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聯德外交始末_風聞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2週年  作者 李吉奎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在孫中山三十年革命生涯中，曾先後尋求世界上一些大國的支持和援助。由於孫中山所從事的革  命活動，不論是清末還是民初，都是矛頭指向北京政府的，所以與北京政府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對孫  中山的要求，一般官方均未予支持。不過也有比較另類的，日本是通過“民間”( 包括浪人) 和軍部人士或暗或明的支持。沙俄政府與孫中山毫無關係; 蘇俄則先是通過其“第二外交部”———共產國際與之聯絡，後是政府出面，提供援助進行北伐，以圖推翻與它( 1924 年開始)  有大使級外交關係的北京政府。歐戰以前，孫中山並未尋求德國的援助。歐戰期間和戰爭結束後，形勢的變化使孫中山有機會考慮聯德外  交的問題。孫中山的聯德外交歷來不大為研究者注意，但它卻是孫中山晚年外交活動的重要部分。本  文擬就筆者所能接觸到的資料，對此一問題作些探討。

一

孫中山對德國的實際情況是有所瞭解的。1905   年初，由北美東返擬赴日本的孫中山受湖北留歐學生邀請，在歐陸停留。在布魯塞爾期間，成立了革命組織(  當時尚無名稱)  ，其加入的手續、誓詞內容一如同年  8  月在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當同盟會成立後，旅歐組織即稱歐洲同盟會。孫在布魯塞爾成立革命組織後，又有柏林之行。朱和中(  字子英)   當時在德國兵工大學讀書，是革命積極分子，當孫抵柏林時，他率二十餘名留學生到車站迎接，即入住其寓所羅蘭多爾福街  39  號。朱以孫“在比京時間太短，精神上不舒服，乃定上午總理自理信件，午餐後出外遊覽，晚餐後同人來寓集會，使同人之學業亦不至耽  誤。居住十二日，故討論特為詳盡 。當時正是德國國勢蒸蒸日上之際，孫中山在柏林逗留時間雖然不長，但畢竟對這個國家的狀況有了一些瞭解，這些感性認識對他後來的從政活動顯然有其作用。

朱和中在武昌起義後兩個月從兵工大學畢業。該校學生在兵工廠商人中間大有聲譽。自武昌起義  後，軍火商紛紛向朱探詢意向，朱表示傾向民軍，並勸德商禮和洋行與捷成洋行將原由清廷訂購的軍火  轉交民軍。他返國後赴南京，時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黃興將他安排在自己任總長的總參謀部任第二局  局長。這些閲歷，與孫中山日後派遣他赴德活動並任命他為廣東兵工廠廠長是有密切關係的。

孫中山在 1912 年 3 月 31 日辭去臨時大總統以後，曾遊歷南北各省，訪問日本，表示要以實業建設為急務，通過加速鐵路建設帶動國家經濟建設和發展。他要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並以德國為楷模。1912     年 4 月 1 日，他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上演説，認為“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着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又謂:    “本會政綱中，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即此事。現今德國即用此等政策。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道、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見。”

“凡此所云，將來必有達此期望之日，而    其事則在思患預防。採用國家社會政策，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而隨自然必至之趨勢，以為適宜之進步。所謂國利民福，莫不逾此，吾願與我國民共勉之。”在 4 月 4 日答上海《文匯報》記者問時明確表示，“餘乃極端之社會黨”，“民國政府擬將國內所有鐵路、航業、運河及其他重要事業，一律改為國有”。8 月 13 日，同盟會聯合幾個小黨改組為國民黨，選舉孫中山為總理。這是一個合法的政黨。該黨的《宣言》內，宣稱黨綱五事，其四“曰採用民生政策，將以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    權力，使一國家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也”。

黨綱中明確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這便不是個人意願了。在同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連續三天，孫中山在上海對中國社會黨闡述他的社會主義理論，認為“德國以國家為本位，個人為國家分子，又寧犧牲而不惜也”。他還説，國家社會主義本〈附〉麗於集產社會主義，“夫所謂集產雲者，凡生利各事業，若土地、鐵路、郵政、電氣、礦產、森林，皆為國有”。

