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 宏：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難題_風聞

 錢 宏：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難題——重刊《從產權理論，到共生權理論的歷史躍遷》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長）

沒有“共生權”，就沒有中國經濟的全面創新驅動。

在中國民營企業紛紛離場、中國股市跌跌不休之際，XJP11月1日明確表示，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和11月2日與特朗普通話。現在，李稻葵們似乎回到正常人對時勢的一個研判：從短期來看，我國經濟已經觸底了，應該堅定信心，最艱難的時段已經過去了！而從長期來看，企業家應重新佈局，積極應對形勢變化。

但是，有一個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是從意識形態和制度立法上一次性徹底解決所有經濟體（所謂“公與非公”經濟組織）的共生權問題。

在現行意識形態框架下，最高領導人明確説：“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因其具有華夷之辨語境下“一家人不説兩家話”的中國文化底色，確實有傳遞為民營經濟正名、給民營企業紓困信號和信心的意義。我完全相信，在一個時期內可以起到保護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私有制”不被消滅，並起到緩解和澄清近兩個月中國政、學、商界“思想混亂”的作用。

但是，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發現，以下兩個基本點，夠成了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綜合難題。

第一，只要不“從意識形態和制度立法上一次性徹底解決所有經濟體（所謂“公與非公”經濟組織）的共生權問題”，最高領導人XJP提出的6個方面政策舉措（即減輕企業税費負擔；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完善政策執行方式；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市場配置資源中起主導作用），在實施過程中，就會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許多其他問題（內容）拉扯在一起，難以落地。經濟學家如許小年們，出於對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從資本積累到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歷史轉折的考慮，提出的“保護私有產權”“縮小國營經濟範圍”“放鬆和解除管制”“全面減税”就更無從進行。這就是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的升級版“政府赤脹之不可能三角”。而在這個不可能三角的背後，則是“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決定了中國各級政府，不是不懂、不想為，而是超級難為（參看《如何走出“轉型中期陷阱”？》，刊《經濟要參》2018年月日第38期）。

第二，只要不“一次性徹底解決所有經濟體（所謂“公與非公”經濟組織）的共生權”這一意識形態和制度立法上的新時代課題，基於古老的華夷之辨語境下“一家人不説兩家話”中國文化底色的“自己人”“自家人”“一家人”，這種套近乎的權宜之論，只要經濟運行的內外壓力減輕（假如真的觸底反彈到一定程度），整體上“從資本積累到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緩解或掩蓋了“國營企業與國營企業領導”的創新短板，即使繼續承認“中國奇蹟，民營經濟功不可沒”（參看1949年《共同綱領》，1957年2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3月《同文藝界的談話》），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依然難免象“為資本家説話”的宋慶齡和50年代的文藝工作者一樣，被當作“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1959），而要求再次被“離場”。這種“內外壓力-需要同路人-內外壓力解決排斥同路人-壓力加大-又需要自己人-“強心針”管用壓力減輕-自己人與非自己人（公與非公）問題重現”排他性惡性循環，還可能再繼續。因而，中國經濟“由高增長向高質量發展”，乃至中國政治生活由非正常向正常轉型的戰略目標，也將無從實現。因為這一惡性循環的背後，還有一個“權控市場經濟全面負債經營”問題在作祟。

我以為這是“沒有公生權，就沒有中國經濟創新驅動”的兩個基本點，即“政府赤脹之不可能三角”和“排他性惡性循環”，稱之為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難題。

將這一“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難題”置於社會優先的全球共生主義背景下，加以觀照，意味着現行經濟學理論——新老自由主義經濟學、新老結構主義經濟學和新經濟經濟學——將面臨革故鼎新，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將應運而生。

這裏重刊《從產權理論，到共生權理論的歷史躍遷——中國模式“制度-文化-人性”惡性循環的死結怎麼解？》，願有心人批評指正，喜歡轉發分享。

2018年11月7日（俄羅斯聯邦全民和解日）

於遼東灣童心公寓

從產權理論，到共生權理論的歷史躍遷

內容提要：本文從超高價值承諾的文化、權控制序定位的制度、官本位創生與特權分配戰略政策導向的人性三個維度，揭示權控市場經濟的本質，形成中國模式“制度-文化-人性”惡性循環的死結，作者提出的破局之道，是用基於“自己活，也讓別人活”（何兆武、習近平）思想的共生權範式，超越糾結於“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產權理論；引入“社區經濟”形態託底維度，超越“政府管控”與“市場自由”兩極形態的“世紀鐘擺”；重寫“老三篇”，建立基於憲政制序及其（適宜“全民”“全官”）民法典、官法典、刑法典三大法典的法控經濟治理體系，特別是建立基於“科斯忠告”的共生思維驅動創新機制，讓中國成為走上“文化－制度－人性”良性循環普惠共生的正常國家－－從工商文明的後發國家到生態文明的先發國度！

