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為何抗議中國“新天下主義”？_風聞

［導讀］最近，東亞各地熱衷於探討如何克服歐美中心的普遍主義，從多角度探討替代的普遍性。中國學者提出了各種形式的“新天下主義”，此文則對中國學者提出的“共享的普遍性”進行評論。在韓國學者看來，這只是中國崛起以後因應周邊地區的警惕而重建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普遍主義。他們似乎在拒絕恩賜的“共享”，認為“溝通的普遍性”更重要，要求以溝通為前提來建構可靠的共享，在他們看來，國際民主主義比國際共享主義更重要。此文提出了建構新普遍主義的方法論——“核心現場”，要求在各種“核心現場”中討論這一問題，並對朝鮮半島（作為核心現場之一）“複合國家論”這一主權重構理論，與東亞（大）分斷結構論和“新天下主義”進行比較，認為核心現場中存在能使溝通變為可能的普遍要素。這一討論有助於中國人更好地認知周邊國家的關切重點。文章原發表於《開放時代》2016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為何談論“新的普遍”：共享的普遍與溝通的普遍性

筆者想在這篇文章中談“新的普遍”。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的知識界開始出現的東亞話語，延續至今，成為一種批判性地區主義，起到在東亞地區可以共享的思想性、實踐性資源的作用，如果這一東亞話語要成為（至少）在未來東亞地區更為寶貴的思想資產就必須不斷地進行理論上的創新。筆者身為東亞話語的主要提倡人之一，在推進這一課題的過程中，與韓國國內、國際知識分子進行溝通，讓筆者深切感受到必須認真思考“新的普遍”的必要性。我們所面臨的現實，也正促使我們構思“新的普遍”。這種現實的要求，可以分為兩大主要面向。

首先是，中國方面試圖用新的方式解決一個為時已久的課題，即（雖然被不斷反覆談論，但至今還未得到很好解決的）克服西方現代所體現的普遍主義。最近，中國的知識界熱衷於探討可以克服歐美中心普遍主義的另一種普遍。難道對超越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的中國模式進行討論的目的，不正是普遍價值？那麼，中國之外的知識分子應該如何看待這一“中國方面提出的普遍”？這個問題不僅是與中國相鄰的東亞知識分子的課題，而且也是世界性的課題。

同時，最近東亞各國之間彼此嫌惡的情感升温，與此密切相關的各國內部的矛盾也更加嚴峻。這些變化也要求我們探討新的普遍。僅僅通過增加各國之間基於相互理解的交流與合作，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現在正是需要結構的根本性轉變的時候，同時也是需要能夠説明這一轉變的認識框架的時候。

如上所述，如果現實使我們無法放棄能夠克服（發生在一國之內和國家之間的）分裂的普遍倫理（與政治智慧），那麼，我們到底應該在哪裏尋找新的線索呢？

好在，在走向“新的普遍”的過程中，我們已經有了一些值得參考的線索。作為可以克服“歐洲的普遍主義”的方案，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提出了“普遍的（即全球性）普遍主義”，其根據是“與普遍的普遍主義（universal universalisms）的網絡（network）類似的多重的普遍主義（multiplicity of universalisms）”的存在。他認為“普遍的普遍主義”是形成一個“給予者不再是西方，接受者不再是其餘地區的世界”，也就是我們所有人既給予、又接受的“相遇之處”。

這與筆者曾經提出的“溝通的普遍性”是相通的。如果説普遍性是得到廣泛認可的共識（而非真理本身），那麼，獲得多數人的認可應該是必不可少的，而認識主體之間的溝通無疑就是獲得認可的前提。但在現實中，我們更經常面對的情況是非溝通性的（因而具有壓迫性和霸權性的）普遍性（uncommunicative universality），或雖然具有一定的溝通可能性，但實際上都分散為個體的溝通的個別性（communicative individuality）。那麼，我們怎樣才能克服這些問題，實現溝通的普遍性（communicative universality）呢？

筆者想要強調的是，能夠使溝通成為可能的普遍要素存在於個體之中，所以，可以通過個體之間在溝通過程中形成的共鳴和想象力，獲得普遍性。讓筆者感到高興的是，這一想法在東亞知識分子之間也產生了一些共鳴。這並不是説東亞要確立一個可以代替西方的另一個普遍，而是在思考東亞本身的問題、敍述東亞的地域（local）故事的過程中，完成一個更為廣泛的課題，即重新思考現代（modernity）的存在方式，推理出可以批判現代的邏輯的努力，正在一點點得到反響。更為直接的是，東亞各地從多個角度探討替代性的普遍性乃至普遍主義的爭論越發活躍起來。也就是説，走向新的普遍的溝通過程，正在一步步進行着。

