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與吳三桂反清：吳三桂並非姜伯約_風聞

自從李朝朝鮮國王不得不年年向大清帝國賀歲和朝覲以來，從順治到光緒的兩百多年裏，朝鮮使團離開朝鮮進入中國邊境柵門後，在中國境內總是沿着規定的路線，從鳳凰城到遼東，經瀋陽到山海關，進了山海關則經永平府、豐潤縣到薊州，然後，經東邊的三河、通州進入北京(1)。

據説，路途差不多都是一個月，因此一代一代的使者，不僅總是在一個個驛站中火（中飯），而且總是無奈地觀看同樣的山光水色，也無奈地重複經歷相似的風雪嚴寒，當然也可以方便地借用前輩現成詩句來寄寫心情(2)。

不過，山海關似乎是風景和心情的轉折點，經過一個月的跋涉，到了這裏的朝鮮使臣不僅可以見到大海，視野突然開闊，而且目的地京城在望，這意味着後半程風平浪靜。特別是，在朝鮮使者眼中，山海關還是劃分內外的一個標誌，關外雖然和朝鮮相連，過去也曾是大明舊地，但是畢竟地處東隅，而且因為是滿族舊巢，讓朝鮮那些出身兩班的士人使者覺得“殊有戎狄風習”，而關內儘管也“漸染羯胡之習”，但是，心中總是嚮往大明的朝鮮使者，卻總覺得“人物漸漸繁盛”(3)，因而入了山海關，就彷彿進了文明之地，心情格外愉悦。（見圖7）圖7 

朝鮮使臣所繪山海關於是，他們不免對號稱“天下第一關”的風景和故事，多留下一些筆墨。至今我們看到數以百計的燕行文獻中，有不少在這裏流連光景的作品。只是因為朝鮮人根深蒂固地蔑視胡虜的心理，讓他們總覺得中國一旦淪入滿清，便陷入無極的悲情世界，一切都彷彿帶有淒涼。山海關也不例外，這裏的孟姜女廟，原本是文人的吟詠題材，卻總讓他們想到籠罩天地、哭倒長城的悲切。而旁邊的孔廟，原本是尊崇儒家先師的場所，卻常被他們看成是禮崩樂壞、文明淪喪的徵兆(4)。

在這裏，讓他們常常想到的，還有一個與山海關相關的人物，這就是當年為大明鎮守此地，卻“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吳三桂（1612—1678）(5)。

一 “中華亂賊”：乍逢鉅變之初的評價

1644年的夏天，噩耗不斷地傳來。隔着滿洲人早已佔領的遼東，當時已被滿洲人控制的朝鮮君臣，只能通過種種渠道，零零星星地知道，原來一直宗奉的大明帝國，在犯上作亂的亂賊和伺機進逼的女真雙重壓迫下，早已節節潰敗，漸至土崩瓦解。先是三月，李自成攻進北京，崇禎皇帝在皇宮後面煤山的槐樹上自縊，這個消息就已經讓他們感到無比悲哀。到了五月，當他們經由大清的正式文件得知，上個月“吳三桂開關出降”，清兵已經“帶神威大將軍炮兵，及吳總兵馬、步兵，前驅北京”的時候，就更是絕望，《李朝實錄》記載，不要説國王君臣，連“輿台下賤，莫不驚駭隕淚”(6)。

吳三桂開關納降，清人直取北京，成為明清歷史的一大轉折點，也使吳三桂成了朝鮮人眼中的歷史罪人。吳三桂作為明朝大將，不禦敵於國門之外，反而開門揖盜，引韃虜進入關內，使神州淪陷，在始終眷念大明帝國的朝鮮人看來，這是十惡不赦的罪過。嚴守華夷界限的朝鮮人，對於忠烈與叛逆的愛憎甚至比中國人還要分明。就在第二年即順治二年（1645）五月，被迫到北京謝恩的朝鮮使團書狀（類似書記官）成以性（1595—1664）路過連山驛，就在明朝降臣祖大壽的碑文前大發了一通感慨，他説，祖氏“當年非不赫然隆盛也，緣（祖）大壽惜一死，四世勳業一朝掃盡，而今獨兩石門餘存，適足為後人唾罵之資耳”，説到這裏。

話鋒突然一轉，便説到山海關和吳三桂，他説：“三桂以大壽外侄，頗有材略，受君命守此城，為敵國所憚。聞流寇陷京，稱以復仇，舉兵入關，名則正矣，既入山海關，戰敗以死，則志雖未伸，忠亦可尚。而先賣其身，擊走子（自）成，子（自）成既走，更無所營，身為降虜，為天下之罪人。噫！”兩天之後，使團一行走到山海關，他不由“舉目相看，反袂而拭淚”，感慨地吟道：“連雲粉堞渾依舊，百年文物不勝悲。”(7)

得意的是吳三桂，悲切的是朝鮮人。從順治初年到康熙頭十年那二三十年中，吳三桂還是大清寵臣，不僅他自己位極人臣，連他父祖的墳墓也極盡榮華。那些年中，朝鮮使者每到山海關，都會看到為吳三桂祖墳守靈的奢華景象。據説，吳三桂讓其兄吳三鳳看守墳塋，守冢人數達到三百，“俾渠等備牛羊豚祭需，以供四時之祀”(8)，這讓始終對大清王朝反感的朝鮮文人感到既無奈又憤怒。