孫中山對德國社會、政治制度的瞭解是否完全準確，另當別論，但他在開國之初即欲師法德國以建政，這是無可懷疑的，  我們甚至還可以從德國方面的記載找到證據。

1912 年 10 月，孫中山曾會見一位德國的退休上尉兼旅遊作家沙茲曼( Von Salzmann) 。沙茲曼在其所著政治性遊記《來自年青的中國》一書中，用長達五頁的文字記述此次訪問。據載，在訪問記中，他形    容孫是一位值得爭取和使人產生好感的人物;    著者希望他的著作能糾正由新聞報導所造成的“歪曲形象”。沙茲曼提及孫對德國租借地膠州灣的良好印象，並把德國譽為“我們的導師”以別於英美各國，因為德國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系統的，並且是在學術基礎上非常認真地發展起來的”。

孫中山拜託沙茲曼告訴他一些願意或能夠幫助中國改革軍隊的德國知名人士。孫中山最後説:  “我認為，從各方面來看， 德國都是我們的楷模。”沙茲曼根據這句話得出的結論是: “我們有理由從各方面來支援他( 孫) 的奮鬥。”儘管沙茲曼在“二次革命”後對孫中山的看法有所改變，但上述記載明白無誤地表明民元孫中山所要推行的建設計劃，是以德國為楷模的，以德為師，這是第一而非最後一次被他提了出來。

二

歐戰開始後，日本乘對德宣戰之機，佔領青島和膠濟鐵路，取代了德國的殖民權益，它還向袁世凱遞  交二十一條，妄圖將整個中國作為其殖民地。袁氏死後，日本在  1917—1918  年間通過西原借款，訂立軍事條約，編練參戰軍，控制了段祺瑞政府。主要圍繞參戰問題，府院之爭日烈。1917 年2 月9 日，外交部以德國採用新潛艇戰略，向德國提出抗議。3 月 10 日，國會投票表決與德國斷交，14 日將斷交事通知德國。德駐華公使辛慈( Paul Von Hintze) 下旗離京赴滬。5 月，段祺瑞將對德宣戰案諮送國會( 中經動亂， 至 7 月 14 日始正式對德及奧匈帝國宣戰) 。中國參戰實現了英美法日等協約國的要求。

孫中山主張嚴守中立，反對中國參戰。1917 年 3 月 9 日，他分別致電北京眾參兩院及英國首相勞合· 喬治，表達反對中國參戰的態度。5 月 12 日，在復段祺瑞函中，重申反對參戰理由。他還一再致電國民黨系統的國會議員，認為參戰有亡國之險。5  月間，由孫口授，朱執信撰寫了《中國存亡問題》的小冊子， 印發各地，全面論述中國不能參戰的理由。書中認為:    “以土地論，德國將來之野心，誠不可知，論其過去與現在，實可謂之侵略中國最淺，野心最小者。”又謂，至於潛艇無限制攻擊問題，“德國回答，指明潛艇    攻擊並不損及中國船舶，仍允磋商保護華人生命財產之法，可謂周到。”“德國既顯示我以可用外交手段解決此問題，而偏不與商酌，務求開戰，此可謂為與美國同一乎?”“我則突然於外交手段未盡之際，行此激烈手段，此可得謂之有不得已之理由耶?”

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1917 年 3 月底是一個分界線。在此之前孫中山反對參戰，主張嚴守中立，目標明確並比較單純。在此( 即 3 月底)  之後，雖然仍堅持反對參戰，只是目標轉移了。為何這樣説呢? 因為 3 月底以前孫反對參戰，確實是為國家保持中立，不參與國際紛爭，而 3 月底以後，則因與德方接觸，接受了德方金錢，便使他反對參戰目的轉移了。