在這種變化的基礎上，在本文中，筆者想從主權重構的角度，探討中國方面提出的“普遍”，即“新天下主義”的核心內容。對另一種普遍的探討，可能會顯得過於抽象，為了避免這一點，筆者會在流動歷史的特定時空中，對其進行評價。尤其要從（因受帝國、殖民與冷戰等東亞秩序多重歷史矛盾的影響，在空間上成為矛盾集合點的）“核心現場”的角度進行探討。關於核心現場，今後還會進行更多的分析，但在本文中，筆者要對（作為核心現場之一、處於分斷狀態的）朝鮮半島提出的複合國家論這一主權重構論以及東亞（大）分斷結構論和中國方面提出的新天下主義進行比較。之所以進行這樣的比較，是因為筆者認為核心現場中存在着能夠使溝通變為可能的普遍要素。

********************▍新天下主義的內部秩序與複合國家論

新天下主義是在中國被稱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或公共知識分子的許紀霖近來極力主張的話語。筆者已在其他文章中，對許紀霖的觀點進行了介紹和批評。許紀霖最近發表了一篇進一步闡述其觀點的文章，內容也包括對筆者的反饋意見。在這篇文章中，他將新天下主義命名為“共享的普遍”。對於他的這一新觀點，筆者將從主權重構的角度進行探討。這也正是（沃勒斯坦提出的）試圖接近相互給予與接受的“相遇之處”的嘗試。

他對東亞地區出現的領土紛爭與歷史矛盾，以及中國內部涉及少數民族的恐怖事件等國內問題表示了擔憂，並對中國的現實提出了強烈的批判。他明確指出，現在世界上蔓延着對中國的敵對態度，並提出造成這種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從官方到民間的、限制人們思考的中國的民族國家至上主義，並認為新天下主義是可以克服它的解決方案。

對於我們比較熟悉的天下主義，其實在中國，除了許紀霖以外，也是很多知識分子關注的主題。但許紀霖觀點的獨特性在於“天下主義的2.0新版”。他認為傳統時代的天下主義，既具有“普遍的、人類主義的”性質，同時也具有“差序格局”，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要恢復它，無疑就是歷史的反動。天下是由以華夏為中心的三個同心圓世界，即皇帝通過郡縣制直接統治的內圈，通過冊封或羈縻、土司等制度間接統治的邊疆地區——中圈，以及通過朝貢制度連接起來的國際等級秩序所組成的，如果在對其進行“去中心與去等級”的同時，創造出“新的普遍性”的話，天下主義就能獲得新的內涵。

將他的新天下主義運用到現今中國內外的話，可以具體體現為以下五個圈域的重疊形式，即第一，中國大陸的核心區域實行“一個制度，不同模式”；第二，邊疆地區實現“一個國家，不同文化”；第三，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嘗試“一個文明，不同制度”；第四，東亞地區承認“一個地區，不同利益”；第五，國際社會中採用“一個世界，不同文明”。簡單地説，這是一個複合型網絡，即在民族國家同一性原理的基礎上，結合中華帝國（尤其是清帝國）尊重彈性與多樣性的多重體制經驗的秩序。這一秩序是“共享的普遍性”在國際社會中的具體體現。他指出這一秩序具有“各種文明或文化之間重疊共識”的特點。用韓國和日本社會更為熟悉的詞語來描述的話，大致相當於“多元文化共生”。

新天下主義中所體現的“共享的普遍性”是十分抽象的話語，所以，不太容易進行評價，也許與筆者的“溝通的普遍性”進行比較會是一個評價的方法。更具體地説，筆者打算將他的想法置於歷史中，從主權重構的視角進行評價。此時，進入筆者視線的正是“一國兩制”。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是中央政府針對迴歸後的香港提出的制度，它賦予了香港高度的自治權——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對外事務處理權等，承認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共存。他認為這一制度繼承了過去帝國傳統的“多元治理的智慧”，並指出一國兩制是在中華這“一個文明”中，實驗“不同制度”的事例。而且，他希望這一制度不但能適用於香港、澳門、台灣地區，還能進一步擴大到邊疆等地區。這就是新天下主義的內部秩序（關於與之對應的外部秩序，將在後面的內容中談到）。