這也許是朝鮮人旁觀者清？也許是朝鮮人愛憎分明？在明清易代之初，身處迷局中的中國人對吳三桂的反覆行為，可能還有更多的揣測、解釋和評價。比如《烈皇小識》就推測説，他降清是因父親被李自成所逼，“索詐甚酷”，所以才在遇見清攝政王的時候“剃髮詣營，叩首訴冤，願假大兵報仇，獻血立誓”，這不算“忠”，但還算是“孝”；而《明季北略》則説，他是為了給崇禎皇帝報仇，“欲倡義復仇，以眾寡不敵，遂親往大清國請兵十萬，為朝廷雪恥”，這不算“孝”，但還算是“忠”。

還有的如《甲申傳信錄》説，他是為了陳圓圓，覺得“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顏面”，於是“勒馬出關，決意致死於賊”(9)，這和後來吳梅村《圓圓曲》一樣，所謂“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這雖然不“忠”不“孝”，但還算是為“愛”。孝也好，忠也好，愛也好，無論哪一種理由，退到底線來説，吳三桂都還不失為一個英雄，至少也是一個奸雄。

可是，在始終認同大明朝廷的朝鮮士人看來，作為明朝大將的吳三桂，無論為什麼緣故拱手把大明江山獻給“胡皇清虜”都算不得好漢，只是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愛的叛臣。所以，他們始終在默默地祈禱大明江山的恢復，詛咒着賣主求榮的吳三桂。原因很簡單，對叛徒的仇恨有時甚至超越對蠻夷的不屑，因為他“手握重兵，外召戎狄”(10)，卻葬送了大明江山，所以他既是“中華亂賊”，又是“清虜叛臣”。

二 蠢蠢欲動：朝鮮君臣在

三藩之亂中的複雜心情可是，到了康熙年間，事情卻有一些微妙變化。還是讓我們從康熙十二年（1673）説起，這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吳三桂在雲南起兵，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朝鮮人很快就聽到傳聞(11)。通過朝貢使團從中國帶來的種種消息，朝鮮君臣默默地觀察着清朝政局變化。

第二年（1674）的三月，作為謝恩使到北京出使的金壽恆，特別派譯官金時徵快馬加鞭趕回京城，又帶來一個傳聞，他説，有“朱姓人，詐稱崇禎皇帝第三子，聚眾萬餘，謀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放火北京城中，因作亂，事覺就擒”。

很有趣的是，從起兵之日起，似乎吳三桂又和“大明”聯繫在一起，這無端地勾起一些朝鮮文人的“復明”之心。五月十六日，朝鮮官員羅碩佐、趙顯期等人接連上疏，説“吳三桂既據南方，蒙古亦不親附北京，天下事變，迫在目前。乘此機會，練兵峙糧，大可以復仇雪恥，小可以安國保民”。在這一年，還有一個叫做柳潤的人，根據占星術作出了驚人的預測，向朝鮮國王説“見天文，明必興，胡必亡”，而且斷言吳三桂要再造大明，“清國之勢，似難久保”(12)。

不過，朝鮮君臣還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畢竟事情太大。領議政金壽興説，雖然吳三桂只是自稱“大將軍”而不稱皇帝，也許他有所擁戴，但情況還不很清楚，“我國不能探知，誠可鬱郁矣”。朝鮮國王更是小心，因為“筵中説話之宣泄外間，近日尤甚”(13)，他怕惹出麻煩。

當年江華島被迫簽訂城下之盟的記憶還深刻地留在心中，清兵畢竟很強大，他不能輕易説話。何況他也懷疑，吳三桂是否真的要有所擁戴，是否真的是復明？好像還很難説。到了八月，儘管君臣反覆討論，但由於情報困難，對吳三桂是否真的“擁立朱氏子孫”，朝鮮人還是搞不清楚，而此時朝鮮已經換了國王，顯宗老去，肅宗在這一年即位成為新的國王。

新國王總有新氣象，剛剛上台的肅宗好像心裏也有些蠢蠢欲動。這一年（1674）十一月，出使北京的靈慎君李瀅回國途中，剛剛走到那個充滿歷史記憶的山海關，就急不可耐地派人飛速回到京城先報告消息，説大清帝國已經麻煩重重。按照他的説法，康熙皇帝很無能，遇到有捷報就亂吹牛，一旦是壞消息就死瞞，“年少性急，近因喪患兵亂，心氣暴發，不能自定。諸王諸將亦無智慮之人”。他還説，有一個漢人告訴他們，“吳三桂立朱氏後……已據有南方三省之地，而處處起兵應之”(14)。緊接着，他們還聽説吳三桂發佈了《反清檄文》，抨擊清人是“竊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並且宣稱自己“義旗一舉，響應萬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憤”(15)。

似乎他確實要恢復大明江山，這使一些朝鮮人覺得，可能吳三桂真的是一個夏臣靡、程嬰、李陵一流人物。在《李朝實錄》中，曾把這份檄文當作吳三桂的真心話全文照錄，説吳三桂“內懷恢復之志”，而且一連用了這三個典故，大大地稱讚吳三桂智勇深沉：“其於明亡三十餘年，奉朱氏復興，則與夏臣靡相似；其與宮人太監匿一塊保全，則與程嬰相似；其屈膝穹廬而終奮大辱之積志，即李陵之所嘗欲而未能者也”(16)。

