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裏?_風聞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的兩個講話，有着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一個是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另一個是1979年3月30日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講話確立了改革開放時期的共同的政治底線。

  1992年南方談話後，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在家裏與胞弟鄧墾進行了一次重要的談話。這次談話是有歷史記載的鄧小平逝世前的最後一次重要談話。由於談話內容沒有收錄到《鄧小平文選》之中，所以很多人並不瞭解這次談話的重要性。《鄧小平年譜》記載了這次談話，談話的核心內容是鄧小平對“四項基本原則”做出了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新論斷。他説：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裏?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這個問題可以敞開來説，我那個講話（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

  習近平總書記説：今天，歷史的接力棒傳到了我們手裏，責任重於泰山。因此，鄧小平晚年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新論斷，也是我們今天在新時代征途中必須高度重視、必須認真解決好的重大問題。

                             鄧小平、胡耀邦與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第一階段由中央宣傳部（部長鬍耀邦）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鬍喬木）主持，第二階段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3月30日，受黨中央委託，鄧小平在會上發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鄧小平的講話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人員的支持。胡耀邦在會議的結束語中稱讚小平同志的講話使得整個會議開得相當圓滿。

  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提出：要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普遍真理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密切結合起來，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儘可能地使我們的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指導我們奪取新長征的勝利。強調要堅決捍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繼續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現的錯誤傾向。

 在談到警惕右的時候，胡耀邦指出：“我們黨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反對民主個人主義。有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是以講抽象的‘民主’為其主要特徵。主要表現有四條：一，離開憲法的基本原則、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講民主自由。憲法的個別條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諸如我們的國家是共產黨領導、要搞社會主義、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等等，這些基本原則不能違背。這些人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要民主，要自由，這就不對了。二、離開發展生產搞改善生活。三、離開人民的整體利益去搞個人利益。四、離開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有這四條，能算馬列主義嗎？我看不能算。”

 胡德平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為什麼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以胡耀邦的這個《引言》為例，認為胡耀邦是一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書中寫道，胡耀邦一次就講了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三項，先後得到了李先念和鄧小平的稱讚，怎麼能説耀邦同志是“揹着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

 與後來的四項基本原則對照，胡耀邦在這裏沒有提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胡德平解釋道：“他（指胡耀邦）這次講了三項基本原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卻很少提，他講得更多的是‘民主’、‘法制’或‘人民民主專政’。”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並不矛盾，它們的正確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礙而是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衞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在這裏需要補充説明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一回事。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科學地闡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鄧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也作了解釋：“當時我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講人民民主專政，比較容易為人所接受。”

 這樣，胡耀邦實際上已經把四項基本原則都提到了。在當時那種錯誤思潮比較氾濫的情況下，胡耀邦能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殊為不易。他在1985年回顧道：“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確實出現了一股錯誤思潮，所以小平同志明確提出‘四個堅持’，指明瞭前進的總方向。這是非常重要的。”

                    理論務虛會上圍繞四項基本原則的風波

  理論務虛會開始以後，大家敞開思想，各抒己見，批評了“兩個凡是”和思想僵化現象，深入討論了一些重大理論問題。

  不過，在當時的形勢下，更引起警惕的是來自右的干擾。在理論務虛會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討論中，在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上，少數人持片面、偏頗以致錯誤的觀點，出現了懷疑以致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的錯誤傾向。對於當時社會上一些錯誤思想氾濫情況的認識，也存在着思想上的搖擺以致右的偏差。

 理論務虛會在2月16日休會，準備3月中旬繼續進行。但鑑於社會上出現錯誤思潮的不斷蔓延，安定團結受到威脅等等新情況和新問題，結果是直到3月28日才復會。

 鄧小平於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訪問美國。針對當時國外盛傳中國共產黨開始搞“非毛化”的情況下，鄧小平在出訪前的1月24日會見美國客人時指出：“最近我們多次講，不論現在還是以後，毛澤東思想仍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我們有許多基本原則還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生前確定的。毛主席並不是沒有缺點、錯誤。如果要求任何一個偉大的人物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不是馬列主義，也不是毛澤東思想。有許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沒有條件提出來，我們現在提出來，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據現實提出問題是完全應該的。我們現在還是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畫的藍圖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來實行我們的對外政策。”在訪美期間，鄧小平直言不諱地告訴美國人，自己是“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人”。

 訪美歸來後，鄧小平全面瞭解了社會上來自“左”和右的錯誤思潮的情況，特別注意到了來自右的思潮的強勢蔓延。當他看到理論務虛會簡報上那些五個“否定”（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否定毛澤東本人）的言論後，覺察到問題已經相當嚴重，感到很有必要擊退這種從右面來的錯誤思潮，好好講講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確立共同的政治底線。鄧小平決定親自到務虛會上發表講話，要胡喬木協助起草講話稿。

