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本省教授呂正惠為重慶大學設計了一門大學國文課_風聞

本文為呂正惠教授為重慶大學版《大學國文》所作書序。轉自重慶大學“大學國文”通識課微信公眾號：重大國文。

呂正惠，一九四八年生，台灣嘉義人。先後任台灣清華大學與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治唐詩與台灣現代文學，著有《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小説與社會》、《CD流浪記》、《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詩聖杜甫》等作品。

《大學國文》序

2013年1月我從台灣淡江大學退休，剛好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邀請我去講一個學期的杜甫詩，我很高興就同意了。到高研院以後，有一次開院務會議，討論“大學國文”這一門課應如何開設，甘陽先生要我也列席。甘陽是點子很多的人，他説這門課既要講作品，同時也要講中國文化，而且最好能從作品的選讀中瞭解中國文化的發展。其他老師聽到甘陽的意見，都面有難色，大家都認為構想雖然很好，但難度太大。

這門課台灣的大學也都開了，不過我們的課名叫“大一國文”，我上大學時就上過，我剛在大學教書時，也教過十幾年。大學生們認為高中已經讀了三年國文，大學還要讀，實在是多餘，很少人對這一課程有興趣。後來我跟幾位朋友一起提出改革這門課的構想，呈到台灣清華大學的教務處去，我們的想法學校很支持，我們也就立即實行。不過，憑良心講，這一改革在後來的施行中也並不理想。我常常想，如果我有機會重開這門課，應該要如何教。

我心中的想法其實和甘陽很類似，因此，當甘陽問我意見時，我一時衝動，就説，如果能把這門課延後半年實施，我願意按甘陽的想法試教看看。甘陽和當時高研院的吳書記（現已退休）都很高興，立刻抓住我不放，我想後悔都來不及。吳書記對這門課的開設真是盡心盡力，他努力為我解決在重慶的生活需求，又告訴我，我講課的時候，原定要上大學國文的幾位老師都要來聽我的課。當我講了半年之後，他們一方面還要聽我下半年的課，另一方面又要在別的系開這門課，把前半年聽過的課自己試教一次。我第一次體會到重慶大學的辦事效率，在我看起來似乎很困難的事，卻辦得井井有條。

呂正惠老師在重慶大學文字齋留影

剛開始的時候，我非常忙碌，又非常緊張。我要在每學期上課之前兩週把整個學期的課程設計和講義編好，在每次上課之前五天要把每一講的綱要編好，而且要做成PPT。年輕老師中的袁敏老師跟我住同一棟公寓，她很熱心的幫我做每一講的PPT。學校特別請了一位錄像師傅，把每一堂課都錄製下來。每一位年輕老師上課時，可以根據我們編的PPT和授課錄像，彈性調整，這樣，整套課程既有統一性，又能表現每位老師的個性。我當了一輩子的老師，從來沒有這麼辛苦過，但我覺得很有價值。

今年三月我突然接到袁敏老師的信，她説，大學國文課程組的老師，參考我的實際教學和教學綱要，快要完成一本大學國文的教材，而且已經約好了出版社，課程組希望我為這個教材寫一篇序，我當然義不容辭。

我自己最滿意的是第一講“考古中國”。這一設想也是甘陽提出來的，非常好，我立刻欣然接受。我以前花了不少時間瞭解新中國的考古成就，現在剛好派上用場。我的設想是：拿中華文明來和希臘文明比較。希臘文明並不僅限於希臘半島，還散佈在地中海和黑海各處的海岸邊，都是小小的城邦，這是希臘無法統一的原因；而作為中華文明核心區的黃河中游，卻是一整片廣袤的黃土高原。在這種對比下，就可以看出中華文明的基礎是非常廣大的農業區，世界上其他的古文明都沒有這麼大的農業區。

其次，我想強調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與綿延性。蘇秉琦的《中華文明起源新探》據新中國的考古發現，注意到中國各地都有許多新石器文明，剛開始時這些新石器文明很難分出高下，到了新石器時代後期，黃河中游因為處於各種新石器文明的中心點，便於吸收各處文明的優點，才形成中華文明的基礎。這也就是説，中華文明成形的時候就具有廣大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再加上廣袤的黃土高原的農業區，就使得中華文明具有很強的生存能力，就形成了經久不絕的綿延性。

