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落後世界，是從朱元璋開始的_風聞

▲題圖來自電影《倭寇的蹤跡》

一

當明朝大海商汪直（1501—1559）被拉到杭州一個港口處死的時候，不知道他會不會扇自己兩耳光，為什麼信了徽州老鄉胡宗憲的鬼話。

但浙直總督胡宗憲也是沒有辦法。

為了平息東南沿海的“倭患”，胡宗憲與汪直的海商集團鬥智鬥勇多年。兩人互相影響，竟然產生了共同語言。

汪直做過鹽商，後來加入海上走私集團。隨着勢力和威望攀升，成長為東南海域、乃至日本一帶的海上一哥。

最鼎盛時，汪直擁眾十萬餘，大小船隻無數，自稱**“徽王”**。過往的船隻，都要打着“五峯”（汪直，號五峯）旗號方能通行。

然而，關於汪直的身份，朝廷和民間的認識卻出現了撕裂。

汪直自認是一個利國利民的商人，經營海外貿易，既能賺錢，又能為國家守衞海疆。因此，他還曾自稱**“淨海王”**，海氛澄清，邊疆無事，有他的一份功勞。

任何時代，朝廷不能容忍任何私人武裝的存在。於是，汪直毫無爭議地被官方定性為海寇。縱容？合作？都是不存在的。

胡宗憲正是作為汪直的死對頭，來到東南任職的。

在長年的鬥爭中，胡宗憲頗有些被汪直“洗腦”的嫌疑。他逐步認識到，只有開放海禁，才能徹底平息沿海海寇，所以想改剿為撫。

胡宗憲與汪直談條件，許諾其不追究前罪，並開放海禁。

有了總督大人的包票，汪直進入杭州，暢遊西湖，就這樣被誘捕了。

胡宗憲立馬上奏，一心想兑現他的承諾，請求皇帝免汪直一死，讓其充當沿海防衞，以安倭奴人心。

奏疏剛發出去，地方官員聞訊，紛紛傳言胡宗憲收了汪直幾十萬兩金銀，才為其求情。

胡宗憲嚇傻了，趕緊派人追回那封奏疏，重新發了一封。在新的奏疏裏，胡宗憲措辭嚴厲，説汪直是製造沿海緊張局勢的罪魁禍首，罪不可赦！

這一刻，汪直已經知道，自己的生命將畫上句號。

講這段史實，不是為了八卦這一對徽州人的恩怨，而是為了説明：在明代，對待海洋的態度，關乎每個人的身家性命，無論你是商人還是高官。

支持海禁，抑或反對海禁，是兩條路線的殊死搏鬥。

汪直的崛起與死亡，胡宗憲的反悔與自保，都被裹挾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路線之爭中。而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將預見一個龐大帝國終將衰落的肇因。

1559年，汪直被處死的那一年，一個叫努爾哈赤的人降生了。

同年，伊麗莎白一世加冕為英國女王。英國在她的治下，一躍成為歐洲最強國。她因為縱容和扶持海盜集團的擴張，後來被稱為“海盜女王”。

▲伊麗莎白一世利用海盜擴張，中國皇帝則對海盜務必趕盡殺絕。

二

最近，我一直在反思，1840年那場堪稱“國恥”的戰爭，中國是怎麼輸掉的。

原因當然要從1840年以前去找。事實上，當英國軍艦出現在中國海域的時候，戰爭的結局就已經寫好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了，近代以前，中國與西方的差距是怎樣逐步形成的。

之前，我從人才****（後台發送“逆淘汰”提取文章）、科技（點擊）、**武器（點擊）和整體觀念（點擊）**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解讀。現在，我想從海禁的角度，追溯這個問題。

沒想到，這一追就追到了明太祖朱元璋頭上。

在朱元璋之前，中國從未有海禁政策。遠的不説，在老朱建國之前的宋、元兩代，均以開放著稱。

宋代的皇帝，無論如何荒唐或恐懼戰爭，經濟意識卻都十分超前。商税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構成，其中源自進出口貿易的市舶收入亦十分可觀。

相比之下，明初的商税年收入，僅為北宋時的1%，可見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以及老朱建國後的倒退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宋代皇帝都奉行實用經濟理性，不但不禁止海外貿易，有時還特別提倡和鼓勵。

