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資本家”王光英：在悼詞中這位黨外人士被稱為“同志”_風聞

本文轉自中國新聞週刊

[摘要]王光英的企業有個特點，上上下下注重儀表和服飾。他很不喜歡職工衣着不整，外貌懶散。他認為，看一支軍隊要看風紀，看一家企業要看它的職工隊伍精神是否充沛、動作是否整齊。

1984年年初，王光英初到光大時在一艘遊艇上合影。前排左一為孔丹，左二為王光英，左三為李嘉誠，左五為李昭。供圖/孔丹

10月29日，孔丹正和劉源見面交談，劉源告訴他：“我舅舅這兩天病危了。”

當晚，消息發佈：王光英因病於2018年10月29日21時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孔丹給王光英女兒王米發去唁電：驚悉令尊光英前輩仙逝，悲慟有加。世紀老人獻身國家民族，居功至偉，永享英名。特此頓首再拜，以表悼忱。

陳毅之子陳昊蘇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原會長的身份，託對外友協辦公廳向王光英家屬發去唁電，並賦詩《悼王光英老》：百歲人生國士才，英豪光大耀天台。民間合作存遺愛，無限青春繼志來。

正在上海的萬里長子萬伯翱也準備回京弔唁，王光英原秘書回覆他，家裏未設靈堂，喪事從簡。他於是給劉源發去唁電：國舅爺（圈中晚輩對王光英的習慣性稱呼）永遠活在我們萬家心中。劉源很快回復：謝謝大哥，我一定轉告他們。

在悼詞中，黨外人士王光英被稱為“同志”。萬伯翱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認為“同志”有兩重含義：一是王光英是自己人，二是為他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難向他道歉。

“王旋風”

1980年，全國人大開會期間的一天，王光英、王光美兄妹在大會散場時一起走出人民大會堂，並排站在東門的台階上等車。

香港和外國記者們立刻圍了上去。王光英説：“這是我們兄妹出獄後第一次在一起亮相。”

1981年，全國工商聯代表團應澳門華商總會之邀，赴澳參加該會週年慶典，順道訪問香港。時任天津市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天津市副市長王光英是團員之一。回京後，他親自起草了書面報告《港澳見聞和八點建議》，分送胡啓立、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等機構。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市長鬍啓立請正在天津視察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轉陳了中央。國務院領導人很快批示，可以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由王光英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王光英有些意外，他寫報告只是為了反映情況，提出見解，並未想到會有這樣的安排。

1983年4月11日，光大公司宣告成立，總部設在香港，英文名為EVER BRIGHT，中文名有兩個：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和光大實業公司。王光英解釋：“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

王光英偕夫人應伊利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招待會，宴請英、德、日、法等18國駐華使節和外交官員，推介光大。他説：“做生意當然是要賺錢的，但光大公司有條原則，是讓外國朋友先賺錢，然後我們再賺錢。”

在北京宣告成立後，王光英率公司一批高級職員南下香港。他在廣州白雲機場舉行了記者招待會，香港各報社也派記者參加。有位女記者問王光英：“你説你是民間資本家，請問董事長，你有多少資本？”王光英答道：“你是香港記者，一定知道西方人的習慣，向男士不問錢財，向女士不問歲數。不過你提了這個問題，我可以回答，光大的資本是民間的，但在國內有強大的後盾。”

他一到香港就向記者談：“光大是民間企業，不搞官商那一套。”香港記者問：“你帶來了多少資本？”他説：“我還來不及向中央彙報，現在你要我先向你彙報嗎？”

他強調，光大到香港是來做生意，不是搶生意的。他説，光大的宗旨主要是為內地建設服務，以“買”為主。“光大公司實行董事長負責制，我在香港是向國家負全責的。不過，按照我國體制，我這個董事長兼總經理，也是國家的僱員。”

從光大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到在香港宣佈開業，只有半個月，王光英就把公司推向了世界，被稱為“王旋風”。

光大成立期間，孔丹正擔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張勁夫的秘書，張勁夫分管中信和光大的聯絡工作，他因此和榮毅仁、王光英都有了接觸。

