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從歷史和未來看“貿易戰” | 訪談_風聞

梅新育，湖北省武漢市人，著名經濟學家。現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自稱“老資格歷史愛好者”，他生長在一個機電科研大院裏，初中便閲讀了全套線裝《史記》和《隋書》。他又是個“革命樂觀主義者”，1985～1989年，在湖北武漢工學院（現武漢理工大學）機械設計與製造專業讀書時期間，他曾經和同學們討論，中國工業有沒有可能超越西方？

   絕大多數人都覺得看不到那一天了沒有可能，他相信能趕上，估計時間是自己兒子長大時就會看成年之後。沒想到不到40歲，中國就躍居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了。

   回憶這段往事，梅新育笑道，“看來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還不夠。”

    畢業後，梅新育先在湖北省機械產品質量監督總站工作，又在武漢大學世界經濟系攻讀碩士學位，1996～1997年到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市分行計劃統計處，1997年6～10月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調查統計司從事重點國有大型企業運行監測分析工作。

  1997年10月，他在武漢大學世界經濟系攻讀博士研究生。2000年7月畢業，到北京市外經貿委國際貿易研究所工作。

  2000年11月至2003年在南開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

  2002年9月起，他在外經貿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他先後在中外多家媒體擔任專欄作家，並在一些高校、智庫擔任客座教授、研究員。作為掌握一手權威數據、又經常實地調研的學者，他毫不隱瞞自己的鮮明觀點，在多家西方主流媒體那裏，他被稱為“經濟民族主義者”。

10月下旬，在上海大學舉行的研討會上，讀+採訪了梅新育。

外貿變局影響歷史走向的三個案例

讀+：您對貿易戰發表過很多看法，能否從歷史的角度談一談？

梅新育：從中國古代開始，外貿變局影響歷史走向，已經不止一次發生過，首先可以追溯到明清鼎革這一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件。

導致明朝滅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來自財政經貿方面。

自南宋以降，中國大量購買海外珍寶、香料、藥材，造成長期貿易逆差，金、銀、銅錢大量外流成為嚴重的經濟問題。加之中國金銀礦藏相對貧乏，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來百餘年間，中國白銀年產量一直徘徊在10萬兩左右，較之美洲、日本、歐洲產量，不過零頭而已。這就導致明朝以前，中國長期處於“錢荒”，，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當流通媒介，實際上實行了錢幣、谷帛的平行本位制。

到明朝後期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我們的湖北老鄉張居正經手，中國全面建立了銀本位和貨幣財政制度，這個變化的基礎，就是外貿順差，歐洲商人東來後，中國日用消費品獲得了廣闊的新市場，對外貿易商品構成發生質變，國際收支隨之逆轉。海外白銀源源流入中國，消除了國內銀礦資源貧乏的制約，提供了一種其供給量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並擺脱了政府隨意干預的穩定通貨。

到了晚明，日本幕府和西班牙國王先後採取貿易保護措施，使得白銀流入中國的數量大大減少，江南財賦受到嚴重衝擊；當時正值小冰期氣候，連續約30年天災；加之對後金作戰，軍費驚人，給華北、西北窮困農户承擔的額外加税又激起了廣泛的民變，這樣多重因素疊加，導致明朝滅亡。

到了清朝滅亡之前兩年，歷史又重演了一次。當時俄國單方面撕毀《中俄商約》，對旅俄華商採取了超強的貿易保護措施。當時對俄貿易，基本上由晉商壟斷，晉商羣體因此受到嚴重損害；另一方面晉商早在清兵入關之前就和滿清統治階級有非常密切的聯繫。我認為晉商集團被打擊，對於兩年後辛亥革命爆發，短短几個月推翻滿清統治，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讀+按，清廷為解財政危機，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借款，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作為抵押。導致四川“保路運動”爆發；清軍從武昌出發奔赴四川，造成了武昌的兵力空虛。留守武昌的新軍一部則趁機發動了“武昌起義”。）

