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俄國革命_風聞

今天是俄國十月革命爆發101週年，以下是德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羅莎·盧森堡於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所寫的文章《論俄國革命》的節選。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

1917年11月著名的解散立憲會議事件在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中起了突出的作用。這一措施對於他們後來的立場是起決定作用的，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們的策略的轉折點。列寧和他的同志們直到十月勝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開立憲會議，正是克倫斯基政府在這件事上的拖延政策成為布爾什維克譴責那一政府的一個理由，為他們進行激烈攻擊提供了口實。這是事實。托洛茨基甚至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從十月革命到佈列斯特和約》中説，十月革命簡直是“對立憲會議的挽救”，正象它挽救了整個革命一樣。他繼續説：“我們説，通向立憲會議的入口不是經過策烈鐵裏的預備議會，而是經過蘇維埃奪取政權，我們這樣説是完全正確的。”

在作了這些公開的聲明以後，列寧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解散這個立憲會議，而十月革命本來是應當成為通向這一會議的入口的。有什麼理由能使他們決定採取這樣令人迷惑不解的轉變呢？托洛茨基在上面提到的著作裏詳細談到了這一點，我們打算在這裏引用他的論據：j[“十月革命前的幾個月是羣眾向左轉、工人、士兵和居民自發地湧向布爾什維克的時期，而這一過程在社會革命內部表現為左翼通過削弱右翼得到加強。但是在社會革命黨有黨員名單上，老的右翼黨員的名字仍舊佔四分之三。

還有這一情況，即選舉本身是在十月革命後最初幾個星期的內舉行的。關於已經發生的變化的消息比較緩慢地象同心圓那樣一層層傳播開去，從首都傳到外省，從城市傳到鄉村。許多地方的農民羣眾對彼得堡和莫斯科發生的情況很不瞭解。他們投票支持‘土地和自由’，並且投票支持它在土地委員會中的代表，這此代表多半是站在‘民粹派’旗幟之下的。但是這樣一來，他們就是投票支持了克倫斯基和阿夫克森齊也夫，而克倫斯基和阿夫克森齊也夫卻解散了這一土地委員會並逮捕了委員會們。。。。。。這一情況使人對立憲會議已在多大程度上落後於政治鬥爭和黨派組合的發展有了一個明確的概念。”]

這一切是十分精彩和很有説服力的。只不過人們一定會奇怪，象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聰明的人竟沒有從上述事實得出最簡單的結論。既然立憲會議早在決定性轉折點即十月革命之前很久就已選出，並且就其組成來説反映了已經過時的舊狀態，而不是新的形勢，那就自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他們正是宣佈過了時的、也就是説生下來就是死胎的立憲會議已經無效，並且立即舉行新的制憲議會的選舉！他們不想也不應當把革命的命運託付給一個反映了昨天的克倫斯基的俄國、反映了動搖和同資產階級聯合的時期的會議。那麼好吧，只剩下一件事了，立即召開一個從已經更新、已經前進的俄國產生的會議來代替它。

關於代議制和選舉權

托洛茨基不是這樣做，而是根據十月間召集的立憲法會議這一特殊的有缺陷的情況得出一般性的結論，認為任何由普遍的人民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議機構在一切革命期間都是無效的。

“由於為爭取政府權力進行了公開和直接的鬥爭，工人羣眾在極短的時間內積累了大量的政治經驗，迅速地從本身發展的一個階段提高到另一個階段。國家愈大，它的技術設備愈不完善，民主機構的笨重的機制就愈不適應這一發展。”（托洛茨基上引書，第93頁）

我們在這裏已經看到“一般的民主機構的機制”這説法了。針對這種説法首先需要強調，這種對代議機構的評價表現出一種多少有些公式化的、僵硬的觀點。一切革命時代的歷史經驗恰恰是與這種觀點明顯矛盾的。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論，任何一個由選舉產生的會議永遠只反映它的選民正好在他們走向票箱的那一時刻的精神狀態、政治成熟程度的情緒。因此民主機構總是選舉日的羣眾的映象，正如赫歇爾j星空圖所展示的天體始終不是我們朝它注視時的那個樣子，而是它們從無限的遠方向地球發出光信息的那一時刻的那個樣子。已經當選的人同選民之間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關係，二者之間的持續的交互影響在這裏都被否認掉了。