當時，孔丹即將離開張勁夫秘書崗位，面臨着人生選擇。他有機會去北京市、上海市政府任職，從小相熟的中信集團創立人之一王軍代表榮毅仁力邀他加入。王光英也給張勁夫寫信説：你的秘書孔丹是個優秀的年輕人，瞭解經濟事務，也有理論基礎，能不能調到光大來，幫助我在光大發展事業。

孔丹由此與光大和中信兩家公司都結下了不解之緣，後來成長為光大集團總經理、中信集團公司董事長，現任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

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榮毅仁的中信（總部在北京）和王光英的光大都是直屬國務院的公司，由中央正式發文明確按部級機構設立，不過中信的印章上有國徽，光大的印章上是一個五角星。

從發展思路上，榮毅仁很早就把很多部委領導聘為董事會成員，同時起用了一批老的工商界人士，王軍及他所凝聚的一批人才成為中信發展的中堅力量；王光英不同，他把總部設在香港，大膽起用了比較年輕的人。

孔丹希望去接觸新的事物。他考慮，在光大可能個人發展空間更大，王光英的邀請信也非常誠懇，而且光大設在境外，會是一種特殊的體驗。最後，他選擇了光大。

紅色“表叔”

日本記者採訪王光英時説：“我們開門見山講吧，你在我心中有種神秘感。為什麼有這種感覺？我自己也講不清楚。”

中外報刊尤其是英文報刊愛在他的姓名前冠以“紅色資本家”“紅色大叔”的稱謂。東南亞有些華人猜測，王光英對於中共可能就像“比親眷還要親”的“表叔”。

一位《大公報》老記者曾總結，王光英作為一位企業家，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開國前，他在天津辦化學廠，可稱為實習階段或準備階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在天津工作，可稱為成熟或漸入佳境階段；創建光大後，可稱為作出多方面貢獻的階段。

1957年，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王光英和幾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來在天津接待貴賓。宴會上，王光英在周恩來的示意下向伏羅希洛夫敬酒，伏羅希洛夫舉杯一飲而盡，指着王光英對在場的人説：“中國經過長期的流血革命，現在闖出了一條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資本家的經驗道路，這是有世界意義的。”説完他熱烈地擁抱了王光英，周恩來在一旁説：“您擁抱的是一位‘紅色資本家’。在中國，沒有‘紅色資產階級’，但有‘紅色資本家’。”王光英“紅色資本家”的稱號便由此得來。

王光英1985年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表示：“我在香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也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

他剛到香港時，香港企業界是帶着一些懷疑的眼光的。《王光英傳》寫道，他們説：“現在王光英成了光大集團的‘王大老闆’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什麼模樣呢？他帶頭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為中國工業化建設做了許多事情，然而風雲驟變，‘金猴奮起千鈞棒’，馬上被送進了大牢，差一點丟了性命。今天座上客，明日階下囚，説變就變。”

有一次，有位領導人問王光英，怎麼搞的，你的公司的問題為什麼這樣多？王光英笑着回答：“也許是因為我的公司太肥了！”

他在一次答記者問時説，在香港這個地方得靠真本事賺錢，任何資本家都沒有特權，這才是市場經濟。自己是入鄉隨俗，在內地打球按內地規則打，在香港打球按香港的規則打。“有人要我按內地的方式搞香港公司，我不同意，所以有分歧。”

1986年秋天的一天，作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的金庸在中環的上海總會宴請王光英夫婦，《明報》編輯石貝也一起參加。

聊起“文革”時，王光英説：“在秦城監獄關了那麼多人，我們家就佔了五口，我、光美、光其、光傑和我母親，我被關了8年，光美關了13年。”石貝問：“您覺得現在大搞經濟建設，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文革’重演？”王光英回答：“過去我們閉關自守，妄自尊大，開放以後接觸了新事物，使我們的建設快了一點，這是一方面。但是光有物質文明還不夠，還要有精神文明，就是有了物質文明以後的昇華，要有一個正確的政策才不會令‘文革’再次發生。”

