭”一詞，用來描述由於經濟問題和機會而破裂的跨國家庭，這似乎也適用於中國的一些農民工及其家庭。

在中國，人們對手機和網絡的使用有了顯著的增長，手機和網絡正成為主要的通信媒介。手機已經成為一種集音頻、視頻和文本信息通信為一體的混合設備。如今用户越來越多地使用手機來完成各種各樣的任務，比如發送信息、拍照、下載信息、瀏覽互聯網和查看社交網站。毫無疑問，移動通信已經成為加強社交網絡聯繫的寶貴資源。Madianou和Miller(2011)指出，移動通信是緩解家庭分離問題的關鍵途徑之一。

手機使用

在現代移動通信技術中，手機被定義為有史以來發明的最偉大的家用電器之一。手機為人際交流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事實上，手機通信主要是用來加強現有關係和社交網絡之間的聯繫，而不是建立新的關係。因為便利性、移動性、安全性和網絡，用户喜歡使用手機，因為有了語音聯繫，人們喜歡用手機與家人交流，他們更有能力表達個人情感。在手機使用激增之前，農民工父母與留守兒童之間的同步語音通信並不常見，而且費用昂貴。有了移動電話，人們每週七天每天24小時都可以使用，也沒有地域限制。手機已經成為一個廣泛使用的通信工具，所有的年齡層，包括老一輩，他們也發現這樣的通信設備是有用的，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幫助他們聯繫到家人和朋友。

短信

儘管移動電話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通過短信進行交流越來越占主導地位。根據Madell 和 Muncer(2007)的觀點，短信使用有幾個原因，比如控制用户與他人互動的能力和對話的長度。Igarashi, Motoyoshi, Takai和Yoshida(2005)提出了短信依賴的三個因素:1)過度使用短信;2)用户對短信的情緒反應;3)可以替代面對面交流的短信的關係維護功能。另一項研究發現，短信經常被用作一種社交工具，用來建立新的關係，與家人和朋友緊密聯繫，並加強與同齡人的聯繫。

遠程養育 

父母教養方式關係到父母與孩子關係的情感領域，以及父母對孩子的感受和態度。根據Darling(1999)的觀點，養育孩子是一項複雜的活動，其中包括許多具體的行為，這些行為會單獨或共同影響孩子的結果。在為人父母的過程中，父母需要通過某種方式來控制他們的孩子。此外，不同程度的參與和嚴格程度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因此，為了追蹤他們的孩子，許多父母給他們的孩子配備了手機。Kopomaa(2000)指出，父母給孩子買手機是為了監控和安撫他們的孩子，無論他們身在何處，正在做什麼。手機使父母能夠保護孩子的安全。此外，移動電話使父母的養育變得靈活，因為他們放鬆了為孩子設定界限的責任。Fresnoza-Flot(2009)還發現，電話是移民父母跨國交流的首選方式。Ling(2004)發現手機為父母、孩子和他們的朋友提供了一個直接和私人的溝通渠道。Geser(2005)指出，手機不僅可以幫助移民用户填補時間的空白，處理孤獨，而且可以維持家庭關係。

使用與滿足  

為了調查手機的使用和滿足，Leung和Wei(2000)確定了手機開始流行時期的六個主要動機。它的用途和滿足包括情感、娛樂、手段、安慰、時尚和流動性。Chigona, Kamkwenda，和Manjoo(2008)指出，對手機使用的滿足是財政激勵，父母控制，信息獲取，即時性等等。Tamminen, Oulasvirta, Toiskallio和Kankkainen(2004)確定了使用手機的三個動機性需求，包括社交需求，導航需求，和個人需求。Keller(1997)區分了電話使用的兩種廣泛的滿足:內在的和工具的。使用電話的內在動機是使用電話進行社交，如聊天、閒聊、聯繫家人、有安全感;而工具性的滿足包括對手機效用的具體關注。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假説包括:

H1:農民工使用手機的滿意度越高，他們使用手機進行遠程養育的程度就越高。

H2:農民工使用手機的滿意度越高，他們越覺得(a)他們對遠程養育感到滿意;(b)他們與留守兒童的關係密切;(c)他們能夠與留守兒童進行有效的溝通。

H3:農民工使用手機進行遠程養育的頻率越高，他們對 (a)遠程教育的滿意度越高(b)他們與留守兒童的接觸程度越高(c)他們與留守兒童的溝通能力越高。

數據與變量設置 

參與者是來自中國深圳和廈門的378名有3至17歲子女的農民工。樣本中，62.8%為女性農民工;53.0%的參與者年齡在31歲至40歲之間；有20.3%的參與者上過中學;41.4%有高中學歷;29.8%的人擁有學士學位。此外，35.1%的受訪者表示月薪在552至788美元之間，24.3%的受訪者表示月薪在788至1,024美元之間。

