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中迴避的史實——漳縣會議（五）：西路軍為何失敗_風聞

造成西路軍失利的自身因素值得深入思考

西路軍的失敗，是紅軍歷史上慘痛的一頁。八十年代開始有些研究者寫文章為西路軍“正名”，這有其正確的一面。但隨之而來的某些不嚴肅的説法和論調，將西路軍的失敗原因歸之於當時中共中央、軍委或毛澤東個人，甚或有“陰謀論”的奇談，則是把一樁本來並不複雜的歷史公案複雜化了。至今仍有論者認為將西路軍與張國燾掛鈎，“是違背歷史事實的”（馮亞光：“也談西路軍失敗的原因”，《炎黃春秋》2014年第7期），力圖證明“西路軍自始自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然而，張國燾對於紅四方面軍、西路軍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否認這一點，並無助於將西路軍的失敗原因講清楚。

比如西路軍之形成，既和執行黨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有關，又摻雜了張國燾西進涼州單獨造成一塊局面的動機在內，雖然事後黨中央因既成事實承認了西路軍，但不能就此認為西路軍完全是奉中央命令而組成的。而西路軍的失敗，雖然有黨中央在對西路軍的指導上從戰略配合的角度考慮過多、從實際可行性考慮不夠的問題，也有對情況瞭解不確實（這方面西路軍的領導人也有責任，多次謊報情況，誤導了決策）、賦予其過大過重的任務的缺點，但西路軍自身，尤其是其領導人，對於這支部隊的失敗負有主要的責任，這一點在近年來的詮釋中往往有意無意地被忽略了。

首先，西路軍在成立之初，是秉承了張國燾的思路，以西向涼州獨力打天下為目的（這當然也包括了接引蘇聯的援助），而不是真心實意地配合一、二方面軍實施寧夏戰役計劃。其次，西路軍領導人有時過高地估計自己，有時又驚慌失措。無論對上對下，不是實事求是地反映情況解決問題，而是採取欺上瞞下的做法，結果自己給自己造成了被動。第三，西路軍無論在戰略戰術、對羣眾紀律，還是內部團結等各方面均存在致命的弱點，這些弱點始終沒有被認真對待和克服，最終導致失敗。

就以西路軍對羣眾的紀律問題而言，中央在11月18日18時給徐陳的電報中指出：“教育每個指戰員會做羣眾工作與人民發生良好關係”，但據原九軍參謀長李聚奎在部隊被打散孤身脱險後不久所寫的“西路軍血的歷史教訓”【按：該文成於1937年7月18日，成文時間距西路軍失敗事隔不久，是一份很重要的歷史文獻，是李聚奎作為西路軍失敗的經歷者親身的體會和總結，彌足珍貴，但由於涉及西路軍自身的一些缺點和錯誤，幾乎不為研究者所提及】一文可知，（西路軍）“對羣眾紀律是很壞的。所經過的地方豬羊糧食搶盡。羣眾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燒殺政策。永昌城北門外房子燒盡，土寨子附近亦燒得不少，到最後還把康隆寺的喇嘛寺燒下，其餘可見一般【斑】”。1937年1月16日軍委主席團致電西路軍也專門強調了紀律問題，要求其：“嚴整紀律，爭取回漢羣眾，不亂沒收一人，不亂殺一人”，從1937年2月17日軍委主席團給徐陳的電報中可知，這一點並無改善，“從蘭州方面來的人員與新聞記者都詳報你們部隊與羣眾的關係不好”。

這當然有條件艱苦，為生存而無法完全遵守羣眾紀律的因素在內，但發展到燒殺搶掠，即使紅軍長征過草地時也不及此。這樣做，自然無法取得羣眾的支持，也不可能戰勝強敵。而這並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紅四方面軍當時在對羣眾的政策上一直就存在問題，從張國燾放棄通南巴根據地時的燒光政策，即可見端倪。長征中這種惡劣的作風並未得到抑制，甚至更進一步的發展了。羅瑞卿在1937年2月奉命巡視二、四方面軍的部隊後曾發給毛澤東、張聞天一份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提到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一軍在羣眾紀律方面的改進，認為過去（在陝南）那種見到羣眾的雞、羊、豬、牛就亂捉，還美其名曰“抗日雞子”等，不分階級黨派一律吃光的現象沒有了，但個別違反紀律的現象，仍然持續不斷地發生，“如給養人員強迫羣眾擁護柴火，二七二團政指強迫地方支書擁護手錶，九一師特務連副排長、二七三團四連副，捉羣眾……等”。羅瑞卿在報告中認為，“這種紀律的改變，主要的還是由於外界的刺激（一二方面軍的影響，羣眾的影響，與友軍區域的影響），與目前物質條件的改善，真正的自覺的紀律的基礎還差得很遠”，因此，“此次部隊出動援西，在途中就發生了不少問題，四師同志告訴我，有好多羣眾向他們報告説，從來沒有見過這次過去的紅軍，牛被牽走了，又要強迫要柴要糧，亂拿東西，不知是否又在恢復什麼‘抗日雞子’、‘抗日糧’、‘抗日柴’以及‘抗日什麼了’？”