王老闆

孔丹稱王光英為“王老闆”。

他説，“王老闆”把第一步棋下到香港，這很特殊。光大一步跨到了境外，國際交往很多。香港那時在英國治下，商業很發達，對訓練幹部是個很好的機會，能夠幫助他們儘快學會以市場經濟的方式做事。這一步對改革開放也起了示範作用。

孔丹認為，王光英是個很有戰略眼光、很有感召力的人，既掌握中央精神，又瞭解實際情況。他注重發揮年輕人的力量和闖勁，孔丹、李新時、劉基輔、王米等都成了常務董事，有了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對外身份。孔丹在國家經委工作期間，在各部委辦積累了豐富的人脈資源，為了發揮他的長處，王光英專門成立了沿海城市業務部，由他負責。

在孔丹看來，王光英是一個老派的工商業者，是以帶徒弟的方式培養年輕人。他性格爽朗，對年輕人要求嚴格，又熱心鼓勵，跟他溝通很順暢。年輕人既把他當領導，也把他當老師。

剛到光大時，孔丹身上還帶着機關作風，做事講流程，平常衣着也不是很在意。王光英指點他：“你這不合商場規則，衣着要和服務的人對等，你要適應工作，改變機關作風。”

日本三菱信託銀行總裁志立托爾是王光英的朋友，王光英曾説：“與日本人打交道，要講淵源。光有淵源還不夠，還必須看雙方的實力和信譽。而信譽又需經過雙方根據事實相互觀察，看看值不值得相互信任。”

他們相互觀察了一年多。一天，志立托爾對王光英説：“我想到深圳去看看。”王光英知道此行是來看他的企業，他請志立先看一家膠合板廠。當時該廠有700多工人，他挑選了300人，衣着整齊，在廠門口列隊歡迎，像一支軍隊。技術人員也列隊歡迎，也像一支軍隊。

王光英的企業有個特點，上上下下注重儀表和服飾。他很不喜歡職工衣着不整，外貌懶散。他認為，看一支軍隊要看風紀，看一家企業要看它的職工隊伍精神是否充沛、動作是否整齊。

王光英會帶孔丹等人見李嘉誠、包玉剛等企業家。他會用通俗的語言告訴孔丹做生意的道理，比如要和氣生財，不要有官氣，比如“一趕三不買、一趕三不賣”。

“我沒有受過正規的商科學校訓練，只是讀過經濟學，從王老闆身上，我們可以直接學習如何做生意，如何做投資。”孔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深圳初闢為經濟特區時，去投資的人還不多，王光英捷足先登，幾乎同步前往投資開發。光大集團在深圳有個“南頭工業區”項目，佔地23平方公里。

王光英告訴孔丹等人，做地產項目，看地塊不要看裏面，要看外面，看周邊環境、交通人氣，是這些決定着地塊的價值。

在香港六七年，王光英大部分時間都在會客，不論什麼樣的客人都見，來者不拒。他的口頭禪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財路”。

他認為，生意是談出來的。從他在香港遠東金融中心大廈辦公室的大玻璃窗可以眺望維多利亞灣，“有財有水”。他要求設法把碧藍的海水波光反映到窗內來，使客人樂意坐在這裏同他多談一陣。

他從來沒有節假日，有時上午10時在香港開會，下午2時已在北京或上海。據光大董事長來客登記簿記錄：從1983年5月到1984年10月，近18個月中，王光英在香港會見的客人達6400名。

王光英有先天性食管反流的疾病，應酬對他來説很痛苦。每次赴宴，他都得到洗手間去把吃下去的食物嘔吐出來。睡覺要墊好幾個枕頭，半坐半躺，否則也會反胃。

王光英的國事活動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外事活動。1984年8月，美國總統里根訪華，在北京舉行答謝宴會，王光英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一夫人南希的左邊。

2000年夏，王光英（左二）與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金炳華握手。左一為萬伯翱，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王光英沒穿西裝。供圖/萬伯翱