到了民國，又遭受到第三次來自國際經貿的衝擊。1929—1931年間，世界其它國家逐漸放棄白銀的本位貨幣功能，在另外一個僅次於中國的傳統用銀大國印度，英印殖民政府也拋售了大部分白銀，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銀價長期下跌趨勢有增無已，出現了世界性的白銀向中國流動趨勢。1934年6月，在白銀生產利益集團的策動下，同時也是為了將中國拉入美元集團，並打擊中國、印度民族工業，美國政府實施《購銀法案》，提高銀價，徹底扭轉了白銀資本的國際流動方向，大規模套利資本流動壓力將南京國民政府的貨幣政策推向幣值穩定與遏止資本外逃無法兩全、內外平衡難以兼顧的窘境。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國家的名義中央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根本沒有足夠能力和意志保衞本國貨幣，日本投機商就公然動用武裝為自己的白銀走私護航，並在交火中擊敗中國警方。《購銀法案》實施時間不長，上海就流失了一半存銀，國民政府被迫於1935年11月實行法幣改革。國際遊資對中國貨幣體系的這場攻擊，在短期內就將中國經濟推入極為嚴峻的通貨緊縮，上海房地產市場蒙受毀滅性打擊，由於房地產在上海金融市場的重要地位，房地產市場的呆滯又進一步阻滯了上海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並波及全國。

從長期來看，由於貨幣改革後的法幣成為不兑現紙幣，取消了對政府推行通貨膨脹政策的約束，為20世紀40年代中國市場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率掃清了道路，而那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超級通貨膨脹又幾乎終結了商業信用關係，財政體制一度倒退到王安石乃至楊炎之前的實物財政制度。

這一仗是為下一代打的

讀+：這樣看來，貿易戰的威力不可低估，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梅新育：歷史的教訓值得重視。特別是要看到，對方國內有一部分人，“忍痛”能力比較強；而且他們選了一個自己景氣處於峯頂的時間來發動，如果沒有感受到實實在在的代價，他們是不會停下來的，那麼貿易戰的持續時間可能會比較長。

但是新中國對於貿易戰是不陌生的。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署中美貿易關係協定，建立正常經貿關係；當年，美國便單方面宣佈對中國7大類出口紡織品實行限額。1983年，中美兩國就走到了貿易戰的地步，美國在談判破裂後單方面宣佈對中國紡織品實施新配額，中國則宣佈減少或終止購買美國棉花、化纖和大豆。1983年9月，雙方達成了第二個紡織品貿易協定。當時，中國整體經濟實力與美國差距懸殊，但是中國政府在這場貿易戰中採取果斷措施，最終贏得了比較合理的新協定，為此後中國紡織業和外貿發展，創造了較好環境，更為今日應對美方強加的規模空前貿易戰樹立了典範。1979—1983年紡織品爭端，堪稱當代中國對外貿易戰的起點。

應對今天的貿易戰，我推薦大家讀一下《論持久戰》，如果有時間的話，還可以讀毛澤東在抗戰後期提出的應對極端情況。

讀+：即便付出代價，我們也要打這場仗嗎？

梅新育：我們不想打，曾經準備了2500億美元的大單；但是對方一定要打，那麼“天要下雨孃要嫁人”，由他去吧。

其實這一仗不是為我們這些中年人打的，它的結果不會決定我的未來；它是為下一代、為孩子們打的，如果全盤接受對方要求，意味着中國經濟向上提升的路從此斷掉，未來的中國青年，通過自身努力、自我奮鬥向上流動的機會基本上沒有了。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家裏這幾代人的情況。我的祖父是個農民、文盲，扁擔倒下來認得是個“一”；我爸成績好，解放後讀了武大；我媽出身一個“地主家庭”，雖然是地主，但是隻供得起我大舅一個人讀書，是解放後她們四姊妹才唸了書，她當了高級工程師；我是平民家庭出身，現在算是有點名氣。

我父母和我，這兩代人能夠向上流動，固然靠自我奮鬥，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整個國家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上升了，給每個個人提供了空間和機會。如果整個國家不能向上提升了，那麼個人還能想提升嗎，恐怕要考慮的就是怎麼不“降級”了。

每次危機過後我們都上了一個台階

讀+：既然要迎戰，我們底氣何來？

梅新育：此前的大風大浪就不説了；僅僅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歷過的重大的外部經濟衝擊，就有4次，每次危機來臨，看上去都驚險無比，但是每一次過後，我們都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上了一個大台階。