傳説中，夏代寒浞殺害后羿篡奪王位，而夏臣靡苦心孤詣，收羅遺民，並經營多年，終於輔佐少康中興夏王朝，是卧薪嚐膽的忠臣；春秋時的程嬰則是著名的《趙氏孤兒》中的主角，他收養被滅門的趙朔之子，忍辱負重成就友人大義，是可歌可泣的烈士；至於李陵，則是漢武帝時代戰敗不得已才降匈奴的將門之後，司馬遷説他“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這次“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這三個人都是堅韌之人，其不死更難於死。

朝鮮人未必真的相信吳三桂《檄文》的自我表彰，但仍然如此誇張地想象這是反清義舉，其實只是在表達自己內心的復明希望。三 按兵不動：等待的結果那個時候彷彿捷報頻傳，西邊的吳三桂好像聲勢不小，東海的鄭氏似乎也有所動作，辨不清真假的消息接踵而至。一會兒使臣傳言，説吳三桂、耿精忠和鄭錦舍“連橫合勢，湖廣、四川、陝西等地，不動一兵，傳檄而定，聲勢日振，南方郡邑太半歸順”；一會兒探馬來報，説吳三桂有苗奴五六千，“泹齒漆膝，白布裹頭，其目深而黑，其劍長而廣，其勇如飛，其戰無敵”；一會兒又聽人説，吳三桂地險兵利，堅壁不出。據説，清兵雖有四親王十大將率八萬兵，但“上年糧絕，人相食，獵獐鹿，並其毛食之”(17)。

紛至沓來的消息，搞得朝鮮君臣有些心癢難耐，有人上書進言説：“清人與吳三桂相持已累年矣，天下中分，干戈搶攘，國內虛耗，兵民愁怨”，如果“我以全盛之國，士卒精鋭，當此之時，聲大義，率大眾，乘虛直搗，則乃彼國滅亡之日也”(18)。

不過，畢竟“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中國興亡又不是朝鮮興亡，所以，這些年裏他們始終在觀風向、走鋼絲。一些大臣如南九萬就説，別信道聽途説，也別輕舉妄動，要想復仇，先得忍辱負重，卧薪嚐膽，“設令國家真有克詰戎兵，轉弱為強之事，亦且隱閉藏匿，不使敵人有所窺測，況於初無一事之措處，而先出治兵之虛聲哉？”

雖然有人（如水原儒生李啓祥）自告奮勇，要代朝鮮國王和鄭氏聯絡溝通，但被當朝大臣（領議政許積）斥責為不負責任而罷。雖然清朝使團曾經到朝鮮來要挾，讓國王給皇帝送“數百柄鳥銃”，以博大清歡心，並説這樣一來“皇帝必大喜”，但朝鮮大臣（右議政權大運）卻反對這種做法，説：“豈可只信渠説而輕送重器乎？”(19)

你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們始終在小心翼翼地觀察，並不為外言所動。有一次，日本對馬島主平義真來問“華戎兵事”，居心叵測地鼓動他們有所行動，他們聽了以後也只是笑笑(20)，因為他們深知，“倭性狡猾，而此書辭，明是賣哄熒惑之言，窺伺之態，有不可測知”(21)。

特別是，儘管痛恨清朝而眷念大明的朝鮮文人心存幻想，但畢竟他們對吳三桂開門揖盜的行為仍然記憶深刻。康熙十六年（1677），當吳三桂還在南方和清廷對峙的時候，沙河驛原來四時上供的吳氏父祖墳墓，就已經被清朝官方搗毀。這一年，出使北京的韓泰東在日記裏記載，“雲南舉事之後，（清廷）發葬磔屍，以戮辱之。其父冢則只納一部空櫬，不獲其屍，但掘毀而已”(22)。他覺得，吳三桂不僅引清兵入關，把大明江山拱手送人，而且一方面拒不赴李自成之召，害得父親丟了性命，一方面又舉事造反，讓祖父屍體被清人棄骨揚灰，真是既不忠又不孝。

所以，他在日記中重重地記了一筆，“始則納腥羶，穢亂區夏，末乃豪據一隅，身僭大號，蓋未嘗有為朱氏扶立血胤、規復舊物之意，實中華亂賊，清虜叛臣”(23)。

久久等待之後，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終於傳來了吳三桂兵敗身死的確實消息，漸漸他們也知道了，“三桂即位於衡山之陽，國號大周，改元弘化，而原無立朱氏之事”(24)。於是，他們暗自慶幸，慶幸自己沒有輕舉妄動，因為吳三桂並不是為“反清復明”而忍辱負重的姜伯約，而是大逆不道想當皇帝的僭越者。

四 遼東見聞：尋訪散在關外的吳三桂舊部

不過，有時侯人的心理很奇怪，本來在觀念上被看成是從逆的叛賊，一旦和自己面對面，觀感也有一些微妙變化，真所謂“耳聞不如眼見，親近改變舊嫌”。在吳三桂敗死之後那幾年，作為反覆無常的“貳臣”，在中國文獻中，吳三桂迅速被口誅筆伐。康熙皇帝説他是“反覆亂常，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為一時之叛首，實萬世之罪魁”(25)；漢族士人覺得他朝三暮四，為一己私慾而絕不是“反清復明”。