但是，當一國兩制得到擴大時，主權的問題要怎樣處理？是否能確保主權的柔軟性？關於這一點，他並沒有從正面談到。他所追求的是“一體多元的國族的建設”，通過他批判現今中國是“‘偽裝成文明國家的民族國家’，即用民族國家的統治方式，治理龐大帝國”的內容，我們能看出他只是在原則上考慮了主權的柔軟性。

筆者關注到了一些認為“香港、澳門基本法”所體現的國家形態，既是單一型國家，又是複合型國家，尤其具有聯邦制（federalism）特點的研究。可是，中國知識界僅僅將單一制國家形態視為一國兩制的前提，沒有任何試圖脱離這一結構的理論嘗試。但是，在一國兩制下的“兩個制度”，雖然本意是指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但其外延可以擴大到包括聯邦制在內的複合國家的模式。如果僅僅將這種視角當成分裂中國的態度，進而加以警惕的話，那麼，新天下主義的內部原理是無法得到具體落實的。一國兩制所包含的複合國家的要素，與其説是中國統合的障礙，倒不如説可以為中國的統合拓寬道路。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形成可以與位於台灣海峽對面的台灣地區民眾進行溝通的更柔軟的框架。這並不是要求中國實行聯邦制，而是希望中國不要把單一型國家視為不可改變的前提，從而更加關注主權的重構問題。

在這一點上，中島隆博所提出的主權重構的觀點，為我們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鑑。他藉助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主權的partage”（既是分割，又是分享）的概念，對主權至高無上的特點，乃至不可分割的特點提出了質疑，並將同一領域中，出現多個主權重疊的體制，設想為“即將來臨的民主主義”的可能性。為了實現這一點，作為能夠取代國家主權或國民主權的概念，他提出了人民主權的概念。在人民主權，即政治上完全平等的人民成為統治主體——主權者——的情況下，可以有多個統治主體，既可以像州和聯邦那樣，分割國家主權，也可以考慮更小規模的地域主權，還可以出現跨越國家的連帶（solidarity）。同時，在東亞一般被翻譯為民族自決權的“人民的自我決定權”（the right of people to self-determination）的問題上，最近也出現了更靈活的解釋傾向，而這種傾向也正在促進有關主權的新討論。在保障人民羣體的權利的問題上，已經提出了多種試圖走出（不是分離獨立，就是鎮壓與內戰的）簡單的兩分法的意見，並正在將這些想法付諸試驗。

只有這些對主權的新意見得到積極的接受，一國兩制才能不僅僅停留於簡單的高度自治上，進而成為聯繫新天下主義內部秩序中三個圈域（上述的第一、二、三點）的原動力。換句話説，從周邊的而非中央的視角重新進行思考，才能發現使香港、澳門、台灣地區以及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等各個個體之間的溝通成為可能的普遍要素。否則，許紀霖試圖通過更新天下主義，結合民族國家同一性原理和中華帝國（尤其是清帝國）所特有的寬容（尊重彈性和多樣性），來使之有別於現代主權國家的努力只會顯得空洞。“共享的普遍性”只有通過（天下主義中的三個圈域，不，若包括外部秩序，應該是五個圈域的）具體現場的溝通才能獲得説服力。這是傳統天下主義升級為新天下主義，也就是他所説的“2.0新版”所必須要經過的階段。（網絡上“2.0”一詞指的不正是進化為充滿參與與合作的世界，即強調相互聯繫的構成要素的、嶄新的、具有魅力的網絡環境？）

在這一點上，與（處於分斷狀態的）朝鮮半島這一核心現場對國民國家的單一性提出質疑的複合國家論進行比較，會提供很好的借鑑。複合國家論指的是在統合“一個民族，不同體制、國家”的過程中，提出的對主權的創新性的實驗。更具體地説，複合國家（compound

state）論是朝鮮半島實現統一過程中的一箇中間階段，包括“南北聯合”（韓國和朝鮮的國家聯合，confederation）在內的和平的、漸進的、階段性的整個過程。正是這種特點，為市民的參與提供了可能。作為朝鮮半島整體變革的一部分，在改革韓國社會的過程中，市民也會（與政府一起）參與其中。筆者已在其他文章中，詳細論述了這一問題，所以在此不必贅述。簡單地説，複合國家是指包含所有國家形態的，類似傘型的廣義的構想，同時它又是兼國家間結合形態與國民國家自我轉變形態的對國家機器具有獨創性的嘗試。具體地説，它是在位於朝鮮半島的韓國和朝鮮通過和平共識，實現創新性統一國家形態的過程中提出的方案，它的實踐過程應該可以促進東亞地區正在開展的多種自治權運動的發展。