中國模式特徵是什麼？

從權控經濟，到權控市場經濟

從產權理論到共生權理論

共生經濟學ABC

共生哲學ABC

中國模式的優勢與劣勢

共生權解套死結制定三大法典

田國強12問與“科斯忠告”

中國模式特徵是什麼？

第一，超高價值承諾下建構起來的中國模式，陷入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導致中國現行“制度-文化-人性”惡性循環。

第二，制度定位在政權、產權、事權的三個基礎特徵：

一是集團官本位特權；二是所有權使用權模糊不清的產權，且缺乏法理保護（做大做小或清零可以瞬間轉換）；三是事權自上而下私相（黑箱）授受設置，且無橫向制衡與自下而上的程序正義。

第三，上述矛盾與定位，決定了中國模式的以GDP增長率為導向的價值創造三大機制：一是政府投資拉動；二是出口拉動；三是城鎮化拉動。

第四，這也同時決定了財富分配三大機制：

一是“國家”、官員、“白手套”通過高税收和創抽尋租佔據DGP增長60%承擔18%的就業，民間佔據GDP增長率40%承擔82%的就業（中國工資總額佔GDP8%，而政府開支卻佔了31%）；

二是通過低工資、低福利，低勞動條件，降低生產成本獲得勞動成本的優勢，在世界自由貿易循環中贏得鉅額順差，又通過外匯管制、金融槓桿和人民幣充水將外匯全部收歸“國有”和“官控”；

三是通過《八二憲法》第9、第10條剝奪國民對自然資源和城市土地產權和“強拆”，把農村的耕地、城市空地、老房子等進行改造，變成高樓大廈“鐵公基”如此這般的城鎮化。

有朋友説：目前，則是從權貴資本主義轉向金融國家資本主義。之所以叫資本主義，是因為沒有放棄市場。其實，無論是權貴資本主義（杜潤生，2007），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李斯特19世紀前葉，列寧1917，毛澤東1953），或金融國家資本主義，本質上都是“權控經濟”模式，與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和“社會主義”幾乎完全無關。不解決“權控經濟”模式，即使通過“強力反腐”後公然宣揚回到五六十年代的國家資本主義+大數據式“新計劃經濟”（馬雲2016），也依舊與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沒有半毛錢關係。

國家資本主義，是列寧提出來的概念，也是毛澤東五十年代就以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為代表的“工業黨”和以鄧子恢、杜潤生為代表的“農業黨”之爭提出的概念。其意思很明確：資本與國家政權相結合，實施從前蘇聯得到的156個工業化項目，用“合作化”“人民公社”的方式，將“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的運動中廣大農民獲得的生產資料“收歸集體所有”；用“公私合營”的方式，將“民族資本家”的財富實施“社會主義改造”逐步“收歸國有”，最後由國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種資本主義經濟。所以，這裏的資本主義，與市場沒有關係，“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完全的“權控經濟”，又稱“計劃經濟”。

從權控經濟，到權控市場經濟

1992年秋天，中國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權力控制下的“書記市場經濟”。特別是1994年“分税制”取代“包乾制”之後，中國實際從中央政府一個總控經濟，分解為5萬個黨政班子的分控經濟，表現形式就是所謂財政聯邦制（Fiscal Federalism）條件下展開的“GDP錦標賽”。

據維基百科解釋，是不是“財政聯邦制”的關鍵，在於有無“財政分權”，而非是否在“財政上”出現聯邦制，因而“財政聯邦制”是一組可以運用到所有試圖推行“財政分權”的國家的原則。沙爾馬（Sharma）認為，財政聯邦制與財政分權之間的區別表現在：財政聯邦制構成一組指導原則，一個指導方案，它幫助設計全國性政府以及全國性級次以下政府之間的財政關係，而財政分權則涉及應用這些原則的過程。而且，聯邦制與非聯邦制國家應用這些原則的方式不同，因為政府的政治與立法環境不同，從而為財政分權提供了不同的機會。關於中國的財政聯邦，吳稼祥曾以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有“干預”“扶助”“掠奪”三隻手時隱時現交替使用加以概括（2006）。

權控市場經濟的特徵是：所有生產要素、所有商品在進入市場前必須經過一級黨政權力的批准，沒有權力允許的資源要素、生產要素進入不了市場，這就是我們説的“政府管制”，無論是項目（特別是規劃項目）還是要去市場上做生意，都繞不開管制部門，這就產生了權力的創租、抽租、尋租空間。所以，許小年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俗地表達為“半管制半市場的經濟”（2011）。