關於孫中山接受德國金錢一事，中國方面最早證實的是當事人曹亞伯( Aber Tssao)  ，而孫中山則矢口否認。馮自由記述，關於籌集革命經費情形，黨人曹亞伯曾經透露:   “民國六年六月，國父在上海力圖起兵護法，而絀於經費，會有素與亞伯相識之美籍某國醫士，告亞伯曰:    如孫公有起兵護法之決心，某國願助資百萬。亞伯以告國父，國父大悦，惟囑亞伯堅守秘密。亞伯曰:   吾乃基督教徒，當指天為誓。自是每當夕陽西下，亞伯恆偕女友吳某乘馬車遊行各馬路兜風，順道至虹口某醫士寓所攜去大皮篋一具，其  中累累皆各國鈔票，外人雖偵伺甚密，無疑之者。未幾遂有程璧光率海軍南下及廣州召集非常國會之舉。”

對於此事，孫中山諱莫如深。他在 1918 年 3 月 18 日回答美國駐廣州總領事海因策爾曼的信中寫道: “我趁此機會毫不猶豫地宣佈，我從未從德國取得款項。在我目前的運動中，我僅僅是為下述願望所激勵: 在中國恢復約法政府，並給我們的同胞以民主政體的福祉。”③這兩則史料，揆諸史實，則前者所記金錢數目不準確，後者乃糊弄洋人的假話，其用心自不難理解。

平實地説，孫中山拿德國人的錢，是千真萬確的事。從研究的角度説，先後有五種論著講到這樁活  動。( 一) 1967 年，約瑟夫·伐思( Fass，Josef) 寫了一篇《孫逸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載《東方檔案》第35 期( 1967) 第 115—120 頁，包括從德國秘密檔案原稿中摘錄下來的一段很長的文字。( 二) 台北李國祁教授引述了同前約瑟夫·伐思一文中相同來源的德國秘密檔案，收入《在德國檔案中有關中國參加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某些記載》一文中，刊《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 4 期( 台北: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4 年) 第317—342 頁。( 三) 韋慕庭著《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1976 年英文版，1986 年，楊慎之譯，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 。韋慕庭書中所徵引的德方資料，系據上揭兩種，即 1917 年 12 月 20 日由德國前駐滬總領事所作的一份秘密報告。但就此事全過程的敍述，則還使用了美國國務院的檔案。

(  四)  ［聯邦德國］羅梅君的《1945  年以前德國和聯邦德國關於孫中山的述評和研究》，發表於 1985  年河北涿州舉行的“孫中山研究述評國際學術討論會”上。(  五)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  中華書局，

1991 年) 1917 年 3 月底 4 月初部分。“長編”這部分資料，是徵引李國祁文為主，兼收韋慕庭、羅梅君的論著。

上揭五種資料，除韋慕庭書外，對孫取德款之事，均未持異議。韋書稱: ( 德國檔案中的秘密報告)

“這僅僅是來自一個方面的證據，它並不能證明孫博士從駐上海的德國領事館那裏接受了一筆鉅款。”  並以前引孫中山致海因策爾曼函件否認之事為證。韋慕庭不瞭解曹亞伯的自證，也不清楚孫中山用三   十萬元運動海軍南下之事，只相信孫致海因策爾曼函中之虛言，認為柯南平前總領事秘密報告為孤證不    足取信，也就勉強成一家之言了。