雖然朝鮮半島提出的（包含朝鮮半島統一的實質性展望與走向統一過程的路線圖的）複合國家論與中國提出的新天下主義論所追求的主權重構，針對的歷史脈絡是不同的，但對彼此都應該有值得借鑑的價值吧。

********************▍新天下主義的外部秩序與東亞分斷結構

與體現“共享的普遍”的新天下主義的內部秩序相對應的，是超越民族國家主權概念的外部秩序。許紀霖認為，現今中國是按照“偽裝成文明國家的民族國家”的統治方式治理着龐大的帝國。同時，他還提出，就是因為中國用民族國家至上的思維，來處理國際問題，所以導致了敵視中國的浪潮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升温。為了解決這一令人擔憂的現實，他從天下主義的傳統中尋找到了核心資源，這就是國家之間互惠互利的朝貢體制。他認為，通過重新復甦朝貢體制，在東亞能夠做到承認“一個地區，不同利益”，在國際社會中可以實現“一個世界，不同文明”。他與汪暉一樣，都是從中華帝國的原理，尋找可以重新想象21世紀亞洲這一地區空間的線索。

筆者同樣想用溝通的普遍性的標準，來檢驗一下天下主義的外部秩序。新天下主義論是否希望通過找出中國大陸周邊鄰國這些個體所具有的使溝通成為可能的普遍要素，來進行積極的對話？許紀霖引用筆者之前發表的文章，提出這樣一個疑問，即中國要和平崛起，為什麼得不到周邊國家的信任？他認為其原因是，中國所具有的“帝國身軀”與“民族國家至上主義”。這一判斷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如果僅從朝貢體制的遺產中尋找解決方法，如強調共享海洋的天下主義的智慧，就如他本人也考慮到的那樣，很難洗去周邊鄰國的擔憂。也許因為他所關心的問題還是更多地集中在中國的國家身份認同上，而不是與中國相鄰的亞洲各個社會和國家，所以，新天下主義很難獲得可以消解（他所擔心的）存在於東亞的矛盾的突破能力。他應該更深入探尋東亞雖然追求“不同利益”，卻可以成為“一個地區”的歷史的、現實的根據。因為，新天下主義的外部秩序所要承載的現實的東亞，就存在着分裂和矛盾。

我們切身體會到，由於歷史問題和領土紛爭，東亞各國之間相互嫌惡的情感正在經歷惡性循環。對於其原因，已經有不少學者做出了分析。其中，各國內部的社會矛盾與不安，藉助互聯網的發展，助長了網絡民族主義，將其他國家當成“假想敵”，轉嫁國內的矛盾的説法好像是被廣為接受的觀點。但是，日本所謂“網絡右翼”的出現和發展的另一種解釋也引人注意。這一觀點認為，出現傳播“嫌韓論”的網絡右翼的契機是2002年的韓日世界盃，不能從一個國家的角度尋找原因，而應該從冷戰解體的全球範式轉變的角度進行分析。“去冷戰”以來，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社會中出現了對韓國變化的敏感反應，這就被稱為“嫌韓潮”。即冷戰結束後，韓國人開始將朝鮮人視為同胞，相反，與過去的合作伙伴台灣則選擇了斷交，這期間韓國還提出了反日的口號，但日本傳統的保守右翼（因習慣於冷戰期間的做法），對此選擇保持沉默。保守右翼的這種態度反而造成了一部分日本人的反抗，促使網絡右翼的出現，導致“嫌韓論”不斷擴大。當然，筆者並沒有能力判斷這一觀點從多大程度上正確反映了日本的現實。筆者想要強調的是，這一解釋中所提及的“去冷戰”這一歷史的脈絡與嫌韓情感出現的相互聯繫，與本文的問題意識是相通的。日本出現“嫌中論”的時間是去冷戰之後的1995年的觀點，也為筆者的這種問題意識提供了依據。

事實上，雖然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史已經進入了去冷戰時期，但是在東亞地區，還沒有形成新的穩定的地區秩序，這導致冷戰時期的不穩定局面儼然還在繼續。最近韓國的一些學者用一個新的概念，即“東亞的（大）分斷體制”來説明這一特點。對筆者而言，這無疑是十分有必要積極運用的觀點，因為一直以來，筆者通過強調作為世界體制和國民國家媒介物的東亞地區的視角，試圖在相對化國民國家與民族主義的同時，結合朝鮮半島的分斷體制與東亞視角。