1989年年底，王光英被調回北京。

離任前，光大公司舉行酒會，盛況超過了1983年公司的開業酒會，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幾乎全到了。王光英在祝酒辭中説：“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像一場接力賽跑，一棒一棒地傳下去。現在我跑完了第一棒，由新董事長來接跑。第二棒，其任務應該是更重了。”

那年，他剛好70歲。在生日宴上，他演唱了那支60年代的英文老歌《月亮河》。歌中唱道：“噢！織夢者，你總是讓人心碎，不論你去向何方，我都將追隨。”用工商界的語言表述，就是“聽、跟、走”。他勉勵青年一代企業家：但行好事，定有前程。

1983年至1989年間，王光英帶領光大累計為內地的上千家大中型企業引進了總值約11億美元的先進技術和設備。在當時缺資金、缺渠道、缺方法的大環境下，王光英利用獨資或合資興辦了各類實業項目39個，總投資額1.5億美元和1億人民幣，用中外合資方式完成了廣東磨刀門工程、圍海造田工程、江門橋工程等大型建設項目。

孔丹説，王光英雖然卸任了光大實職，但作為光大集團的名譽董事長，聲望和影響力還在延續。在光大集團35週年的紀念活動上，授予了他“特別榮譽獎”，女兒王米代領了榮譽。

“工業大夫”

王光英回京後，有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內地開始有一些傳言，有人公開對光大的職工説：“光大公司過去是資本家的，現在是共產黨的了。”

王光英對一位中央領導人説：“我調離光大時，國家審計局曾專程去香港審計光大的資財，證明沒有問題。我是光大的法人代表，對國家負全責，如果我屁股上有屎，還敢回來嗎？”

1990年，他接受中新社採訪，被問到對光大是否有留戀時説，對自己養的孩子總是有感情的，自己在光大公司還有幾個大項目沒有做完。“所以我離開光大，有種不滿足的感覺。就像一個母親身懷六甲，總希望能生出一個胖娃娃來！”

他還説，自己是滄桑過後説真情，老一代中國父母教育孩子愛説“不打不成才”，自己是“捱了多少年打的老孩子”。

題為《我沒有退休》的報道刊發後，很多老朋友特地去北京做客，看他是不是真的沒有退休。他説，自己從商從政，再從商再從政，已經有幾個“輪迴”了，每個輪迴都更強大，也增加了許多新朋友。

全國人大、政協開會時，香港多家媒體的記者來採訪王光英。他説，前幾天自己看到香港報紙上有篇文章《別矣，國舅爺》，説他可能是因與某原中央領導人關係密切才調回來的，實際不是。説什麼“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個推理也站不住。有人到醫院看他是真病還是得了“政治病”，看完以後才確信是真病。這次回來後，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三次到他家看望他，要他回來搞政治協商。因為他在香港只搞企業，雖然賺了錢，但國家不在乎那點兒錢。“中央領導人他們是真正與我商量，不是‘真主意，假商量’，也不是我犯了錯誤。”

1993年，王光英當選為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從此，許多記者又稱他為“工業大夫”。

王光英擔任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他説，小平同志説辦事要摸着石頭過河，對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問題自己已摸到了兩塊石頭：一塊是蔣緯國，一塊是王克仁。王克仁年輕時當過蔣介石的貼身保鏢，王光英為他回大陸一事專門給當時浙江省負責人寫信。王克仁回大陸時，受到熱情接待，還看到了蔣家祖墳修葺一新的景象。

陳昊蘇在對外友協工作期間，王光英擔任中國印尼經濟文化合作協會會長。陳昊蘇曾陪同他率團訪問印尼，對他的熱情睿智印象深刻。“他是一位出色的領導人，經常參與對外友協的活動，利用在社會各界的力量，開展中外交流。”陳昊蘇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王光英常自稱“末代資本家”。他説，平生服膺兩句話：一句是，好的歷史是人民寫的；另一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他曾被質疑，光大名聲不小，賺的錢不多。一次去天津參加市工商聯成立45週年紀念會，他對一批天津工商界老朋友説：“我這個人是上戰場不發抖，下戰場再吹牛的。”他説，自己在光大大概賺了兩億美元，按當時匯率，摺合人民幣12億元。“這也就是説，我替每個中國人賺了一塊錢。中國很大，兩億美元微不足道，但事實俱在，我為什麼不講明真相！”