所以，儘管他在起兵時發佈過那篇《反清檄文》，打出“反清復明”的旗號，希望用漢族意識來凝聚反清力量，但意外的是，並沒有多少人相信他的鬼話，滿、漢、朝、野各方似乎都形成一致印象，要把吳三桂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這種評價當然影響了朝鮮人，他們本來就對吳三桂沒有好感，一直鄙夷這個反覆無常的奸雄。在吳三桂敗亡後，他們也會跟着抨擊，像康熙二十二年（1683），著名的朝鮮文人金錫胄（1634—1684）路過山海關的時候就寫詩説，“次第邊城失，當年此亦孤。深仇天豈戴？大盜地盡輸。西北崩隍在，東南半壁無。白頭還舉事，吾且爾何誅”(26)。

但有趣的是，已經漸漸接受“大清”的漢人這樣説倒也罷了，原本把清帝國視為“夷狄”的朝鮮人，有時也會在對吳三桂“反清復明”的想象之中，對吳三桂的觀感有一些彷徨。朝鮮君臣在三藩之亂中猶疑不定，這種猶疑似乎一直延續到吳三桂敗亡之後。儘管希望最終變為失望，但那種複雜的希望，卻很容易引起朝鮮人對吳三桂的另類想象。特別是，當一些朝鮮使臣來到遼東親見吳三桂舊部，和他們有了親密接觸之後，他們竟然對吳三桂產生了另一種感覺。這些吳三桂舊部因為失敗，被清廷流放在東北各處(27)。

或許是清帝國覺得，將逆臣放在自己的老巢可以稍稍放心罷，吳三桂兵敗後，一批“從逆”官員被流放到關外，他們或為僧人，或為塾師，或為遊民。由於這些吳三桂舊部恰恰在朝鮮使者路經的遼陽、瀋陽等地居住，因此常常和朝鮮使團不期而遇。在普遍文化並不高的關外，喜歡炫耀文采的朝鮮文人遇到這些精通或粗通文墨的漢人，常常會格外高興。三藩之亂平定後不久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朝鮮使臣吳道一（1645—1703）在瀋陽遇見一個叫做劉君德的文人，在筆談中，他發現這個人“文理粲然，甚

不易得”。詢問之下，原來他是關內的漢族人，曾在雲南吳三桂那裏做翰林侍讀，他對於“理”和“詞學”自有一番自己的見解，“尚藻華而絀理致”。

他對朝鮮使者説，那些空洞的性理之學能感動人，所謂“濂洛風雅”只是“酸氣撲人”，倒是“精詣動人處，蓋深於詞學者”。雖然恪守朱子理學的朝鮮文人吳道一併不認同這番議論，但也覺得，他的這番議論很是新鮮，更何況他能夠引經據典，讓朝鮮人覺得，他真是有學問的“雲南學士”。不過，當話題漸深，吳道一問到吳三桂及“雲南兵敗城陷時事”的時候，這個劉君德公然回答説，“吳平西（吳三桂封平西王）有勇力膽略，不幸嬰疾，心血枯盡而死，其孫世璠亦英明文雅，濟以渾厚，兵戈之中，不廢書籍，及其城陷之日，索刀將自裁，宦侍輩扶掖止之，奮拳大罵曰：自古豈有降天子哉，即刎頸而死，皇后亦與之同死”。

這番話讓朝鮮使者很是吃驚。而當劉君德説到自己，痛苦萬端，寫下“為賊所生擒，求死不得，致有今日名義掃地，愧罪千萬”這番話，並且悽咽泣下的時候，更讓驚愕之中的朝鮮正副使不知所措，只好百般安慰，還贈送了朝鮮的壯白紙、小刀、扇子和筆墨(28)。（見圖8）圖8 朝鮮人所繪瀋陽朝鮮使團下榻之處（載《燕行錄全集》第一百卷68-69頁）

這使朝鮮人很感困惑。有一個朝鮮使者李宜萬在瀋陽西街見到被流放的文人，即號稱剩人和尚（又自號辱翁）的林本裕，他曾小心翼翼地詢問吳三桂的真心，“或謂之忠，或謂之逆，何説為的”？林本裕雖然謹慎，但還是回答説，“事成則忠，事敗則逆”，他的理由是，吳三桂的失策只是在於自己稱帝而“不立義帝”，在大勝之後“想兒子講和，豈非婦人女子見識”而已，這讓朝鮮使者深深感受到他對吳三桂愛之深，責之切(29)。

林本裕受到清廷嚴格監管，他的詩文被清廷下令禁燬，據説，他每次筆談涉及“清朝事，則輒呼燭燒之”(30)，讓朝鮮人感覺他“樞機之周慎”。但其他人卻不同，往往在外國使者面前放膽直言。比如吳道一在遼東曾見到過一個叫郭垣的人。郭垣祖籍江西南昌，父親郭朝瑞在吳三桂手下從刑部郎中、鴻臚卿、大理正卿，一直做到通政司，吳三桂兵敗後被安置在周流河居住，大概郭垣就是隨着家庭被流放關外的。當吳道一詢問郭垣“吳藩敗時有殺身取義者否”這一問題時，他先舉出吏部郎中穆廷選，並大大地讚揚他“城陷之日，夫妻俱從容就死”，再舉出吏部尚書方光琛，“為虜所擒，憤罵不屈而死”，還説“其餘殉節者亦頗有之，今難一一備陳”(31)。