我自己希望第一講能夠起到統攝作用，讓以後的各講都圍繞着這個中心來展開。譬如講到《詩經》，我特別強調《詩經》所呈現的周代農業文明的特質，這隻要拿希臘詩人赫西阿德《工作與時日》所描寫的希臘農業來對比，就很清楚。又譬如《左傳》所描寫的列國關係，只要拿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所呈現的希臘城邦內戰來比較，就可以看出，希臘城邦的內戰只能一直打下去，直到大家都耗盡能量為止，而春秋列國之間雖然有許多戰爭，但大家基本上都有一個“尊王”的願望。

到了戰國時代，七個大國都想當王，戰爭規模越來越大，越打越激烈，這個時候先秦諸子的思想開始產生了“大一統”的觀念，這跟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始終以城邦為出發點來建構政治理論有極大的差異。秦漢完成大一統後，司馬遷的《史記》就以“大一統”的觀念來書寫從古代到漢代的中國歷史。《史記》不但是一本偉大的文學書籍和歷史書籍，更重要的是它讓“大一統”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中國大一統形成史中具有非比尋常的作用。

漢帝國的瓦解一向被拿來和羅馬帝國的崩潰相比較，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時間上相當接近。但羅馬帝國消失以後，歐洲地區就再也沒出現過“大一統”的帝國了，而中國在遊牧民族大量湧進中原地區，分裂了三百年以後，卻又重新統一為唐帝國。唐帝國的形態和漢帝國有很大的區別，但我們不能説，唐文明和漢文明是不同的文明，它們還是中華文明的兩個階段。“五胡”大量進入華北地區，但華北並未發展出另一種文明；“五胡”後來全部漢化，為中華文明帶來新的因素。印度的佛教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國，但佛教並未像有些外國學者所説的“征服”了中國，佛教後來也“中國化”了，和儒學及道教“和平相處”，中華文明又多了佛教這一新的因素。

在華北地區陷入混戰時，大批北方漢族逃到南方，他們努力開發南方，讓南方的農業區得以擴大。因此，重新統一的唐帝國，就比解體前的漢帝國更為“巨大”。每一次分裂之後的再統一，都讓中華文明成長得更為壯碩。這種情形，在後來元代、清代兩次的再統一中更是明顯。因為唐代、元代、清代，在統一的過程中，主要的軍事力量是塞外民族，所以很多外國學者會迷惑不已：這些都是中國嗎？但是，從文明形態上來看，我們能説漢、唐、元、明、清是五種文明嗎？所以，要講魏南北朝和隋唐的文學與思想，就應該把從分裂到再統一做為講述的主軸。這是秦漢大一統之後，中華文明第一次的“再擴大”，以後的元、明、清三代時，也是一樣的情況。

重慶大學版《大學國文》教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撰寫這一教材的共有十二位老師，其中七位聽過我的課，五位沒有。我相信他們一定彼此討論過如何把先秦至清代的文學作品納入中國文化發展的大架構之中。他們都比我年輕得多，學有專精，因此沒有選擇我那種企圖心太大的放言高論的方式來撰稿，完全可以理解。他們的安排非常巧妙，很讓我佩服。

我要特別感謝為第一章撰稿的劉揚老師，他幾乎完全遵照我擬定的綱要，保留我選用的地圖和製作的圖表。從具體文字來看，劉揚老師甚至從錄像中記錄下我上課中講的一些話。當然，他自己也從別處增加數據和地圖。我不能説，他只是整理者，當然更不能説，他所寫的就是我想寫的，不過，這一章把我的基本想法大致都保留了下來，應當是沒有問題的，這一章剛好是我自己最滿意的，能以這種方式讓我間接參與了這個教材，我感到很榮幸。

先秦兩漢部分共有三章，即第二章到第四章。第二章講《詩經》和《楚辭》，第三章講先秦諸子，第四章講《左傳》和《史記》，簡單明瞭，重點選擇得非常好。尤其是第四章，把記錄春秋列國的《左傳》，和表現大一統格局的《史記》相併列，真是神來之筆。