“洋派”

1999年，《王光英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那年，王光英80歲。

傳記作者王惠章（已故）曾是全國工商聯主辦的《工商界》雜誌編輯。王光英有時親自到他家去談稿子，王惠章住在沒有電梯的高層樓房，王光英就請他下來在自己的車裏談，有時會帶幾隻螃蟹給他。

傳記編審吳承琬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關於外界對光大的傳言，傳記裏原本做了很多解釋和反駁。她向王光英提議，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身份，在傳記中為自己“開脱”，不大合適。王光英當即表示，由吳承琬全權負責，儘管刪除就是。

一次，王光英派車接吳承琬到家裏談稿子的修改，談了一上午。中午，王光英夫婦請她去晉陽飯莊吃飯，讓她坐他的車去，夫婦倆另外要車先走，提前站在飯店門口等候，飯店還以為要接待某位大人物。

王光英住在北京演樂衚衕33號，院子很小，形不成四合院，停車也不便。寓所裏掛過兩幅立軸，一幅出自書法家啓功：“昆明池水甕山阿，春花秋月閲幾多。今日午晴知我倦，松風無語水無波。”另一幅出自前國防部長張愛萍：“清風兩袖，為國爭氣。”

王光英稱自己是“洋派”，愛洋不愛土，愛動不愛靜。他喜歡聽西洋音樂。每天清晨聽完新聞和報紙摘要，常常聽帕瓦羅蒂或多明戈的錄音。兒女們送給他的禮物，他最珍愛的也是帕瓦羅蒂和多明戈的錄音磁帶。

廣州市原市長黎子流告訴《中國新聞週刊》，2001年，他帶廣州粵劇團到北大講堂演出，邀請有關領導來觀看，王光英和夫人也應邀前來，但因為堵車遲到了。王光英到場後，就在門口和黎子流閒談，直到演完才進場。這讓黎子流覺得，他很謙虛，很尊重規矩。

王光英是中國京劇藝術基金會的會長，萬里的夫人邊濤是該會成員，長子萬伯翱也是一位戲迷，因此和他結識。90年代，萬伯翱擔任了10年中國體育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時常請王光英來為自己搞的活動頒獎，王光英有求必應，幾乎每次都西裝革履出席。他説：“您這體育上的事兒，我隨叫隨到啊。”萬伯翱説：“哪能那樣啊，您叫我，我隨叫隨到。”

王光英一口濃重的京腔。萬伯翱叫他大舅，他問：“您怎麼叫我大舅？”萬伯翱説：“您看，劉源叫我大哥，他叫您大舅，我得隨着賢弟叫。”他笑呵呵地點頭同意了。

萬伯翱不時去人大常委會或王光英家中拜訪他。王光英習慣送客送到大門口，有時順手替客人開房門和車門。他説，自己是向陳叔通學的，陳叔通則是向毛澤東學的。

萬里80歲生日那天，王光英前去賀壽。萬里請他落座沙發，他考慮到萬里耳朵不好，搬了椅子坐在他身旁。他帶來了一枚小小的玉製白菜，説：“送給您做生日禮物，您一生都清清白白的，為黨和人民作了很多貢獻。”

1995年，萬里80歲生日，王光英（左）來到中南海萬里住處為他祝壽。供圖/萬伯翱

2018年11月2日，王光英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萬伯翱説，不到7天就在八寶山火化。“光英大舅是徹底的無神論者，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標準。”

遺體告別儀式的規格很高，習近平、李克強、慄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胡錦濤等悉數出席。

王光英曾向劉少奇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沒有如願。三十多年以後，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王光英又一次向他提出入黨要求，胡耀邦的回答幾乎與當年劉少奇的回答一樣，希望他做一個愛國的資本家，起一個共產黨員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王光英問：“那麼，我能否要求死後被追認為共產黨員呢？”“不能。”胡耀邦搖搖頭。

在悼詞中，他被稱為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傑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王光英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