根據李國祁教授整理的資料，1917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孫中山與德國前駐上海總領事柯南平( Herr Knipping) 及譯員雪麥( Schimer) 接觸。這當然是前駐華德使辛慈的意向。此前，協約國已用鉅款賄買中國官員及議員欲使中國參戰，德方同樣也曾使這種手段以制止中方參戰。迨中德斷交後，3 月 25 日辛慈下旗回國，臨行前除將德國在華情報活動交給美籍教士李佳白( Gibert  Reed) 及德人克雷格博士( Dr．Krieger) 與多布里柯( Dobrikow) 外，並於過上海時命令前駐滬總領事柯南平竭力與孫中山聯繫，洽談有關“段祺瑞總理下台和用金錢收買軍隊”事宜。擬以金錢———最多用二百萬元，支持國民黨倒段運動。柯南平奉命後，立即電召作為孫的朋友、時為德方工作的曹亞伯自京返滬。在曹未返滬前，柯南平已全    力進行此項相關活動，如鼓動報紙倒段與反對參戰。當曹抵滬後，柯南平即派雪麥與曹秘密謁孫，商談    倒段。據柯南平報告，孫對共同倒段一事甚為贊同，惟為影響海陸軍，盼德方予二百萬元款項支援。孫    還一再表示，他對日本政府中部分要員有影響力，他認為日本對德的態度可分為兩派，外務省反德，而大    部分海陸軍將領則親德。孫並説，為確切瞭解日本對華的實情，最初曾欲親自赴日，後因如此惹人注目，  故為友人勸阻。而日方則派高級軍官田中來華與孫交換意見。據柯南平日後的報告，孫與田中的商談   曾得到預期的效果。孫明白告訴田中，將倒段。田中表示，日本無意干預中國內政，允將其意電告日政   府。據載，柯南平曾將孫與德方有關倒段的商談另案報告政府，並獲得德首相同意(    李國祁稱未見此項文件)  。柯南平還報告，日後唐紹儀與海軍的南下，以及孫組織軍政府，均與德人活動有關。柯氏還稱， 孫當時還邀德人同往廣州，柯與雪麥均認為，如此將對雙方均為不利，故未前往①。

孫中山取得德款後，於 6 月 27 日派員將三十萬元送交海軍總長程璧光，作為海軍南下護法之需。7 月 8 日，孫中山一行由滬乘艦赴粵，17 日抵黃埔。9 月 1 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9 月 22 日，國會非常會議議決對德宣戰。德國方面以金錢換取孫中山反對宣戰的希望於焉破滅。但是，孫中山之第一次聯德外交嘗試，卻並未亦於此告終，他要曹亞伯赴德再活動。根據  李國祁教授徵引德國外交部的檔案記載，在歐戰行將結束的最後數月中，孫中山還試圖取得德國的援  助，派曹亞伯去德國。他認為德國和中國必須進行合作，以便把中國從英國、日本和它們的同盟者統治  之下解放出來。曹帶着建議去了柏林，該建議稱:  “德國和俄國必須聯合組織和裝備一支由居住在俄國邊界的中國人編成的軍隊，再加上大約一師德國軍隊，合在一起去佔領北京，並且推翻那裏的政府。然  後，德國可以取得中國的食物和原料，通過俄國的鐵路把它們運回家去。然後，大概是勝利以後，德國可  以從財政上幫助中國，幫助它重新掌握和管理海關，建築鐵路。德國還必須幫助中國使教育制度現代  化，發展工業技術，這樣，中國的產品就可以通過俄國運到德國去。”孫中山第一次護法失敗離開廣州是

1918 年 5 月，不清楚曹亞伯是何時出發並取何途徑前往德國的，但他是將近在 11 月底即停戰之後抵達柏林的。12 月 1  日，範柏中尉和辛慈拜訪了曹亞伯。曹在一封親筆信中呈遞了這個建議。這個建議沒有下文。

​曹亞伯的這次使命仍未能成功，但中俄德聯盟的構思在孫中山頭腦中已初步成型。隨着他的《實業  計劃》書稿的完成，他認為革命後的俄國與戰敗後的德國都已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可以與之結成同

盟關係。所以到了第二次護法戰爭時期，他又秘密地運作起來。

三

歐戰結束，德國以戰敗國身份在《凡爾塞條約》上簽字。德國由於戰敗失去了在華治外法權、特權  和膠州灣租借地，當然庚子賠款也早已不再支付。它不得不承認外交上與中國的平等地位。1921 年  5 月  20  日，中德締結和平條約，恢復外交關係。南方護法政府也曾對德宣戰，儘管沒有一個國家承認它的作為，但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的王正廷是南方政府所推薦的。陳炯明的援閩粵軍在