這同全部歷史經驗有多大的矛盾啊！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卻與此相反。人民情緒的活的流體始終包圍着代議機構，滲透它們，指引它們。否則我們怎麼有可能在每一個資產階級議會里都有時看到“人民代表”非常有趣的瘋癲行徑呢？他們突然受到一種“新的精神”的鼓舞，唱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調子。為什麼每當工廠、車間和大街上發出喧嚷聲時，連最乾枯的木乃伊有時也象年青人一樣行動起來，而形形色色的小謝德曼一下子就在自己的胸脯裏找到革命的聲音呢？

羣眾的情緒和政治成熟性對當選的機構施加的這種始終生機勃勃的影響難道恰恰會在一次革命中，由於黨派標誌和競選名單仍是僵死的老一套就失去了效力嗎？恰恰相反！恰恰是革命通過它的火熱激情創造了稀薄的、振動着的、敏感的政治空氣。在這種空氣中，人民情緒的波浪、人民生活的脈搏立刻就以極其奇妙的方式對代議機構發生作用。一切革命的最初階段的那些著名的、動人心魄的場面恰恰總是以此為基礎的，那時，老的反動的或極端温和的、在舊制度下根據有限的選舉權選出的議會突然成了革命的英勇代言人，成了衝鋒陷陣的人。著名的英國“長期議會”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在1642年被選出和召集，堅守崗位達七年之久，在它的內部，人民情緒、政治成熟性、階級分裂的一切變動以及直到頂峯的革命進程中的一切變動，從最初在一個跪着的“代言人”率領下恭恭敬敬地同國王進行小規模衝突直到取消貴族院、處死查理和宣佈共和國為止，都得到了反映。

難道在法國的三級會議裏，在路易。菲力浦的按納税額選舉的國會里，在第四屆俄國杜馬裏，沒有重複這種同樣令人驚奇的變化嗎？最後這個最驚人的例子是托洛茨基十分清楚的，第四屆杜馬是在1912年j 的恢復年代、在最嚴酷的反革命統治下選出的，1917年2月它突然象晚年的戀愛一樣感到了革命的氣息並且成了革命的出發點。

這一切都表明“民主機構的笨重的機制”……有一個有力的糾正者——這正是生機勃勃的羣眾運動，是它的不斷施加的壓力。機構愈民主，羣眾政治生活的脈搏愈活躍愈有力，影響就愈是直接和密切——儘管有死板的黨的標誌，過時的候選名單等等。當然，任何民主機構都有它的侷限性和缺陷，這恐怕是人類設立的一切機構都有的。只不過托洛茨基和列寧找到的糾正辦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卻比這一辦法應當制止的壞事更壞，因為它堵塞了唯一能夠糾正社會機構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機勃勃的源泉本身，這就是最廣大人民羣眾的積極的、不受限制的、朝氣蓬勃的政治生活。

讓我們再舉一個驚人的例子，即蘇維埃政府規定的選舉權。這一選舉權具有什麼實際的重要意義，不十分清楚。從託活茨基和列寧對民主機構的批判可以看出，他們原則上否定根據普遍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議機構，只想依靠蘇維埃。那麼究竟為什麼又要規定普選權，這的確不清楚。我們也不知道這一選舉權曾經以某種方式實行過；人們對於根據它而選出某種人民代表機構的事毫無所聞。有人推測它始終只是一種理論產物，可以説是紙上談兵，這倒是更有可能的；但是就它現在的情況來看，它是布爾什維克的專政理論的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產物。對於任何一種選舉權，正象一般説來對於任何一種政治權利一樣，不應當按照某種抽象的“正義性”公式或者類似的資產階級民主廢話的公式來衡量，而是應當按照它所適應的社會和經濟關係來衡量。蘇維埃政府規定的選舉權正是針對從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向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過渡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按照列寧和托洛茨基對這一專政所作的解釋的精神，只給予那些靠自己勞動為生的人以選舉權，而拒絕給予一切其他的人。