第一次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與債務危機擦肩而過。當時許多國家由此發生了政治動盪，蘇聯東歐陣營受到很大沖擊，波蘭出現了團結工會，最終引爆劇變。當時中國為了應對債務危機，一是賣掉部分黃金儲備，二是在國際市場上借了高利貸，最後廢除了下一年度的進口計劃，導致信用評級下滑。經過這次危機，我國利用外資的形式由借外債轉向了大規模引進外商直接投資。

第二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制裁和蘇東劇變，當時也是人心惶惶。但恰恰是從1990年起，中國的國際貨物貿易收支進入了長期的順差狀態。此前，從1820年起的百餘年間，中國始終是長期處於逆差，而從1990年到現在的28年間，除了1993年出現過逆差，其餘所有年份都是順差，這對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是亞洲金融危機。當時我在人民銀行，1997年6月30日那天下午，我和同事去圓明園大水法遺址憑弔，晚上我們看駐港部隊入城的電視直播，其實那時泰國的金融市場已經開始震盪。接下來幾個月，我們看着行情變化，看着那些鄰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個倒下，看着那些財閥一個個垮台，那種脊樑骨上冒冷汗的感覺我記憶猶新。

但是怎麼樣呢？我們闖過來了，那一次日元挺不住、貶值了，我們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我們的名義GDP在2010年才超過日本，但是論起在亞洲經濟的穩定器作用，我們在1997、1998年就超越了日本，經此一役，中國經濟迴歸到歷史上壓倒日本的常態，已成定局。

第四次是10年前的次貸危機。2009年是危機高潮年，就在那一年，中國出口超越德國，登頂全球，一直保持到現在。2010年我們超越了日本，8年過去，我們和日本的差距越來越大，經濟體量是日本的兩倍左右。

我們已經經歷了4次，這第5次，我們是否再上一個台階，大家拭目以待。值得強調的是，我的信心，不僅來源於過去，更是建立在對兩國體制的對比上。

動員能力是文明與人類社會誕生的基礎，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前提。動員能力又是決定一個社會在戰爭和災害考驗中能否生存的關鍵因素，是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否發展的關鍵，無論是資本積累，還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對先驅產業的推動，直至對外戰爭，成敗高下都取決於動員能力。貿易戰爆發以來，我們迅速作了一些調整，不但去掉了一些浮華的東西，而且做了一些“手術”。簡單地説，我們表現出了更加強大高效的動員能力。

讀+：有些人想要把供應鏈搬離中國，根據您的實地調研，這有可能發生嗎？

梅新育：想法很性感，但是規模效應、產業配套的客觀經濟規律很骨感。把供應鏈、產業鏈從中國搬離，十幾年前就有人這麼打算過，但是結果是中國的工業產出佔全世界比例越來越大了。我舉一個例子，全世界的微波爐，90%的產能都在廣東的兩個鎮，由兩大巨頭控制，他們也在國外設一些研發中心，主要是瞭解當地消費者使用習慣、功能要求，但是生產都集中在那兩個鎮，這樣的產業鏈，不要説轉移到外國，就是轉移出省，都很不容易。

而且據我觀察，他們的生產線對技工水平有一定要求，有些國家的人力薪資似乎比中國要低，可是員工素質根本無法與中國比。所以只要教育部不一味“降低難度”，中國的基礎教育優勢就在，中國的人力素質優勢就在。此外，近年中國製造業企業為因應人力成本上升趨勢，開展的“機器替代人”投資規模巨大，許多屬於全球領先，如全世界第一條全自動微波爐生產線已經在當地運行兩年以上。這樣一來，在中國生產的成本仍然是最低的。

我相信，有些廠子轉移出去了，過幾年還會回來，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多次了，我有點見慣不驚了。

總的來説，我不認為我們的體制每一個細節都完美無缺，不認為自己的具體政策盡善盡美，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讓我們能夠不斷與時俱進錘鍊改進我們的體制，能夠在保持大的路線框架穩定的前提下，不斷因應環境變化而調整具體政策。我們承受貿易戰衝擊峯值在前，對方承受衝擊峯值在後，只要我們扛過了對方三板斧，格局會越來越相對有利於中國。

【編輯：周劼】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