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想為“精日”翻案的人，是什麼來頭？_風聞

文/李小飛刀

中日關係轉暖之際，有人打起了為“精日”翻案的主意。

上週五，英國國際廣播公司（BBC）的中文網站刊出一篇署名“武藏野閒人”的文章——尋求中日關係真正正常化，應為“精日”恢復名譽。

這個武藏野閒人，BBC給出的簡介是，任職於日本媒體的媒體人，曾在中國媒體上發表評論。

但是，刀哥沒有在中國和日本的網絡上找到任何他發表文章的記錄。僅有一個與武藏野閒人同名的個人網頁，顯示出生地是1937年9月於“滿州國錦州省錦縣大馬路３丁目”。

這麼個來路不清的人士所發表的文章，為什麼刀哥要單拎出來説？

就在於這個人恐怕説了一些日本右翼和中國“精日”分子的心裏話，在中日關係轉暖的今天，這種觀點對中日曆史以及現實問題的認識模糊的人是有迷惑性的，是有害的。

壹

在文章開頭，武藏野閒人先擺出了一個問題，雖然安倍首相時隔7年首次訪華，但是釣魚島等歷史問題（注意他沒有提戰爭是“問題”）沒有解決，中國國內依然有“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緒”，而日本一方認為中日關係有了全面改善的也很少。

“這十多年來受傷的國民感情和相互信賴，靠領導人一兩次的訪問、豪華宴會和投資協定等是無法修復的”。那麼怎麼修復呢，武藏野一腳把球踢給了中國政府，中國政府要改變對“精日”的看法，停止對“精日”污名化。

“精日”是撮什麼人，《環球時報》記者範凌志在他的調查中引述的一個定義刀哥以為不錯：“精日”是崇拜日本達到仇視中國人民，仇視中華民族，以身為中國人為恥的羣體。

其實“精日”不僅僅只是在思想意識上仇視自己的民族，他們還通過言語行為表現出來，不單突破了認識的底線，更突破了法律的底線。

比如南京紫金山事件中手持軍刀步槍，掛“武運長久”旗，身着日本軍服拍照的唐某和宗某，按我國刑法第120條規定：“明知是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圖書、音頻視頻資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節嚴重的”屬於“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罪”。

在武藏野這裏，要為“精日”們翻案，就要偷樑換柱，混淆是非，把“精日”從極端的違法分子粉飾得人畜無害，最好是人見人愛的“小白菜”。

他為此先後挪移了3次。

貳

第一回合，是把“精日”等同於“哈日”或者對日本經濟文化社會環境旅遊服務有良好印象的中國人。

根據武藏野從“中國網絡或從包括‘精日’人士在內的中國人那裏聽到的情況”， “精日”“絕非王毅外長所稱的‘中國人的敗類’或‘賣國賊’”。而是**“太喜歡日本的中國人”**。

“他們較多是在相對富裕、與外國接觸多的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長大，從小接觸到日本的動漫、遊戲、日劇等文化的80後和90後”。

他們“接受過愛國主義教育”，但“通過來日本旅遊等，瞭解了真實的日本，對日本的看法經歷了從負面到正面的轉變過程”。

應該承認，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日本作為國土總面積37.8萬平方公里的“小國”，成功成為文化輸出方面的“大國”，其文學、影視、動漫、遊戲能反向給西方世界以很大影響，這是了不起的成果。

在里約奧運會閉幕式的東京奧運8分鐘表演中，沒有出現一個“和服”“相撲”“櫻花”等傳統元素，全部是“皮卡丘”“馬里奧”等現當代的文化符號，證明了日本人的創造力。

好奇是年輕人的天性，不單是中國的80後和90後，全世界的80後和90後對這些新創造、有生命力的文化感興趣、喜好，都是很正常的。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成為一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國家，不單是對日本，對全世界文化中的優秀部分，中國都敞開了懷抱。

中國的年輕人對世界各國文化的優秀部分，以及自身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也都是抱着開放的心態，表現出興趣。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來説，“哈日”“哈韓”“刷美劇”“穿漢服”這幾件事跟“愛國”，根本不對立。