所以，賄賂是進入市場的通行證，腐敗是各級黨政官員支持改革推動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權錢交易”是“國家資本主義”蜕變為“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的第一規律，價格配置資源和供求關係淪為從屬規律。誰的賄賂高，項目、配置資源就流向哪裏。

權錢交易的模式使得權貴們得到巨大的財富，部分內外資本家（白手套）也可以得到財富，這樣一大部分的國家投資，通過權錢交易和貪腐過程就轉化為了權貴資本，權貴資本以佔有國民資源和財富分配權犧牲國民利益為代價（隱性沉沒成本），獲得自己的利益。

所以，象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一樣，權貴資本主義也不會放棄“權控市場經濟”，而將“法控市場經濟”無限期擱置。所以，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決議，幾乎完全沒有辦法實施。

有人認為，什麼“市場配置起決定作用”和“政府主導”結合，完全是玩文字遊戲，沒有邏輯性，但是，背後有其現實動力。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所謂“需求側”、“供給側”改革導向，在“權控經濟”的框架內，只能把一鍋麪給煮糊了熄火拉倒為止。

順便説一句，中國除了“權力的傲慢”，還有“知識的傲慢”，這就是2013年以來，許多專家型官員和主流經濟學家，透過各種管道傳遞一個信息，即污名主政國務院真正抓住了制約中國經濟發展要害——大幅度、大面積“放權”——的李克強總理“不懂經濟”。到了2014、2015、2016年更是謠傳四起，説19大後習近平不會讓李克強再做總理。李克強做不做總理是一個問題，李克強在其有限職權範圍內是不是抓住了“權控經濟”的中國模式的要害，並不餘遺力加以解決，是另一個問題！

從產權理論到共生權理論

儘管“權控市場經濟”並不具有明確的“財產所有者的各種權利及對限制和破壞這些權利時的處罰的完整體系”，而且根據《八二憲法》第9條，自然資源歸國家所有，第10條，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的規定，其名義上的資源財產所有權（如所謂全民所有、公有、國有）與實際控制（經營）權（政府部門、黨政官員、託管人、監管人、法人）是分離的，但是，權控市場經濟的核心，依然具有“產權理論”（科斯）的“專有性”（因一種行為而產生的所有報酬和損失都可以直接與有權採取這一行動的行為主體相聯繫）、“可轉讓性”（這些權利可以被引到最有價值的用途上去）和“可操作性”（配置相關資源）等主要特徵，所以，權控經濟往往比單純市場經濟（法控經濟）更能保證經濟高效率。這就基本解釋了“中國做對了什麼”（林毅夫、洪永淼、高培勇）的問題，甚至也解釋了1980年代“日本做對了什麼”的問題（日本1990年代經濟調整樓市、股市泡沫破裂，被廣泛解釋為“失去的二十年”，其實只要去看看日本一般國民的生活品質與創新活力，就明白這完全是一種誤讀）。

我們需要開闢從權控經濟，到法控經濟之路。因此，只是考察經濟運行背後的財產權利結構，即運行的制度基礎，遠不足以處理好經濟運行中的人權、事權、物權關係，而必須擴大到文化，上升到哲學，才能找到合適的針對性方法。

借用“天賦人權”的表達，世間萬物都天賦生命自組織的共生之權。共生之權，人們已將包括每種生靈（尤其是野生動植物）、每個人都有免於遭受嚴重的貧窮和飢餓的權利涵蓋其中。所以，我們將“以事權為核心”的人權、事權、物權三權，合稱為“共生權”。

共生權，是將“共生法則引入經濟學基礎理論”（2010.6.8）建構的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基礎概念之一。共生權，簡單説就是個體與共同體、自然人與法人、官與民，即所有人，生，且共襄生長的權利。需要強調的是，共生權，是對“共產風”“大同世界”烏托邦理想及“產權理論”框架下的“公有制”與“私有制”、“政府管制”與“市場自由”這種兩極選擇的超越，因而在政治上，也就超越了革命權（你死我活）與強勢產權（權力資本）的糾結。

這樣，共生權，就成為人民、國民、公民、社會，保留對強勢產權者進行革命“底線權”的前提下，所擁有的對非“自己活，也要別人活”（ 何兆武、習近平，2012）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機制狀況，進行實時揭露曝光，實施有序改革、改良、改變，使之實時恢復live and let live，實現同處藍天下的人民win-win-win的正常狀況的權利。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美國電影《哈里之戰》，還是2014年5月內華達居民武裝對抗“強拆”上演的現實版“哈里之戰”，都是對“共生權”底線思維的鮮活圖解！共生權，是綜合中國羣經之首《易經》“生生之德，進退之道，損益之法”和古希臘文藝復興“自由理性與愛的踐約”智慧，強調強者（官）自律、弱者（民）自勵，官知“道之進退”，民諳“生之厚德”，“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謂共生”。