在此無法詳細介紹東亞分斷體制論，所以就簡單介紹一下。在全球去冷戰的狀況下，東亞地區仍延續着大分斷體制，即由中國與美日同盟之間的分斷，以及既與這種地區層面上的大分斷緊密相連，又具有其獨立性的小分斷體制（朝鮮半島的分斷、中國的兩岸關係等）所構成的重疊結構，分斷體制論就是從宏觀的角度説明這一重疊結構的概念。主張分斷體制論的觀點認為，該體制開始形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後在韓國（朝鮮）戰爭中得到強化，並延續至今。由此可以看出，該主張特別重視中國的作用，認為與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全球性冷戰不同，中國在冷戰時期，就開始在美蘇的對立之中，獲得了一定的自律性，後來這一獨立性也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用一般的冷戰與去冷戰的分析框架，我們無法理解東亞的地區秩序，但通過東亞分斷體制論，我們可以從歷史連續性的角度説明東亞地區秩序的特點，因此，這一觀點的確具有一定的意義。筆者也在相當程度上贊同東亞分斷體制論的問題意識，但目前筆者還無法完全接受這一觀點。其原因是，首先，如果使用東亞大分斷體制這一概念，既然是一個體制，各個要素之間就需要有密切的聯繫，而且還要具備再生產的機制，但是筆者認為，這一觀點還不具備這種説明能力。另一個原因是，東亞大分斷體制似乎對小分斷體制（如朝鮮半島的分斷體制），具有過大的強制力。因此，筆者更願意選擇將“東亞分斷結構”的概念作為從結構的角度來看待東亞近現代史的分析工具。

目前，延續東亞分斷體制的要素是，地緣政治上的緊張、政治社會體制上的異質性，以及歷史心理上的隔閡。其中，筆者打算從歷史心理隔閡的角度，對東亞分斷結構進行概念化。換句話説，是重視在過去一百多年間形成的“中國與其餘地區”以及“日本與其餘地區”之間存在的歷史感覺和認識論層面上的分斷線。經歷了甲午戰爭以來的戰爭以及冷戰期，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歷史心理的分斷不斷凝結，並得到擴大再生產，而且至今還發揮影響，這就是“分斷結構”。通過這一概念，既可以減輕要明確説明密切聯繫和再生產機制的負擔，同時，還可以更好地説明全球（global）—地區（regional）—一國（national）這三個層次上的矛盾凝結而成的多重分斷的地區秩序。尤其是利用分斷結構這一觀點，可以更清晰地説明東亞分斷體制論所無法解釋的諸多問題，如何形成解體多重分斷結構的原動力，以及市民社會怎樣介入其中等。

​如果將範圍縮小到本文的主題，中國在（大）分斷結構中所佔的位置與作用，無疑最能表現出東亞分斷結構是因為帝國與殖民、冷戰的重疊，所以才會延續至今。源自中華帝國傳統的中國與鄰國之間的非對稱關係，很容易使周邊國家認為中國具有隨時變成帝國的潛在屬性。同時，中國革命這一所謂落後（中國）對所謂先進（日本）的抵抗以來所形成的東亞的歷史觀和意識形態上的深刻分歧，也使這一地區的心理糾結和情感隔閡得以延續。這一狀況在分別處在大分斷兩邊的朝鮮半島南北分斷體制中也得到體現。雖然與中國的非對稱關係，可以同時適用於韓國和朝鮮，但是對政治社會體制間異質性的認識程度的不同，使這一關係的表現形式也有差異。同時，韓國與朝鮮的政治社會體制上的差異與東亞地區的歷史觀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分斷也是相對應的。

在東亞的這種分斷結構下，僅僅依靠市民社會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合作，無法消除東亞地區日漸高漲的彼此嫌惡情感的惡性循環，因為這是歷史矛盾累積的一個歸結點。因此，為了消除矛盾，就需要使分斷結構得以解體。但是，僅僅通過天下主義“2.0版”中提出的朝貢體制的遺產，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為了使處於分斷狀態的東亞能夠實現大和解，也許需要的是它的“3.0版”吧。

在此，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促使分斷結構解體的原動力來源於哪裏？筆者認為，分斷結構的解體，需要通過可以靈活地遊走於分斷線兩端的地區層面的大和解，以及小分斷（體制）內部的交流與合作、民主化的擴大來實現。