關於第二章我想補充一點意見。相對於中原而言，楚國不只是南國，在春秋時，楚國還被中原諸國視為化外的“蠻”，管仲輔佐齊桓公，實行“尊王攘夷”政策，他們所要“攘”的“夷”，主要就是指楚國。甚至到了戰國中葉，孟子還説楚人“南蠻鴂舌”。但是，到了戰國末期，楚國竟然出現了屈原這一位偉大的詩人，這恰好證明，楚國已經和中原合為一體了，所以《詩經》和《楚辭》後來並列為中國詩歌的兩大經典。我們還容易忘記，大一統之後所建立的一個偉大的朝代，漢朝，就是楚人劉邦建立的，而推翻秦朝貢獻最大的陳勝和項羽也都是楚人。楚地融入中華文明核心區的過程，是中華文明融合力量的一個非常有力的證據。

魏晉南北朝是大分裂的時代，又比較缺乏大家公認的經典和大作家，很不好組織。本書第五章至第七章着重表現三個重點：五言詩成熟的時代──從《古詩十九首》到陶淵明；門閥土族的生活樣態與文化風尚──以《世説新語》為核心；南北方文化的差異、交流與融合。重點選擇得非常準確而精當。這一部分最容易讓我們看到從文化視野來統攝文學作品的重要性，這樣，大學國文才不會淪為作品選讀。

第八章講李白、杜甫，第九章講古文運動，都是必然的選擇。我自己上課時也只講李白、杜甫，現在突然想到，應該加進王維。李白具有異外色彩，又是道教徒，杜甫純屬儒家，王維則篤信佛教，三家都講，可以看出盛唐文化的豐富與多樣，同時也可以談到佛教對中華文明的影響。至於古文運動，其實是儒學復興運動的一環。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以後，儒學式微，道教、佛教影響更大。隋、唐再度大一統後，重建社會倫理秩序的首要之務在於重建儒學，這一工作直到宋代才由理學家完成。進一步講，唐代的重建儒學，是對先秦兩漢儒家思想的繼承與發揚，可以讓我們清楚看到，中華文明自先秦至唐代是一路發展下來的。講古文運動，需要把這一背景交代得更清楚。

我前面已經説過，要如何把宋以後的文學和宋以後文化形態聯繫起來，我目前還沒有想得很清楚。本書最後四章以庶民文學作為選講重點，是現在一般都能接受的處理方式，我覺得也很恰當。庶民文學的興起和宋以後的社會形態有密切關係。自魏晉以來形成的門閥士族，經過唐末五代的戰亂，已經完全消失。宋代以後科舉成為仕宦唯一重要的途徑，任何平民都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成為士大夫，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階級流動。因此，宋以後的士大夫和平民的距離並不像唐以前那麼大。所以，詞這一新興的文學形式同時具有庶民和士大夫的精神內涵，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但是，關於戲曲和小説的興起，我們該如何解釋呢？這兩種文學形式，在宋代都已萌芽，但在金、元兩代發展得更好，也許和女真人、蒙古人、色目人大量進入中原地區有關係。這些人要學好士大夫所使用的典雅漢語是很不容易的，他們反而更容易接受以口語為基礎的漢族民間文學。也許是由於他們的熱愛，才助長了金、元雜劇和元代小説的興盛。因為史料的不足，我們很難證明這一點。但滿人進關以後，北京旗人對於小説和各種曲藝的熱愛卻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們還為此作出很多貢獻，這也是大家都承認的。我前幾年突然想到這一點，因此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甘陽在為重慶大學設計大學國文課程時，目標是想把作品選讀統攝在中國文化發展的視野之下。我試講過一次，現在十二位老師參考我的設計，根據他們的專長重新調整，並且寫出教材，可以説是這一理想的初步實現。本書各章的具體編寫人員為：第一章劉揚；第二章、第四章吳嬌；第三章劉書剛；第五章袁敏；第六章萬曼璐；第七章李廣益；第八章彭磊；第九章錢鋒；第十章彭文良；第十一章金浪；第十二章張華；第十三章廖涵。我相信，他們會在未來的教學中逐步調整，所以未來再出修訂本是很可預期的。祝願十二位老師再接再厲，讓這一課程更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