 1979年3月27日，鄧小平就準備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稿問題，同胡耀邦、胡喬木等談話。針對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指出，“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現在該講了……要結合分析幾個非法組織的活動來講，講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結論是，不搞四個堅持行嗎？不嚴肅對待社會上的壞人行嗎？”“沒有黨中央、國務院，能解決全國性的問題嗎？”他還指出，“思想理論界應有一個主導思想。理論工作的主導思想、中心任務是要引導人們向前看。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迷戀於算舊賬。對三中全會的精神宣傳得少，還出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這樣不好，不利於團結一致向前看，不利於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不利於一心一意奔向四個現代化。”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受黨中央委託，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講話在批評懷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左”的同時，着重揭露某些人借所謂“社會改革”的名義鼓吹資本主義的實質。講話還對“解放思想”的內涵作了科學界定：“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講話鄭重表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

 英國著名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理查德.伊文思在其經典名著《鄧小平傳》中指出：“（鄧小平的）這篇演説跟他在1956年向八大所做的報告同樣重要，都可視為他個人的政治聲明，這篇演説補充了他在12月工作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説，並且提出一些指導方針，而這些指導方針後來都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這些方針集中體現了鄧小平思想的精華，因而非常值得我們進行探討。”（見該書第324-325頁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14）伊文思把鄧小平的這個講話視為前一年12月13日的講話的“補充”，並認為體現了“鄧小平思想的精華”，無疑是概括得相當到位的。

 鄧小平的講話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人員的支持。例如習仲勳就指出：“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文件，是黨中央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給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提供的一個強大的武器”。

 在迅速展開全國性的宣傳學習活動後，四項基本原則不斷深入人心，對全國形勢的穩定，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2015年12月出版的《胡耀邦（1915—1989）》（張黎羣等主編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寫道，這篇講話精神在全國貫徹後，“……國家機關作出維護社會安定的規定，用法制手段堅決打擊煽動鬧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壞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基本上穩定了。”

                   重温鄧小平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幾個論述

  1、“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明確指出：“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 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基本原則 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既是為了糾“左”，也是為了糾右。但是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其針對性越來越表現為糾正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對於什麼是改革開放時期的“左”和右，鄧小平認為：“把改革開放説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所謂右的干擾，就是要全盤西化，不是堅持社會主義，而是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因此，他一方面不斷提醒警惕“左”的習慣勢力的干擾，一方面宣佈：“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學者李政道時指出：**“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他們沒有執行。”

 2、“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多年來，很多文章都提到鄧小平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並有大量的文章充分分析和回顧了“左”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危害，這是很有必要的。但我們同樣也不要忘記警惕右。鄧小平的整段話是：“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説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因此，經常警惕右的錯誤傾向同樣也是必不可少的，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句話出自於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講話中。但在這次講話中，鄧小平多次談到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左”反右問題。他説道：

 “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後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託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於是我們推薦別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還説過，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大膽地放進新的領導機構裏，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誠意搞改革開放。人民，是看實踐。人民一看，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改革開放好，我們的事業就會萬古長青！”

 （見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3、“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曾經有段時間，有種輿論甚為流行，即拿出鄧小平的“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的話，來鼓吹多黨制，三權鼎立的“憲政”。

 的確，鄧小平講過“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但他説的內容卻是反對多黨制、三權鼎立等所謂的“憲政”。

 鄧小平的整段段話是這樣的：“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裏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為了避免國內外一些人的誤解和誤判，鄧小平多次明確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我們要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個穩定的環境。”

 1987年6月29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他在談話中明確地告訴卡特，中國需要的政治體制改革和西方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樣的。他説道：“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們的民主同法制是相關聯的。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國聯繫起來，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們不能搬你們的。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局面。如果今天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國十億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會有事，日子還能過嗎?還有什麼精力搞建設?所以不能從你們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問題。”

  1989年10月31日鄧小平會見了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他一句話把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説清：“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黨的十八大、特別是十九大以後，關於黨的領導，在修改後的《憲法》和《黨章》中得到了比以前更為的明確肯定。那些想脱離四項基本原則搞“憲政”的人，越來越沒有了市場。按照美國媒體的説法，中共十九大的召開使美國實施和平演變的幻想徹底破滅。明眼人應該不難看出，“和平演變”和所謂的“憲政”，實際上是一碼事。

 4、“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制定的方針，第一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二條是搞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

  鄧小平在黨的十三大的講話中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

  早在1978年10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就明確指出：“你們問我們實行開放政策是否同過去的傳統相違背。我們的作法是，好的傳統必須保留，但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至於怎麼能發展得多一點、好一點、快一點、省一點，這更不違揹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

 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會見應邀來北京大學講演的原台灣大學教授陳鼓應時指出：“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衝亂。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

 1987年3月8日，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總統阿里·哈桑·姆維尼時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制定的方針，第一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二條是搞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八年來，我們取得了建設的經驗和可喜的成果，這證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和開放的政策是正確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鄧小平文選》最後一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中，鄧小平特地闡明瞭與四項基本原則密切相關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特點。

 “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醜惡現象，手軟不得。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鑑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開放以後，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着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醜惡的現象，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後，只花了三年時間，這些東西就一掃而光。吸鴉片煙、吃白麪，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醜惡的東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説，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總之，只要我們的生產力發展，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堅持兩手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可以搞上去。”

　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時候，我們不但要為我們取得的成績而自豪，而且還要對照鄧小平的論述，找出我們的不足，明確今後努力的方向。這樣，才能更加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