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説文明這種東西並不存在？_風聞

✪ 尤瓦爾·赫拉利/文

✪ 王立秋 /譯

［導讀］面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威脅與來自中東、拉美大規模的移民風潮，民族主義開始在歐美國家重新抬頭，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又開始重新被人談論。曾經自信標榜開放、博愛、全球化的西方，在今天變得敏感而保守。西方現代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以及更多不同文明之間到底能否和諧共存？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著名學者尤瓦爾·赫拉利最近發表的這篇文章旗幟鮮明地指出，文明衝突論錯誤地誇大了文明之間的差異而忽略了他們所共享的知識與價值。在今天，不同民族發展出來的不同文明經過數千年的積累，已經越來越融合成為一種為全人類所共享的全球性文明，而非引發民族矛盾的動因。未來，越來越多的挑戰將是全人類所共同面對的，在共同克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不同地域、民族的人類將會越來越形成一個統一的全球文明。本文譯自Yuval Harari 最近發表在 Newstatesman 網站上的 “Why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civilisation”, 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文明衝突論”論看起來正在復興。許多評論家、政客和普通公民相信，敍利亞內戰、達伊沙的崛起、英國退出歐盟的騷亂和歐盟的不穩定，都是“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導致的結果。西方把民主和人權強加於穆斯林國家的嘗試，引發了伊斯蘭的暴力反撲；而伊斯蘭恐怖主義襲擊與穆斯林移民潮，則使許多歐洲人轉向了仇外的地方認同，而放棄了原先開放包容的多元文化之夢。

文明衝突論認為，人類永遠被劃分為各種文明，它們以彼此不可協調的方式看世界；這些不可協調的世界觀使文明之間的衝突變得不可避免。就像不同的物種本能會根據無情的自然選擇法則為生存而相互鬥爭一樣，在歷史中，各種文明也不斷地衝突，只有最適者倖存下來講故事。那些忽視這個冷酷事實的人——無論是自由派政客還是做白日夢的工程師——得自行承擔這麼做帶來的危險。

“文明衝突”論有着深遠的政治含義。它的支持者堅稱，一切協調“西方”與“穆斯林世界”的嘗試，都註定要失敗。穆斯林國家永遠不會接受西方的價值，西方國家也絕不可能成功地吸收穆斯林少數。相應地，美國不應該承認來自敍利亞或伊拉克的移民，歐盟也應該譴責曾經犯下的多元文化錯誤，泰然自若地堅持自己的西方認同。長期來看，只有一種文明可以在自然選擇的無情考驗中倖存下來，而如果布魯塞爾的官僚們拒絕把西方從伊斯蘭的危險中拯救出來的話，那麼，英國、丹麥或法國最好單幹。

雖然信者眾多，但這個論題卻是誤導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確可能提出了一個根本的挑戰，但它挑戰的“文明”是一個全球性的文明，而不是一個西方獨有的現象。伊朗和美國聯合起來一起反對“伊斯蘭國”不是沒有理由的。甚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就算是充滿了中世紀的幻想，自身也是紮根於當代的全球文化，而非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的。他們迎合的是異化的現代青年的恐懼和希望，而不是中世紀的農民和商人的怕和愛。正如潘卡吉·米什拉和克里斯托弗·德·貝萊格已經令人信服地論證過的那樣，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受馬克思和福柯的影響，和受穆罕默德的影響一樣多，他們既繼承了十九世紀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遺產，也繼承了伍麥葉和阿巴斯王朝哈里發的遺產。因此，把伊斯蘭國看作我們所有人都共享的全球文化的一種步入歧途的衍生物，也要比把它看作某種神秘的外來之樹的一個分支要準確得多。

更重要的是，歷史和生物學之間的類比也顯示，“文明衝突”論是錯誤的。人類族羣——從小部落一直到大文明——從根本上不同於動物物種，而歷史的衝突也和自然選擇過程大不相同。動物物種有客觀的認同，這樣的認同會持存千年，世代傳遞直至千秋萬世。你是黑猩猩還是大猩猩取決於你的基因而不是你的信仰，而不同的基因決定了一個物種獨特的社會行為。黑猩猩雌雄混住，通過從雌雄兩個性別那裏爭取支持者，建立同盟來競爭權力。而在大猩猩那裏，則是一隻支配的雄性，建立起雌性的後宮。通常，它還會把一切可能挑戰它的地位的成年雄性驅逐出去。黑猩猩不會接受像大猩猩那樣的社會安排；大猩猩也不可能像黑猩猩那樣組織自己；而據我們所知，黑猩猩和大猩猩特有的社會系統，不僅在最近幾十年來一直是一樣的，數十萬年來也是一樣的。