從宏觀角度回顧東亞分斷結構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這一結構還存在着，但也已經開始發生解體，即便這一過程有些緩慢。其第一階段的動搖期是中美建交的20世紀70年代。當時，韓國人與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開始發生細微的變化。第二階段的裂痕期是實現韓俄建交與韓中建交的20世紀90年代初。尤其是韓國與中國之間交流與合作的大幅度擴大，不但改變了韓中兩國之間的相互認識，也改變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認識。但是，離實現第三階段，即東亞和平與共生體制，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在這一點上，作為可以促進東亞地區層面上的分斷結構解體的原動力，筆者想要關注的是，在集中經歷東亞地區矛盾的核心現場，通過克服小分斷，獲得的動態性（dynamics）與影響力。擴大小分斷內部的交流合作與民主化變得日漸重要。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討在兩岸關係中的台灣地區以及與日本本島相互作用的沖繩的作用，但在本文中筆者尤其認為，包括朝美和平協定、朝日建交、朝韓國家聯合等在內的一系列朝鮮半島統一的過程是關鍵契機，因為作為在東亞歷史上起到要塞作用的朝鮮半島處在橫跨東亞分斷線兩端的十分微妙的位置上。

當然，東亞分斷結構解體的原動力並不僅僅來源於小分斷的變革。只有通過與（作為地區層面上的分斷結構重要一方的）中國的努力相互作用，才能加快實現這一解體。本文關注新天下主義的“共享的普遍”是否能夠起到這一作用的原因，也在於此。中國提出要和平崛起，但是如果其善意的行為得不到周邊相應的反應，即周邊的信任，那麼，中國最終會因為失望，反而強化對世界的警惕心理，提高危機感。但如果中國真的要談論普遍，因為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非對稱關係，就需要正視中國自身的“大”。這意味着中國認識到自身所具有的大的媒介作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大的責任。這一認識會體現在（中國）站在周邊鄰國和內部他者的歷史脈絡中，感受對方、理解對方的能力上。即便這種能力不能馬上解除敵意，但至少能起到削弱敵意、引向和解的作用。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只向中國追究東亞分斷結構這一弊端的責任，不論在這一結構中處於什麼位置，各個主體在各自的現場為克服分斷做出努力都是十分重要的。當這一作業獲得階段性成果時，走向“新的普遍”的步伐會變得輕鬆很多。

**********▍**********結語：將“新的普遍”運用到核心現場

除了上面提到的，還剩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筆者所分析的）追求溝通的普遍性的東亞人的嘗試，是否能夠克服歐美中心普遍主義這一長久以來的課題？筆者認為，這些嘗試具有確認（沃勒斯坦提出的）“與普遍的普遍主義網絡類似的多重的普遍主義”的存在，即彼此相互借鑑的“相遇之處”的意義。

如果説，中心對周邊的支配是通過物理權力和話語權力兩個層面實現的，那麼，克服歐美中心的普遍主義這一抵抗話語，如果不能與物理權力層面上的變化同步進行，那隻能成為空洞的話語。在這一點上，東亞分斷結構的解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其解體過程會自然而然地引出在分斷結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美國所主導的等級式世界秩序的權力關係（以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根基）的重構。而且，這種物理權力關係上的變化無疑會促進歐美中心的普遍主義話語的解體和“新的普遍”的擴散。

可以説在本文中，筆者將朝鮮半島小分斷體制這一個體視為一個核心現場，強調了它具有能夠使溝通成為可能的普遍要素。但是如果仔細觀察，我們身邊隨處都可以成為核心現場。但同時要注意的是，正如“隨處作主，立處皆真”這一禪家的教誨，每個人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地方真正成為主人，才能發現核心現場。更確切地説，當我們正確認識到某個地方凝結着時間與空間的矛盾與糾紛，並堅持要克服這一矛盾的態度時（即主體形成時），才能發現核心現場。筆者希望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分享彼此的苦惱和痛苦，使日常生活中共有的新的普遍性能夠得以出現。

為了確保東亞話語的具體性和實踐性，筆者一直以來關注的核心現場是朝鮮半島、台灣地區、沖繩，這些地區相當於東亞的小分斷。但是，此外還有一些既與這些小分斷密切聯繫，又有別於這些小分斷的諸如中國大陸、日本本土等在帝國、殖民以及冷戰的多重影響下，形成的凝結東亞矛盾的空間上的較大分斷。今後，我們需要更積極地去發現這些核心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