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列朗的邏輯：一個不信者的準確預判_風聞

毫無疑問，法國大革命堪稱人類政治史上最血腥、最善變的時代之一。

在這場大革命中，舊制度的君主路易十六，在1789年還曾是備受歡迎的“人民國王”，但到了1793年，則被曾經歡呼他的人民送上了斷頭台；大革命的靈魂羅伯斯庇爾，在1794年的6月，還曾是理性宗教儀式上萬民歡呼的偉人，但是僅僅一個月後，他就被送上了斷頭台；而世界上最強大的征服者拿破崙，在1812年還被恭維為法國的拯救者，但到了1814年，則遭到了流放的命運，被污衊為科西嘉惡棍；曾經備受尊崇之正統復辟君主查理十世，在1825年還是這個國家無可置疑的統治者，但到了1830年，則只能倉皇出逃，流亡海外。

在法國大革命中，拉法耶特、米拉波（死後臭名昭著）、巴納夫、佩迪翁、羅蘭（羅蘭夫人）、丹東、布里索、馬拉（被刺殺）、埃貝爾、羅伯斯庇爾、塔裏安、弗雷隆、巴拉斯、西耶斯等大人物，先後確立了對法國的領導力，但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政治上的毀滅。

革命吞噬了一切，這其中包括她的敵人、她的兒女、她的最大獲利者。在這場殘酷的政治搏殺中，政治家們不論基於何種理念，何種信仰，似乎都註定失敗。然而，有一位政客在這場大革命的急風驟雨中，不但絲毫未損，反而牢牢把握了時代的航向，他總能在政治大趨勢發生鉅變那一瞬間即意識到風險，他總能永遠在勝利的徵兆未曾明顯之前，即站在勝利者的一方，他就是法國大革命中與拿破崙一樣矚目的另一位大投機家——塔列朗，拿破崙在軍事戰場上勝多敗少，塔列朗卻是在政治戰場中百戰百勝。

塔列朗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在於他有未卜先明的政治預見力。當大眾陷入對革命、對偉人、對王朝的盲目信仰中時，當政客們陷入對自身意識形態或能力的盲目自信時，塔列朗卻對此都不屑一顧，他本質上是一個什麼都不相信的人，這使得他能夠最為準確的把握世界。

▲塔列朗對政局預判和認知水平在現代政治史都是一個奇蹟

與絕大多數人不同，塔列朗從來不相信任何政客。

這種不相信，不僅僅是不相信體制，也意味着不相信革命。米拉波曾經是大革命初期巴黎最受歡迎和追捧的政客，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個真正的愛國者，但塔列朗卻認為米拉波唯一的真實訴求就是成為“大臣”；

到了巴拉斯執政後，塔裏安成為法國最受認可的英雄，回國後的塔列朗卻在家人的信中嘲諷“誰都拯救過法國，因為法國每年都要被拯救三次以上”；

哪怕是拿破崙剛剛擔任執政，整個法國都為這個科西嘉人的愛國口號傾倒的時候，塔列朗從依然能夠清醒地意識到，“執政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權力”。

塔列朗深信政客對權力的貪婪，就像馬克思深信企業家對利潤的執着一樣，這種深信不疑，使得他能夠在詭異善變的政治口號下，迅速窺破政治家們的真實企圖和動機，從而對其政治行動的基本邏輯做出判斷。

相比之下，當時大多數觀察家和輿論家，則很容易被不同政客不同形式的政治口號所迷惑，動輒以國家大戰略和革命理想來理解具體的政治事件，從而錯估政治動機，從根本上錯判了局勢。

與絕大多數人不同，塔列朗從來不相信任何價值觀。

作為一位曾經的奧坦地區天主教主教，塔列朗卻在大革命中為了個人富貴最早拋棄了天主教，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天主教信仰者，以致於參加革命，以天主教代表的身份主持宗教禮儀時，還需要米拉波的指點——因為這位主教連儀式都不瞭解，米拉波做過監獄，在監獄裏面學了不少宗教禮儀知識。

參加革命後，儘管他也曾高呼動聽的口號，但從他一生的作為來看，他恐怕很難説得上是“民主、自由或者人人平等”的信仰者；

至於對拿破崙王朝或復辟王朝的信仰，就更不用説了，從塔列朗拋棄這兩個政權的舉措上來看，塔列朗對其也僅僅只是利用而已。

毫無疑問，這正是一個什麼價值觀都不信仰的人。這一點，與大革命的投機英雄拿破崙是非常類似的，拿破崙説過，“如果形勢需要，我就是穆斯林（拿破崙征服埃及時，宣稱皈依伊斯蘭教），我就是天主教徒，我就是理性教徒（大革命時的宗教），祭祀們一無是處，但和他們做朋友，只有好處（政治上的），沒有害處”。

儘管這種説法聽起來讓人頗有幻滅感，然而，正是這種絕對無價值觀的思維方式，使得塔列朗和拿破崙這樣的人，看待政治問題時，能夠穿破意識形態的牢籠，直接窺破問題的本質。

相比之下，在複雜動盪的政治變局中，真正需要考驗政治洞見的時候，絕大多數政治學者則很少能夠做出正確預見，就在於其思維受到意識形態的過多束縛。塔列朗和拿破崙的優勢就在於此。

更重要的是，塔列朗從來都知道適可而止的重要性。

拿破崙雖然不相信任何價值觀，但他依然有一個缺點，那就是這位偉大的統帥，過於迷信自己，以至於不懂得“適可而止”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塔列朗則對個人力量的侷限性有着深刻的認知，並始終把握勝利的邊界。

這位投機家不止一次地説過，“一切超出極限的美好，都是毫無價值的”。在拿破崙剛剛擔任執政的時候，塔列朗即致信拿破崙，正告對方“如果您僅僅只是稱霸歐洲，則是可以做到的，您只需要滿足各國統治者的權力，與之建立聯盟即可；但如果您的目標在於吞併和征服，那麼等待您的將是永遠看不到盡頭的戰爭。”

因此，當督政府試圖染指那不勒斯、侵吞羅馬時，塔列朗即意識到這只是一場因貪婪導致的自我毀滅，他選擇拋棄督政府；當拿破崙的大軍入侵盟友西班牙，並試圖這個國家據為自己的家族所有時，塔列朗即意識到，拿破崙是一個不懂適可而止之人，他選擇拋棄拿破崙；當波旁復辟君主查理十世抑制不住對絕對權力的貪婪和對自由主義的憎恨，強行恢復舊制度時，塔列朗即意識到一個時代即將徹底終結，他選擇了拋棄查理十世。

“一個沉迷於信仰的人無異於盲者，一個自我高估的人是註定失敗的，一個不能理解時勢的的企圖無異於自我毀滅”。他是唯一一個在災難降臨之前，即理解災難的政客：

他是一個不相信世界的人，不相信自己的人，不相信理想的人，一個本質上已經幻滅的人，而這或許是他在政壇上百戰百勝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