顯然，這樣的選舉權只有在一個經濟上也有能力使一切願意勞動的人可以依靠自己勞動獲得充裕的、文明的生活的社會里才有意義。目前的俄國説得上這樣嗎？蘇維埃俄國必須在世界市場隔絕、最重要的原料來源被切斷的情況下同巨大的困難作鬥爭，它的經濟生活普遍遭到驚人的破壞，生產關係由於在農業、工業以及商業中改變財產關係而發生急劇的變革，在這種情況下，很明顯，有無數的人非常突然地被趕出家園，脱離了自己的生活常軌，客觀上沒有任何可能在經濟機構中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的勞動力。這不僅涉及資本家階級和地主階級，而且也涉及小的中間等級這一廣大階層和工人階級本身。工業的緊縮引起城市無產階級大批流向農村，到農業中尋找棲身之處，這確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把普遍的勞動義務當作經濟前提的政治選舉權是完全無法理解的措施。就其傾向來説，它本應當只使剝削者喪失政治權利。當能生產的勞動力大批離鄉背井之時，蘇維埃政府反而屢次認為必須用所謂租讓的辦法把國有工業交給從前的資本家所有主。同樣，1918年4月蘇維埃政府也認為必須同資產階級消費合作社實行妥協。後來又表明，利用資產階級專門人才是無法避免的。同一現象的另一個後果是，無產階級中愈來愈多的階層作為赤衞隊等等由國家用公費養活。這實際上使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廣大的並且愈來愈多的階層喪失權利，對於這些人，經濟機構是沒有任何辦法要求他們履行勞動義務的。

把選舉權描述為一種空想的、脱離社會現實的幻想產物，這是荒廖的。正因如此，它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認真的工具。j

整個中間等級、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後抵制蘇維埃政府達幾個月之久，使鐵路交通、郵政電訊、學校和行政機構陷於癱瘓，用這種方式來反對工人政府，這時不言而喻不得有采取一切鎮壓措施如剝奪政治權利、不發經濟生活資料等等來反對他們，用鐵拳來粉碎他們的抵抗。正是在這時社會主義的專政得到了表現，它為了維護整體利益，不怕使用任何威力來強制實際上或阻止某些措施。與此相反，如果用一種選舉權宣佈普遍剝奪廣大的社會階層的權利，在政治上把他置於社會之外，而在經濟上卻沒有能力在這一社會本身的範圍內為他們提供位置，而這種剝奪權利的做法並不是為了一個具體目的而採取的具體措施，而是作為普遍的規定持久發生影響的，那麼這就不是專政所必需的，而是一種缺乏生命力的臨時湊合的做法。

自由的定論

但是問題並不僅限於立憲會議和選舉權，我們還要考察取消健康的公共生活和工人羣眾政治積極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民主保證這一問題：取消出版自由、結社和集會的權利，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反對者都被剝奪了這些自由和權利。要為這一侵犯自由和權利的行為辯護，上述托洛茨基關於民主選舉產生的機構的笨重性的論據是遠遠不夠的。相反，沒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報刊，沒有不受阻礙的結社和集會活動，廣大人民羣眾的統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設想的，這是一個彰明較著、無可辯駁的事實。

列寧説：資產階級國家是鎮壓工人階級的工具，社會主義國家是鎮壓資產階級的工具。它在某種程度上説只不過是顛倒過來的資產階級國家。這一簡單化了的觀點忽略了最本質的東西：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不需要對全體人民羣眾進行政治訓練和教育，無論如何不會超過某種有限的程度。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來説，這種訓練和教育卻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氣，沒有它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存在。

“由於為爭取政府權力進行公開和直接的鬥爭……”托洛茨基在這裏自相矛盾並且同他的黨內同志發生了針鋒相對的矛盾。正因為這句話説得對，所以他們壓制公共生活就是堵塞了政治經驗的源泉，阻礙了向上的發展。否則人們就只好假定，直到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之前，經驗和發展是必需的，並且已達到了頂點，在那以後就成為多餘的了。（列寧的演説：俄國已被説服，相信社會主義了！）