“知進退”是一種由共生智能派生的善惡觀，就是如弘一法師所説的“勢可為惡而不為即是善，力可行善而不行即是惡”，加上兩條，一是“結黨營私而不營即是公，立黨為公而不為即是私”，一是“法許可作而不作即非善政，法禁止作而狂作即非良治”。

共生經濟學ABC

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要求以“共生權”為法權基礎，以“全生態共生鏈”（區塊鏈）為技術基礎，超越“公有制”“私有制”兩極選擇，在“政府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增加“社區經濟”維度，走出“市場自由與政府操控週期性的世紀鐘擺”，化解城鄉市農衝突、社會階層衝突、官民建制衝突，建立三大經濟形態（economic form）並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a、“有效用邊際”的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資本利潤最大化），以美國為標誌；b、“有絕對邊界”的政府經濟（Government economy公共產品最優化），歐洲為標誌；c、“零邊際成本”的社區經濟（Community economy休養生息最惠化或表達參與最適化），但願中國將為標誌。

三大經濟體系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相互流動，共襄生成一個國家或區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經濟社會共生場。

三大經濟形態的互動關係是這樣的，首先，由於“零邊際成本”的社區經濟提供了一個國家居民安居樂業休養生息之需，也就為市場經濟與政府經濟營造了最穩定的社會商營環境和政治官運環境，同時，又為市場與政府提供着基本人力資源、熟練工人、創意人才，因此，國家政策對其應當有諸多優惠傾斜，比如一個社會企業或家庭企業，年收入在一定範圍以內税收全免，而其達到多大規模、效益，則不再享有這樣的政策優惠，達到多大規模、效益後，就可以轉為市場經濟範疇的企業，甚至可能由於其創新成果的特殊性，轉為政府經濟範疇的企業。其次，“有效用邊際”的市場經濟範疇的企業，可能由於某種原因效益、規模下降，到一定程度，同時依然承擔多少員工的就業，在國家政策上也可以設置“退出機制”（這同破產完全不同），歸入社區經濟範疇的企業（包括一拆幾化整體為零小），享受其他社區經濟企業同等優惠待遇，這同樣起到保持就業穩定社會生活的作用，而某些企業或因為經營好，或因為產業政策調整，或因為重大創新和發現，也可以轉為政府經濟範疇的企業。最後，“有絕對邊界”的政府經濟範疇的企業，或由於創新，或由於吸引更大投資，或由於宏觀經濟結構調整，國家政策也可以允許轉為“有效用邊界”的市場經濟範疇的企業，或出於扶持（包括精準扶貧）的目的，也可以化整為零，傾斜轉為某地區城鄉的“零邊際成本”的社區經濟範疇的企業。

三大經濟形態劃分、職能與互動，不僅重新釐定了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活動方式方法，將經濟學從關注“投資-內需-出口”資本增值減值，轉換到關注“生產-交換-生活”資源的能耗/能效上來，而且，有助於明確政治經濟體制結構性改革的方向，走出“市場自由與政府操控週期性的世紀鐘擺”，化解城鄉市農衝突、社會階層衝突、官民建制衝突，迎接“通訊全開放、能源全自足、運載全覆蓋”的趨零邊際成本共生社會。

劉鶴先生曾在介紹《大國的興衰》一書時，説了一句將可能成為經典的話：“創新是高於一般經濟道理的大道理”！基於此，他對什麼是新經濟？提出三個標準：第一，是結構性，不是微觀的、局部的、具體的某一種產品，不能是週期性的；第二，必須有利於解決就業問題，能夠促進就業，否則，視其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是不妥的；第三，有利於建立國內市場體系，能夠加快國企改革。

以此觀之，共生經濟學提出的社區經濟、市場經濟與政府經濟三大經濟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經濟格局，完全滿足“劉鶴三標準”，且在結構功能上遠遠溢出，比如以往讓改革者苦惱甚至望而卻步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民進國退或國進民退”、“上熱下冷或下熱上冷”、“法權操縱與資本壟斷”等“兩張皮”問題，都將消解於三大經濟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政策、法制實踐之中。

巿場、社區、政府三大經濟形態的劃分，目的是讓賺錢的一心賺錢，生活的安心生活，服務的盡心服務……這也相應滿足了新古典綜合、馬克思公平、熊彼得創新、“降低税率擴大税基”的拉弗曲線和“可以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多數人也不會受壓更窮”的帕累託改進要求。

