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百年，西方的反思為中國設下一個陷阱！_風聞

文/胡一刀

轉眼就是一戰停戰100年紀念日。

這場由歐洲列強挑起的完全非正義的帝國爭霸戰，製造了空前的人類浩劫，並直接導致二戰的爆發。今天的世界正是在這兩場世界大戰的廢墟上重建。

對一戰的反思，貫穿了這100年。但隨着時間的流逝，對它的反思也在逐漸淡化。它留下的慘痛教訓也逐漸被世人遺忘和忽略。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完全不恰當的更是危險的類比或聯想，在西方輿論中冒出來。

尤其今年是一戰停戰百年，這樣的聲音相對更多了。中國正是西方對一戰錯誤反思的躺槍者。

1

陷 阱

簡單地説，就是將中國類比成百年前的德國，把中國描述成一個不擇手段的挑戰者。並把今天的亞太類比成百年前的歐洲。歷史的複雜性在於，非得做類比的話，總能找到很多相似處。但世人多無暇去深思其中的似是實非之處。

這種簡單而錯誤的類比，不啻於在世界淺思考的普通人心中打下一個令人畏懼的中國形象。

**無疑，這個類比是一個危險的陷阱。**在對這個問題做闡述之前，還是先讓我們回顧一下那段可怕的歷史吧。

**1918年的秋天，德意志帝國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四年有餘。之前的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如此血腥的戰爭。**比如，在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中，45萬德國軍人、40萬英國軍人、20萬法國軍人在短短四個月的時間內傷亡。

1918年11月10日，柏林市中心的示威民眾

當年10月，奧斯曼帝國已經宣佈停戰投降，奧匈帝國甚至宣告解體，並在11月3日與協約國簽訂停火協議。德國國土雖然沒有受到戰火的直接波及，但是卻也因長年戰爭導致經濟凋敝、民怨四起，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德國人數量高達70萬。

11月11日，德軍代表與協約國代表在法國貢邊森林簽署停戰協議，正式終結了造成1500萬人身亡、2000多萬人受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其中，德國損失了1/10的人口。

戰爭造成極大的破壞，除了人員傷亡，許多城市成為廢墟，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700億美元。戰爭還導致疾病流行和饑荒蔓延。

作為“挑戰者”德國的夥伴，奧匈帝國徹底解體，分成了匈牙利、奧地利等國。奧斯曼帝國終結，失去了4/5的領土，只剩下核心部分土耳其。德意志帝國終結，德國失去了1/8領土，海外殖民地被列強瓜分。

説完這些可怕的結果之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媒體和學者）就開動自己擅長講故事的優勢和輿論機器，給西方民眾講一個“21世紀戰爭爆發前夜”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有兩個，新崛起的挑戰者——中國，舊有秩序的“守護者”——美國及歐洲國家。

如何把這個故事講得更加引人入勝，更加令人信服？這就不得不佩服西方講故事的技巧。

很多西方民眾對現在的中國，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並不瞭解，但是西方一些媒體和學者擅長利用“博弈模型”和角色的轉化，將西方民眾不熟悉的人和事，放在他們熟悉的敍事背景裏，然後又類比成他們熟悉的人和事。

這樣一轉化，角色關係和敍事邏輯都被講故事的人框定了。西方民眾也會因為對舊有的故事背景太過熟悉，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講故事者的敍事邏輯。

於是，中國就成了受指責的一方。中國的標籤就成了“一戰前的德國”。

一個預設的陷阱就這麼挖好了！

2

邏 輯

事實上，西方如今對一戰前世界變化的敍事邏輯本身是否完全真實？中國與100年前的德國有多大相似性？又有什麼本質性的不同？這些問題很多人都忽略了。

“歷史從來都是勝利者書寫的”。這句話，刀哥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得已經不能再熟悉。客觀上説，這也成為一個現實性的規則。

對於一戰的起因，西方的説法是這樣的：

當時，大英帝國最為龐大，一戰爆發前夕其領土約佔全球領土面積的1/4。法國也擁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但後起的德國佔領的殖民地較少。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發展是不平衡的，後起國家隨着實力不斷加強，要求重新瓜分勢力範圍。英法這些老牌帝國不同意，於是戰爭爆發。

這裏所隱含的邏輯，有三條：

第一，一種國際秩序一旦形成，就不應該去改變；第二，既存國際秩序的崩潰，一定是來自於新興國家的挑戰，守成國家對此沒有責任；第三，造成既存國際秩序瓦解的新興國家，其行為是不正義的。

