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不讓墮胎,居然要看國家生育率?!_風聞

​韓國女生金素珍永遠不會忘了在墮胎結束後的那晚，她體會到的那種身心雙重痛苦。

今年21歲的她，在意外懷孕後就一直在網上查找如何獲得合法墮胎機會的資料。

然而，所有網上給出的建議，都是讓她想辦法找一些法律的漏洞進行合法墮胎。

這些建議對素珍來説一點用都沒有，最終，她還是選擇了一家小診所，悄悄地接受了墮胎手術。

非法墮胎風險很高，結束之後的素珍因為沒得到合理的護理，一整個晚上都痛苦地蜷縮着。

並且，更嚴重的是，按照韓國的法律，素珍的行為已經構成刑事犯罪了。

是的，在韓國，女性如果不是在極端情況下，

比如亂倫、強姦、威脅生命危險的妊娠並得到伴侶的同意的情況下，一律不允許墮胎。

擅自採取非法墮胎行為的女性，一旦被起訴，最高可能面臨一年監禁，罰款200萬韓元。

然而，即便知道法律不允許自己墮胎，素珍依然清楚地知道，自己無法承受生育的後果，所以她沒有別的選擇：

“墮胎對我來説是個很艱難的決定，但對我而言也是正確的決定。”

像素珍這樣的接受冒着健康的風險、犯法的風險接受墮胎手術的韓國女生還很多。

2016年，就有超過50萬韓國女性接受了非法墮胎手術，這個數字甚至超出了當年韓國新生嬰兒的數量。

為什麼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韓國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地實行這樣嚴格的墮胎禁令？

在為了提高國家生育率的環境中喪失了子宮主導權的韓國女性們，

到底該如何要回自己身體的控制權？

【就算是抗議，韓國女性也要戴着口罩】

最近，韓國首爾出現了一次女性抗議活動：

3000多名韓國女性走上街頭，舉着寫滿抗爭標語的牌子，期望能夠呼籲公眾支持女性合法墮胎權利。

然而，其中大多數人，都戴着黑色的口罩。

一方面，她們是真的想為自己的身體權利抗爭；

但另一方面，她們也害怕這種抗爭給自己帶來巨大的麻煩：不管是法律上的，還是輿論壓力下的。

要想知道，為什麼在一個墮胎實際上很普遍的韓國，要想正大光明地呼喊一次“反對嚴格的墮胎禁令”，就這麼難

除了需要看看韓國的法律外，也許也需要看看他們的生育政策。

根據1953年韓國頒佈的刑法，在韓國墮胎是而被定位為刑事犯罪的。

1973年，在新的”孕婦和兒童”健康法中，對於墮胎問題給出了進一步的規定：

除非孕婦及其配偶患有某些遺傳性疾病，或者懷孕是由強姦和亂倫導致的，又或者繼續懷孕會對孕婦產生生命威脅，

其他情況下，任何墮胎行為都是違法的。

違法採取墮胎行為的醫生會被判兩年監禁，自行墮胎的女性也會受到一年監禁和相應的經濟懲罰。

這樣嚴格的規定，雖然説是出於對嬰兒個人權利的考慮出發、出於對生命的尊重而制定的 ，

但在實際操作中，常常會為了配合國家的生育政策，有不同程度的放鬆或收緊。

比如，在1960-1980年代的韓國，在國家政府在提倡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的情況下，

韓國的墮胎禁令執行得並不是很嚴格。

60年代的韓國，到處都有墮胎巴士小診所在給女性們做墮胎手術：

70/80年代的韓國醫院和診所裏，經常有各種醫生和孕婦，在法律擦邊球的情況下執行和接受墮胎手術。

（1974年的韓國生育海報：讓我們只要兩個孩子，並把他們養大吧。）

然而，隨着控制人口政策的執行，到了2000年代時，韓國的生育率出現了明顯的下滑。

這時候，政府和反墮胎運動者就開始把注意力轉向打擊非法墮胎了。

這種“打擊”力度在過去的十多年裏持續加強：

嚴格控制醫院墮胎程序，打擊非法墮胎診所，處罰接受墮胎手術的女性和醫生等等。

從這種政策執行的變化中，其實也能感受到韓國政府對女性的態度：

當國家需要控制生育率的時候，就算法律不允許墮胎，實際操作中也會放鬆管理，給女性們降低墮胎難度；

但當國家需要提高生育率的時候，女性們就不該墮胎，實際操作中就應該嚴格打擊墮胎行為。

雖然這時候的法律，和十多年前的並沒有什麼不同…

這種變化，也可以從韓國的不同年代的生育海報中看到。

（1981年韓國生育海報：即使兩個也太多了）

【墮胎人數比新生兒還多：禁止墮胎，只會讓更多地女性們尋求非法墮胎】

但政府禁止墮胎，就真的能阻止女性們墮胎了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政府禁止墮胎，只是讓女性們更多地選擇非法墮胎：