巿場、社區、政府三大經濟形態的劃分，不僅真正激活了公民自組織、社會自組織、政府自組織三大自組織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共生吉祥”的新經濟、新政治、新生活。而且，超越了片面的“比較優勢”、偷獵式選擇複製的“後發優勢”理論、頭重腳輕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上熱下冷的“頂層設計”……諸般黨同伐，順勢也把精英政治從“吃力不討好”事必親躬、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卻“按下葫蘆浮起瓢”的尷尬境地解放出來而回歸正常。

最後，中國人民呼喚百年犧牲億萬時至今日尚可望不可及的共和憲政，也就順理成章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三大經濟形態的劃分、構建與互動，是人類經濟行為上的一次形態革命，是我們走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大勢所趨。

在這場經濟革命中，無分主流、非主流，無分東西南北中左右，無分江湖廟堂農工商，不管是局內人、局邊人，還是局外人，都將參與其中各顯神通，生克反輔，共襄生成一種人人健康、簡約、高尚、富有尊嚴而可持續幸福的生活方式。

共生哲學ABC

回過頭來，簡要介紹一下共生哲學。今天，再看廣島核襲事件（視頻），絕不僅僅是日本軍國主義遭受因果報應那麼簡單，“核襲”分明揭示了一個嚴峻實相，這就是：人類“非共生，即可能共死”。

如果説，二戰時，由於“武力不對稱”，僥倖尚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尚有正義與邪惡戰爭之分（蘇軍入中國東北所為除外），那麼今天：生化核武擴散的今天，超限戰無底線的今天，通迅全開放、能源全利用、運載全覆蓋的今天，武力、權力、信息、資源不對稱趨向全面打破的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的今天……再發生所謂的民族（主權）國家戰爭，尤其是大國戰爭，其結局：誰能夢想自己是最後的勝利者？誰能承受不撞南牆不回頭式的試錯？誰能接受“一條道走到黑”式的武斷與自信？

答案是否定的，是NO！而且：人類再無勝利者、無回頭機會、只有不歸路。不共生，就同歸於盡！國際如此，一國之內亦如此！無論個體與共同體，獨善其身偷着樂，兼濟天下效達人，抑或“必也狂狷者乎”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今天，還必須自覺“限制人類文明的足跡”、“守住人類的本分”，學會超主權地與大自然共生、去中心地與一切地球生靈共生。所以，諸如一廂情願自恃聰明工於算計的“藏水入疆工程”，可以休矣。

每個生而具足又非獨存的人，都必須點燃自己的心燈相互照耀，形成千燈互照光光交澈之勢，才能走出特殊材質集團主義、無限自由增長主義、極端文化民族主義……優越性、優越感的長夜，迎接中國共生、全球共生的曙色熹微！

所以説今天，人類最大的智慧是共生智慧，最大的擔當是共生擔當，最大的格局是共生格局！

中文“共生”或“共生主義”，是一個哲學範疇。可用一個英文“symbiosism”對譯：前綴“sym”意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為“生活方式”（mode of life），而後綴“-ism”則是“主義”或“忠實於某些原則系統”之意。

共生哲學，不同於以往哲學思維之處，是她從出發點與落腳點，既講系統自組織的動力學（dynamics），又講系統平衡制衡均衡的恊同學（Synergetics），由此發現和展開的是宇宙天體、地球生靈、人類社會“從無到有”、“有無相生”、“天人和合”、“別開生面”、“生生不息”與“全生態持續動態平衡”永恆創生的故事。

每個人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獨存的生靈。當人們意識到，並開始謀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時，側重dynamics的自由主義及其各種變體展開，就成為人們的處世哲學；而當人們同時意識到，並承認他人、他者也擁有這與生俱來的權利（“也讓別人活得好”）時，側重Synergetics的平等主義及其各種變體展開，就成為人們的處世哲學。當自由主義、平等主義同時成為所有人的處世哲學時，每個人的自由就成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條件；每個人的平等就成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條件；而尊嚴主義、幸福主義就隨之成為人們的處世哲學，於是乎，每個人的尊嚴、幸福也就成為一切人富有尊嚴、幸福的充要條件——這，就是迄今為止，人類智慧能夠達到的最高倫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價值訴求。

而能夠整體體現這種最高倫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價值訴求的處世哲學，就是從共產主義（Commuism）到共生主義（Symbiosism）世界觀，而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運動展現的“通訊全開放、能源全自足、運載全覆蓋”的趨零邊際成本全球共生社會，總體上也呈現為趨於共生主義思維方式及其普惠價值。