元代基於大一統的開放性，較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典型的表現，是在南糧北運中採取了海運。

由於元代的政治中心在北方，當時的經濟中心在江南，這就需要啓動南糧北運工程，將江南出產的糧食運輸到京城。

隋代以後，南糧北運基本都靠漕運，即通過大運河運輸。但元代從1282年開始海運嘗試，歷經十餘年的冒險和試錯，終於找到了一條經濟、安全、快捷的航線，從浙西運糧到京師，只要十多天時間。

從此，海運與元代統治時期相始終。

更深刻的變化隨之而來。因為海運的昌盛，促進了元代商品經濟的活躍，以及航海技術、造船業的大發展。以至於有歷史學家感慨，如果循着這條道路前進，中國將成為世界上的海上強國，將加速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

但是，歷史在這裏拐了個彎。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親手葬送了中國的海運之路。

具體來説，朱元璋建國後，數次發佈禁海令，包括將各地市舶司撤掉，頒佈法律，規定片帆不許入海，民間不許販賣舶來品，也不許將圈定範圍內物品販運出境。違者，最高將處絞刑。

朱元璋為什麼要逆歷史大勢，實行海禁呢？這就涉及統治者的自私了。

明初海疆不靖，張士誠、方國珍等原本佔據江南的抗元力量，被朱元璋打敗後，殘餘勢力逃亡海上。這些海上反明勢力，被定性為國家的不穩定因素。

既然剿殺不盡，朱元璋想到的辦法就是禁止人民通海，一來與反動勢力隔絕，二來是想從經濟上切斷反動勢力的補給。

總之，為了大明政權的穩定，海洋經濟以及沿海人民的生計，都可以犧牲，而且必須犧牲。

如果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終其一朝而止的話，那中國也就失去三四十年，不至於失去數百年。

但是，他是朱元璋，是開國太祖，他的話和政策被尊為**“祖訓”**，變成國家的最高意識形態，後世子孫都必須嚴格恪守。

這就對後來整個中國歷史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禍害兩個朝代，影響極壞。

三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在他之後，海運由盛轉衰，海運與海禁進行了長期激烈的博弈，中國逐步由對外開放走向了閉關鎖國。

這中間的歷史頗多曲折反覆，海禁政策並非一成不變，但統治階層的觀念禁錮卻越來越嚴重了。

明成祖朱棣時期開始，鄭和七下西洋，聲勢浩大，影響深遠。我們一直以此自豪，説中國人的遠航，比哥倫布、麥哲倫早了一個世紀呢。

但是，兩者具有可比性嗎？鄭和的遠航，是去海外宣揚盛世王朝的德威，要四夷遣使來朝，稱臣納貢。這是服務於明朝的朝貢體系，政治性遠大於經濟性。

這個理念跟近代的殖民主義迥然不同，不僅不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反而是去做賠本買賣。

説白了，鄭和下西洋就是撒錢去的，撒完了，換些奇珍異寶、異域風物跟皇帝交差完事。

可惜了中國那時航海技術與造船工藝的世界領先性。這得益於宋、元的傳承。但在鄭和之後，中國在海洋世界的榮光慢慢褪去，再回看歷史，大家才驚覺，這竟是一次無可複製的迴光返照。

到了明憲宗時，皇帝想派人第八次下西洋，兵部車駕郎中劉大夏站出來阻止。他先把鄭和當年出使西洋的檔案資料藏匿起來，準備銷燬，然後勸諫説，鄭和下西洋“費錢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

劉大夏説出了鄭和下西洋的本質——投入和產出不成比例，但他沒有進一步想怎麼去重新設計這個傳統項目的效益，而是直接叫停了。

明朝就這麼“心甘情願”地進入了一個徹底守成的階段。私人的海外貿易，這條路早被朱元璋堵死了；如今官方的朝貢體系，也坐等四夷來朝，而且經常任性，要麼對朝貢口岸時開時停，要麼對某國實施經濟制裁，敕令“爾等別來了”。