但這些認知所有意無意忽略的是，當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新的區域或新態勢出現時，一味固守一種生成於舊的世界態勢的國際秩序，那些新出現的國際問題和挑戰，如果難以在現存機制下化解，該怎麼辦？

就以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來論，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最初的看法是，“當一個守成大國刻意與新興大國為敵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對照一下今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的過程，挑起事端、發起進攻的，到底是中國還是美國呢？不是一目瞭然嗎？

其實，對英法後來書寫的一戰歷史，早就有人提出了不同觀點。一百年前曾經參加過巴黎和會的英國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滿懷失望，憤而著述了一本書《和約的經濟後果》，對當時的守成大國英國、法國的自私自利和短視行為大加鞭撻。

他認為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當一種新的歐洲場景呈現在世人面前時，歐洲的那些守成國家們未能放下成見，尊重新興國家的利益需求，吸納新興國家共同對歐洲的國際體系進行改造。使雙方遇到的問題在彼此磨合中實現互解。

在他眼中，今天一些人的“新興者挑戰守成者造成國際秩序崩潰”的話語邏輯，可能根本是混淆了因果。

而且，當守成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不能再如以往那樣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時，它還想維護以往的權勢，這麼幹的合法性又在哪裏？美國政府近一年來的頻繁“退羣”行為，不就是在譭棄二戰後所形成的國際體系和秩序？

今天的中國，與當時的德國完全不具可比性。

1882年5月20日，德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在維也納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條約的核心內容是在未來戰爭中三國要相互支持。而中國堅持的原則是“結伴不結盟”，中國沒有軍事盟友。

此外，當時的德國確實有些咄咄逼人，德皇威廉二世低估了對方力量，同時又過高估計了自己力量。例如，1913年夏天，他與奧匈帝國領導人會晤時多次揚言：“只要我和你們在一起，其他國家便都無足掛齒”。

而今天的中國，很明顯知道自己與美國的實力差距。而且，完全沒有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的戰略意圖。中國人的世界觀已經站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3

反 思

在反思一戰的教訓時，個別國家和一些政治家在特定時空中的選擇當然需要質疑，但把板子一味打在他們身上，恐怕又是以損害歷史的全面性和真實性為代價，這才是今天所流行的，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在內的各種“陷阱論”的西方話語陷阱。

這些年來，中國一再表明不以霸權為追求，在國際上所承擔的日益增多的責任，也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認同。

今天的問題更大程度在於：二戰結束後形成的那些“守成國家”，今天在面對中國復興時，是否正在做出如當年英法那樣的不明智選擇？

皇帝威廉二世(中)

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劇，刀哥覺得最大的經驗和教訓在於：

第一，人類政治進程跟不上經濟進程，進而導致災難性後果，這是經常性現象。很難説這是某些人或國家的錯誤選擇造成的結果，而更可能是歷史參與者們共同作用下帶來的。就像我們常説“一個巴掌拍不響”。

第二，國際權勢在一個時間段是會不斷流變的，這同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如果試圖強行阻止這一進程，必然釀成大禍。就像一戰前的德國，經過幾十年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在工業化進程中，德國已經走在英國前面，國力大增。而英國只想着怎麼保住自己世界霸主的寶座。

第三，當新的歷史轉變發生時，所有參與者都應審慎辨析自身行為的限度，要在相互理解承讓中形成新的合作關係，共同化解挑戰。

歷史有時會給人類生活出些大難題，但中國人喜歡説的一句話是：辦法總比困難多。在“二戰”結束以後，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性機構和制度的建立，在相當長時間內曾化解了19世紀下半葉以來長期困擾工業化國家的那些難題。

我們從中也可以感受到，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因，就是在一個全球性的經濟體系逐漸形成時，全球治理機制已經沒法適應這個不斷擴展的體系。

也就是説，當年英國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急速擴張，到後來超出了當時國際政治體系的承載能力。

回到當時的場景，對此有兩種解決方案：一是適應經濟全球化需求，更新全球治理體系；二是抑制全球化的擴張，使之適應既存國際體系。顯然，後者是難以實現的，原因是經濟全球化難以阻止，如果用蠻力往回拉，後果會更嚴重。

今天遇到的問題也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發展到現在已經超過“二戰”結束後所形成的那套國際機制的承載能力。這些機制不夠用了，需要增添新的國際安排。

這樣的安排應是什麼？這需要包括“守成國家”“新興國家”在內的有較強行動能力的政治主體坐在一起，共同商定新的解決方案。

談判總比打仗好，這才是“一戰”給當今世界的最大警示。

感謝程亞文教授為本文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