而吳道一遇到的另一個雲南流放文人朱秀，也好像始終沒有改變他擁戴吳三桂的立場，在被問到“清國既統一天下，吳平西何不服事，以享富貴，而浪取滅亡之禍”的時候，雖然沒有直接反駁，但也很含蓄地回答説：“自有萬世公論，今不必煩問，亦不敢煩説。”(32)與其説吳三桂部下眷念大明，倒不如説他們始終反清。

他們對清王朝的敵意，讓他們心中充滿憤懣和怨毒。當他們見到朝鮮使者的時候，總會特意介紹那些與清王朝格格不入的人物，像朱秀給吳道一介紹誰是“當世名士”的時候，他舉出的一個是雖然“仕於清，不容而退隱”的江南汪遠，一個是被迫赴舉卻以“親老為解”慟哭不受功名的陝西李因篤，這讓朝鮮人覺得“近來中國淪於左衽，而文章節義之士，尚不乏人”(33)。

當朝鮮人向他們問起吳三桂的時候，他們也總是固執地讚揚舊日領袖，像郭垣回答金昌業“吳王勇略如何，身材大小如何，髯須多少如何”這一問的時候，這個其實並未真的見過吳三桂，也未必真的經歷過三藩之亂的郭垣，卻也言之鑿鑿地説：“魁偉俊材人也，自幼在戎馬行中，軍略超眾，髯須長大，乃貴人相也。”(34)

另一個叫李素的人，在見到朝鮮使者的時候，也回憶説：“吳王在雲南，遇士卒善飲酒，每遇戲，好點嶽武穆事，見之大哭，仍曰：天下如此，（按：原文如此，疑有缺字）藩竟不是人。言訖復哭，哭罷復飲，此可見其志所在也。後來事雖不厭人意，要是雄傑間世人也。”(35)

冬去春來，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天朝鮮使團返回朝鮮途經瀋陽時，吳道一又遇到了劉君德，故人相逢，彼此格外親熱。由於感到清國已經安定，復明往事已成幻夢，而朝鮮使團也經歷了北京一月的所見所聞，於是，吳道一在筆談中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在燕京時，聞清朝皇帝酷好文辭雲，先生亦有所聞否？”話一出口，吳道一也許覺得頗有不妥，便解釋説：“此等事非所敢問，而妄恃見許，敢此煩問。”而劉君德仍在紙上寫道：“酷好文辭，喜獎文士，信然信然。

但僕等局外之人，故聞之亦等秦越耳。”當吳道一再次問到：“聞清皇蠲除民賦，慰悦四方，否？”劉君德便無奈地用筆回答説：“上之美意，則或有之，但臣下奉行不力，恐徒成空文。”吳道一明白，這是一個聰明人能夠回答的極限了。於是便請劉君德賦詩書紙以作紀念，劉君德寫了一首唐人絕句給他，詩云：“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用“悲歌”之辭，用“劇孟”之典，可以想見他無力迴天的蒼涼心境(36)。

五 “閒坐説玄宗”：朝鮮使者聽吳三桂舊部説天寶遺事

“關外年年經風雪，遼東歲歲逢舊人”。從三藩之亂後，自康熙、雍正到乾隆初的若干年中，很多朝鮮使者都在遼東遇見吳三桂舊部下或他們的後人。在這個滿人的龍興故地，打心底裏瞧不上滿人的朝鮮使者，似乎覺得這些漢人倒是有文化的筆談對手。康熙五十一年，金昌業（1658—1721）在途中又曾遇見了郭垣和他的父親郭朝瑞，遇見了江西南昌人金某。康熙六十年（1721），李正臣（1660—1727）則遇見六十四歲的揚州人、善於推步之術的蔣寅(37)。雍正元年（1723），李宜萬（1650—1736）在瀋陽見到了號稱“遼東三老”之一的林本裕（1652—1737以後）(38)。

一直到乾隆二年（1737），李喆輔1691—？）還再一次見到已八十六歲的林本裕，這時離吳三桂敗死，已經過去了一個甲子。親見親聞吳三桂舊部聽他們敍述往昔，給他們一個迷離的印象和含糊的故事，這個印象打散了記憶，這個故事攪亂了歷史，讓他們的感性和理性產生衝突。歷史褒貶常常表現的是“後見之明”或者“從眾之説”。當時人對當時事，總不免有“夢裏不知身是客”的當局者迷，事後書寫的歷史書，剩下手術刀式的冷峻和解剖圖式的準確，卻篩掉了當時的心情和感覺。面對面筆談的是朝鮮使者和吳三桂舊部，朝鮮使者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真人，不必用事後的政治倫理去評判。

我們驚訝的只是，這批吳三桂舊部竟然如此固執地維護着吳三桂的死後聲譽，堅持着和大清王朝的對立立場，他們甚至不惜向朝鮮出賣大清的情報，這倒是過去不曾知道的。舉一個例子罷。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鮮人趙師錫為了刺探清國的政治情報，曾經派人向吳三桂舊部郭朝瑞（1631年生）打聽(39)，郭朝瑞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垣的父親，他住在離瀋陽一日路程的周流河。多年來，他曾多次見到朝鮮使團官員，認識不少朝鮮文人如南九萬、崔錫升等。當他接到趙師錫的來信，就立馬回信給朝鮮人，説了一大堆半是傳聞、半是情報的消息，像康熙在承德避暑時，“大殿中柱名曰擎天柱，聲若霹靂，崩壞五尺許”，“近日宮中，夜聞鬼哭怪號，作祟非常”，“（康熙）行獵之時，忽然狂風大作，從晨至午，風息之後，沙石約有尺許，將康熙所着衣服吹去，渺無蹤影”。