雖然羅瑞卿的報告所反映的是留在河東的紅四方面軍部分部隊的情況，但這些問題是有共性的。結合李聚奎的報告可知，西路軍中也存在類似問題甚至更為嚴重。可見，羣眾紀律是當時四方面軍普遍存在的問題，根源在於政治工作不強，軍閥主義嚴重。僅此一點，即足以導致西路軍的完全失敗，這本應是值得認真總結的教訓，但近年來的西路軍研究對此卻鮮有涉及。

李聚奎的報告認為西路軍全軍人數二萬三千多，數量上已超過敵人（報告中計算兩馬正規軍九個旅，連調來的民團總共不到兩萬人），質量上更超過敵人，且敵人是措手不及，兩馬兵力分散。但西路軍在戰略和戰術的運用上“一般的是錯誤的”。主要表現在：

戰略方針上沒有作戰決心，目的不定。“在土門子，西路軍的領導者這樣説過：‘這次過河，軍委是沒有一定的決心的，總司令部亦未確定。究竟過多少部隊，就是四方面軍指揮部，自己亦未確定。接着説軍委決定過河一個軍，有同志説一個軍更糟糕，另有同志説一個軍有一個軍的打法。’”因為沒有作戰決心，所以戰略佈置上市是退卻掩護的部署，兵力分散。過河後，三十軍、九軍各走一路，甚至在軍的範圍裏，又要分一個團或兩個團出去。如九軍陳海松政委帶一個團老走先頭，最少隔主力一天路。“事實上只有孤軍無援的各自戰鬥，結果有機會不能消滅敵人”。

正因為一開始就是抱着單獨創一塊局面的思想過黃河去的，所以西路軍過河完全是大搬家式，罈罈罐罐都移過去了，這樣的組織顯然不適合戰鬥。“非戰鬥部隊太大，在有敵人騎兵顧慮時，以一個軍來掩護非戰鬥部隊（五軍掩護直屬隊），其餘各軍師直屬隊，亦要抽出很大兵力來作掩護”。

另外，戰術思想上也存在問題。李聚奎認為，“假使過河後，有決心消滅敵人，即集結主力於吳家川、尾泉或索洽鋪、大拉排一帶，採取運動戰的方式，乘敵人主力未集中，給以各個擊破而消滅之，……，那麼就在吳家川、尾泉、索洽鋪、大拉排、甘草窩、橫樑山、一條山一帶，創造根據地來是有可能的。”

西路軍在戰術上主要是採用“呆板的正面戰鬥，很少採用迂迴包圍的動作，總是敵人包圍自己，每次戰鬥均限於正面的火力戰和拼命戰，結果雖將敵擊潰但得不到繳獲，甚至自己受敵人包圍陷於危險狀態，到最後用拼命戰挽救戰局”；“兵力部署常常把主要突擊方向和鉗制方向分不清楚，任務不明確，結果使很大的兵力限制於無用之處”，李聚奎在此批評了王樹聲、孫玉清在古浪的戰鬥部署；“戰術指揮紊亂，甚至有互相依賴”，李聚奎仍以九軍古浪作戰為例（李任九軍參謀長），指出指揮部派王樹聲以副指揮名義指揮九軍，九軍的首長認為副指揮來了，就減輕了自己的責任，最後出了叉子（岔子），也搞不清楚到底誰負責；“輕視敵人騎兵，不適合對敵騎兵戰術動作，有時被敵人引誘而輕易出擊，致遭敵殺傷”；“戰場指揮是司令時代的口令辦法，無所謂指揮戰鬥，更説不上組織戰鬥”；“因敵人騎兵的砍殺太兇，零散的混亂出擊，總是未成果，又來一個更死的戰鬥動作，所謂‘監工固守’，單純的防禦，……”；“各自為戰，互不策應”；“甘俊堡突圍，被敵人襲擊，主要是幹部的恐慌、動搖、指揮不一”；“動作不協同，甚至有你攻我不攻”，舉例在東西南三柳溝，敵插入我縱深，結果三十軍攻擊，王樹聲指揮九軍的一個團不動；“部隊缺乏戰術素養，平時不注意到練”，九軍突擊周檢查，三分之一不認得表尺，甚至有些連長排長亦不認得，對戰術動作的瞭解就可想而知了。