而人類則完全不同。不同的人類族羣可能的確有獨特的社會系統，但這些社會系統不是由基因來決定的，它們最多也不過持存數百年之久。比如二十世紀的德國，在不到一百年裏，就用六個差別很大的系統組織過自己：霍亨佐倫帝國、魏瑪共和國、第三帝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即共產主義的東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也即西德），以及最終的民主的統一的德國。當然，德國人保留了他們的語言以及他們對啤酒和香腸的熱愛。但除此之外難道有什麼把他們和其他所有民族區分開來，且從威廉二世到默克爾的時代一直不變的，德國特有的本質呢？如果你真的想到了什麼，那麼，在一千年前，或五千年前，那個東西也不曾變過嗎？

（沒有得到批准的）歐洲憲法的前言開頭説，它的靈感“來自於歐洲的文化、宗教和人文主義遺產，這些遺產發展出了人類不可侵犯和不可讓渡的人身權利、民主、平等、自由和法治的普世價值。”這很容易給人這樣的印象：歐洲文明是為人權、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價值所定義的。無數的演説和文件，都把古代雅典的民主，和當下的歐盟直接聯繫起來，讚美歐洲兩千五百年的自由與民主。這讓人想起寓言裏那個抓住大象尾巴然後總結説“大象就像一把刷子”的盲人。是，民主的理念，數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歐洲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們從來不是它的全部。就其榮耀與影響而言，雅典式的民主不過是一場三心二意的實驗罷了，它只在巴爾幹的一隅倖存了不到兩百年。如果説在過去二十五個世紀裏，歐洲文明一直為民主和人權所定義的話，那麼斯巴達和凱撒，十字軍和西班牙征服者，宗教裁判所和奴隸貿易，路易十四和拿破崙，希特勒和斯大林該怎麼算？他們都是來自某個外來文明的入侵者嗎？

事實上，歐洲文明就是歐洲人造就的一切，就像基督教是基督徒造就的一切，伊斯蘭是穆斯林造就的一切，而猶太教也是猶太人造就的一切一樣。在數個世紀裏，他們也都把自己的文明造就為顯著不同的東西。人類族羣更多地是由他們經歷的改變，而不是由任何連續性來定義的，但也多虧了他們講故事的技巧，他們還是為自己創造出各種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身份認同。無論他們經歷什麼革命，他們都可以用同一根線把新舊編織到一起。

人們經常拒絕承認這些不連續性，特別是在涉及核心的政治和宗教價值的時候。我們堅持我們的價值是從古老先祖那裏繼承下來的寶貴遺產。然而我們之所以可以這麼説，不過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早就死了，沒法為自己説話。事實上，所有宗教的“寶貴遺產”都建立在對古代傳統的扭曲之上。伊斯蘭國吹噓説它恢復了純粹、原始版的伊斯蘭，但實際上，它對伊斯蘭的看法是全新的。是，它的追隨者引用了許多莊嚴的文本，但他們在決定選擇引用哪些文本和忽略哪些文本，以及如何詮釋它們上，其實相當自作主張。他們在詮釋神聖文本上的“DIY”的態度本身就是現代的。

這並不是説伊斯蘭國像一些人論證的那樣，是“非伊斯蘭的”或“反伊斯蘭的”。像奧巴馬那些的基督教領袖，竟然魯莽地去教育像巴格達迪那樣的自證的穆斯林，做穆斯林意味着什麼，這是一件特別反諷的事情。關於伊斯蘭的真正本質的激烈爭論完全沒有意義。伊斯蘭沒有固定的DNA。穆斯林把它變成什麼樣子，它就是什麼樣子。伊斯蘭是穆斯林造就的一切。

在伊斯蘭國征服敍利亞和伊拉克大部分地區的時候，它殺死了數萬人，破壞了考古遺址，推倒了雕塑，並系統地破壞了先前政權、和西方文化影響的象徵。然而，在它的戰士進入當地的銀行，發現那裏儲藏的繪有美國總統肖像、和讚美美國的政治與宗教理想的英文口號的美元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把這些美帝國主義的象徵燒掉。因為美鈔受到了普世的尊重，這種尊重跨越了一切政治和宗教之分。儘管它並沒有任何固有的價值——不能吃，也不能喝——但人們對美元、和對美聯儲的智慧的信任是如此地堅定，以至於甚至伊斯蘭的原教主義者、墨西哥的毒梟、朝鮮的暴君，也共享這樣的信任。在前現代，人類不僅經歷過多樣的政治系統，也經歷過多到令人難以想象的經濟模型。相形之下，如今，幾乎每個人都相信同一個資本主義命題的略有差異的變種，我們都是同一個全球生產線上的齒輪。