他還告訴朝鮮人説，康熙不聽有關“內遠聲色，外絕遊田，息兵養民”的好言相勸，卻把諫言的人打了一頓，還“親執杖以撞之，體無完膚”等等。他特別向朝鮮官方透露吳三桂故地雲南情況，他説，征服雲南的大清官員腐敗貪污，而云南十八家土司“因撫綏不善，俱有負固之心，且招納流亡，收留平西王下舊人更多，是有待時而動之意也”(40)。

究竟是為了給吳三桂復仇，還是有意迎合和討好朝鮮君臣？從他不惜當密探，給朝鮮通風報信的架式看，大概這個人的心思並不磊落光明，從他所説的情報幾近荒誕來看，可能他的性格也頗奔競浮躁。他雖然在信中説自己是“亡國臣僕，身陷泥中，逆旅得遇高明”，願意披瀝肝膽，但他又表示了心底對錢財的貪戀，他在信中説，如果朝鮮能夠給他“少加賙恤，以濟涸轍之魚”的話，他願意作朝鮮的“偵事之人”，把情報上呈“貴國主”。可見此人心地並不單純，所以在二十八年後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業在周流河又見到此人，已經察覺他並不可靠，金昌業在日記裏説，他“頗有文翰，而為人浮誕，言不實雲”(41)。

但是，當時的朝鮮人一方面出於對清朝的仇視，一方面出於對情報的需要，仍覺得這個吳三桂舊部“情理實為矜惻”，所以就連國王也下令，“其情誠可矜，使臣之行，優齎盤纏，以周其急可也”。

今天，也許我們不必討論他出賣清國情報給朝鮮人是否“賣國”，也不必強調他以夸誕通報以換取錢財是否“可恥”，只是朝鮮人記載的他的舉動以及關外吳三桂舊部的言行，處處讓人覺得這些舊部對吳三桂，真是有相當奇怪的忠誠和固執。

尾聲：蓋棺論定身後事

吳三桂和他的部下起事，未必是懷念故國而擁戴大明，他們恐怕只是為了“撤藩”而反清。朝鮮人未必贊成吳三桂，卻是真心地眷戀大明。這一點到了康熙末年，朝鮮文人也漸漸清楚，便不再對吳三桂有太多的同情。像金錫胄的後人金昌業，在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國時，雖然對這個“世人皆曰殺”的吳三桂是否“開關納清為罪”感到疑惑，説當時“皇城已陷，帝殉社稷，天下亡矣”，吳三桂無法自保，更無法殺逆賊（李自成），“使三桂徒守一切之義，不與清兵併力，則畢竟見破於自成，而清兵亦自入關矣，天下事亦何益哉？”但是，他還是覺得，吳三桂最重要的罪過就是“不立大明宗室，失天下望，身自僭號，竟至敗滅，喪失名節”(42)。

康熙六十年（1721）是辛丑年，這年冬天，李正臣（1660—1727）率團出使清國。在遼東一地看到四塊大碑，傳説中此地乃是吳三桂冢，可他看來看去，發現四塊碑都是明朝王姓官員的神道碑，並沒有吳三桂和他的家人，顯然這是明代王氏的家族墓地。於是，他便詢問同行的翻譯金慶門。金慶門是個極其精通中國事務的譯官(43)，他回答説，自從清帝剿滅三藩之後，“盡殺三桂之九族，盡掘三桂之先冢。況三桂死於南方，豈葬於此”。

説到這裏，他細細地向李正臣敍述了吳三桂的故事：甲申闖賊之變，大明覆亡，此際吳三桂持重兵守大藩。不顧父死，請兵於清朝，殺賊報仇，天下之論三桂者，譭譽紛紛，要觀其末梢所為。其後三桂果起兵，幾得天下半。旋乎身死而兵敗，前日之譽三桂者，由是而尤增氣焉。但是他告訴李正臣説，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因為十年前他在留守鳳凰城的時候，曾和流放到那裏的吳三桂舊部敍談，“盡得其事顛末甚詳”，他説：

蓋其反清朝，非為故君之地，實自為之計也。初則受封為平西王，俄奉清朝皇帝之命，攻永曆皇帝於緬甸，生擒永曆皇帝，俾絕朱氏之血食，而仍自王其地。及復舉事，自稱大周，建元昭武，則其身死兵敗者，不必清朝威武之所加，想應明朝列聖在天之靈，陰有以滅絕之也。其無父無君之罪，可勝誅哉(44)

這一席話説得李正臣如夢方醒。這時，歷史和價值都很簡單明瞭，無論是大清國官方“十惡不赦”的定論，還是漢族文人半失望半怨恨的感懷，還是朝鮮官員懷念大明鄙視大清的心理，似乎在合力把吳三桂釘在了恥辱柱上。幾年後，朝鮮使臣趙文命在路上想起吳三桂，就寫了一首詩，説：人言三桂心猶漢，我識通天罪莫逃。當日若興真義旅，白頭寧着柘黃袍。(45)時勢畢竟比人強，歲月也能磨銷記憶。再過十來年，就連曾經對吳三桂抱有極大好感的林本裕，也只好承認大清國皇帝的新政，是“寬仁盛德，敬宗睦族”(46)。

