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中的影子僱主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1051-2018-11-09 19:16
編者按：
數字平台工作有哪些顯著特點？雖然當前對零工經濟的探討已積累了大量實例和個案，但缺少對問題綜合性、批判性的考察。本期推薦發表於Human Relations上的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the gig economy一文。作者試圖運用勞動過程理論全面考察零工經濟平台的生產關係，從生產點、情感勞動和控制等維度，強調反饋、等級和評價系統對勞動過程的作用。數字平台對勞資關係的作用，既是市場中介，又是影子僱主；而那些打零工的不僅僅是數字媒介的使用者，更是受制於勞資關係、事實上的工人。
勞動過程理論與數字工作
自哈里·佈雷夫曼《勞動與壟斷資本》(1974)一書出版以來，勞動過程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工作與僱傭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過程，是以一定的生產關係將勞動力轉變為商品的過程。湯普森(1990)將勞動過程核心理論的主要原則歸納為四個要點：(a)生產點(the point of production)，研究工作場所中勞動力對資本積累的作用；(b)技術的作用；(c)僱主對勞動過程的控制；(d)以“結構對立”視角剖析生產點中勞資之間的社會關係，關注工作中的自治、同意和反抗。針對勞動過程理論的批評認為，它無法有效解釋過去幾十年間的勞動轉型，尤其是基於網絡、信息技術，以及非標準僱傭形式“標準化”的“新經濟”轉向。
另一條學術脈絡是針對數字技術與工作關係的研究。在零工經濟領域，數字活動作為無償或隱形工作的觀念已經轉變，平台的參與者不再僅僅是用户，而是參與到平台“真實”勞資關係中的“事實”有償工人。因此，作者提出，對零工經濟平台的研究不應單純將其視為剝削性的數字媒介，而有必要從工作角度，關注這一背景下新興生產關係形成的條件。超越傳統的工資工作場所，零工經濟是一個流動的環境。僱主-僱員關係被一種新的靈活結構所取代，平台介入工作的供需鏈條中，重新調和勞動力分配和佔用的社會關係。
作者嘗試將數字平台工作的研究納入勞動過程理論的解釋框架，從生產點、情感勞動和管理控制方式三個維度，探討零工經濟中的勞資關係。
生產點
在勞動過程理論中，生產點代表專門設計、有明確界限的環境，是勞動力被轉變為商品的工作場所，尤其指代工廠；它有一套固定規則，有相對穩定的參與者，即等級分明的管理者和工人。作者認為，零工經濟在勞動過程研究中納入了信息和通信技術變量，能夠有效考察單個物理場所的工作是如何擴展到開放空間的。
零工工作平台其實代表了一種特殊的數字生產點；它重新利用並分隔了零工工作中的社會關係，並將其轉化為生產關係。作為中介的平台，使“僱主”與工人的會面成為可能，並建立了基於自僱者的非標準僱傭關係。但平台的作用不限於此，它還充當了資本對工人實行控制的場所。類似於工廠或辦公室，平台創建了一個獨立、明確界定的環境，將生產的社會過程置於管理和工作組織的邏輯之下。
就像傳統的工作場所工人使用考勤卡，零工工作人員登錄應用程序，同樣受制於外部權威：(a)消費者或客户的需求被轉化為工人的執行訂單，並以數字通知的形式發送給工人；(b)明確他們必須在何時何地執行哪些任務；(c)直接或間接確定為執行此類任務需支付的報酬；(d)直接或間接控制工作的執行和工人的工作績效。
情感勞動
服務經濟背景下，情感勞動是勞動過程研究的重要方面。作者認為，零工經濟平台通過角色反饋，等級和評價系統控制工人和消費者/客户之間的社會互動，使勞動過程得到質的強化。
大量觀察表明，工人為確保在平台就業而爭相向消費者/客户索要好評；為獲得好評與其發展親密關係，就必須“主動自願”投入大量情感勞動。這些情感勞動體現的並非工作技術，而是個人的性格、特點等“通用”技術。對服務業勞動過程的研究已經指出，適應性、動機、合作等“通用”技術的興起，強調態度、社會傾向和性格特徵；這些“通用”技術正是後福特主義的資本積累對勞動力的要求。在零工經濟中，這些要求被進一步強化。情感工作不再是一種看不見的勞動，它通過平台上工人的指標、反饋、等級和評價，轉變為一種非常明顯的勞動產出。
管理控制
管理控制問題是勞動過程研究的焦點所在，包括工作中的自治、同意和反抗。越來越多的觀察表明，數字技術實際上已經成為勞動過程的控制手段；尤其在零工經濟中，平台指標將“同伴壓力”轉化為對工人績效和生產力的監控工具。零工經濟平台代表的是對工人“技術規範”的控制。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客户管理”，即反饋、等級和評價系統被用於工人的績效評估。上述提到的反饋、等級和評價系統，不僅使工人捲入情感勞動，也製造了“影子僱主”。管理者對工人的直接控制轉變為“客户管理”，即通過客户反饋、管理者監控客户與工人的互動等做法進行管理實踐。
其二是“遊戲化”策略，即以“個人最佳”刺激工人的生產動機，提升對工作的參與度和投入。例如Uber利用遊戲的“心理技術”讓司機投入更多駕駛時間，增加對APP的粘性，實現個人最佳的收入或駕駛里程。
零工經濟平台是以技術創新和規範驅動對工人和工作實行控制實踐的典範。它集合了以往服務經濟（例如呼叫中心和零售工作）勞動過程研究中熟悉的控制形式。然而，其獨特性在於指標運作；指標深嵌於平台功能中，影響到工人的收入和僱傭的可持續性，使工人無法逃脱其控制。
本文以現有實證研究為支持，證明當工作的供需以數字平台為中介，當反饋、等級和評價系統以對工人的監管為目的，勞動過程理論可以作為一組獨特工具，拓展我們對於勞動力轉變為商品過程的理解。
文獻來源：
Alessandro Gandini. 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the gig economy. Human Relations, First Published September 2018 DOI: 10.1177/0018726718790002
來源：社論前沿
文獻整理：錢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