去小診所偷偷地接受墮胎手術，又或者是網購墮胎藥物自行流產。

甚至有人開展針對有經濟條件的韓國女性的“歐洲墮胎之旅”服務…

根據韓國衞生部統計，2010年，韓國至少有16.9萬人是接受了墮胎手術的。

而根據韓國的學術機構研究，實際數字可能遠超過政府給出的數據：

2016年，韓國接受非法墮胎手術的人可能高達50萬-100萬人次，

而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當年韓國新生嬰兒出生數量。

另外，禁止墮胎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讓很多韓國女性感受到非常強烈的壓力。

很常見的一個現象是，即使是符合國家合法墮胎的規定，很多女性都經歷過被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敲詐的事情：

自己懷孕了，但如果想要獲得墮胎按照法律就一定要獲得伴侶的同意，

這時候伴侶就對自己有了法律上的優勢：

要麼同意我的條件，要麼我不同意你進行墮胎。

就算是私下采取非法墮胎，也有可能遭到男友或丈夫的舉報…

這種情況並非危言聳聽，在過去是時有發生的 。

利用墮胎禁令來敲詐自己女友的男性，和利用隱私照片來敲詐自己伴侶的人，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從根本上來説，都是利用性別優勢對女性進行的控制和剝削。

另外，這種社會壓力下，也導致願意提供墮胎手術的醫生們，收費越來越高：

因為他們每進行一次墮胎手術，都要面臨被起訴和罰款的風險。

所以很多支付不起墮胎費用的女性，只能選擇網絡購買墮胎藥物自行流產，極大地增加了墮胎的不安全性。

比如，接受歐美媒體採訪的24歲女生李明姬。

她意外懷孕後，從網上找到了購買墮胎藥品的渠道。

但是藥流並不是很成功，現在的明姬不得不再次接受手術，清楚自己子宮中的多餘殘留的組織。

這讓作為基督徒的她非常痛苦：“我覺得這是對我犯下的罪的懲罰，我以為我會死。”

【偏見才是根源：女人究竟是可以控制的生育工具，還是值得重視的合法公民】

對於上文中，像明姬這樣的信教的女生來説，有大量基督教信眾的韓國還很多。

對這部分女生來説，她們要獲得墮胎權利，除了有法律上的障礙外，也要面對嚴苛的社會輿論壓力。

基督教家庭對墮胎的抨擊就不用多少了，還有更多的人覺得采取墮胎行為對女生來説是一種恥辱：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墮胎和行兇有什麼差別？

只考慮自己不考慮孩子？

然而，這些指責似乎都將過錯推到了女性身上：

意外懷孕是女性的錯，非法墮胎是女性的錯，國家生育率不高也是女性的錯…

但女性自身的權利，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對今後生活的控制權，

卻彷彿成為了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也許正是因為如此，研究墮胎問題的韓國學者Kim Jim-seon才會説，墮胎禁令的根源，其實是在於韓國社會對女性廣泛的偏見：

“一切都是和政府如何看待女性的存在有關。

是將她們僅僅看做生育的工具，還是關注她們作為正式公民的生活權利和質量。”

（下圖為一名接受紐約時報採訪，反對墮胎禁令的韓國女生Lee Na-yeon）

所以，隨着這兩年韓國女性權益意識的崛起，關於墮胎問題的討論也開始變得頻繁：

2017秋天，有超過23萬韓國公民簽署了一份提交給韓國總統辦公室的倡議書，要求墮胎能獲得合法化。

也是這次請願，讓許多外國媒體注意到，原來韓國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居然這麼長時間以來，一直都有嚴格的墮胎禁令。

然而，雖然有大量的韓國公民通過網絡請願修改墮胎禁令，雖然這一請願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和支持，

但這一申訴在韓國社會依然沒有引起實質性的法律改變，政府表示會考慮和討論，但沒有給出任何會改變的信號…

但鬥爭並沒有停止。

2018年5月，韓國有一名婦產科醫生，因為給孕婦們提供過70次墮胎手術而被起訴。

這一事件被韓國社會迅速聚焦：

法庭如何判處這名醫生，很大程度上能代表國家如何看待墮胎權利問題，

這是當下為了個人權利而抗爭的韓國女性最為關注的事情。

然而，就在萬眾矚目等候判決結果的時候，

這個案子卻因為法官任命問題而被無限期延遲，問題再一次被擱置了。

諷刺的是，案件被擱置的那一天，也是愛爾蘭女性取得她們合法墮胎權益的那一天…

如今, 又是大半年過去了，首爾的又出現了反對墮胎禁令的遊行運動。

這一次，她們的抗議或許又將很快被遺忘。

但抗爭之路已經開始了，每一次呼喊或許都能改變一些什麼：

或許是讓社會少一個對女性存有偏見的人，

或許是讓社會多一個重視女性自身權益的人，

或許是為今後法律的修改，做出一點點的改變…

希望不遠的將來，韓國的女性能如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女性那樣，

消除社會對自己的偏見，真正地成為一個能夠主導自己的身體和子宮，個人權利得到重視和尊重的軀公民羣體吧。

作者：事兒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