到了三藩之亂平定六十年之後，這件事情早已在人們心中淡去，無論在漢族文人還是在朝鮮文人心中，吳三桂已經是不必再説的“貳臣”和“逆賊”，朝鮮文人和大清朝廷的評價已經不再衝突。雖然，一個叫做盧以漸（1720—1788）的朝鮮文人想起了吳三桂的時候，還偶然地聯想到了圖謀恢復漢室不幸身死的三國蜀漢名將姜維，但是，他還是覺得，吳三桂究竟不能算姜伯約，因為他“終作開門納賊之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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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個清代，朝鮮使者在中國境內的途徑是被規定的，大體上從義州出發經柵門，一共三十站：即鳳凰城—松站—通遠堡—連山關—甜水站—狼子山—遼東（以上東八站）—十里堡—瀋陽—邊城—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廣寧—十三山—小淩河—高橋堡—寧遠衞—東關驛—兩水河—山海關—撫寧縣—永平府—沙河驛—豐潤縣—玉田縣—薊州—三河縣—通州。整個中國境內的旅行，包括休

整與在途，大約需要一個多月，所以，各類《燕行錄》的記錄，多是北中國這一路的風土人情。又，

關於明清兩代朝貢路線的變化，朝鮮人徐有聞（1762—？）有一個簡略的記述：“先時，女真作

亂，以遏朝鮮使者朝天之路，大明成化十六年，我國以改路之意問於天朝，事下兵部議之，職方郎中劉大受曰：朝鮮往來之路，自阿骨關歷遼陽、廣寧、屯田衞入山海關，入京不遠好矣，然此非祖宗本意也，若自鴨綠直抵屯田衞、山海關，則恐為他日之憂。事寢不行。阿骨關即連山關也。大抵渡鴨綠，不由遼東、瀋陽，直有五六百里捷徑，而事不如意，甚為慨然。”見徐有聞《戊午燕錄》，載《燕行錄全集》第六十二卷，239頁。

(2) 李 （1737—1795）《燕行紀事·聞見雜記上》中記載路程説，“自鳳凰城到瀋陽，四百四十三里，

瀋陽到山海關八百三里，山海關到燕京，六百六十里，通計三千一百二十六里，除我境，實為二千五

十里”，自瀋陽到山海關，是中節，山海關以西，則是終節。但他又説明，明代原來貢路是從遼東直

取鞍山，自海州衞以下，皆沿海而行，清代則改經瀋陽，所以，到十三山才見水色，到松山堡才近海濱。《燕行錄全集》第五十二卷，634—637頁。(3) 吳道一（1645—1703）《丙寅燕行日程》，《燕行錄全集》第二十九卷，170頁。

(4) 韓德厚曾於雍正十年（1732）與李宜顯同赴北京，其《承旨公燕行日記》中記載山海關附近的文廟“殿宇荒涼，規模草率，不成貌樣。古帝王尊師重道之治，固不足貴之於夷虜，而大抵大小寺塔，

則遠近相錯，極其侈靡，聖廟則殆於蕪廢，由是儒風掃地，習俗淪陷，人人以弓馬商販為事，不知文

學為何樣物事。餘於一路上及留館之時，輒求儒生經士，而曉解文字者絕稀，間或有秀才為名者，而

蠢蠢貿貿，無足與語。中華文物無地可尋，足令人釀涕也”，見《燕行錄選集》下冊，530頁。

(5) 吳偉業《圓圓曲》，《吳梅村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三，78頁。

(6) 《李朝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3）《仁祖實錄》卷四十五，仁祖二十二年（1644）五

月甲午。

(7) 成以性《燕行日記》，《燕行錄全集》第十八卷，148—149頁。

(8) 趙珩《翠屏公燕行日記》，《燕行錄全集》第二十卷，221頁。

(9) 以上可以參看葉高樹《清代文獻對吳三桂的記述與評價》，載《台灣師大歷史學報》（台北，2000年6月）第28期，85—108頁。感謝台灣大學博士候選人林韻柔從台灣為我複製這一論文。

(10) 孫萬雄《燕行日錄》，寫於康熙十六年（1677），《燕行錄全集》第二十八卷，340頁。(11) 《同文匯考》（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第二冊補編卷一“使臣別單”中記載説，朝鮮人李宇鼎在當年十二月就已經在大清境內聽人説到了這一事變。1578—1580頁。

(12) 《李朝實錄》之《肅宗實錄》卷一，25頁。轉引自莊吉發《他山之石—朝鮮君臣論盛清皇帝》，

載李國祁編《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史學論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81頁。

​(13) 《李朝實錄》之《顯宗改修實錄》第二十八卷，顯宗十五年（1674，即康熙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14) 《李朝實錄（肅宗）》第一卷，肅宗元年（1674）十一月十三日。

(15) 林春勝、林信篤所編《華夷變態》（東京：東方書店，1975）卷二《吳三桂檄》，52—54頁。對

於這篇檄文的真偽，1931年朱希祖有一些討論，見朱希祖《吳三桂周王紀元釋疑》，《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類·明清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第一冊，393—401頁。

(16) 我在第一章中曾經提到，在中國文獻中吳三桂的這篇檄文都不見收錄。原因很可能是，官方既不

願意人們讀到這篇充滿漢族民族情緒和大明歷史意識的文字，也不願意讓涉及歷史機密的消息廣為傳播，因而把它當作悖謬之文禁止，而人們既害怕涉及政治忌諱招惹迫害，又把吳三桂的宣誓當作笑柄，覺得這只是惺惺作態，以至於這份歷史資料不存於中國，倒保留在日本和朝鮮的記憶中。