手機使用滿足感。在這項研究中，被調查者被要求回答24個問題，這些問題衡量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手機的每一項屬性的認同程度。1 =強烈不同意，4 =強烈同意。

手機使用模式。調查對象被要求用李克特7分量表(1 =從不，7 =幾乎總是)來表示他們在遠程教育中使用手機的情況。9個項目被用於識別手機使用模式的三個維度:通話、短信、視聽及其交互。

親子關係。被用來評估父母對孩子的態度和親子關係。其中1 =強烈不同意，2 =同意，3 =不同意，4 =強烈同意。較低的分數表明養育孩子的困難更大。

研究結論 

本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工對手機的使用滿足了即時獲取和放心、在線交易、情感、流動、放鬆和信息尋求等需求。網絡交易的滿足、情感和放鬆是農民工在遠程養育中使用手機的最強預測因子。這表明，那些習慣用手機發短信和使用視聽應用程序進行互動的農民工，也相信在線交易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在遠程養育中，對農民工手機使用模式的影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這些結果表明，為了維持高質量的親子關係，農民工與留守兒童的溝通主要依靠手機。因為情感是農民工使用手機、打電話、發短信和視聽互動模式的重要預測因素，這表明農民工通過這些使用模式對子女表達了情感和愛。此外，放鬆還能很好地預測農民工在遠程養育中使用手機的模式，尤其是在打發時間、緩解無聊、與朋友聊天等方面。這説明他們下班後會花很多時間在手機上。

這一結果也表明，當他們下班後想要放鬆時，更有可能與孩子聯繫。研究結果還顯示年輕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民工更傾向於使用手機通話功能與留守兒童進行交流。此外，收入較高和子女年齡較大的農民工使用手機更多的是打電話和發短信與子女交流。有趣的是，農民工通過使用微信音頻、QQ視頻、手機遊戲等方式與子女進行更多的互動，原因可能是農民工的女性子女總體上更依賴父母。

結果還表明，年長的農民工似乎與他們的留守兒童有更好、更優質的交流。原因可能是年齡較大的父母傾向於在很多方面培養出更好的孩子，比如社會功能和教育程度。他們更願意和孩子交流。孩子的年齡和性別也是農民工對父母教養影響態度的重要預測因素。農民工與他們年幼的孩子和女兒有更多的交流和參與。

最後，正如預期的那樣，農民工在遠程養育中使用手機的模式也與親子關係有關。使用手機給孩子打電話與農民工對親子關係感知質量的態度有顯著正相關。然而，與兒童的短信和視聽互動對親子關係無顯著影響。這些結果表明，同步語音交流對於遠程養育更為重要，因為語音或語音語調可能會給參與者提供更多信息。具體地説，聲音向聽者傳達了不同的感覺，它給説話的話語提供了一個心理維度。例如，嚴肅、快樂、悲傷或憤怒都可以在聽眾中喚起。

研究討論 

越來越多的研究探討了新數字時代的中國農民工問題。本研究探討了農民工使用手機對留守兒童進行遠程養育的效用。手機曾經被視為炫耀性消費的標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大學生、白領、中上層階級都是這些設備的銷售對象。然而，這項研究的結果顯示，低收入的底層工人使用手機的比率越來越高。然而，市場開發和學術研究對農民工的關注還遠遠不夠。

Roberts(2014)發現，在中國，70%到80%的農民工表示，他們對孩子不在自己身邊感到內疚和焦慮，這導致了工作低產量，甚至導致了工作上的失誤。由於地域的限制，移動電話的使用對於提高農民工父母與留守兒童的參與度和交流能力，以及提高他們對養育子女的滿意度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具體來説，手機的呼叫功能是遠程養育中使用的主要方式。然而，即使有了廉價的移動電話和可訪問的互聯網連接，對於收入相對較低的農民工來説，長途電話費太貴了。儘管QQ、微信和手機應用程序正在取代手機短信和通話，但它們都需要接入無線網絡(Wi-Fi)，而無線網絡並不總是可用的。此外，由於留守兒童大多生活在農村地區，他們很難使用免費互聯網。

文獻來源：

Liu P L, Leung L. Migrant Parenting and Mobile Phone Use: Building Qua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J].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17, 12(4):1-22.

文獻編譯：唐斌斌

來源：社論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