1920 年 10 月佔領廣州後，11 月間，孫中山也回到廣州，並於 1921 年 5 月 5 日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1921 年 9 月，德國公使館派副領事赫爾·瓦格納( Wagner) 來廣州重設領事館。在瓦格納對孫中山作禮節性拜訪的時候，孫提出他的政府與德國合作的問題。他告訴瓦格納，早已派出朱和中將軍作代表   赴德考察局勢，他希望能夠詳細擬定互相合作的計劃。據載南方政府的外交部長和孫中山的代表，試圖  和瓦格納一起促成德國政府承認孫中山的政府;  因南方政府尚未宣佈結束對德戰爭狀態且宣稱不承認新訂立的中德和平條約。孫提出，如德國承認他的政府，那麼德國在華將得到優惠的待遇。德方並未接  受他的意見。孫很失望。但他並未停止自己的追求。

1920 年前後，西方報紙曾不斷宣傳孫中山採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問題，以至於 1921 年 3 月日本犬養毅還派宮崎滔天、萱野長知到廣州直接向孫詢問此事之真相。當時的實際情況是，1920 年 10 月陳炯明的援閩粵軍佔領廣州，11 月孫中山由上海回穗，開展第二次護法戰爭，欲平定廣西，北伐( 反直) ，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當大總統。這個護法政府是在廣東省政府(   陳炯明為省長、粵軍總司令、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長) 之上，依靠廣東財政支持的政府，孫陳之間存在一系列矛盾。孫中山的活動，有些是對陳保密的，如孫與皖奉合作( 孫段張“三角反直”) 與“中德聯盟”活動，便是陳所不悉的。孫陳矛盾逐漸激化，乃至無法調和，演成 1922  年“六一六”陳部葉舉等人發動的驅孫兵變。兵變時，從廖仲愷的保險櫃中搜出孫中山及朱和中的三封信(  密函)  。孫函是在桂林北伐大本營發出的致廖親啓信，註明閲後“付丙”。

但廖並未以之“付丙”，而是保存了下來。同年 7 月 24 日，法屬安南河內府刊行的法文報紙即宣稱，陳炯明發現孫中山正經由前德國駐華公使辛慈居間建立中俄德同盟的文件。9 月 22  日，英國人主辦的《香港電訊報》( Hong Kong Telegraph) 將此三封函件的中文原件( 攝影製版) 及英譯合印成一小冊傳佈。該冊首頁稱，傳説已久的孫逸仙採納布爾什維克理論一事，“本報經詳細訪查已能公開刊佈無法反駁的證據: 中俄德將以布爾什維克理論作基礎結成三角同盟，這是一非常重大問題”。

以筆者所瞭解，孫與朱和中之間有關“聯德”的密函，除上面提到的三封外，至少還有兩封，即朱在    抵德後於 1921 年 11 月 15 日致孫函，及( 11 月 15 日與上述 1922 年 1 月 1 日兩次致孫函收到後) 1922 年2 月24 日孫復朱和中函。朱和中11 月15 日函今已不能看到，但它的內容從2 月24 日孫復朱函中可以得知，即該“密函所陳之十二項事業”，主要是講孫一旦北伐至武漢，則請德國興辦鋼鐵等事業。孫要    朱加速進行，因北伐軍已開始由桂林出發。另外，孫要朱聯繫德方資本家磋商，“為吾人先設一印刷廠，

不獨印刷紙票，其餘他種之印刷事業，如地圖、書畫，皆包括在內”。因為這兩封信當時不為外人所知，故也從未有人提到。引起轟動的，是 9 月 22 日《香港電訊報》及次日《華字日報》所載出的上述三封信。

1922 年 3 月 8 日孫中山在桂林致廖仲愷函，首言“茲得朱和中來函，所圖各事，已有頭緒”。函囑廖按所示款額匯北京、柏林，並囑曹亞伯在廣州等候，一經辛慈抵港即往迎接並陪往大本營，“辛慈之事，愈  密愈佳，如非萬不得已，則政府中人，亦不可使之知也”。至於 1922 年 1 月 1 日朱和中從柏林給孫的信，除了向孫報告經費開支外，便主要講:   “惟自得辛慈之助，進行愈速，範圍愈廣，若設公事所，則用費將三倍於前”，要求續撥經費。押日期為“東”的電報，內謂:  “前駐華德使辛慈熟悉吾國情形，曾充駐俄陸軍特使八年，與俄人感情亦洽”，“方中未抵柏林以前，辛即主張華德俄三國聯盟，與鈞旨暗合。近自與  中接洽後，決擬不問他政，專辦此事”。電報還講到要設一公事所辦事，約兩個月內完成，然後辛慈向德  總理請命來華，任總理員，充孫之諮詢及計劃一切及行動。最後謂，“辛慈名望頗重，須用假名，雖一般德人，亦不可使知”。