先是收在日本人編的《華夷變態》中，接着又在朝鮮國王那裏引起極大關注，被收錄在《李朝實錄（肅宗）》卷四，16頁，肅宗元年（1675）六月己未。可參看前引葉高樹《清代文獻對吳三桂的記述與評價》。

(17) 《李朝實錄（肅宗）》卷七，肅宗四年（1678，康熙十七年）三月日。

(18) 《李朝實錄（肅宗）》卷六，肅宗三年（1677）十一月九日。撰寫實錄的史臣也説，“天道悔禍於赤縣，而人心未忘乎朱氏，三桂一呼於雲南，羣雄並應於海內。乘此之幾，我若提兵渡遼，直搗巢穴，王師攻其南，我兵擊其西，則可以殪蛇斬豕，掃清腥穢，庶幾雪仁祖之遺恥，報神宗之至

德，使天下萬國，知三韓忠節，猶有不泯”。可見這種想法當時很流行。

(19) 《李朝實錄（肅宗）》卷三，肅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三月二日。

(20) 《李朝實錄（肅宗）》卷三，肅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六月三日。

(21) 《李朝實錄（肅宗）》卷四，肅宗元年（康熙十四，1675）十一月一日。平義真的信中説，“大明

舊臣吳三桂，輔翊先帝幼子，久懷立孤丕運恢復之籌，分箚倡良將，杖節舉義兵，方欲樹創業守成功，而今業已圖南北兩京……貴國地近靺鞨，道通中原，不知干戈餘殃，無及邊徼耶”。應該説，日本方面對於吳三桂的起兵，有相當大的關注，他們始終試圖通過朝鮮獲取更多有關情報，這一點可以參看《華夷變態》卷三，135—136頁，170頁。

(22) 韓泰東《兩世燕行錄》，《燕行錄全集》第二十九卷，289頁。

(23) 韓泰東《兩世燕行錄》，《燕行尋全集》第二十九卷，218頁。

(24) 《李朝實錄（肅宗）》卷十一，肅宗七年（康熙二十年，1681）三月十八日，冬至兼謝恩使金壽

興向肅宗的稟報。

(25)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四十六，14頁，康熙十三年二月辛酉。

(26) 金錫胄《息庵先生遺稿》（韓國曆代文集叢書603冊）卷六，327頁。又，此卷亦見於金錫胄《搗椒錄》卷下，收入《燕行錄全集》第二十四卷。

(27) 關於東北流人，謝國禎先生有《清初東北流人考》一文論之甚詳，見氏著《明末清初的學風》

（上海：上海書店重印本，2006）。但有關三藩之亂後的流人，謝國楨先生主要討論的是陳夢雷

等著名人物，未涉及這些被流放的非著名士人。

(28) 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錄全集》第二十九卷，155頁。

(29) 李宜萬《入沈記》附《聞見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卷，281—283頁。

(30) 李宜萬《入沈記》附《聞見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卷，283頁。

(31) 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錄全集》第二十九卷，157頁。有趣的是，二十多年後的康熙五

十一年即1712年，朝鮮使者金昌業、崔德中又再次見到郭垣，這時吳三桂已經死了三十五年，可他仍然堅持相信，吳三桂是“魁偉俊材人也，自幼在戎馬行中，軍略超眾，髯須長大，乃貴人相也”。見金昌業《燕行日記》卷一，《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一卷，346頁。

(32) 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錄全集》第二十九卷，197頁。

(33) 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錄全集》第二十九卷，196頁。

(34) 金昌業《燕行日記》卷四，《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二卷，228頁。

(35) 金昌業《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一卷，391頁。

(36) 也許是受到吳三桂舊部的刺激，吳道一覺得記載鳳凰城到山海關沒有軍隊，認為“蓋清人不但專意

南方，不以我國為慮。以弓馬馳突為能事，至於關防城守等事，不甚致力，蓋其習俗然也”。他覺得“誠得精兵數萬，一渡遼河，則關外千餘里，庶有長驅破竹之勢，而一任其據有神器，肆然稱帝，直欲發一慟也”。吳道一《丙寅燕行日乘》，《燕行錄全集》第二十九卷，165頁。

(37) 李正臣《燕行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四卷，235頁。

(38) 李宜萬《入沈記》，此即《家山全書農隱遺稿》中之兩卷，《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卷，279頁。

(39) 據金昌業記載，郭氏之父是吳的刑部郎中，後轉鴻臚正卿，三任大理正卿，轉通政使。

(40) 《李朝實錄（肅宗）》第十五卷，朝鮮肅宗十年（1684）十二月三日。

(41) 金昌業《燕行日記》卷四，《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二卷，228頁。

(42) 金昌業《燕行日記》卷二，《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一卷，390頁。

(43) 金慶門的事蹟，可參見金慶門撰《通文館志》

（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影印本，2007）卷首。

(44) 李正臣《燕行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四卷，253頁。

(45) 趙文命《燕行錄》，《燕行錄全集》第三十七卷，105頁。

(46) 李喆輔《丁巳燕行日記》，《燕行錄全集》第三

十七卷，448—449頁。

(47) 盧以漸《隨槎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