李聚奎的報告最後總結了以下幾條西路軍失敗的原因：

1、“失敗的重要原因，不是由於軍事力量的不夠，而是由於政治路線的錯誤”，認為西路軍執行的是“一貫的退卻路線及軍閥主義的單純軍事觀點”。

2、“對軍委和黨中央抱着仇視的成見，軍委給西路軍的命令是沒有執行的。”這裏提到在土門子接到軍委對西路軍的行動提出疑問命令【按：即毛澤東、周恩來11月11日給徐陳的詢問電】，“對這三個疑問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是沒有提出討論的，僅放大炮樣的回了個電報”【按：指徐陳11月12日給軍委、總部的回電】，“西安事變後，軍委命令西路軍接通蘭州與抗日友軍靠攏【按：指軍委主席團12月15日電報】，對這命令完全是講價錢的，説：‘要我們接通蘭州，須派三個師兵力來接，否則彩病員帶不走，我們只能向西進’【按：指徐陳23日給毛朱張的電報】。不過三、四天時間，向西開了，彩病員帶走了嗎？沒有。”

李聚奎認為當時東進有“絕對把握”，因為基本力量還在，政治形勢又有利，那時敵人還有點害怕，永昌到蘭州不要十天，幾個夜行軍即可到達。開始四五天敵可能猛追，但五、六天後靠近蘭州，就不會來了。

3、“風頭主義的工作作風非常濃厚，而不細心和冷靜的去分析與估計敵情和自己，僅只無條件的鼓吹自己的勝利，敵人如何的失敗”，在土門子就估計二馬的基本力量已經被粉碎，其實那時馬步芳的軍隊剛由青海開來，我並未打過大的勝仗，怎麼叫作基本力量被粉碎呢？

4、“對部隊的政治鼓動更是亂誇，無根據的胡説，就是有根據的也是沒有政治鼓動的原則的。”在永昌幹部會上作報告講過兩個來月，你要做汽車就做汽車，一個月要用三十元就三十元，要用四十元就四十元。在倪家營子説再艱苦奮鬥二十天就好了，李聚奎諷刺説：“結果過了二十天就完，而不是好了”，“結果是使政治工作在部隊中不能取得很好的信仰，士氣一天比一天低落”，戰士看到牛車拉彩病員，就説：“同志們，這是蘇聯的汽車”。

5、對統一戰線，開始寫了些信，收到一些成績。但沒有耐煩去講條件，細心説服，沒有誠意，沒有信心。

6、“對羣眾紀律是很壞的。所經過的地方豬羊糧食搶盡。羣眾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燒殺政策。

7、“內部不團結，部隊與部隊之間的關係惡化”，“對五軍的不滿，表現九軍與三十軍的吵架”，提到幹部中的不團結現象（王樹聲與孫玉清的不和）等等。

拋開報告中一些過於上綱的語言，該報告所指出的許多問題，實際上涉及到西路軍失敗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其自身所存在的種種缺陷和問題，值得深思。

總之，漳縣會議之變局，一部分四方面軍高級幹部亦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雖然他們在許多問題上出發點與張國燾不同，但由於在思維方式上囿於四方面軍“這個自己帶大的孩子”，而在不知不覺中難以擺脱張國燾的影響。這部分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所共有的心態，是當時的客觀環境的產物，是所謂“君子之過”，並不妨礙我們承認西路軍廣大幹部戰士的英勇戰鬥和犧牲精神，也不妨礙我們對四方面軍幹部擺脱張國燾路線的勇氣和對黨中央忠誠態度的肯定。然而，歷史事實不容篡改，西路軍的失敗，主要原因在自身，在西路軍的領導人，這是不應否認的。雖然毛澤東曾出於保護的目的，曾專門發電報，將徐向前從路線錯誤的積極跟隨者中剝離出去；雖然徐向前本人自己也曾經承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的失敗，是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造成的。”（“郭春福秘書電話傳達徐向前部長的幾點指示（大意）”，1980年5月23日上午8時。《紅西路軍在青海有關情況調查材料彙編（第五集）》）。但由於種種原因，為了解脱某些領導人的責任，最終將失敗的屎盆子反扣到了黨中央和已經去世的毛澤東身上。本文揭示此點，希望能從另一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西路軍悲劇的根源。（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