當代人的這種同質性，在涉及我們關於自然世界和人體的看法的時候是最明顯的。如果在一千年前，你生病了，那麼在歐洲，地方牧師很可能會告訴你，你惹上帝生氣了，為了重獲健康，你應該給教會捐點什麼，去聖地朝一下聖，並熱誠地祈禱上帝的寬恕。或者，村裏的巫婆會揭示説，你被惡魔附體了，她會通過唱歌、跳舞，用黑公雞的血來把惡魔趕走。今天，如果你不小心生病了的話，你在哪裏生活帶來差異，要小得多。在多倫多、東京、德黑蘭或特拉維夫，你都會被送去看起來都差不多的醫院，在那裏你會見到穿白大褂的，在同樣的醫學院裏學習過同樣的科學理論的一生。他們會按同樣的規定，用同樣的檢測，下類似的診斷。然後，他們會給你開由同樣的國際醫藥公司生產的，同樣的藥物。儘管有一些小的文化差異，但加拿大的、日本的、伊朗的和以色列的醫生，關於人體和人類疾病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説，是一樣的。伊斯蘭國在征服拉卡和摩蘇爾後，也沒有拆毀當地的醫院。相反，它呼籲全世界的穆斯林醫生和護士到那裏為它提供志願服務。伊斯蘭的醫生和護士，想必也是相信，身體是由細胞構成，疾病是由病原體引起的，抗生素能殺死細菌的吧。

而什麼構成這些細胞和細菌呢？説真的，又是什麼構成了整個世界？一千年前，每一個文化都有它自己的，關於宇宙，關於宇宙這碗湯的基本成分的故事。今天，全世界上過學的人都相信一樣的，關於物質、能量、時間和空間的東西。比如説，以伊朗和朝鮮的核計劃為例。全部的問題，就在於伊朗人和朝鮮人對物理學的看法，和以色列人和美國人一模一樣。如果伊朗人和朝鮮人相信E = mc4的話，那麼，以色列和美國就不會關心他們的核計劃了。人們依然有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民族認同。但在涉及實踐問題——如果建造一個國家，一種經濟，一所醫院或一顆炸彈——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屬於同一種文明。

無疑，分歧是存在的，但因此，所有文明也會有它們內部的爭論。的確，文明本身也是為這些爭論所定義的。在試圖概述自己的認同的時候，人們經常會試圖列出共同特徵的清單。這是錯誤的。列共同的衝突和困境的清單，會更有用。比如説，在1618年的時候，歐洲並沒有一個單一的宗教認同——它是為宗教衝突所定義的。在1618年“是”一個歐洲人意味着執着於天主教和清教之間、或加爾文主義和路德宗指教的教義上的細小差異，以及，願意因為這些差異而殺人和被殺。如果一個1618年的人不關心這些衝突的話，那麼，這個人可能是突厥人或印度教徒，但肯定不是歐洲人。類似地，在1940年的時候，英國和德國的政治價值截然不同，但它們都是“歐洲文明”的一塊和一部分。希特勒不比丘吉爾更不歐洲。反而是，他們之間的鬥爭，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節點上，定義了“是”歐洲人意味着什麼。

最經常和我們摩擦和鬥爭的人，往往是我們自己的家人。認同是為衝突和困境，而非一致所界定的。在2018年，做一個歐洲人意味着什麼？它不意味着有白皮膚、信基督、或堅持自由的權利。相反，它意味着激烈地爭論關於移民、歐盟、和資本主義的侷限的問題。它還意味着你要執着地自問“是什麼定義了我的認同？”並擔憂人口的老化、消費主義的肆虐、和全球變暖。二十一世紀的歐洲人，就其自己的衝突和困境而言，不同於他們在1618年和1940年的祖先，反倒是越來越像他們在中國和印度的貿易伙伴了。

無論未來等待我們的是什麼變革，它們涉及的都只可能是一種文明內部的兄弟之爭，而不是陌生文明之間的衝突。二十一世紀的大挑戰，在性質上説是全球的。在氣候變化觸發生態災難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在電腦在越來越多的任務上勝過人類，並在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上取代人類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在生物科技使我們能夠改進人類、延長我們的壽命的時候，又會發生什麼？在這些問題上，我們會有激烈的爭論和痛苦的衝突。但這些爭論和衝突不太可能使我們彼此孤立。恰恰相反，它們會使我們越來越相互依賴。儘管人類還遠遠沒有形成一個和諧的共同體，但我們都是這個吵鬧的全球文明的成員。

本文原載公眾號“人類學之滇”，原標題為“為什麼説文明這種東西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