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 | 袍哥時代的川西鄉村，究竟有着怎樣的秩序？_風聞

袍哥的稱謂，源自關公。關羽是漢末軍閥、後來的蜀漢開國皇帝劉備的義弟，《三國演義》匯聚了有關他的各種傳奇式事蹟。關羽被定義為中國古人忠誠與勇猛的象徵。當初，曹操攻伐徐州，劉備與關羽等人失散。在曹軍的重重包圍下，為保全劉備的家室，關羽答應降漢不降曹。曹操為收服關羽，不僅賜予高官厚祿，而且還贈送了若干金銀珠寶以及華貴衣物。但關羽總是身着一件舊袍。原因是此袍乃劉備所贈。袍哥一語正來源於此。

袍哥會、袍哥組織大規模興起於清王朝晚期對基層控制削弱的歷史背景，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四川地區長達近百年裏基層治理缺失的空白，成為了四川地區最具權勢和社會影響力的幫派組織。若干個川軍軍閥大多具有袍哥身份，依靠幫派規矩來管理部隊。而國民政府對四川實施的滲透和管理，也因為袍哥組織的廣泛存在而受到阻遏。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後，國民政府步步內遷，而川軍則受命出川抗日，袍哥組織迎來了歷史上其最為高光的時刻：大量川軍將領和基層士兵，都是袍哥成員，所以才得以在武器裝備遠遜於日軍的情況下，憑藉一股義氣，慷慨出擊，正如當年關公為報效劉備之恩那樣，不惜己身。

明末清初，四川地區遭遇長期戰亂，人口大量削減。不得已的情況下，清朝政府啓動從周邊各省大規模向四川移民。移民中的中下層因生計困頓，分化出被清政府成為“嘓嚕”的江湖幫派。而乾隆年間反覆對川藏地帶用兵平叛，讓西安至漢中、廣元、綿陽再到成都的地帶，以及自南京至重慶、瀘州、宜賓、樂山這樣的水路，還有陸路、水路上若干個鄉鎮，均受益於“戰爭經濟”。叛亂平息後，滯留在四川地區的老兵，與“嘓嚕”，以及白蓮教組織的糅合，到了清朝晚期就鍛造出形態奇異的袍哥組織。袍哥尚武，講求一套獨立於律法與傳統民間道德的義氣規矩。

袍哥組織建立了一套繁複的“專用術語”，也可以理解為“黑話”的體系，其中重要的關鍵詞是“反清復明”。袍哥組織將關公列為保護神，一如後來在港台等地區興起的黑社會——但後者對於社會的控制能力，遠遠不及前者。説到底，袍哥組織跟港台黑社會是沒有區別的，其主要經濟來源除了在道路上設卡勒索，向商户和居民收取保護費用，就是加工和出售鴉片。許多袍哥自己也吸食鴉片。袍哥組織講求“義”字當先，但不同堂口之間的傾軋衝突也十分頻繁，其實跟“義”毫無關係，為的都是私利。袍哥組織雖然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地方的保護者的角色，但是他們首先是作為地方的控制者、對居民的盤剝者存在的，並不是一些論者所描繪的具有崇高道德的所謂鄉賢。1949年以後，隨着四川的解放，袍哥組織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新政府一掃而空，四川本地的居民才真正意義上獲得了安全和安寧。

北京大學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前教授、澳門大學傑出教授兼歷史系主任王笛所著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一書。這本書以民國時期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沈寶媛在四川成都郊區鄉鎮的調查報告為基礎，利用歷史檔案、文學作品、回憶錄等文獻，從多角度考察民國時期四川基層袍哥的背景、活動和日常生活。

這本書的另一個主角，是20世紀30-40年代成都的一個基層袍哥雷明遠。女兒淑清與家裏請來的裁縫被傳有了不名譽的關係，雷明遠不問青紅皂白就將兩人抓到，在河邊以私刑將之處死。書作者不無諷刺的指出，民國時期的刑法早就規定私刑致人死亡，至少要判處無期徒刑。但就在成都的郊區，這樣一起令人瞠目的殺人案，卻並沒有讓殺人者受到懲罰，足見當時的“法治”是大打折扣的。

這本書開篇講述了四川盆地尤其是以成都、都江堰為中心的川西平原的富饒。這一點背景介紹非常重要。川西平原地勢平坦，土壤肥沃，都江堰興建後的2千多年時間裏，生態上高度穩定，農業發展水平很高，這滋養了成都這座西部城市。也解釋了為什麼川西平原足以養活袍哥階層這一事實上的食利階層。

袍哥在民國時期，成為了成都等四川地區城市的風雲人物。但新思想也在發源，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識階層對於袍哥的鄙視其實也非常顯著，袍哥的尊嚴主要建立在我們前面提到的入川陸路（廣元-成都）、水路（宜昌-重慶-樂山）沿線的鄉鎮之上。《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書中通過歷史檔案，為讀者詳細還原了20世紀30-40年代成都等川西地區袍哥的生存狀態，指出相當數量的袍哥其實也兼具反動軍政身份，用各種身份堆砌起來的暴力行動資源來服務於個人的非法勾當。當然，由於袍哥組織的普遍存在，為了避免暴力的過度氾濫，所以鄉鎮就出現了在茶館裏講理的糾紛調停機制——我們在港台黑幫電影中常常就能看到類似的場景。

《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一書還介紹了袍哥組織的儀式與規範。比如頗具趣味性的“擺茶碗陣”。進入20世紀40年代，隨着國民政府在四川加強控制，傳統基層的袍哥組織的運轉也受到了影響。而這本書的主角之一的雷明遠，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基層袍哥，也因為沾染鴉片毒癮而慢慢淡出基層的權力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