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中迴避的史實——漳縣會議（四）：徐向前也是張國燾的跟隨者_風聞

張國燾西進思想對西路軍的影響

由洮州會議上的表態，亦可見徐向前與張國燾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可以説徐向前的出發點完全是由紅四方面軍本身出發的，先則因為考慮避開與胡宗南部作戰同意西進，隨後又因為地理氣候條件不允許轉而支持北上。這與張國燾主要從個人出處和意氣出發、堅持西進的立場是有差別的。

但是，也正因為存在這種本位主義的弱點，使得徐向前並沒有真正地理解北上與西進在政治上、軍事上、全局上的意義所在。故此，四方面軍渡過黃河之後，仍未擺脱獨力打天下創造局面的思想。在張國燾“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張國燾11月5日14時致徐陳電）的思想影響下，西路軍未堅決控制一條山、五佛寺一線，放棄了已經收集到的船隻，急於向大靖、涼州方向發展。當中央去電告知：“由於河東還未能戰勝胡、毛、王各軍，妨礙寧夏計劃之執行我們正考慮新計劃”，並詢問“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時，陳昌浩尚在猶豫之中，徐向前則力主西進，促使西路軍邁出了覆亡的第一步。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提到：（中央11月11日去電詢問後）“陳昌浩拿不定主意，召開軍政委員會討論。我在發言中列舉了西進新疆的好處。……我列舉了五、六條理由，説明西進的必要性。大家贊成我的意見，一致認為，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與西進比較，困難更大”（《歷史的回顧》）。

西安事變發生後，12月22日中央又曾去電擬令部隊東返。“陳昌浩不同意多數人的意見，認為應當無條件地執行中央的指示，東進蘭州附近，取得物資補充，向河東進擊”，而徐向前則“贊成多數人的意見，認為我們乘虛西進，把握大，損失小，最有利；東進，難免付出大的代價，能否突破馬敵的重兵防堵，還是個問號”（《歷史的回顧》）。最後，西路軍領導人以“即令我們在二十天內到蘭，至多隻能達到鞏固蘭州作用，策應主力行動其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價，而基地放棄，再打通遠方，時機又過，若二馬退，我進迫蘭州更不合算”等種種理由，“建議西路軍仍首先堅決按期執行打通遠方任務”，從而喪失了最後一線生機。

這兩次，都是陳昌浩猶豫或主張東返，而徐向前力主西進。但在1945年2月程世才根據“自己的回憶及與一些同志談而綜合寫成”的“關於西路軍的材料”中，事實卻被寫成：“‘雙十二’後，中央曾電示徐陳東進，並探詢情況，徐主東進，執行中央之戰略意圖，而陳昌浩則堅持西進，並漠視中央對永山甘一帶是否可降落飛機等情況之瞭解。對敵我優劣勢之估計，陳肯定我仍居優勢，而敵佔劣勢。徐認為所謂優勢必須有人力物力之後備與供應，同時還須有主動權，此二者在敵而不屬於我，因此我佔劣勢，東進形勢與我有利。但陳以軍政委員會之主席的最後決定權，否認徐之正確見解。徐乃保留其意見。”

1960年8月紅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徐向前為主任委員）所編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大事記（初稿）》，就根據程世才所寫的材料，在1936年12月下旬條中，寫道：“西安事變後，中央電令西路軍回師東進。徐向前同志擁護中央指示積極主張東進。但身居軍政委員會主席職位的陳昌浩堅決執行張國燾路線，再次違抗中央指示，堅持西進”。

程世才的這份材料中，徐陳爭論的時間、內容都不準確。1963年7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送審稿）》中，將爭論的時間移到了十一月份，並且不再提徐向前主張東進這一點了。戰史中提及：（九軍作戰失利後）“這時，總指揮徐向前向軍政委員會陳昌浩建議，應當實事求是地分析一下當前形勢。但陳昌浩無視客觀現實，竟認為‘馬家基本上已被擊潰’。徐向前當即對這種誇大估計提出異議，指出將敵基本擊潰的標誌應當是我軍轉入進攻敵軍轉入防禦，但目前情況與此相反；敵人處於主動地位而我們處於被動地位；敵人有根據地、有補充而我們沒有。但是陳昌浩堅持其錯誤估計，仍要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這樣，西路軍便在東起涼州西北之四十里鋪，西至山丹約三百餘里的狹窄地帶上一線擺開，完全形成了被動挨打的局面”。

為何不提徐向前主張東進了呢？徐向前回憶錄揭曉了答案。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時，中央軍委來電，要我們停止西進，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陳昌浩滿有把握，勁頭十足，要建立永涼根據地。我呢？不以為然，對中央要我們停止西進的意圖，百思不得其解。我對陳昌浩説：現在可得好好估計估計形勢哩！”原來徐向前當時雖然不同意就地建立根據地，可也並非是主張東進，而是主張繼續西進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中，徐向前是始終都力主西進的人物。一直到37年2月西路軍撤出倪家營子，徐向前才提出自救突圍東返的主張。而當陳昌浩因遭敵阻截，打算重回倪家營子時，雖然徐向前與陳昌浩爭論過，但無結果，在軍政委員會上，只好一言不發。

陳昌浩在第二次檢討中説“西路軍領導幹部中在到永昌時期及甘州地區，還有個別反對中央路線，而堅持自己過去錯誤路線的表示。我當時雖然當面反對這樣同志，企圖在軍政委員會中開展鬥爭，結果仍是顧慮威信未得實現”（“陳昌浩第二次報告書”）。這指的就是幾次和徐向前所發生的衝突。

故此，對於西安事變後未執行東返的電報，也有論者指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是個集體，而陳昌浩則是這個集體的領導，儘管他本人的意見是執行中央命令東返，但他還是要遵守這個集體的決定”，“12月23日的電報完全是徐向前等人的主張，陳昌浩只是根據大家的意見，給中央寫了電報而已。因此，將拒絕東返的責任推到陳昌浩身上是不公正的”（周忠瑜：“陳昌浩與西路軍”，《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10月）。（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