共生哲學不滿足於解釋世界，而必須進入人類身心靈健康實踐。比如説“創新”，從馬克思到熊彼得，再到當代中國，已經成為使用頻率非常高，幾乎貫穿充斥在政府、企業領導人的講話、會議、文件中。是的，説“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創新推動發展，沒大錯，怎麼強調都不為過，但這依然只是一種現象描述。所以，共生哲學必須追問：創新的內在動力（自組織）機制與平衡（恊同）機制是怎樣的？違背這兩大機制相互作用的創新，也有助於人的全面發展嗎？

我想，一種可能的回答就是：以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揭示的共生權GDE價值標準要求，創新的內部機制，是個體或某羣體（共同體）把握現實各種主體間性關係過程不確定性和開放態的認知函數和參與函數相互作用、相向而行、共襄生成！所以，全球共生研究院的副院長（羅馬俱樂部成員）程一恆正在寫一本書叫《共生思維驅動創新》。

這裏的邏輯關係是：共生法則、共生法權（人權、事權、物權）、共生法規－政治、經濟、文化仨自組織人－GDE價值參量下的三大經濟形態（政府、市場、社區）相互作用普惠共生（GSP Symbiosism）。

共生哲學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1、“生命之源，共生一體”的世界觀；2、“一視為仨，和恊共生”的價值觀；3、“人人生而具足又非獨存”的倫理觀；4、“道不同，亦相與謀”的方法論智慧論；5、“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共襄生成”，以至人人健康、簡約、高尚、富有尊嚴而可持續幸福的生活方式；6、“通訊全開放、能源全自足、運載全覆蓋”三大技術革命推動全球互惠配置資源，走向“趨零邊際成本共生社會（主義）生態政治新時代”。

中國模式的優勢與劣勢

反觀中國模式的總特徵：從前三十年的國家資本主義到後三十年的權貴資本主義。所謂“權貴資本主義”，就保留國家資本主義的“權控經濟”或“集團官本位”條件下的“半管制半市場經濟”（許小年，2011）。具體來説，就是“政府拿走的GDP收入通過一定渠道轉化為權貴的收入，從國家資本轉化為權貴資本，國家資本主義就轉化成了權貴資本主義，權貴階層來發展經濟，這樣權貴和姦商聚集了巨大的財富，中國極少數人佔有了中國大部分的財富。”（王建國，2016）

這種中國模式，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官方表述的財富分配機制，其優勢，同時也是劣勢：貪腐和權錢交易成了中國經濟增長、資源包容型創新的內在動力，同時造成了一個不可解的矛盾，那就是底層草根的生活越來越苦，嚴重的不公平的財富分配和嚴重的環境污染（房子和土地被搶了，收入低、税很高，福利也很低，以及巨大的環境成本，水、土地、空氣等污染很嚴重等沉沒成本、隱性成本轉嫁給一盤散沙的社會和國民）。

問題在於：一，嚴重的不公平的財富分配和嚴重的環境污染的中國模式，值不值得繼續？二，中國底層人民會不會長期容忍“國家”“官家”這麼做？這兩個問題可以肯定答案是否定的！

中國模式顯然不能持續，這是從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常識就能揭示的問題，即：“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內在矛盾與“制度-文化-人性”惡性循環的死結。

共生權解套死結，制定三大法典

共生權解套“制度-文化-人性”惡性循環死結的現實力量定位，這裏提出一個重寫“老三篇”的構想：

一、重寫《為人民服務》：生態統領，共生為魂。中國最高領導人代表國家公權力、公信力和民本位或人民中心，不為任何利益集團以任何形式站台。

二、重寫《愚公移山》：瘦身去瘤，培元固本。某傾國權位者基本無情地代表集團官本位利用“公有制”的託管方便法門，與官控“私有制”合謀，進行“盜國行為”（創租、抽租、尋租）盜取了堆積如山的財富，同時，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被破壞的“綠水青山”進入盜國者囊中的“金山銀山”要還給人民，需要某傾國權位者這位“當代愚公”來修復和轉移回來，而且某傾國權位者所代表的資本精英，也是最渴望憲政保證財富安全的現實力量。所謂“官生，民生，恊和生，是為共生”在這裏也要體現。

三、重寫《紀念白求恩》：人民中心，重建社會。某戰神般忘我地代表草根（沉默的羔羊）的利益覺醒、國際慣例及新技術力量，揭露“權力的傲慢”、“資本的傲慢”、“知識的傲慢”，可望為中國打破“官民信息不對稱”、揭示“官民權責不對稱”、扒開“官民資源佔有不對稱”重建正常國家立曠世奇功。當然也擁有共生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體性質，決定了國家政權的價值承諾、制度定位、政策導向分別是：