自《香港電訊報》揭示上述密函後，滬港等地西方報紙紛紛發表評論。孫中山對此不能作出回應。

9   月  29   日，上海孫中山秘書處發表《對聯俄聯德外交密函的辨正》一文，予以澄清。《辨正》首先表示，港報中所稱孫中山擬建中俄德同盟將採納布爾什維克理論的説法，是“一愚而妄之説詞”。續謂，孫“從未    計劃，且從未思及變中國為一共產主義國家”，它以《中國之國際發展》一書為例，説明中國之國際發展，

“必須外國資本及技術合力提攜之見解，極為強固，且彼曾屢次向美國、英國及其他方面招請此等合   作”。他認為，“蘇維埃政府苟一日繼續固守其非侵掠政策，中國即一日無所懼於俄羅斯”。至於德國，

“就中國方面而論，業已使彼自處於非侵掠國之列”。“彼信德國及俄國現已情形變遷，政治改更，中國  能以對等之條件與之周旋。故彼贊成一種與彼兩強更加親善為目的之政策。”《辨正》認為他的政府所  為之任何行動或事情，彼除向國會外，並無任何解釋之義務。它不承認孫曾計劃“根據布爾什維克理論締立中德俄同盟”，並譴責“陳炯明機關報”的“誣詆之辭”。

對比孫中山秘書處的這篇《辨正》與三封密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抓住密函中並無以“布爾什維克    理論締立中俄德同盟”一詞，予以反擊，是聰明的，因為確實並無此等字樣。他在 1919—1921 年間正式面世的《實業計劃》，也確實希望以西方大國的資金、技術、人才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但是，《辨正》對俄、德可以與中國平等合作且無“侵掠”( 按，指帝國主義侵略野心———引者注) ，這種判斷也未必正確，乃一廂情願，即蘇俄對外蒙、中東路之狼子野心，孫也是有切膚之感的。

《辨正》説孫對自己的重大決策    與行動只有責任向國會議員報告，但自始至終也不見他向“非常國會”報告此事;    相反，他不希望此事為政府人員所之知，慎之又慎，卻是真的。同時，《辨正》也不承認他亟亟以求的“是俄德同盟”的計劃，而此事在密函中是彰明較著的，“彼贊成一種與彼兩強( 按，似指上文提到的英美———引者注) 更加親善為目的之政策”，這難道不是“同盟”關係嗎?  至於講英譯“頗劣”與刊登密函的報紙系“陳炯明機關報”，這些説詞，與“辨正”之效力無補，因這些話不符合事實。

孫中山決非害怕文字攻擊的人，早年保皇派就曾百計中傷他，他行之若素;    清廷和袁項城都曾想要他的腦袋，他還不照樣幹革命，且“愈挫愈奮”。1922 年 8 月他從廣州回到上海，即開始推行聯俄容共政策，並與洛陽吳子玉談起合作來，列強也莫奈他何。自  1895 年廣州重陽起義失敗後，港英當局即禁止孫進入香港陸地，但 1923 年 2 月，即發表《孫文越飛宣言》之後，港英當局不僅准許他上岸，且准許他與各界人士交歡。

港督斯塔布斯爵士還在 2 月 18 日設午宴款待，笑口相迎，相攜入室，杯酒言歡，親同故友。但孫返抵廣州第三次建立政權後，加緊推行聯俄外交，並未顧及與港英的關係。可見，“密函”事件，對    孫中山毫無影響。