實際情況相反！布爾什維克大膽而堅決地去迎接的巨大任務恰恰要求對羣眾進行最深入的政治訓練和積累經驗j。

按照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精神，專政理論有一個沒有説出來的前提：社會主義革命是革命政黨口袋裏已有現成處方的一件事，只需要努力去實現就行了。不幸的是，或者説幸運的是——這要看情況而定——事情並非如此。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的、社會的和法律的體系，它的實際實現決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運用的現成處方的總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來的事情。我們在我們的綱領裏所有的只不過幾條大的方針，它們指明應當按照什麼方向尋找措施，而且這些方針主要是消極性質的。因此我們大致知道，為了給社會主義經濟開闢道路，我們必須首先取消什麼；與此相反，為了把社會主義原則運用於經濟、法律和一切社會關係而在每一步驟上必須採取的上千項大大小小的具體的實際措施是什麼樣子的，對此並沒有任何社會主義的黨綱和社會主義的教科書加以説明。這不是缺點，而恰恰是科學社會主義比空想社會主義優越的地方。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只應當而且只能是一個歷史產物，它是在它自己的經驗的學校中，在它得到實現的那一時刻，從活的歷史的發展中產生的；歷史歸根到底是有機自然界的一個部分，它同有機自然界完全一樣，有一個好習慣，總是在產生實際的社會需要的同時也產生滿足這一需要的手段，在提出任務的同時也提出解決的辦法。但是既然如此，那麼社會主義顯然就其本性來説就是不能欽定的，不能通過敕令來引進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針對財產等等的強制措施作為前提。消極的東西，即廢除，是可以用命令實行的，積極的東西，即建設，卻不行。這是處女地。問題上千。只有經驗才能糾正錯誤並且開闢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洶湧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興而來的主意，保持創造力，自己糾正一切失誤。自由受到了限制，國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貧乏的，公式化的，沒有成效的，這正是因為它通過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財富和進步的生動活潑的泉源。（證據：1905年和1917年2-10月）政治方面和那時一樣，經濟和社會方面也一樣。全體人民羣眾必須參加國家的公共生活。否則社會主義就將是十幾個知識分子從辦公桌下令實行的，欽定的。

絕對公開的監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交換經驗就只限於新政府的官員的排他的圈子之內。腐化不可避免。（列寧語，見《通報》第36期j）社會主義的實踐要求在幾個世紀以來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下已經退化的羣眾在精神上徹底轉變。社會本能代替自私本能；羣眾首創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難置於度外的理想主義，等等，等等。對於這一點，沒有人比列寧知道得更清楚，描繪得更透徹，也沒有人曾象他那樣堅持不懈地反覆強調，k只不過他採取的手段完全錯了。命令，工廠監工的獨裁暴力，嚴酷的處罰，恐怖統治，這一切都是治標的辦法。達到再生的唯一途徑：公共生活本身的學校，不受限制的、最廣泛的民主，公共輿論。恐怖統治恰恰是敗壞道德的。

如果這一切都取消了，現實中還剩下什麼呢？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羣眾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着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陷於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着和統治着，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説併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説，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蘇維埃代表大會從三個月召開一次推遲到六個月！）不僅如此，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的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脱不了它。

關於專政與民主的關係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理論的根本錯誤恰恰在於，他們同考茨基完全一樣，把專政同民主對立起來。“是專政還是民主”既是布爾什維克、也是考茨基對問題的提法。考茨基當然決心維護民主，而且是資產階級民主，因為他正是把資產階級民主看成社會主義變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寧和托洛茨基決心維護專政而反對民主，從而維護一小撮人的專政，也就是資產階級專政。這是對立的兩極，二者同樣都距離真正的社會主義政治很遠。如果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它永遠不能按照考茨基的善意勸告，在“國家不成熟”的藉口下放棄社會主義革命而僅僅獻身於民主，他們這樣做就不可能不是背叛自己，背叛國際，背叛革命。他們恰恰應當並且必須立即勁頭十足地、不屈不撓地、毫無顧慮地採取社會主義措施，也就是實行專政，但這是階級的專政，不是一個黨或一個集團的專政，這就是説，最大限度公開的、由人民羣眾最積極地、不受阻礙地參加的、實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階級專政。

托洛茨基寫道：“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j當然，我們從來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我們也從來不是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偶像崇拜者。難道由此就得出結論説，如果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使我們感到不方便，我們也可以象庫諾-連施-帕爾烏斯那樣把它扔進廢物間嗎？托洛茨基和列寧是這一問題的活的否定回答。我們從來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這不過是説：我們始終把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社會內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區別開來，我們始終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殼所掩蓋着的社會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澀內核——不是為了拋棄這個外殼，而是為了激勵工人階級，叫他們不要滿足於外殼，卻去奪取政權，以便用新的社會內容去充實這一外殼。如果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它應當創造社會主義民主制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這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但是社會主義民主制並不是在樂土中才開始的，那時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已經創造出來，社會主義民主制將作為現成的聖誕節禮物送給曾在這一期間忠實支持了一小撮社會主義獨裁者的恭順的人民。社會主義民主制是與廢除階級統治和建設社會主義同時開始的。它在社會主義政黨奪取政權的那一時刻開始了。它無非是無產階級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