第一，“為人民服務”的價值承諾，這是國家公權力公信力的文化基礎；

第二，“為人民服務”的價值承諾，決定了國家的民本位（相對官本位）或人民中心的制度定位；

第三，民本位的制度定位，決定了國家權力-財富三大政策導向：一是權力的制衡戰略（立法、司法、行政、監察、考試、媒體、諮政七權分立）；二是財富創造戰略（以能耗、能效轉換為基準的GDE評價體系）；三是財富分配戰略（以共生權平衡官、民事權、物權）。

共生權定位下的依法治國，就是明確社會各階層的權益邊界，因此，需要以憲法及憲法法院為法理實踐基礎，確立三大法典：

第一，是規範公僕、管家行為的《官法典》，廢除《八二憲法》第9、第10條，以《反操（控）縱法》、《行政許可法》為基礎；

第二，確立民事行為的《民法典》，以《八二憲法》第35條為前提條件，並新制訂《國民事權法》為基礎；

第三，懲治官、民越位、越界行為的《刑法典》，以《刑事訴訟法》，並新制訂《贖買特赦法》為基礎。

                                                         田國強12問與科斯忠告

講了共生權解套死結與三大法典的制定，為什麼還要講“田國強12問與忠告”？這是因為，從共生哲學上看，解套死結和三大法典屬於恊同學的平衡制衡均衡機制，而“田國強12問與科斯忠告”則屬於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動力學託底機制。

所謂“田國強12問”，是指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的田國強、陳旭東兩位教授在《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2016.11）一書的自序中提出的“中國改革最基本的12個問題”。據稱，12個問題也是基於梳理始於近40年前至今，乃至追溯170餘年之的中國“改革開放”之路，並在歷史邏輯和經濟邏輯相結合的基礎上，提出的全方位聯動改革設想。茲抄錄於下：

1.道格拉斯·諾思之問：怎樣才能從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傳統制度平穩過渡到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好制度？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從非理想狀態向理想狀態過渡？制度改革與經濟發展如何互動，誰應該先開始？如何看待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的異同？2.計劃與市場的本質差別：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本質差別在哪裏？一個國家如何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變為競爭性的市場經濟？為什麼説市場體系建設與和諧社會構建是完全一致、激勵相容的？ 3.中國改革之謎：為什麼在缺乏現代經濟學公認的可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如政府主導、產權界定不清晰、法治不健全等）下，中國經濟能取得持續 30多年的快速發展？為什麼中國歷史上一些大的變革，如王安石和清末維新變法無不以失敗告終，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成功？中國改革貢獻了哪些經驗？ 4.中國模式與中國路徑：改革成就巨大是否意味着中國已找到一個與現代發達社會截然不同的現代化終極發展模式？政府對社會經濟高度介入和干預的"中國模式"能讓中國實現富民強國，長治久安嗎？初始條件和改革路徑的差異，是否意味着一國實現富民強國和現代化的終極發展模式也不同？5.富民強國的內在邏輯：富民與富國，誰先誰後？富民強國的經濟學內在邏輯是什麼？為什麼是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而不是國有經濟導致了中國經濟的大發展？6.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為什麼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同等重要？如何促進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摸着石頭過河”）的上下互動和激勵兼容？7.深層次問題及其對策：中國未來發展面臨哪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如何應對？8.政策調控與制度治理之爭：指導和解決當前經濟發展及所面臨的貪腐問題主要是靠制度建設，還是靠頻繁地使用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宏觀調控措施和行政、黨紀手段或國家機器？如何看待經濟理論關於“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爭論？9.聯動改革的必要性：為什麼要進行系統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全方位的聯動改革？10.政府、市場與社會：為什麼下一步改革的關鍵在於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而不只是政府與市場的治理邊界？如何定位社會自我治理和文化倫理在國家公共治理中的作用？11.政府職能轉變：為什麼政府職能的轉變是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及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改革的突破口是什麼？12.改革、發展、穩定、創新：為什麼要在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中加入創新的維度？如何實現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從國際體系追隨者向未來世界領導者的轉型？ 

對此，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陳平教授評述説：“田國強12問的核心是制度決定論，似乎人類社會存在收斂的終極（優化）目標，而完全無視中國發展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誰?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挑戰或機遇是什麼？這正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的致命弱點。幻想沒有競爭的市場，無視顛覆性技術的衝擊，維持既得利益集團的帕累托最優，如何能夠理解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田國強的主要貢獻，是聚焦中國模式與新古典框架的不兼容和矛盾。如能用新視角破解田國強問題，中國經濟學的與時俱進才有希望。”

