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間諜與社會活動家_風聞

眾所周知，人類學家經常要進入一個異文化圈做深入而持久的調查研究。在田野間最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即是：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夜深人靜輾轉難寐之時，自己也會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這些靈魂拷問或許會讓人超脱一陣子，尚不至於要了你的身家性命。但如果被當地政權質疑你的研究目的，那可能就危險了。

這就是美國人類學家Katherine Verdery在羅馬尼亞遭遇的故事。

從1973年到1988年間，她來來回回總共在羅馬尼亞做了三年多的田野調查，研究位於羅馬尼亞中部的特蘭西瓦尼亞鄉村的社會生活和歷史書寫如何形塑當地的民族認同。這個國家當時在獨裁者Nicolae Ceausescu的統治下，以無處不在的監視而臭名昭著。作為一個來自美國的研究人員，當她得知有兩個認識的人在和秘密警察一起整理有關她的調查報告的時候，她並沒有感到驚訝。

二十年後，獨裁者的統治早已不在。當她從羅馬尼亞國家檔案館拿到一份當年關於她的調查報告的複印件後，她徹底震驚了。

這是一份有整整2781頁的檔案，詳細記錄了至少70人對她的檢舉。讓她震驚的是，這些告密者不僅僅是那些只有數面之緣的酒店前台之類的人，還包括了她的同事、朋友，甚至有過親密關係的人。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在報告中，秘密警察非常嚴肅地將她認定為間諜，提出了三條罪狀：1. 軍事間諜；2. 收集信息以分裂羅馬尼亞社會主義；3. 協助匈牙利反對派並勾結異見分子。在閲讀這些檔案的時候，她意識到自己是多麼幸運地在1988年11月離開了這個國家。就在那之後不久，秘密警察就啓動了搜捕行動。

這使得Verdery不得不去回想自己當年做了些什麼研究，建立了什麼樣的關係網，什麼樣的行為會讓人產生誤解。這樣一思索，在人類學家的實踐中，四處窺探、培育線人、給研究對象取代號……還真挺像個間諜的。

​在《我的間諜生活：一份秘密警察檔案中的調查》(MY LIFE AS A SPY: Investigations in a Secret Police File)這本書裏，Verdery用三種不同的視角重新講述了她在羅馬尼亞的故事：

1. 她本人在當時的視角（來自於她的田野筆記和私人信件）；

2. 秘密警察的視角（來自於秘密警察的筆記和報告）；

3. 她本人如今的視角。

這樣三重視角的寫法為她回顧當年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而全面的視角。

她還藉此機會尋覓和訪談了一些當年處理這個案子的官員以及一些檢舉過她的朋友。別誤會，她並不是想要跟他們算賬，也無意去譴責。她只是作為一位人類學家，試圖去理解社會主義下監視的社會邏輯。

很多羅馬尼亞人也看到了自己的秘密警察報告，他們感到了被侵犯和背叛的憤怒。Verdery對此也感同身受，然而她還是選擇了保持冷靜。在書中，她選擇用假名和重新編輯來掩飾當事人的身份，而非曝光他們。有人不明白，勸她不要維護這些舉報者，被她拒絕了。她強調了人類學家與研究對象之間保持距離的重要性。那些被秘密警察毀掉了生活的羅馬尼亞人，“他們可以對自己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感到憤憤不平，然而我不能”，她寫道。畢竟，他們不得不忍受這樣的局面，而她隨時可以選擇離開。“儘管不算是局外人”，人類學家“也不是局內人”。

在上次介紹過的《如何像人類學家一樣思考》裏，Matthew Engelke提出了田野工作的“兩個重要因素”。第一個是“參與式觀察”，將自己深度沉浸在另一種文化中的實踐——但並不是讓你“變成當地人”（going native）。在“參與式觀察”和“變成當地人”這兩種狀態之間應該存在着一條界線。“成為當地人”將破壞研究人員“作分析時必須保持的關鍵距離”。這就是為什麼Verdery需要艱難地從自己的共情中後退兩步，以保持自己的理性分析。

Engelke提出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文化相對主義”。不過他並不是指哲學意義上的沒有道德真理，所以也就沒有哪一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好或更壞，而是一種認為我們各自的分析術語、理解和判斷都不是普世的、都不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自我覺察。

Verdery的故事再次提供了一個好註解。當她剛開始閲讀自己的檔案，發現自己的很多朋友都和秘密警察合作過時，她感到被背叛了。畢竟，這些人選擇去辜負他們之間的相互信任。或者説，他們有這樣做嗎？Verdery想，有沒有可能，他們被“一種更強大的緊急壓倒了，以至於我變得無關緊要了”？這種緊急就是保護他們的家人和社會關係的需要，秘密警察隨時都有可能滲入他們的這些關係之中。美國人總是將人際關係看得過分簡單，認為僅僅靠交談和人格魅力就可以迅速達成“友誼”。為了學習像個羅馬尼亞人一樣看待這個世界，Verdery不得不放下自己這些美國人的假設。

儘管有的人類學家認為按照當地道德準則行事更好，也有人類學家在呼籲“有擔當的人類學”。後者認為即使作為研究者，人類學家也應對自己的研究對象的處境感同身受並且有所作為。在《有擔當的人類學：超越文本的政治》（ENGAGED ANTHROPOLOGY: Politics Beyond the Text）中，人類學家Stuart Kirsch力圖展現為了實現政治目的而特意組織的研究行為如何有助於學術，比如“參與社會運動，與社會活動家和非政府組織合作，為律師提供建議，撰寫宣誓書和專家報告”等等。

Kirsch的書由一個個案例研究組成，展示了他作為一個“有擔當的人類學家”（engaged anthropologist）的職業外延。1980年代末期，他在巴布新幾內亞的一個村子裏研究儀式、巫術和魔法。出於對附近一個金銅礦產生的污染的關切，他參與了針對這個礦的政治運動和訴訟活動，給律師提建議，和非政府組織合作，提供專家報告。這些政治事務帶他走向了那些差點兒被他忽略的研究問題，比如當地人是如何理解污染的，對他們而言這並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對“礦業公司失敗的社會關係“的示威。鑑於人類學家很大程度上都依靠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互惠”，Kirsch認為幫助“他們的信息提供者達成其政治目的”是合情合理的。

當然，Kirsch並不認為所有的人類學家都應該有所擔當。他承認，我們並不總是需要行動主義，“很多人類學家也許是不情願的參與者”。這句話正適合Verdery，她給出了三個理由來解釋她對於評價自己的研究對象的不情願。第一，她並不想“憤怒”；第二，作為一個70年代進入這個地區的人，她必須異常勤奮才能確立她的學術權威，而發表不成熟的意見將有損於她之前的努力。第三，儘管她並沒有將人類學理想化為一種“客觀”科學，但她仍舊致力於抵抗那些阻礙理解可能的譴責。

與自己的研究對象保持什麼樣的距離，對他們所遇到的問題是旁觀還是參與，或許還將困擾人類學家很久。但每一位身處田野的研究員，最終都會得出自己的結論吧。

Reference：

James Ryerson: Should Anthropologists Judge the People They Stud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