今年12月14日，日本動漫大師宮崎駿名作《龍貓》的重製版在中國上映，很多網友表示要“圓一個童年的夢”“還宮崎駿一張電影票”，網絡上有聲音把這些人指責是“精日”，是“敗類”，要抵制宮崎駿嗎？

為什麼沒有？！

因為大多數有理性和正常認知的中國人都清楚個人愛好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界限，都知道“龍貓”“千尋”“幽靈公主”們所代表人類共有的對和平、美好的追求，怎麼可能與“武運長久”旗、刺刀、侵華日軍軍服這些燒殺搶掠、滅絕人性的符號相提並論。

那些想替“精日”翻案的人會真的蠢到分不清楚個人愛好與國家利益麼？切！他們清楚得很。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國也出了不少從小接觸到中國的文學、繪畫等文化的80後、90後，他們有的熟讀《水滸傳》、《三國演義》，有的親身遊歷過大半個中國，他們的手上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他們叫板垣徵四郎，叫土肥原賢二。

在這裏，尤其令人作嘔的是，武藏野把“哈日”的城市中產與“反日”的小鎮青年對立開，在這兩個階層中製造幻想出來的對立。這一方面有挑撥的意味，一方面也滿足了部分日本右翼和“精日”們“自慰”式的精神勝利法：日本人、以及喜歡日本、崇拜日本的中國人，都是**“高等人”**。

越來越難以對曾經“落後”、現在“趕超上來”的中國人説一句“對不起”，拼命要守住心裏那一點可憐的“驕傲”，是不少日本人打在心裏的一個結。

第二回合，武藏野把“精日”行為歸結為個人權利和自由。

“誰都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的國家”。

“中國也應該反思，自己的社會是不是有各種問題”。

“中國政府和媒體對“精日”一詞是否繼續進行污名化，是他們是否能正視戰後實現了民主自由的日本的試金石”。

這是一些日本人在戰後幾十年新添出來的毛病，刀哥在跟不少日本人交流的過程中都曾感受的，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優越感。

尊重“精日”對“自由民主”的日本的嚮往，就是反諷中國“不自由”唄。你看我GDP不如你，但我比你“民主”啊。

可惜，刀哥曾在東京大學聽一位日本教授做過一句總結：中國和韓國的民族獨立與自由，是兩國人民自己爭取的，而日本的獨立和自由，是別人“恩賜”的。

可惜，在那些人眼裏“民主”的典範國，對南京紫金山事件中拿日本軍刀、穿日本軍服拍照，在動漫展上高呼“大東亞共榮圈”的唐某這樣的人，是怎麼處置的呢。

**1979年，西德聯邦法院的一項判決首次嚴格界定“言論自由”原則，宣傳納粹被視為“言論自由”的“例外事項”。**1985年4月，西德議會通過決議，將否定迫害猶太人的行為判定為對猶太人的侵害，並將給予法律懲處。

根據德國法律規定，在德國傳播或儲存納粹“卐”字標誌、呼喊“希特勒萬歲”口號、行納粹舉手禮、唱納粹黨歌都將面臨牢獄之災。按照相關法律，當年第三帝國陣亡士兵墓碑上的納粹“卐”字符也被一一颳去。一些變形的納粹縮寫也被禁止。比如“88”字樣被認為代表“希特勒萬歲”，因為希特勒名字中的H為字母表中第8個字母。

為了把納粹餘毒“挫骨揚灰”，德國社會矯枉過正到什麼地步？有人提出應取消德國國防軍使用的“鐵十字”標誌，理由是“會讓人聯想到納粹”，雖然“鐵十字”早在納粹出現前就普遍被德意志軍隊採用。

更有甚者，很長一段時間內，德國球迷不會在觀看比賽時揮舞三色旗、在臉上塗抹國旗或高唱國歌，因為“這會讓人聯想到納粹或軍國主義”。儘管如此，德國人仍堅持認為，這樣做可以讓本國謹記歷史教訓，不再重蹈覆轍。