在我看來，“田國強12問”，除了陳平教授指出的迴避或遺漏了中國改革迴避不了的“競爭市場”、“既得利益集團”、“顛覆性技術衝擊”三大問題，貫穿起來看，還是基本反映了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的參與恊同學（Synergetics）和認知動力學（Dynamics）兩大機制體制問題。但是，“12問”最重要的缺失，是田教授與其他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特別是“經濟學50人”一樣，繼續把世紀老人科斯(Ronald H. Coase)2011年“對中國經濟的十大忠告”置若罔聞，而“科斯忠告”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科斯把當今中國經濟的“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與“缺乏思想市場”作為正相關問題提出來了。

中國經濟學界對科斯忠告核心部分集體失語的原因，大概與朱相遠先生在黨報撰文認為科斯忠告的“中國思想市場缺乏論”中的“思想”，不是指意識形態屬性的思想而僅僅是產業屬性的思想有關。他的依據是，科斯原文“But the chinese economy today faces a severe constraint;it is the lack of a market for ideas”英語中用的是Idea，而不是Thought、Ideology等，因而科斯講的“思想”就是漢語中的“念頭；想法”，也即通常説的“點子”，所以具有產業屬性，而非意識形態屬性。

但是，朱相遠先生顯然忽視了一個常識，即英文Thought包含了idea, 而Ideology也是由idea構成的，而且，《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明確解釋，Iead，不但具有“構想；思想；主意”和“印象；感想”的意思，而且包含“opinion；belief”即“意見；信念”的涵義。所以，科斯講的中國缺乏“market for ideas”不僅僅是講產業屬性的思想，同時也包括意識形態的思想，因為即使點子、念頭、想法（如佛學講“起心動念”），只要接受的人多了，也就會成為一種並不神秘的意識形態。相反，我理解，科斯説的“思想市場”中的“市場”，並非如同“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那樣的“思想產業化”市場，而是指思想表達與表達思想的機會、渠道和場域，是指可以為中國公民自組織認知和參與中國經濟社會活動的法理機制和法治條件。

這一理解不難從科斯提出問題的方式中得到印證。科斯是這樣説的：“中國沒有理由比韓國、日本或美國缺少創意。只要中國開放思想市場，允許大學獨立、自治，給私企以與國企同等的待遇，中國就會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層樓。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着一個嚴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中國已故的物理學家錢學森也許提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答案，在與温家寶總理會面時，錢學森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的大學在1949年後沒有產生一個世界級的原創性思想家或有創見的科學家？’錢學森之問幫我回答了中國讀者向我提出的問題。而就錢先生的問題，我卻有個答案，那是因為中國缺乏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

也就是説，科斯忠告講的“思想市場”，正是指可以承載共生經濟學揭示的動力學認知機制和恊同學參與機制，能夠源源不斷地驅動創新的思想力量，提供實時創新的機會、渠道和場域。

結論是：我們應當建立基於“科斯忠告”的共生思維驅動創新機制，讓中國成為走上“文化－制度－人性”良性循環普惠共生的正常國家－－從工商文明的後發國家到生態文明的先發國度！

陽子2017年7月31日初稿9月22日修改稿

人總要有點精神！　　

——歷史不打招呼，你是否長進全靠自己錢  宏

推薦語：毛澤東説，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昨天是俄羅斯聯邦的“全民和解日”。縱觀世界歷史的近代腳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惟有全民和解後，才能一心一意謀發展，全心全意奔全球。

光榮革命後的英國如此，南北戰爭後的美國如此，天鵝絨改革後的俄國也必將如此（不要眼睛看着鼻子底下）。經濟再好也只能管今天，科技發達尚可管明天，惟有教育方能管後天，管未來……所以沒有真正的教育的民族，是沒有後天，沒有未來的。

真正的教育，只能始於歷史經驗的徹底反思。因為，歷史從來不打招呼。事變時時發生，一個真正理性的民族，切記歷史教益的政府、豁達並有基本時代意識和人類責任感的中國，應秉持“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的古老智慧，擇善而從。

但是，歷史又從來在應然與實然的糾結中前進……故此，只有徹底反思歷史，才有徹底的理論創造。理論必須徹底，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掌握羣眾（馬克思），進入當代歷史的創造。這是引領世界共生崛起的中國，所註定要完成的歷史使命！為此，本博主轉載這篇甚雄甚麗的妙文，以饗網友讀者。

我們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作者的觀點，作者的觀點也可以是正確，或者錯誤，但是你不能不讚揚湖南人敢開風氣之先精神，毛澤東説過，人總要有點精神！

2010年11月8日晨於南昌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