那麼，聯德外交下文如何呢? 朱和中於 1924 年 4 月 19 日由大本營高級參謀改任為廣東兵工廠廠長，聯德之事，已改由鄧家彥去承擔。鄧是何時赴德的，不詳。在 1923 年 6 月 23 日之前，孫已得到他的來信，並親答一函( 按，該函未見，內容不明———引者注) 。8 月 18 日孫在答 6 月 23 日鄧函中表示，此間

(  指廣州)  現財政極端困難，無力購買軍火。要鄧與德大企業家及其政府“訂一大建設計劃，中國以物資人力，德國以機器科學，共同合作發展中國之富源，改良中國之行政，整頓中國之武備。總而言之，即借  德國人才學問，以最速時間，致中國以富強”。孫函又稱:   “此步達到，則以中國全國之力，助德國脱離華塞條約之束縛。如德國政府能視中國為一線之生機，中國亦必視德國為獨一之導師。”他認為德國助中國富強後，互於資助，德國亦可恢復失去的種種權利，“未知德國多數之政治家，有此眼光否?”孫進而説道:   “望兄乘留德之機，向其政府及實業家遊説之。如彼等有此見地，知兩國相需之殷，通濟之急，不以歐亞而歧視，種族而區別，則人道之幸也。倘德國志士將從此途用工，成中德兩國之提攜，其功業必比於丕斯麥者尤大也，而兄又為此事之中介，則功業亦當在四萬萬人之上矣。幸為相機圖之。”

從此函的文字表述看，雖未言“聯德”，實比“聯德”猶有過之，這是他第二次講到以德為師的問題。不必懷疑孫中山的真心誠意，但他完全是想當然耳，德國人對此並沒有表現出多少熱情。早在 1922 年 9 月三通密函被公佈後，德國政府便發表了官方聲明稱，對於談判或海軍將官辛慈赴俄使命各節，德國政府一無所聞。海  軍上將也宣稱，他沒有為了這一種聯盟進行過任何談判。外交活動歷來都是詭秘的，我們今日也無法瞭解朱和中與辛慈哪一方説了假話，但有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孫中山的聯德外交或中俄德同盟的計  劃，沒有成功，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聯俄方面去了。聯俄外交成為他當時的主要外交活動。他在 1924 年

9      月 9 日甚至斷言: “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 “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②這些話説得很絕，雖是專指對付商團成立革命委員會而言，實際也是表示他仍處於“革命三程序”中的“軍政    時期”，對敵只能施諸暴力。據孫所知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不過是相似他的民生主義;    而俄國內經濟一片凋敝，民不聊生，有何可師? 但無論如何，“革命委員會”是成立了，它成為鎮壓商團的指揮機構， 孫指示，他不在( 廣州) 時，顧問鮑羅廷得有表決權。這樣，1924 年 10 月 14 日鎮壓商團時，俄國人便出了一份力，立了功，這便是孫“以俄為師”的一項重大成果，代價是繁華的西關成了瓦礫場。

綜上所述，民國成立後約十四年間，孫中山對德國一直抱持良好印象。民國成立伊始，他即明白宣  示，他要新中國師法德國模式建設國家社會。“宋案”引發的國家變局使他無法實施自己的抱負。第一   次“護法”，他收了德國人的金錢，想通過拒絕參戰以達到中德合作，但形勢比人強，以他為首領的護法  軍政府不得不對德宣戰。

1921 年冬至 1923 年間雖然斷斷續續有所接觸，但中俄德或中德同盟關係始終未能成事( 第三次開府廣州，他曾請了一些德國顧問，不過不能認為它屬於中德合作關係) 。1923 年10  月 6 日，他在《致犬養毅書》中還説，現在“在歐洲則露、獨( 按，即俄、德———引者注)  為受屈者之中堅”，“日本當首先承認露國政府，宜立即實行之，切勿與列強一致”。函中流露出建立中日俄德同盟之意。雖然用心良苦，孜孜以求，但是國際形勢的實際情況與孫中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他的設想最終破滅於空幻，也是必然的結果。