此時的明朝還是世界第一大國，然而，這樣一個保守的老大哥，在近代化的前夕將會把整個東方世界帶向何方？是帶往大海星辰的征途呢，還是帶進溝裏？

嘉靖一朝（1522—1566），中國的海禁進入史上最嚴時期。嘉靖帝的政策，居然比“祖訓”還要嚴得多，簡直是比朱元璋還要朱元璋。

肇因其實很無厘頭。嘉靖二年（1523），日本一下子來了兩個使團，都想跟中國進行朝貢貿易。明朝政府根本沒有人瞭解日本國內情況，不知道當時日本處於“戰國時代”，別説來倆，來四也很正常。大明官員擺出一副“我們只承認一個日本”的姿態，導致兩個使團為爭正統，在中國家門口打起來了。

這場使團仇殺，最後殃及寧波、餘姚等沿途官民，被政府扣上“倭寇侵擾”的帽子。

大明官員們藉此大做文章，搬出“祖訓”是最高指示那一套説服皇帝。嘉靖帝一怒，都別搞了。於是連市舶、朝貢口岸都關閉了，省得生事。

官軍出動，在海上巡邏，緝捕出洋走私者。以走私起家的海商們，和靠權力尋租獲利的官紳們，這下都坐不住了。

他們暗中聯合起來，武裝反抗緝私官軍。一場海禁與反海禁的戰爭，開啓了。而在史書上，反抗者都被貼上“倭寇”的標籤。事實上，大家都是大明的子民。

大海商許棟、李光頭勢力最強，與巡撫浙閩的朱紈進行了殊死搏鬥，最終二人均被俘。朱紈在給朝廷報捷的奏疏中，指責浙閩的世家大族與“倭寇”有勾結。這不啻於在浙江、福建的沿海豪勢富貴家族中扔下一顆炸彈，炸開了。

兩地的豪門大族開始反擊，説被俘的許棟、李光頭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賊黨，更不是倭寇，要求從輕發落。

求情無效，被俘者96人均處死刑。

這一下，浙江、福建籍的朝廷言官紛紛出動，彈劾朱紈。轉瞬之間，“禁海”名臣朱紈，成了待罪之徒。

朱紈無限感慨：“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衣冠之盜，指的是那些主張開放海禁的朝野士大夫。

朱紈陷於絕望之中，自知民憤極大，“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喝下毒藥自殺。

這場海禁與反海禁的鬥爭，表面看來勢均力敵，各傷五百。但在十年後，繼承許棟崛起的大海商汪直被誘捕後，胡宗憲明知海禁才是製造所謂“倭寇”的原因，但他為了自保，卻不敢説出來。

可見，支持海禁的勢力已經達到了頂峯。

四

物極必反。1567年，隆慶帝繼位。一名福建官員斗膽上疏請開海禁，居然獲准。

此後，私人海外貿易仍受到各種限制，例如出海要有“由引”（即憑證），船數和販賣物品都有限制，而且不準前往日本。不過，私人出海貿易畢竟獲得了合法的身份。這在整個明代應該説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

在明朝歷史上，“隆慶改元”頗有幾分改革開放的意思。這都是被現實逼出來的。

朱元璋建國以來兩百年，明朝以物換物的賠本買賣，到此時難以支撐下去。用史學家楊念羣的話説，明朝的經濟肌體循環中，逐漸出現了**“白銀中毒”**的症狀。

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白銀都是最硬的通貨。白銀需求量劇增，而中國本土出產白銀甚少，無奈只能通過海外貿易換取。據估算，從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流入中國的白銀有7000—10000噸，世界上發現的白銀，最終絕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國。

晚明的經濟狂飆，與海禁鬆弛關係巨大。但這不能歸功於政府的作為，恰恰是政府的無能為力，才開創了一個經濟的新時代。

一個弱勢的、失控的集權政府，造就了經濟繁盛的局面，這真是歷史的諷刺。

那麼，朱元璋的“祖訓”是不是在這時就被拋棄了呢？並沒有。中晚明以後的皇帝，沒有一個有魄力去更易整套意識形態，相反，“祖訓”時不時以各種形式復活。

在政策制定這種形而下的層面，“祖訓”被暫時擱置不議。但在思想意識層面，“祖訓”永遠是核心，是靈魂。

萬曆年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他繪製了《輿地山海全圖》，朝廷官員看到了：中國竟然不在圖的中央，尼瑪，這是邪説惑眾啊！