為什麼我們看到武藏野的文章和“精日”的行為尤其氣憤，是因為中日兩國沒有形成對歷史問題底線的強制共同認知，沒有形成德國那樣把軍國主義“挫骨揚灰”的氣氛，讓這些人明明知道這是底線，卻敢在底線上來回踩。

第三回合，武藏野把“精日”等同於現代“遣唐使”。

“比如在唐代，中國對於日本人來説非常有魅力，作為遣唐使，西渡大唐後選擇在中國生活下去的日本人也很多。當時有日本人批判他們為“精唐”人士嗎？”

坦率地説，這是整篇文章中，最令我作嘔的一個比較。

這不但侮辱了中國人，也侮辱了日本人。

日本在唐代，從公元630年至894年這264年的時間內，一共大規模派出過遣唐使19次。當時，日本經南線到中國的海路旅途艱險、時間長，遣唐使們不懼驚濤駭浪堅決赴唐，主要是為了向唐朝學習先進的文化制度。

唐朝對這些遣唐使非常照顧，不但安排專人教授，還給予許多賞賜，但遣唐使們一天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對各種典章文化的學習如飢似渴，《舊唐書•日本傳》説他們將所賜“盡市文籍，泛海而還”。

遣唐使中最有名的阿倍仲麻呂，受唐玄宗賜名朝衡，高中進士，做到從四品的官，深得信任，卻留下“慕義名空在，輸忠孝不全。報恩無有日，歸國定何年”的詩句，一再請求回國。當最終獲准後，長安城的與阿倍交好的文人，那些後來在中國歷史上刻下名字的人，除李白遠遊未能赴約外，都來為他送行。

辭別宴上，王維為阿倍寫了一首72個字的詩《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又為這首詩作了661個字的序。

在這篇序中，王維把唐朝與日本關係友好的原因歸結為：相互信任不欺騙，對方帶着誠意來，我國以友好和開放回報（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

因此，唐朝人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來往非常密集（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

要知道，唐朝與日本歷史上是敵國，爆發過戰爭，但王維是怎麼看待阿倍這樣的友好人士歸國的呢？王維説，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晝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

也就是説，王維理解阿倍“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立場，把阿倍比作莊舄、關羽一樣有忠有義的人，從自己的情感出發，推己及人，同感阿倍的愛國思鄉之情，真心期盼他能平安回國。

這就是曾經盛唐人物，真正的胸懷與氣度。

遺憾的是，阿倍的船在歸國途中遭風暴襲擊，流落到越南並最終返回長安，終其一生沒能返回祖國，與他一同來唐的早逝的井真成的墓誌銘，或許能代表所有遣唐使的心志：形既埋於異土，魂庶歸於故鄉。

拿阿倍仲麻呂們與“精日”分子相比，難道不是令人作嘔嗎。

叁

在日本封建文化中，有一種“義子”制，即相對實力較強的“宗家”，會從實力較弱的“分家”中，過繼一個“義子”過來，這個“義子”為證明自己的忠誠，會加倍地惡劣對待自己原先的家族。

日本右翼和那些想給“精日”翻案的真實心思，絕不是什麼為了促進中日真正友好，而是為了在中國尋找“義子”。

畢竟“義子”們舔跪得好，最能給他們精神上以莫大的飽足感。

可是，哪一個“宗家”會真正去相信“義子”的忠誠呢？

又有哪一個家族，是依靠“義子”長盛不衰的呢。

説得好聽是“義子”，其實不過“二五仔”罷了。

中日關係的真正轉暖，需要的是田中角榮、大平正芳這樣，有自己的國家立場，但也從心底裏對歷史有清醒認知，能夠推己及人的人。

中國人對過去那段歷史的認識，活在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記憶裏，不是靠誰與誰的灌輸，因為這段傷痛與每個中國人的關係那麼緊，中國人才繫上了那麼多感情。人是有感情的，所以歷史也是有感情的。

中日是正常的國家關係，中日兩國民眾是平等的友好交流，不是誰要哄着誰，誰要捧着誰的關係。

解開中日關係千頭萬緒的糾結，需要真正去正視的勇氣，如果都不敢對過去的錯誤説“不”，又有誰有信心對未來説“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