利瑪竇情商很高，重新繪製了一幅《坤輿全圖》，獻給萬曆帝。這次，中國被他放在了世界中央。

但背地裏，他卻在書中提出了尖刻的批評：“因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

正是“祖訓”中潛藏的這種中心主義、唯我獨尊的“自信”，慢慢害了中國。

不僅如此，利瑪竇還驚詫地發現，“倭寇”憑兩三隻船就能隨處登岸，攻擊城鎮，肆意燒殺，就是利用了中國人怕海的心理。海路運輸既迅捷又節省，中國人卻極度害怕海盜打劫破財，寧可循規蹈矩，龜守在內地風平浪靜的河道中運輸貨物。

他的觀察還是相當犀利的。哪怕在名義上開放海禁的時代，他仍能洞穿中國人對於海洋的內心恐懼。這又不能不説是“祖訓”兩百年規訓出來的“成果”了。

隆慶年間，漕運總督王宗沐提出，南糧北運想學習元代走海運，不走漕運。朝廷輿論，整個炸了。關於海運與漕運之爭，官員們進行了漫長而又無意義的爭吵。

唯一的結果是，什麼都沒有改變。元代那種擁抱大海的心胸，從來就未被明代的官僚精英感受到，即便有一兩個人感受到了，也會被集體的唾沫淹死。

▲隆慶年間，官員重啓海運的計劃落空，運河漕運仍是唯一出路。

五

回望歷史，晚明畸形的經濟繁榮，更像是無根之木。它的夭亡，只是時間問題。

在中西方歷史發展的分岔口，兩個至關重要的年代很快到來，而我們一個也沒有把握住。

這就是17世紀40年代和18世紀50年代。

17世紀40年代，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標誌着西方社會進入資產階級世界革命階段。而中國在這個時候，完成了新一輪朝代更替，明亡清興。

清朝一入關，推翻了老朱家的江山，卻把老朱的衣缽繼承了。為了封鎖海上反清復明勢力，清初幾乎沒有猶豫就照抄了朱元璋的海禁政策。

一百年後，18世紀50年代，英國開始爆發工業革命，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一次騰飛。幾乎與此同時，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下令關閉了沿海3個口岸，僅留廣州一口通商。

本來，康熙在戰勝鄭氏海商集團之後，在上諭中説：“先因海寇，故未開放海禁。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更何所待”**四個字，把康熙迫切要求海外貿易的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可見康熙還是稍微有世界視野的皇帝，清初之所以照抄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但到了他的孫子，就是真孫子了。

大概在乾隆十七年（1752），湖北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馬朝柱在深山裏安營紮寨，名為“天堂寨”，同時宣稱“西洋不日起事，興復明朝”。

縱觀當時的史料檔案，對此事進行復盤，馬朝柱基本是後來的洪秀全初始版。他的信徒很快就抓獲，根據地也被搗毀，但馬朝柱失蹤了。

這就給了各種反清勢力神化馬朝柱的基礎，也成了乾隆的一塊心病。他一聽到“天堂”“西洋”這種詞彙就頭大。

當時，西歐各國不斷進行海外殖民活動，亞洲許多國家相繼淪為殖民地。沒有證據表明乾隆是否真的相信馬朝柱的鬼話，認為洋人會參與到反清復明的謀逆之中。

但此事的長尾效應恰是，乾隆宣佈中國對世界關上了大門。

只是這一次，再也不是天朝不陪你們玩了，而是天朝被世界徹底拋離了近代化軌道。

很奇怪，滿人入關，一直有怕被當作蠻夷的自卑心理，文化自信嚴重不足，所以處處模仿漢制，不惜全盤走朱元璋道路。但是，到了洋人面前，漢化的滿族統治者就表現出了他們極端的傲慢與偏見，真是把老朱家的自大學到骨子裏了。

有這麼好學的精神，轉過來學習西歐的開放性與海洋性，1840年的遭遇戰在誰家門口打還不一定呢！

或者説，如果滿清承續的是宋代，而不是明代，那麼，他們的皇帝是否就能學到宋代對海洋的開放心態，像元代一樣，而不會受到朱元璋思想的“毒害”呢？

可是，歷史啊，永遠無法重置，只能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